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社会科学与历史证据：霍布斯鲍姆史学方法论思想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霍布斯论文,方法论论文,史学论文,历史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3)03-0078-07
一般来说，对史学方法论存在着两种理解。一是，史学方法论仅指史学研究和编纂方 法，即史学方法，关注历史学家在批判地鉴定史料基础上，如何编纂历史著作，思考运 用什么样的方法或反思怎样向外输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借助于特定文本或载体表现其史 学观念和历史价值观。按此说法，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 c Hobsbawm,1917-)没有专文论述具体史学方法，但从他丰富多元的历史著作中，或能 管窥其史学方法论的主要内涵。二是，从更广泛意义上理解史学方法论，它包括历史认 识主体据以认识历史客观存在的史料、解释历史的普遍哲学观念或理论方法，用以叙述 历史的基本原则等方面的分析，也涉及历史学与其它相关社会科学关系问题的论说。[1 ](P458)从这个角度看，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体系中确实蕴含了丰富的史学方法论因素 。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阐述其史学方法论思想，无疑有益于深化对于霍布斯鲍姆史学思 想的研究。
一、史学方法论的分析前提
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方法论基础或分析前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他在《马克 思主义史》第1卷的导言中写道：“‘迄今为止，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 造世界’。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世界历史上最具有实践影响力(或者说具有深厚实践 根基)的理论学派，它既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有力手段，又是改造世界的有力方法，那么 我们在撰写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时也应遵循同样的原则。”[2](PP.vii-viii)他强调不仅 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史，而且要研究受此思想体系影响的现实社会历史运动过 程及其意义。关于历史的本质和社会经济形态更替以及社会内部发展和相互作用的机制 等问题，他认为：“马克思的方法仍然是能够保证我们解释整个人类历史运动过程的唯 一方法，也成为我们讨论现代问题最富有成效的出发点。”[3](P155)把马克思主义当 作一种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既是他在编著《马克思主义史》这套丛书的总 体方法论原则，也成为其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核心方法，霍布斯鲍姆对之具有深刻的理 解和论说。他认为：“马克思的方法首先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通过人类社会生产(或 再生产)方式的变革，它提供了一个历史转变的基本结构模式，在这种生产(或再生产) 方式中，人们处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之中，这种生产关系与某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的 一定阶段相一致，虽然它们之间时而发生冲突。第二，它为人类的其他社会活动(马克 思称之为‘上层建筑’或特有‘社会意识形式’)和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 了一种解释模式。……马克思的方法还包含第三个方面，即有意识的人类活动与不以人 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变革之间的关系。”[4](P631)前两层意思是不言而喻的，他更注意 到最后一层意思，认为马克思主要关心的是建立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普遍意义上的长 时段历史发展模式，即社会发展的结构关系，不过，马克思注意到了这种独特关系，却 暂时没有详尽阐述它。霍布斯鲍姆进一步认为，这种模式在本质上与社会科学，特别是 那些政策应用性社会科学有直接的联系。应该说，社会结构模式成为历史学与其它社会 科学分析问题的共同理论模式和相互促进的直接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曾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5](P20)长 期以来，这句话往往被看作是引起中西学术界关于历史学是否属于科学的论争的起点。 中西史学界关于历史学学科定性的讨论，或通过其著作形式和表述方式，或通过直接的 理论辩论形式长期凸显。