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检验——基于贸易增长途径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途径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①区域内贸易迅速扩张，逐步形成了以垂直分工模式为基础的多层次动态的生产网络。具体而言，日本作为东亚超级经济大国，一直承担着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研发设计工序；“四小龙”这类新型工业国或地区拥有一定的资本和技术，处于生产复杂部件和进行少量研发的分工中端；中国和“四小虎”经济体则主要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加工组装工序。中国凭借充裕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以及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已经成为东亚生产网络的重要一级。随着东亚生产网络的不断扩张，中国无论在生产能力还是技术进步上都取得了质的飞跃，并在不同技术层次上与东亚各成员开展经贸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崛起的竞争效应也引发了东亚生产网络的重组，各成员在垂直分工体系中的专业化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动。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及其改进途径是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东亚生产网络的研究方法大体分为两类：一是通过中间产品和零部件贸易数据来间接反映东亚垂直分工的趋势和结构。Ng等（1999）借助联合国细分贸易数据对东亚生产专业化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得出该地区专业化生产模式符合要素禀赋理论。Athukorala等（2006）在细化Ng等（1999）分类标准的基础上，建立了增广引力模型以考察东亚区域的生产分割情况，结论表明，生产分割对东亚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区域内经贸往来的不断加强起着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二是运用Hummels等（2001）提出的垂直专业化指数和投入产出表直接测算垂直分工情况。彭支伟等（2008）计算了东亚十国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并对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喻春娇等（2010）的测算表明，在中国工业部门出口贸易中，来自东亚提供的中间产品的价值比率从1997年的6.38%上升到2007年的近8.215%。
但是具体到生产网络中，有关各经济体之间的国际分工地位和贸易增长模式之间的联系，目前还没有系统的研究。施炳展等（2009）从贸易理论上找到了分工地位和贸易增长途径之间的切入点：产业间贸易理论意味着数量扩张的出口贸易增长模式；水平产业内贸易理论意味着以产品种类为主的出口贸易增长模式；垂直产业内贸易理论意味着以产品价格为主的出口贸易增长模式。依靠价格增长的途径是以质量取胜，消费者愿意以较高的价格来获得较高档次的消费感受，出口者占据了国际分工的高端；依靠数量增长的途径是以数量取胜，消费者也不排斥以较低价格来获得低档次的消费感受，出口者占据了国际分工的低端。Feenstra（1994）、Funke等（2001）已经证明：一国出口产品中新产品种类越多，该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一般也越高。也就是说，依靠种类增长带动出口的出口国更靠近国际分工的高端。上述研究表明，不同的贸易增长途径体现了国际分工地位的差异，为从贸易增长途径这一新视角研究分工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Hummels等（2005）将贸易增长分解为产品广度增长、产品价格增长和产品数量增长，为贸易增长途径的分解提供了技术支持。
综上，本文拟运用Hummels等（2005）提供的实证分析框架，从贸易增长途径这一新视角来检验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
二、方法介绍与数据来源
（一）方法介绍
Hummels等（2005）将贸易增长分解为产品广度增长、产品价格增长和产品数量增长，具体分解方法如下：
1.产品广度指标
其中，p、x分别代表产品的价格和数量，j、k分别代表对象国和参照国，m代表进口国，
、
分别表示对象国和参照国向m国出口商品的集合。在本文中，出口国为东亚各国，参照国为整个世界，从而保证了
。产品广度指标实际上是j国出口到m国的所有商品种类的世界出口占世界总贸易量的比重。这一指标越大，说明j国对m国出口的商品种类与世界出口的种类重合程度越大，进而说明j国对m国出口的商品种类越广。
2.产品价格指标和产品数量指标
首先，Hummels等（2005）定义了产品深度指标：
产品深度实际上是j国对m国出口的所有种类商品贸易量占世界同类商品出口总贸易量的比重。这一指标越大，说明在同类商品上j国出口的越多，进而产品深度越大。产品深度和产品广度的乘积刚好等于j国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如式（3）所示：
产品深度可进一步分解为产品数量和产品价格的乘积：
至此，一国在某一市场的出口份额已经分解为产品广度、产品数量和产品价格：
3.时序扩展
施炳展等（2009）对贸易价值量分解方法进行了时间序列的扩展，如式（6）所述：
通过这一扩展，t+s期和t期的市场份额可以分解为广度比、价格比和数量比的乘积，对于式（6）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然后除以s就可以获得年均增长率的分解，如式（7）：
至此，贸易份额年增长率就可以分解为广度增长率、价格增长率和数量增长率之和。通过分析广度增长率、价格增长率和数量增长率对于贸易份额增长率的贡献，就可以分析出口贸易增长的主要途径。
（二）研究范围界定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实证分析分为传统贸易和零部件贸易两个方面：传统贸易的实证分析是以HS1996编码下所有商品为研究对象；零部件商品的界定是参照Athukorala（2003）的标准，Athukorala（2003）以Rev.3项下五分位编码为依据划分制成品和零部件贸易②，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在此基础上按照联合国统计署公布的HS编码对照转换表③将Rev.3转变为HS1996编码然后进行计算。全文所需数据均来自CEPII的BACI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了1998-2007年HS1996六分位水平上300个国家的细分贸易数据，并将所有商品的数量都统一成吨。但是由于少量商品的数量统计数据缺失，本文在计算时进行了剔出。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东亚各国对中国出口贸易增长途径的整体分析
