上海沦陷时期路易士诗歌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易士论文,上海论文,诗歌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战后台湾，路易士以“纪弦”出名，他对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贡献一直为学界所重视。关于路易士在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学活动，目前的研究尚未注意到对路易士有重要影响的《中华副刊》。事实上，该刊是路氏上海沦陷时期诗歌活动的基本据点，纪弦本人曾在回忆录中提及该刊。这是本文研究的起点。 路易士与《中华副刊》 1934年5月，路易士在《现代》上发表诗歌，从而“成为自由诗的选手，‘现代派’的一员”①。但他真正成为诗坛风云人物则是在上海沦陷时期戴望舒等人的退场之后。1942年8月路易士由香港返回上海，迅速成为《中华副刊》(以下简称《华副》)台柱。在《诗领土》于1944年3月创刊之前，《华副》是他最重要的个人展演空间。《华副》发行680多期，从第56期开始直至停刊，路氏在其中180期上发表过文章，包括诗歌94首，散文47篇，论文28篇；翻译诗27首，翻译论文2篇。多篇文章以连载形式刊登，如《计划之春》《谩骂之抹杀》《关于〈向文学告别〉》《题未定篇》《三十岁》《西洋诗与东洋诗》《三十自述》等。其散文与诗“诗文互证”，共同营造了路氏的诗歌魅力，而文论与翻译则显示出路氏指点沦陷时期上海文坛尤其是诗坛的强烈愿望。仅就诗歌而论，94首诗歌中便有《柠檬黄之月》《散步的鱼》《吠月的犬》《摘星的少年》《向文学告别》等名篇，路氏在诗坛能到“如鱼得水”之地步，毫无疑问应归功于《华副》的成功传播。 路易士甫一回沪便与《华副》相遇，首发之作为《滞沪诗钞》。编辑杨之华将之视为“一件珍贵的‘重逢’的纪念品”，并特地郑重介绍路氏，表达邀约成功的喜悦。②上海沦陷时期期刊杂志都面临缺乏写作高手的难题，尤其是像《华副》这样的伪刊，倘非诱之以重利，怕是少有人主动送上门来。因此，像路氏这样战前已经稍有名声而又爽快答允撰稿者实在稀罕，杨之华自是喜出望外，将之视为第一等值得重视与力捧的对象。除大量刊载路氏本人文字之外，《华副》还通过多种方式打造“路氏是上海诗坛热点人物”这一文化形象。杨之华不仅亲自撰文《读〈夏天〉》为他鼓掌，而且通过编发其他评论者的文章积极推介路易士及其诗作，其中胡兰成的评论为路氏增色不少。胡兰成将路易士与郭沫若相比较，指出二者本质区别在于：“《女神》轰动一时，而路易士的诗不能，只是因为一个在飞扬的时代，另一个却在停滞的，破碎的时代。”③在《周作人与路易士》一文中，胡兰成对其诗则更为推崇：“在战前，在战时——战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总是中国最好的诗，是歌咏这时代的解纽与破碎的最好的诗。”④这些评价令路氏对胡兰成感激不已，直言其为“知己与知音”。⑤ 对文学传播而言，读者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路易士非常重视与读者的互动，《华副》则积极为此提供支持。路氏也当仁不让地利用这个可以自我形塑的园地，尤其是注意及时回复读者来信：“我永远是属于你们的。我的右手永远伸向你们。愿你们握它，紧紧地，紧紧地。”⑥路氏借助书信展示十足的亲和友善之心从而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华副》第369、370期留出专门版面给路易士回复读者与朋友的来信。⑦在这两期中，路易士给12位读者及多位朋友作回复。 与同一时期的其他文人相比，路易士相当活跃而高调，这一方面得益于他自己的文学成就，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他与杨之华的深厚友谊以及与《华副》良好的合作关系。《华副》对路氏的力捧与路氏本人的积极回应是相辅相成的。就路氏在《华副》所刊种种文字而言，他是一位有着自我传播意识的诗人，他无惧他人的品评且具有指点上海诗坛的鲜明主体意识。路氏的自我传播一是表现在诗歌与散文的创作中，二则是在相关诗论、文论的传播中。在文字的传播之外，路氏的诸多文学活动都与《华副》密切相关。路氏曾被《中华日报》聘为高级职员。