本文并不打算重新涉及这种争辩，而想特别指出，按照霍布斯 鲍姆的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此言并非指具体的历史学性质为何，而实际上只寓意了一 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即把世上任何事物的观察都视为历史的一种发展过程的分析方法， 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它在科学研究中被广泛接受，20世纪社会科学普遍历史化趋势 即为明证。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研究历史的最好方法，因为比起其它方法来说，马 克思主义更清楚地意识到，人类作为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哪些事情他们不能做，也明 确对于历史的客体，他们所不能做到的事情。”[3](P65)马克思主义能够提供分析与解 决问题的方法论原则。在看待马克思的方法和运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解释社会历史发展 过程时，他认为：“还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大多数其它那样的观点现已不再具有影 响；其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那些方法，不管是否揉合了那些接受马克思的问题但试 图提出不同答案的其它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方法，它依然保持着对当代历史学最强有 力的影响。这并不意味着在这种普遍方法内就不可能得到各种不同的答案。”[4](PP63 0-631)凡此种种说明，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法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并非生搬 硬套的教条。20世纪50年代期间，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间展开有关由封建向资本主 义过渡问题的讨论，实质是关于世界历史分期问题的论争。[6](PP9-29)积极参与争辩 ，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从封建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期间，可以依次划分为从西罗马帝国 灭亡到10世纪时代、中古时代封建社会盛期、13到14世纪封建社会危机时代、早期资本 主义时代、17世纪危机时期和随后资本主义社会真正胜利时代六个阶段。[7](P255)当 然，霍布斯鲍姆清楚这种分期法仅为一家之见，深知理解社会的变迁应建立在具体研究 与事实论证基础上，其分期理论并非也不可能是普遍公式，因为“运用一种普遍性的趋 势来说明由封建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目前显然是深受怀疑的。”[7](P255)
霍布斯鲍姆把人类社会20世纪历史从1914年算到1991年，这种看法确实引人注目，并 在学术界造成了波澜。他坦言20世纪历史是其花费五年时间一直思考的主题，尽管许多 学者已经撰写或准备撰写多种多样的20世纪历史，不过“我所感兴趣的这个时期结束于 苏联解体的1990年代早期。”[8]当意大利记者对他进行新千年采访时，他就为什么选 择苏联解体事件作为新旧世纪分期标志问题给予了一种全新解释：“挑选一个特定的日 期是一种惯例，并不是历史学家所刻意追求的东西。”[9](P5)人类历史发展犹如由过 去、现在和未来组成的连绵不断的长河，一个时期与另一个时期很难说有严格的断裂。 需指出的是，一种合理的历史分期法对史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卡尔说，“把历史 分成若干时期并不是一种实际情况，而是一种必要的假设，或者思想工具。这种假设或 工具只要能说明问题便能发生效力，而且是靠解释发生效力。”[10](PP62-63)中国学 者论及研究分期的学术意义时说，“史家把这个没有间断的发展过程划分成若干段落， 除了叙述的方便，主要还在于表达对诸如历史是如何发展演变的、什么是发生变异的动 力和出现转折的原因，以及应该以什么事件作为不同阶段的主要标志着关系全局的一系 列课题的理解。”[11](PP56-57)这也能表达霍布斯鲍姆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对历史 进行分期的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
二、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区别和联系
从中西史学史的角度上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究竟能否或在多大范围内能够运 用到历史研究领域?反之，历史学对其他社会科学又有何贡献?实际上，从方法论上对历 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关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彼此关系的反思，最集中 地体现了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这里主要从学科方法论相互借鉴的层面，论述 霍布斯鲍姆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关系的认识和反思。