下页表1显示了1999-2007年东亚各国对中国整体出口贸易的增长途径。从国家类别来看：日本出口的产品占据中国市场份额的榜首，但是这一市场份额在逐年下降，从1999年的17.01%下降到2007年的14.24%，年均下降2.22%；产品广度和产品价格也都呈下降趋势，产品价格下降幅度高于产品种类的下降，产品数量表现出上升趋势，升幅达3.68%。在“四小龙”经济体中，韩国出口占中国市场份额逐年上升，其中韩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种类和价格都有显著提高。新加坡对中国出口略有下降，主要是由于出口产品数量的减少，而出口产品种类和产品价格都有所提升。在“四小虎”经济体中，菲律宾和泰国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途径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规律，即出口的产品广度和产品价格上升，产品数量下降，占中国市场的份额都有提高。与之相对，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对中国的出口份额呈下降趋势，但主要都归因于出口产品数量的下降。
从不同因素的贡献度来看，日本出口产品的价格下降是导致出口份额减少的主要因素，这也说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以价格为主要增长途径。“四小龙”经济体中，韩国在中国内地市场份额略有提高，这主要归功于出口产品的数量和种类的增长，二者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3%。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出口贸易呈现递减趋势，前者完全是出口产品价格的下降导致了出口份额的减少，后者主要是出口数量的减少。“四小虎”经济体中，菲律宾和泰国依靠产品数量的增加和产品多样化扩大了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但两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均出现下降；马来西亚和印尼占中国市场的比重之所以下降，主要归因于出口产品数量的减少。综上所述，日本和新加坡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是以价格增长为主要途径，韩国对中国市场出口的增加主要依靠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的贡献，菲律宾和泰国目前还是把数量扩张作为出口贸易的增长来源，马来西亚和印尼正由依靠数量扩张向依靠产品广度和价格的贸易增长途径升级。
（二）东亚各国对中国零部件出口贸易增长途径的分析
表2报告了1999-2007年东亚各国对中国零部件出口贸易的增长途径。从中可知，韩国、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和泰国对中国零部件出口逐年递增。具体来说：韩国出口产品种类减少，产品价格和数量增加；新加坡出口产品价格降低，出口数量和出口产品广度增加；印尼、菲律宾和泰国对中国出口增长具有相同的变动趋势，三国均为出口数量的扩张和出口品种的增加，但产品的价格下降；日本和马来西亚两国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较多，产品广度和数量有所增加。从不同要素的贡献度来看：产品价格下降是导致日本和马来西亚两国市场份额下降的唯一原因，说明价格途径对日本和马来西亚出口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的影响度最大；价格对韩国出口份额增长的贡献度最大，达到78.47%，数量次之；对印尼、菲律宾和泰国来说，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的增长抵消了产品价格的下降，其中产品数量对出口份额增长的贡献度最大（见下页表2）。
从整体出口贸易来看，东亚各国对中国出口增长途径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特征。与整体出口贸易相比，东亚各国对中国零部件出口贸易增长途径更具规律性，这也印证了东亚区域是以产品内分工为主，而非产品间分工。从零部件出口贸易来看：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以价格增长途径为主，位居东亚生产分工的高端；菲律宾、印尼和泰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以数量扩张为主，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要低于中国。
四、研究结论
东亚生产网络因其复杂的分工模式和巨大的经济效益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极大关注，研究中国在东亚生产分工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贸易增长途径这一新视角来探讨中国与东亚各国的相对分工地位，为研究国际分工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结果显示：在东亚生产网络中，价格增长途径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四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中起到了主导作用，说明这四国主要依靠价格增长作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动力。但是除韩国以外，其他三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均表现出数量增长和广度增长代替价格增长的趋势，这说明中国在东亚分工中的地位正在向日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收敛。泰国和印尼主要以数量增长作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来源，分工地位应该位于中国之下。由此可见，中国经过快速的发展，其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已经得到了大幅提高，并逐步向分工体系的高端收敛。
注释：
①本文主要将日本、中国、韩国、新加坡、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作为研究对象。
②零部件商品的具体编码参见Athukorala（2003）的附录5。
③HS编码转换表下载网址http://unstats.un.org/unsd/trade/conversions/HS%20Correlation%20and%20Conversion%20tabl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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