这一时期他以《华副》为联络点与众多诗人建立联系，工作之余更是常常帮助杨之华编选诗歌，向杨之华推荐南星等人的诗文，在《华副》上编辑同人诗歌专号，以所得稿费充作《诗领土》出版经费等等。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他对《华副》的借重，也由此他才得以引领诗坛风骚，为创办《诗领土》积累足够的人气、人脉甚至资本。倘没有《华副》这一温床，“诗领土”同人的集结或将遥遥无期，上海沦陷时期唯一具有鲜明创作宗旨与理念的文学社团——诗领土社，与当时唯一推崇现代诗并致力于现代诗创作的杂志——《诗领土》，大约也只能胎死腹中了。 大海、都市与小城：一个现代诗人的性灵游走 就路氏诗歌所涉空间而言，大海、都市(包括上海与香港)、故乡小城(扬州)是其书写的重要对象。这三者之间既有清晰的分野又有着微妙的联系，尤其是都市与小城之间存在着明确的情感对话。都市与小城是诗人不断行走之所在，而大海所蕴含的自由自在精神成为他在都市与故乡情绪变调的基本底色。 海的辽阔以及相伴而生的寂寞感是路氏常常着迷不已之处，他对大海的热情为南星敏锐捕捉，因此，他虽以“鱼诗人”知名，却以“热情的海的恋者”为南星所怀念。⑧在1936年到1939年之间创作1942年发表的《海行诗钞》系列中，广阔的海、勇敢的水手与老船长、遥远的地平线、飞翔的海鸟等诸种意象构成苍茫辽远之境，诗人则将这辽阔与漫长寂寞的时间、青春的激情相连接：“积雪的浪的群山间，/船是年轻而又勇敢的。/撇下了每一无人的岛屿，/前面是连续的地平线，/和太长的寂寞的时间。//水手们有强壮的体魄。/船长的眼睛老是茫茫的。/当一阵咸味的风/携着海鸥的呼啸掠过时，/船栏上有灰白色的盐渍了。”⑨对于海的恋慕不可解到嫉妒甚至以身相殉的地步，一股颓废、浪荡之美扑面而来：“为了常绿的海，恋的海，/乃有了不可思议的忌妒：/我要扼死一切船长和水手/和所有管理灯塔的人员。//尾着船艄，自在地翱翔着，/做一羽鸥也是快乐的吧？/我将先唱一支定情的歌，/然后溺死在永恒的微笑里。”⑩ 在大海的世界中肆意放荡是诗人的自由愿景，而现实却是不得不从一座城市向另一座城市的流动生涯，香港与上海在其诗中频频出演“双城记”。作为在上海逐渐成长起来的现代派诗人，又因战争之故行走在沪港之间，因此路易士的诗与都市上海、香港联系密切。尽管他从不自认为是上海的书写者，却对上海有着错综复杂的情感。《滞沪诗钞》不仅是其初登《华副》之作，而且是其后的书写预告。返沪的快乐、更多的痛苦以及少为人知的寂寞将会刺激诗人不断地变换视角、情绪观察上海这座沦陷颠倒的城。 《滞沪诗钞》由《归来吟》《弄堂里的孩子们》《三十岁》三首组成。《归来吟》是对平安回到上海的喜悦之情的充沛表达；而《弄堂里的孩子们》则重新打量都市的嘈杂，将孩子视作丑恶而喧嚣的苍蝇；《三十岁》则开始凸显一个三十岁男子孤独寂寞的身影。三首诗传递出路易士回到上海之后诗作心灵空间的多侧面感。且看《归来吟》：“海水由浓绿而浅绿而淡黄而深黄了。/我是冒着海涛的惊险/与夫虎列拉之袭击而归来的呀。//南京路无恙，霞飞路无恙，条条马路无恙。/国际饭店无恙，大光明无恙。/众力公司无恙，幢幢建筑物无恙。/回力球无恙，赛马无恙，夜生活无恙。/朋友无恙，家人无恙。//像三岁小儿一般雀跃着，/当我重又投进这不朽都市的慈怀，/因为我流浪得够了。”(11)该诗并不算很有水准之作，其后也未被路氏收入诗集。诗人用劫后余生的喜悦心情看眼前上海，不惜以近乎饶舌的方式带着读者巡行上海的马路、饭店、戏院、公司、赌博、赛马、夜生活与亲朋，且统统以“无恙”为惊喜安慰与结束，而马路、饭店、公司等等正是最具都市喧嚣气质的场所。整首诗的特别之处在于用“慈母”与“三岁小儿”来比喻上海与诗人的关系。“上海”早在193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等人(也是路易士的现代派同道)手中沾染上颓废与艳异之美，着实难与“慈母”搭上关系。但诗人刚刚亲历香港陷落的炮战，历经艰险回到上海，表面安然无恙的都市对诗人来说具有故地之意，仿佛又回到博大而强韧的母亲的怀抱。路氏因此自称是“严重的怀乡病者”，完全沉醉于熟悉的上海小吃：“行经三马路，我以一元的代价买了五只‘蟹壳黄’，吃得津津有味。嗅到了烘山芋的香，简直乐得我发狂。大饼，油条，菜饭团，豆腐浆，生煎馒头，样样引起我的食欲，使我馋涎欲滴。”(12)上海这位“慈母”首先以可口小吃驯服了这个往日喜欢横眉的远游者。这正暗合游子归家之后，慈母常以美食待之的温暖亲情。