笼统说来，历史学家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关系的争论，大致可分两类观点：一类 认为历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存在本质或性质上的不同，否认它们之间的任何联系。为了 澄清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方法论上的区别，把历史学从社会科学群体中单独分离出来 ，使它与其它社会科学各自独立存在。另一类则主张，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没有 鲜明差别，其根本研究对象一致，都是具有思想和文化的社会的人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问 题。基于此，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是相互联系的，而联结点就是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的演化 和变迁，即人类社会历史的结构变迁。为了说明它们之间的联系，他们把历史学与其它 社会科学相提并论，使之统属于社会科学群体。年鉴派就重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间的联 系，认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和主题方面，存在许多相通之处。“布洛赫不止 一次地声称，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差别。”[12](P64)勒高夫也认为， 历史学的发展“关键是要打破学科间的隔膜和区分，特别是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 [13](P46)
霍布斯鲍姆在讨论两者关系时，侧重于第一个层面的论说，但也不忽视第二个层面的 解释。他指出，19世纪历史学越发专业化并成为一门独立自主性学科以来，“尽管从事 学术研究的历史学家继续沿着学术之路发展，历史学却依然是新社会科学的主要组成部 分。这在一派繁荣的语言学领域里尤为明显，用当代术语来说，此种语言学应称为历史 比较语言学。”[14](P292)他十分重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历史学对社会科 学的发展产生了诸多影响。
当然，在霍布斯鲍姆看来，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虽不是相互隔绝，却存在学科特征 上的差异，它们之间既存在侧重点的不同又有着方法上的借鉴关系。虽然两者的根本研 究对象都集中于人之作为社会存在的演变和变迁问题，这是它们可以相互合作和影响的 前提条件，但是它们还存在具体研究兴趣的不同和分析方式的差异，这又是它们可以相 互借鉴各自的新观点之根据所在。
霍布斯鲍姆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领域的社会学科，历 史学既注重普遍性也关心特殊性的研究，但它必然甚至首先需要解释特殊性的问题。“ 正如马克思所认识到的，系统地阐述人类社会演变的结构和人类通过劳动(物质性的生 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结合)的社会过程而获得了日益增长的控制自然环境的能力是不 够的，还必须对社会和形势发展的特殊阶段进行特别的分析。……更进一步说，历史学 不仅需要阐明普遍变化的结构和在特定发展阶段的特定条件内的结构变化，而且需要阐 明变化所带来的具体结果。”[4](P633)也就是说，历史学首先需要关注特殊阶段社会 历史的发展进程，再分析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他承认，通常那种与历史相关 的社会科学满足于比人文历史学家所要求的那种更普遍得多的解释，历史学家感兴趣的 则是更具体的解释。当然，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更强调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普遍 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按霍布斯鲍姆分析思路，各门社会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普遍真理，即关于认识对象的 普遍性解释。在研究过程中，它们也必然涉及类似于历史学所碰到的现象性解释，但它 们描述的个别现象是作为普遍规律的例证起作用，其侧重点不在于个别现象中的特殊性 ，而是为了寻求和个别现象中的普遍性。然而，历史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 门特殊学科，其学科特点在于描述个别现象，同时从普遍性的角度去解释特殊性。这是 两种不同的学科解释门径与逻辑推理过程，也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科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 。
19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建立起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 家认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关系是相互隔绝。霍布斯鲍姆完全摒弃这种观念。在强调 它们之间学科差异的同时，他认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应该保持着一种良好的相互影 响和促进的关系。按理说，“我们在20世纪期间所看到的应恰好是19世纪90年代正统历 史学家全然摒弃的东西：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友好关系的恢复。”[3](P63)然而，令 他深感不解的是，直到20世纪末，仍然有一些历史学家如同19世纪晚期的历史学家那样 拒绝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这是历史学进步的重大障碍。“如果历史学以种种借口 与其它研究世界万物变迁或研究人类进化的学科隔绝开来，我认为历史学作为一门严肃 的学科就不可能取得进展。”[3](P63)因此，他呼吁作为不同于其它社会科学的一门独 立学科而存在的历史学应该借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只要其它社会科学的方法与 思想观念对历史研究有用，与历史学有关，我就不反对历史学家借用，也不反对他们把 这些社会科学的最新发展融入到他们自己的工作中去。”[3](P66)当然，“历史学不能 过多地纳入社会科学或任何其它科学的主题之下。……恢复历史学家与社会科学之间的 和睦关系不能仅取决于一方。如果历史学家不停地向各种社会科学寻求方法和解释模式 ，社会科学家也会设法使自己历史化，并向历史学家寻求方法和解释模式。”[3](P63) 由此观之，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确实存在着学科界限，但二者并非绝对不相容，它们 的区别不能以忽视相互之间的固有联系为代价。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当代英国自由主义史学家和社会学家H.珀金论及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社会史学与作 为社会科学的重要学科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时，这样写道：“社会史学家同社会学家的区 别恰如经济史学家同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一样。社会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同后二者一样 ，它们是一个队里的伙伴，彼此都不能不忽视对方的见解和评价。”[15](P130)广而言 之，任何社会科学都不应脱离历史学的时间维度和空间广度，任何社会科学家都需要历 史学家的多重历史感。作为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珀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历史学与社会 科学的交汇关系，而霍布斯鲍姆更深刻地认识到，正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汇集在一起， “20世纪历史学的发展才取得了进步，尽管是以动作迟缓的、曲折的方式前进，但的的 确确是进步了。”[3](P69)从学科整合角度看，某种程度上，以他为代表的新社会史研 究就是以历史学与社会学为主体的跨学科整合过程。
霍布斯鲍姆关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关系的认识与看法，构成了其历史认识论思想 的重要内容，也成为西方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不容忽视的圭臬之言。应该说，强调历史 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关联越来越成为当代西方史学思想史上的重要观念。具体到不 同的史学家，这种观念的侧重点显然有很大差别。如果说巴勒克拉夫着意强调社会科学 对历史学的影响，[12](PP70-147)那么霍布斯鲍姆则更注重历史学对社会科学的贡献和 方法论意义。
强调历史的证据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科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最能体现霍 布斯鲍姆关于历史学对社会科学的贡献和方法论意义的观点。他认为历史的证据应该成 为任何社会科学的基础，他对历史学中普遍存在着的原始资料的价值、处理方法和发掘 资料的原则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认为这些都对其它社会科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非 常明显，“任何社会科学只要涉及社会的现实问题，都需要历史学的证据，或都试图通 过有关证据来证实或证伪它一般的理论模式……”[4](PP625-626)当代社会科学利用历 史资料的现象非常普遍，因此，他强调进入历史认识主体研究视野的历史证据之重要性 ，历史证据对其他社会科学具有普遍性意义。