香港之战对路易士的上海观产生了一瞬之间的强烈冲击，以至于上海暂时获得“不朽”与“慈母”的赞美。相似的一幕发生在他罢官重返上海之后，路易士也产生了比较温馨的感觉：“久违了，东厅。久违了，西厅。”(13)但显然，短暂离别而产生的亲密之情并没有战争造成的劫后余生之感强烈。也因此，“重回上海”便不像“初回上海”那般激荡人心。 如果说上海的“慈母”印象是其情感在战争状态下的特异变调，那么，对上海的厌恶与无法摆脱的生存依赖才是诗人面对都市时的本色心情。在平复了最初的喜悦之后，诗人对上海的“慈母”想象渐渐被压抑紧张的现实体验所取代，而这种紧张心情亦同样发生于香港。1941年作于香港的《什么奸细跟在我后面》一诗明确宣告是“现代都市人心理状态绘”。(14)整首诗由惊惧、疑虑开始，“我”从城市的公共领域——步道、剧院逃回家，快速地爬上自家的楼层，却更无从藏身，沙发、卧榻、衣橱、餐桌无不隐藏着未知的危险。从公众场合到私密空间，现代都市中的“我”全无安全感。《在都市里——1941，香港》(收入《三十前集》时更名为《都市的魔术》)则以“骚音”与“速率”概括香港是个“恐怖的立体”，是“蛆样的人群”集中之地，亦是“炭气和传染病的制造所”。而“我”则不能思想，成为“蛆群中的一蛆，/食着粪，/饮着溺。/蠕动在/二十世纪的都市里”(15)。香港这一都市的污秽空间与诗人对全无尊严的生活状态的体认完全击倒了他与生俱来的知识精英优越感。诗歌场景虽然骇异，但实际上路易士在香港的生活并非如此不堪，上海沦陷时期的生存状态才是真正严峻，逼得他不得不正视与呼号。上海有着远甚于香港的污秽与压抑：“再会，上海！/再会！不朽的城。文化的城。/肺病与梅毒的都市。/充满了蝇的幼虫的厕所：/人口5000000！”(16)在上海这一都市中，路易士将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相联，绘制现代战争状态下紧张、焦虑、变异的都市画，传递出末日的不安与生存的烦躁忧虑。其诗作虽不像其他现代主义诗歌那般晦涩难懂，但其意象仍充满现代感。 尽管上海让他爱恨不已，但路易士从不以都市诗人自居。与沈从文自称“乡下人”相似，路易士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小城市的歌者”，而扬州则是其“诗的摇篮”。从扬州到上海，路易士分明感受到上海人对“江北佬”的鄙夷与排斥(17)，从而激起强烈的“捍卫小城”的意识，于是在诗作中夸大都市与小城之间的差异，并将扬州作为“寂寞、平静、素朴、古老”的文化一级，寄托自己的乡愁。《故乡》便是从上海回到扬州之后的心情写照，也是对文化乡愁的再确认。“有鸽子们的管弦乐/和鹰的英雄歌/流在宁谧的，/湛蓝的，/小城市的秋空；/悠悠然，/去又来，/诗一般悦耳。/唔，是的，/故乡是多诗的。/故乡是值得留恋的，/值得赞美的，/因这十月的美声/使我听了下泪。”(18)就像诗人回到上海立刻进行马路巡礼，对南京路、国际饭店等都市标志物逐一重新印刻一样，回到扬州之后他也开始检视小城标志物：秋空、鸽子、鹰。但不同之处则在于视角：上海巡礼是摇动的镜头、行进的视角，而扬州则是安然凝神之角度：在宁谧的小城秋空背景下，听鸽子们的管弦乐与鹰的英雄歌。此外，上海的标志物皆是人工所为，亦是中国现代化的象征，而扬州的标志物则是亘古绵长之自然的象征。有关扬州的乡愁一直是诗人念兹在兹的书写对象。在此后的《降雪的日子》(《华副》第146期)、《悲歌三节》(《华副》第530)中，对于扬州的眷恋与失去的美好往昔紧紧相联，构成“回不去了”的无奈之感。 作为不断游走的诗人，路易士在小城扬州所积淀的美好情感一直让他对都市保持一定距离。但吊诡的是他并不能摒弃都市这一生存之地。在上海与扬州之间的行走记录着他的情感徘徊：“在扬州家居日久，就想往上海跑；而在上海‘流浪得够了’，就又想回到扬州，回到妻的怀抱。”(19)但无论扬州多么优美恬静，都留不住诗人匆匆的脚步。对他而言，扬州只是每一次奔忙之后的暂停休息之地而不是心之所系的疆场，上海才是他跃跃欲试的所在。 穷愁、自怜、自傲与毁灭感：个人抒写的多面性 在战时上海，诗人最深刻的体验是生活困苦至极，吟咏、哀叹、愤怒以至绝望的多重心情紧紧纠缠在一起，《无题》一诗的穷愁之叹如寒气入骨：“然后是发自凄寂的永夜/与年终的愁怀之交织的/颤然的一声叹，/有如大提琴上的一弓，/低沉地，振荡着，/在这背阳北向的/阴暗潮湿而寒冷的/无米也无柴的/空空如也的/亭子间里。”