社会科学不但需要历史的证据，而且需要历史的研究方法。正如论者所言：“历史研 究能够为其他所有学科的研究提供一种共同方法。因此，历史研究也许是适合于组织全 部人类知识的唯一学科，这个功能有着不可等闲视之的价值。”[16](P34)历史的方法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实际上，甚至在并非直接关怀人文精神的学科里， 历史证据和历史方法也起作用，在诸如经济学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充满着历史 的解释方式可资证明。
霍布斯鲍姆认识到，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历史学关注的一些问题也产生于任何涉及历 史问题的社会科学之中，甚至某种程度上，社会科学更需要历史学的那种具体解释和研 究方法。举例来说，虽然气象学或经济学等学科不得不考虑诸如天气因素对伦敦航空公 司的影响，但它们也不能忽视诸如苏丹阿拉伯国家发生的政变对某个公司、国家或世界 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影响问题，任何涉及到复杂历史变革的科学必须用更独特的理论和解 释来补充它的普遍性理论。[4](PP633-634)应指出的是，社会科学这种做法是对资料和 证据的态度与处理方式方面与历史学殊途同归的一种表现形式。他曾断言，“脱离历史 学，经济学就是一艘迷失方向的船只，而没有了历史学，经济学家甚至不知道向何处航 行。”[3](P106)他系统论证并倾向于强调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方 法论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霍布斯鲍姆从方法论角度强调：历史的证据和历史的方法不可能只局 限于历史学本身，作为本质上都是涉及诸如社会变革和转变及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学科 ，历史学对社会科学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三、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历史证据的权威性
在西方史学界，随着史学观念的进步，人们对史料的看法与利用的态度也有很大变化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当代新史学思潮中的重要流派，惟其如此，新史学的科学特 征所包含着强调史料的批判性鉴别态度自然也在霍布斯鲍姆的史著中得以体现。霍布斯 鲍姆更强调在对史料进行批判鉴别的基础上反映过去，寻求通往现在和未来的纽带与桥 梁。在他看来，历史学是一门以过去为基础追求现实意义的学科，历史研究就是力图发 现和理解过去的人类活动何以发生，它与现在有何联系的问题。这固然取决于史料的性 质与范围，但也取决于史料的选择及其运用，更涉及历史证据的权威性。在史学实践中 ，他注重挖掘与广泛运用多种多样的史料，阅读其史著，人们无不会为他宽阔的知识面 而震惊，也会被他独特的史学观念所吸引，而这都基于他对丰富史料的掌握与运用技能 。他关于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与历史证据之间关系的观点，特别论及史料(或历史证据)判 别与运用的方法论思想体现如下：
首先，霍布斯鲍姆十分注意历史事件及其文献资料与历史认识主体对事件的描述或解 释两者之间的关系，即客观的历史与历史的解释之间的差别与联系。他认为要正确处理 这种关系，历史认识主体对史料的认识与运用起着核心作用，它涉及如何处理历史认识 过程中历史认识主体和历史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任何问题都不能走向极端，如果 背离了辩证法，片面强调历史认识主体的作用，那么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就容易陷入 相对主义、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学的和两难处境正反映了人类认识能力和客 观认识对象之间最深刻的矛盾——主观视角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从人类认识发展史 的历程来看，人类认识的全部努力都是在试图跨越主观和客观之间那道似乎永远不可能 跨越的鸿沟，因为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虽然可能通过特定努力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二者 却不可能完全同一。这是一个悖论，即历史的客观存在性与人们认识历史真相的程度不 可能完全吻合，人类思维的逻辑和现实世界的发展逻辑不是也不可能完全重合。然而，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才是事物发展的真谛，在史学领域，历史学家们正是在这种 无穷尽的追求中获得各自的职业乐趣和生存价值。