(20)在谈及“斗米折腰”的问题时，他以极为务实的经济观为当时诗人(文人)在节操与生存之间的选择作辩护：“像陶渊明那样的‘悠然见南山’的享清福的诗人，在今日是已经不可能做到的了。因为与世无争的隐逸生活，也少不了在经济上有其相当的凭依的。可是今代诗人，谁能‘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折腰便活不下去。不甘折腰便只有去革命或自杀。”(21)路易士对个人生存空间的逼仄念念不忘，在《对人类加以嘲笑》中他悲哀地诉说道：“而在这里，/独坐于/背阳的陋室之窗下，/抽着最廉价的劣等纸烟，/拜读着琼斯和爱丁顿的著作，/写着嘲笑了人类的诗句……”(22)饥寒交迫中的诗人嗟叹的是“冬天来了”，自己还“没有大衣。没有温暖。没有家”。(23)在《冬之礼赞》中诗人则通过降雪来强调寒冷的进袭，进一步凸显没有“大衣”的尴尬与痛苦：“我感到冬对于我的莫大威胁。而且，他还嘲笑了我。/——连大衣都没有的！”(24)诗人一再提及的“大衣”已不仅仅是遮身蔽体之物，还是诗人所渴慕的温暖与尊严的象征。虽然自顾不暇，诗人却还惦记着同样没有大衣的妻子，《惦记你》便是这份感情的结晶：“而且又是十一月来了，/电车上，你一定很冷，/没有冬大衣。我也没有/我多么惦记你，惦记你/我心上的蓝孔雀，/蓝宝石，大眼睛的红天使！”(25)“无衣”的窘迫感不仅是个人独处时的寒冷与痛楚，而且会因为一些场合的鲜明反差而尖锐刺激诗人的神经。1943年12月参加一场豪华宴会的刺激更令诗人不堪：妻子不时髦的秋大衣挂在太太们时髦的皮大衣之中，自己单薄的秋大衣挂在先生们厚呢的冬大衣之中。(26)夫妻二人的心情可想而知。 一味叹穷说苦并不能完全传递沦陷上海的平民之苦，《向文学告别》这首长诗便由感叹转向极度愤激：“……时间和精力，几乎是全部都牺牲在‘觅食处处’四个字上了，奔波复奔波，流浪复流浪，教我怎能不写出像《向文学告别》那样的长诗来！”(27)《向文学告别》不停诉说对“生存空间”与“写作空间”的向往，在一无所有的状态下绝望地反观自身并对现实社会进行忍无可忍的尖锐讽刺。在《上海·上海》一诗中他直指大发国难财的罪恶群体：“巨大的蝙蝠伞下，/无量数的物资囤积着；/肥胖的赌徒们，/烤着伞内的火，/不知道雪，/也不知道雨。//有一天，/飓风自八面来，/吹倒他们的伞。/乃有簇新的招牌/(油漆未干)/照出他们的肚腹：/正当的营业/爱国的商人//只有猪猡们是无罪的，/——上帝晓得。”(28)以现代派自命的路氏在饥饿的威胁下放下对“纯粹的诗”的向往而做出尖刻的讽刺。诗意虽浅露，但终于说出了个人(也是众多平民)真正的心声。与之相似的是《物价巨人》：“我是高大的。/但处于千百倍于/我的高大/且继续增长不已的/物价巨人之/笨重的皮靴下，/我只不过是个/蝼蚁罢了。”(29) 生活一方面让诗人生出不堪重负之感，另一方面又让他滋生对“温暖的家”的渴望。对往日温暖安定的家庭生活充满“失不再来”的痛惜，对妻儿的依恋、赞美与祝祷以及自觉肩负的家庭责任感是诗中经常出现的重要内容。《猫与家》诉说温柔之家的梦幻及其破灭，(30)《惦记你》则惦记着因贫贱之故，无处栖身只能不顾寒冷到处游荡的妻子。(31)与儿子们一起观月的诗人则以失败、妥协的爸爸身份祈愿孩子们“愿他们长大起来，不变成狗。/愿他们知耻，一若他们的失败了的爸爸。愿他们心地光明，正如照着他们的柠檬黄之月”(32)。 在战争与上海的时空坐标中维系个人的生存无疑是艰难的，但路氏却因此强化了自我主体认知，如果说“高个子、瘦削、抽着烟斗、拄着手杖而行”是其自我想象，那么“孤独、寂寞、骄傲”则是其自我精神标签。在《黑色之我》中他以“黑色”为自我的象征色：“我的形式是黑色的，/我的内容也是黑色的，//人们避开我，如避开/寒冷的气候和不幸。”(33)他以“摘星少年”得到人类文明的最终肯定而自期：“千年后，/新建的博物馆中，/陈列着有/摘星的少年像一具。”(34)路氏的自我想象既自信又自负。虽然死亡是人生终点，“但我之心灵/乃是一羽/翱翔乎N度空间的/绝对自由之鸟，/而一个刹那的自觉/使我不朽。”(35)“我是不可一世的。/我是奇迹中之奇迹。/我沉默。”(36)自负使得主体意识与时空发生尖锐对话，自负至极也将转向忧伤至极。《三十前集》的结集一是因他自诩为新生代，另一方面又是因在时间面前产生了焦虑感。自信、自负与焦虑的交织使得“30岁”对他而言具有了重要的刻度感。他不仅在《苏北行》中详细记述三十岁生日前后的种种而且撰写长文《三十自述》为已经逝去的人生做一细致总结。“三十岁的小舟”是“沉重哪/——载着病了的妻/和营养不良的儿子们”。(37)“凝视着生命的地平线，/这三十岁的寂寞呀。”(38) 路氏的自我想象在“鱼”系列中得到充分展示。他在《华副》上先后发表三篇以“鱼”为题的诗，分别是《鱼》《散步的鱼》《不朽的鱼》。三首诗情绪相连，均是以“鱼”自喻，互为策应，自然构成“鱼”之三部曲。《鱼》是1939年作于上海但一直未能发表的旧作，路易士特别强调其珍贵至极：“因为表现在这一首诗里面的，有我之全人格。”(39)该诗赋予“鱼”智慧、情感、思想，尤其是“坚贞”之心：“一尾真实的鱼/游泳着。//成长于辛烈的烟草之抽吸，/浓郁的咖啡之啜饮，/而且给世界以智慧，使世界智慧。//情绪的鱼。感觉的鱼。思想的鱼。//投之沸釜亦从从容容的/一尾坚贞的，不可侮的鱼。”(40)这尾“鱼”与诗人一样自负，正如他在《不朽的鱼》中所说的那样：“我是一尾/抽板烟的青空的鱼，/游泳的太阳。/我歌。/我不朽！//我是一尾自觉的鱼。/我歌我不朽。//我辛苦地构成了/用以否定凡诸魔术的/全新的体系，/我拿烟斗敲碎了/魔鬼们的丑恶的头。//因而率领着众行星的/太阳系之太阳/乃被称为不朽的鱼。”(41)《散步的鱼》中的“鱼”仍是诗人之化身：“拿手杖的鱼。/吃板烟的鱼。”鱼不仅富有智慧与思想而且有其信仰。它关注邮船的命运，并因对“远方”和“明日”怀有期待而歌唱：“不可思议的大邮船，/驶向何处去？//那些雾，雾的海。/没有天空。也没有地平线。//馥郁的是远方和明日。/散步的鱼，歌唱。”(42)在多年后的回忆录里，路易士强调该诗中的“远方”和“明日”是指“重庆”和“最后的胜利”。(43)时过境迁，此种解释难逃自我辩护之嫌，但诗歌本身自有一种对自由、新生的向往之意。其实在《散步的鱼》发表后不久，为避免误读，路易士就曾亲自出面解释过这首诗。因为“我是一个自由的追求者”，预感有“新时代的到来”，“眼前虽则是雾和茫茫海，但是‘远方’和‘明日’则给我们以希望……于是我继续生活下去，奋斗下去。忍受一切苦难，张开两臂，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而在它的到来以前，我‘歌唱’它”。(44)无疑，在诗人最初的自我阐释中，这首诗是写对美好时代的期待与向往，但“美好时代”的真实内涵则无法准确描摹。《散步的鱼》在发表之后即受人关注，虽然张爱玲曾批评该诗“太做作”，(45)却并未影响路氏获得“鱼诗人”的雅号。 路易士的自我想象与其社会精英意识密切相关：“在思想上，理念上，具领导力，起领导作用者，既不是那些脑满肠肥的资本家，也不是那些知识贫弱的无产者：唯有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我们是优秀的。”(46)《自画像》则是这一意识的诗化表达：“平静地躺着的海：/他的额。/海是深邃的，/而额纹乃一成熟了的思想之铭镌。//用一双多忧的眼睛，/看雾的明天，看魔鬼们的活跃/看不断的迫害，/看阴谋的陷阱，/沉默着。//沉默地，/抽着板烟，/他是一个乌托邦的梦游者。”(47)这首诗因对个人“乌托邦梦游者”的定位而呈现出“思想者”剪影，但其败笔在于诗后的“注”，将“魔鬼”直接指认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外围分子，于是，这首充满玄思的诗便被具体化为一首反共诗从而伤害了诗歌本身。(48) 作为一个“梦游者”，路易士有着都市人常见的压力与紧张，失眠便是表征之一。如果说夜半划过窗前的流星是意外的美，那么不明来处的手电筒强光、渐远渐微的跫音则无端增加了恐怖感。(49)长期的紧张使得诗人极度地敏感，恍然间整个世界都在“说我的坏话”，而且无休无止。“我行过的每一街，/我居过的每一城，/我坐过的每一沙发和椅子，/我饮过的每一酒杯和酒瓶，/凡认识我的，/凡晓得我的名字的，/都说我的坏话，/嘲笑我，/不知什么缘故。”从自信到自负，狐疑与畏惧渐渐凸显，诗人最终采取了自暴自弃式的解脱：“说吧，说吧，/凡说我坏话的，/都永生吧！/凡嘲笑我的，都是美的美的。”(50) 在沦陷区上海，暂存的政治秩序是可疑而脆弱的，路氏对战争的心情是既求苟安而又不无讽刺之意。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赴宁、泰为官有何不妥，相反，他以自贬、自傲的心情炫耀着自己做官与弃官的“归去来”。也许正因如此，对民族大义并无太多考虑的路氏最为关注的问题是个人生死，而战争的破坏性则让他充满了“末世毁灭”之感，未知的恐惧在未来的某个节点：“彼满载的豪华船，/驶向黑暗的，黑暗的，/不可测知的/岁月海。”