与传统社会史学家相比，新社会史家霍布斯鲍姆更认为，历史学家与史料的关系不是 被动而是主动的，历史认识主体的主观态度有时会从根本上影响史料的性质与功能，从 而制约历史认识的成果。他说，必须指出的是，“所有这些资料都不是‘固有的’而是 为了回答历史学家的问题而被摘取、推论或建构出来，它们的选择、展示和加工如同它 们的解释一样很可能受到历史学家主观意图即偏见和先验因素影响。”[4](P628)正如 学者指出，历史学家预计提出的问题与他原来固有的专业思想素养两个因素，确定了他 对文献材料的把握与对所依赖的研究文献的态度。[17](P134)霍布斯鲍姆强调，“历史 的证据仅仅只是作为一种假设存在。虽然我们可以试图从证据中推断出某种可能性，但 是我们不能把证据中没有的信息强加进去，包括那些编辑这些证据的人心目中没有的那 些问题的可能性答案。”[4](P624)在他看来，我们需要判断所占有资料的性质，即是 原始资料还是非原始资料，通过准确理解完成一项研究所占有的资料来解释历史，从而 尽可能认识客观的历史存在。他非常重视原始资料的价值，而“最恰当的原始资料是那 种必然寓含着某种观点的单纯记载行为的资料。它们几乎总是某种方法——无论如何— —即历史学家心目中已经存在的发问方式的结果。然而，一般而言，它们相当具有说服 力。”[3](P208)他也不忽视非原始资料对主题论证的价值，认为由于受到历史认识主 体自身认识水平的局限，有时史学家不可避免地几乎全部依赖二手甚至三手资料，如“ 研究19世纪的著作已可堆成连绵山脉，而每年在山脉上仍有新作品不断增添，使历史的 天空默然失色。……连最博学和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也倍感无法应对。”[14]
(PPxiii-xiv)历史学家必须借鉴他人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但历史研究成果的可接受性取决于研究者选择资料时的主观意图和证据本身的可靠性质，以及“依赖于我们对某种分析形式的熟悉程度，如对时间系列、趋势、统计的概率等等运用程度。”[4](P628)
历史学家比其他社会科学家更经常面临着这种资料选择的方法论上的复杂性，反之， 他们的经验又能为其他社会科学家提供有价值的指导。霍布斯鲍姆清楚地认识到，虽然 社会科学里运用历史证据的现象非常普遍，但是社会科学家在对待历史证据的性质、历 史证据的评价和历史证据的处理等问题方面，与历史学家有着很大的不同。传统历史学 与社会科学各自对待证据的态度和处理资料的方法就有很大的不同，传统“历史学家像 律师一样，把对证据采取怀疑主义态度作为他们的出发点。……本质上，证据评价的标 准如同资料的性质一样会随着历史学家自己从事研究问题的变化而改变。”[4](P626) 传统史学家注重原始资料的拷问，而社会科学在对待历史资料并用之于研究问题时并不 是采取这种传统史学方法。社会科学家们对于利用那种证据时的困境认识不足，在运用 证据时也缺乏批判的眼光，普遍的现象就是把第二手资料当作原始资料来运用，然后对 这些资料进行“理论化”。问题不是不能运用非原始资料，而是如何运用二手甚至三手 资料。
其次，捍卫历史证据的权威性。霍布斯鲍姆强烈反对学术界目前存在的两种倾向：第 一，历史小说家们把他们的构思更多是建立在虚构的而非现实记载基础上，从而混淆了 历史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线。第二，西方知识分子中间普遍流行的“后现代主义”倾向 ，特别是文学和人类学领域，这种倾向意味着所有主观存在的东西都不过是一种知识性 结构，否认事实和虚构间明显的区别。[3](P6)在他看来，正是受这股思潮的影响，历 史作为一种虚构在“后现代主义”史学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轻视历史证据，也不注 重资料的挖掘与考证。
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事实”只作为按先验概念来阐释问题的功能而存在，历史学 家研究的过去仅为他们内心的一种结构，因而客观实在性是不可能获得的。针对此说， 霍布斯鲍姆严肃地指出，“我强烈捍卫历史学家调查研究的目标是真实性的观点。这是 历史学家的必然起点，然而远远不是终点，对他们来说，最基本的是要绝对区分能确证 的事实和虚构两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区分那些建立在证据或从属证据基础上的历史叙述 与不是建立在两者基础之上的历史叙述之间的差别。”[3](Pviii)他对“后现代主义” 持尖锐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因为它对于事实与虚构、客观存在与概念推演之间的区别 播下了怀疑的种子。它是深刻的相对主义。”[3](P271)问题的实质是：“如果不存在 事实真相和非事实真相，也就没有历史。”[3](Pviii)历史的书写需要艺术性手法，但 按照霍布斯鲍姆的史学观念，“并非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捏造的或虚构的，因而把历史 学重新定义为一种界于两个对立文本之间的一种对话，这已导致一种模糊历史学前景的 ‘知识上的含糊’。”[18]更糟糕的是，它会进一步歪曲历史并由此促进相对主义或怀 疑主义的泛滥。“这种怀疑论——甚至可以说是虚无主义——不折不扣地导致一种对知 识的否定，因为后者发现自身被变成一种偶然的和任意的陈述，甚至一种幻觉。”[19] (P115)后现代主义在史学理论上的根本危害在于，它否定了历史的客观真实性，也就否 定了历史学的科学性。正是那些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史学家成为霍布斯鲍姆的主要批 评对象，他们以一种对真相抱着极度相对主义或怀疑主义形态和面目出现，实质是逃避 广泛的社会历史问题。