(51)覆巢之下的生活不仅毫无安全感，而且明白说来，毁灭便是其可预见的结局，《预感》一诗这样写道：大风砂之日，/这都市有毁灭的预感。/嚣骚的街。/人，/车的流。/米五千！/每一张涂抹着深重的忧郁的脸。//黑的漩涡，/歇斯底里的日子，/而且又是狂犬病/和脑膜炎流行的季节……//恐怖，不安，晦暗的天空/惨然悬着苍白的，/××××××(根据诗集《出发》，这里为：“自杀了的太阳”)/××(根据诗集《出发》，这里为：“一轮”)。(52) 该诗最后两行在《华副》发表时被删掉，当是新闻审查之故。路氏认为自己“无时无地不在注视着并倾听着现实”，意图“具体地艺术地表现现实”。(53)诗人以“疯狂”与“死亡”为集合点，将黑色漩涡、狂犬病、脑膜炎等糅合在一起，而“不安天空”中“自杀了的太阳”则是毁灭的最高点。想来路氏写作时并未想到以“太阳”比拟日本占领者，但审查者心中显然有此臆测，故将相关文字删除。路氏在回忆录中并未特别提出这一首诗为自己辩护，亦可推断出这一点。 因战争而产生的毁灭感一直贯穿在路氏的诗歌中。在《为和平而歌》中，“患了对于音乐的怀乡病”的诗人发现“音乐家已应征入伍了。/他们在前线的壕堑里，/以不熟练的手法，/演奏着一种超音乐的，/古怪的乐器——来复枪。”在血腥的战争咆哮声中，全人类都掉在了“毁灭的漩涡里”，“说战争是进化的手段吗？但这手段太天真了”。(54)在降雪之日与彻骨之寒相伴的是毁灭：“明天也许毁灭/自空中来，自远方来，/大饥馑，大疫疠，/无穷的忧患，不断的迫害，/那些，我都不管，不管。/而在外面，雪是正在/一片一片的降下，冷。”(55)在“向文学告别”之时，苦难不仅是个人不能承受之重，而且是全人类的灾难：“今天是不堪忍受的大苦难。/明天是玉石俱焚的大毁灭。/大饥馑。/大瘟疫。/再会，战争！/你使全人类堕落。”(56)诡异的是，一旦炸弹在附近爆炸，诗人却突然间超越生死，感受到了与死亡擦肩而过后的宁静、无奈以及淡然，而时间则定格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空袭下秋日的阳光，/呈一种异乎寻常的宁谧；/而且多明丽啊，/宛若三春之丰姿。//兵营里梧桐树的叶子/摇着，似已读厌了/这个战争之永无结局的/长篇小说之连载。//我站在晒台上，/眺望十一月的青空：/高射炮的残烟，/如我口中喷出的云雾。”(57)在明媚如春日的秋天遭遇空袭，世界却是一片反常的宁谧。多年战争煎熬的经验是无处逃生，剩下的是静待命运裁决的淡然与讥讽。 路氏一直提倡“纯粹诗”，但就其创作而言，沾染意识形态、粘附现实政治的诗时有所见，大多数诗忠实于战争状态下的生存感，表露出都市/小城、战争/日常生活、外部世界/个人等多重维度间的个人经验，越来越不堪承受的生活压力、自信甚至自负、犹疑不安到恐惧、担忧而无奈之下的淡然等等，因此真正达到“纯粹”之境的并不多。他在上海时代所从事的诗歌创作与批评经验，则因历史巨变而在战后台湾获得复习与重新生长的机会。 路易士是观察沦陷时期诗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样本之一。其人其诗其文构成了矛盾、暧昧的混合声响。他在政治与文学之间往返，对汪伪政权与日本占领者不乏主动迎合与积极献媚之举，但政治上的附逆并未让他富贵起来，反而始终处于贫困愁苦之境，甚至游走在崩溃的边缘。“纯诗”的追求者徘徊于政治与文学之间，在战争的伤口上寻求与占领者的文学之谊，趋利而为的结果是当时的“荣耀”与以后岁月里的难辩。 ①⑤(17)(19)(43)纪弦：《纪弦回忆录 第一部 二分明月》(下)，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3、128、92、92、124～125页。 ②编者：《〈滞沪诗钞〉附记》，《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56期，1942年9月28日。 ③胡兰成：《路易士》，《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323、324期，1943年10月21、23日。 ④胡兰成：《周作人与路易士》，《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328期，1943年10月28日。 ⑥路易士：《致读者》，《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346期，1943年11月24日。 ⑦路易士：《短简钞》，《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369期，1944年1月6日。 ⑧南星：《给易士》，《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258期，1943年7月13日。 ⑨路易士：《海行》，《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82期，1911月2日。 ⑩路易士：《常绿的海恋的海》，《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82期，1942年11月2日。 (11)路易士：《归来吟》，《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56期，1942年9月28日。 (12)路易士：《〈滞沪诗钞〉题记》，《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56期，1942年9月28日。 (13)路易士：《重回上海》，《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255期，1943年7月10日。 (14)路易士：《什么奸细跟在我后面》，《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109期，1942年12月9日。 (15)(56)路易士：《在都市里——1941，香港》，《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135期，1943年1月19日。 (16)路易士：《向文学告别(下)》，《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318期，1943年10月13日。 (18)路易士：《故乡》，《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68期，1942年10月14日。 (20)路易士：《无题》，《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379期，1944年1月22日。 (21)路易士：《诗人之路》，《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29期，1943年9月5日。 (22)路易士：《对人类加以嘲笑》，《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145期，1943年2月3日。 (23)路易士：《向文学告别(上)》，《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317期，1943年10月12日。 (24)路易士：《冬之礼赞》，《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118期，1942年12月22日。 (25)(31)路易士：《惦记你》，《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359期，1943年12月18日。 (26)路易士：《希望》，《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441期，1944年4月11日。 (27)路易士：《艺术·文学》，《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299期，1943年9月12日。 (28)路易士：《上海·上海》，《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621期，1945年6月21日。 (29)路易士：《物价巨人》，《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398期，1944年3月9日。 (30)路易士：《猫与家》，《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254期，1943年7月8日。 (32)路易士：《柠檬黄之月》，《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217期，1943年5月19日。 (33)路易士：《黑色之我》，《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118期，1942年12月22日。 (34)路易士：《摘星的少年》，《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115期，1942年12月17日。 (35)路易士：《无可奈何之歌》，《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158期，1943年2月25日。 (36)路易士：《三十岁》(散文)，《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210期，1943年5月10日。 (37)路易士：《三十岁的小舟》，《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124期，1942年12月30日。 (38)路易士：《三十岁》(诗)，《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56，1942年9月28日。 (39)(40)路易士：《鱼及其他》，《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151期，1943年2月16日。 (41)路易士：《不朽的鱼》，《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259期，1943年7月14日。 (42)路易士：《散步的鱼》，《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406期，1944年3月28日。 (44)路易士：《释〈散步的鱼〉》，《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437期，1944年5月30日。 (45)张爱玲：《诗与胡说》，《张爱玲文集》(第四卷)，金宏达、于青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页。 (46)路易士：《建设新上海与文化自觉》，《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272期，1943年8月3日。 (47)(48)路易士：《自画像》，《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91期，1942年11月15日。 (49)路易士：《夜半几何学的窗》，《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58期，1945年4月13日。 (50)路易士：《说我的坏话》，《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365期，1943年12月29日。 (51)路易士：《某地》，《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425期，1944年5月9日。 (52)(53)路易士：《预感》，《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438期，1944年6月2日。 (54)路易士：《为和平而歌》，《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91期，1942年11月15日。 (55)路易士：《降雪的日子》，《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146期，1943年2月4日。 (57)路易士：《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518期，1944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