最后，在史料的范围和运用方面，霍布斯鲍姆认为，理论上，既然要构建全面和整体 的社会历史，(注：霍布斯鲍姆主张依靠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辨和阐述各种复杂社 会现象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机制内部的相互关系，其史学方法论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借 鉴相关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模式和方法概念，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把握社会历史的 总体，撰写整体社会史。关于其整体社会史思想，笔者另行详细论述。)就需要全面地 了解与体验过去时代人们的行为活动和思想内容，因此，任何与人类有关的行为方式与 思想方式的材料都可纳入历史研究的视野。他非常看重历史的多样性，而反映历史多样 性的基本依据就是挖掘丰富多样的历史材料，他反对那些极端经验主义者和沉浸于档案 材料研究或总是喜欢关注那些巨大社会与政治变革的传统主义学者们对待史料的方法与 态度，强调要从新的角度开发新资料，巧妙地将其运用于历史研究。
在史学研究实践上，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最基本的就是资料的选择与运 用问题，霍布斯鲍姆的许多著作，也体现了对新史料和其它另类史料的开掘及其使用的 学术意义。比如，在《男人和女人：左翼形象》文，他从独特的角度分析那些与工人运 动有关包括漫画、油画、青铜雕像、徽章、绘画作品及行业公会会标等资料所表达的意 识形态象征与喻寓，揭示妇女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社会工人主义运动中的形象男性化过 程。他认为在20世纪的工人运动中，女性作为道德和理想的化身、作为政治自由女神和 缪斯、作为具有革命性和叛逆性贞德形象，已经在政治图像中失去了其在19世纪时代的 特定意义。[20](PP94-112)他正是由于独出心裁地发现了图像资料研究工人形象的重要 价值，才得出关于20世纪工人运动中女性地位的新观点。
从史料学分类的角度而言，概括的说，一方面，霍布斯鲍姆固然强调使用浩如烟海的 各种类型的官方或半官方的传统史料，如法庭审判记录、庄园土地转让证书等证据。西
方学术界关于法国革命史的研究可以为证。[3](PP204-205)另一方面，他非常强调挖掘 新史料，提倡“自下而上”大众历史学，并对这种史学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 讨论与反思，认为大众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因素、资料来源与取舍方法和建构分析的模式 等环节都直接影响到对基层历史的研究。[3](PP204-216)大众历史学的关键是发掘反映 下层群体生活经历和意识思想的为人所忽视的史料。如果说人类学的新理论和新观念使 历史学家们从一种全新的角度观察诸如传统的政治、军事、宗教案卷、魔术与迷信等资 料，那些过去被认为没有意义、与历史无关的或历史学家们不怎么感兴趣的历史事件， 都可被当作人类的合理经历加以认真的分析。[21](P277)那么在霍布斯鲍姆看来，诸如 各种人口统计结果可以从间接涉及人口统计状况的堂区记事簿中专门记载区民的出生或 死亡等的资料中得到那样，通过18世纪遗嘱惯用语、葬礼铭文和纪念碑文等原始资料的 分析，历史学家能够估量出当时人们基督教信仰的衰弱和世俗观念的形成状况。[4](P6 27-628)所有这些史料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极端的年代》中，霍布斯鲍姆对自己所选择的“20世纪历史研究主题”与史料之 间关系的处理方式，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位史学家对待史料的基本技巧和灵活态度。 他声称，自己对这个时期的部分认识固然建立在这些传统资料基础之上，但这些并不是 主要的资料来源。一直他认为，面对如此浩瀚的史料，历史学家必须从文字档案材料及 其造成的限制和束缚中挣脱出来，“不管著者是否意识到，材料必须精简，精简成一两 段，一行，或一笔带过，或只作细微处理，或忍痛割爱。”[14](Pxiv)他强调历史学家 扮演社会人种学家那种参与性观察者的角色去观察与体验当代历史。他认为自己对20世 纪的认识更多地是来源于对现实的亲身感悟，许多真正有价值和意义的资料不是来源于 官方上层机构，而是来自于下层平民百姓，因为“同总统或其它决策人士交流，往往无 甚收获。显而易见，这种人的发言多是为了应付公开记录。真正能带来启迪的是那些可 以、或愿意自由谈话，尤其对重大事件无须负担责任的人们”。[22](Px)重视普遍百姓 的声音，注重广泛的资料来源，这也便是他在解释写作动机时所说的“如果作为一名史 家，在相当程度上基于自身时时观察聆听，理解这个世界。”之真正含义。[22](Px)简 要地说，在确定了研究主题之后，历史学家从事历史研究不能纯靠粹搜集和罗列事实来 进行，还需要历史学家的感悟，或历史学家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才能建构起对历史认 识客体完整和接近客观的认识。
霍布斯鲍姆提倡历史学家要具有敏锐的史学研究的批判精神与史料鉴别能力，捍卫历 史证据的权威性。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材料与其它史料，虽不能说他始终主张一种明察 秋毫的编纂历史与历史著述的眼光，但他呼吁拥有一套自成体系的驾驭史料的方式方法 。他在强调史料的选择和鉴别、分析与运用及建构历史研究成果时，无不体现出一位史 家对史学价值的追求，他关于历史学、社会科学与历史证据之间关系的史学观念，本质 上与我国史学传统所追求的史料与史识的统一是一致的，对中国史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
收稿日期：2003-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