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中国以内需为主导的对外开放新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需论文,对外开放论文,中国论文,新模式论文,主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创新开放模式、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新任务。对外开放的实践表明,一国选择什么样的对外开放模式,是由一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目标决定的。金融危机后,中央提出“大国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内需。只有立足扩大内需,才能使我们的发展立于不败之地”。①为此,要在未来十年确立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创新对外开放模式,创立以内需为主导的对外开放新模式,即以服务业对外开放为重点,实现国内区域经济协调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联动发展,促进国内生产要素与国际生产要素大循环和大流动的新模式。
一、对外开放的原则和方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中国选择的对外开放道路,是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不是发展资本主义,更不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是私有化,也不是削弱国有企业的力量。因此,无论我们对外开放进入到什么阶段,发展到什么程度,自始至终不能放弃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由于21世纪对外开放的重点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因而要确保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根据开放的不同内容和进程,确立和采取新的手段和方式。
第一,在是否开放以及何时开放的问题上,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和影响世界经济发展与走向的重要力量。在国际上承担大国的责任、继续扩大市场开放的呼声中,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能否顶住外在压力,能否在开放中保持国家主权的完整和独立,考验着中国人民在经济全球化复杂环境下处理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能力和智慧。
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两种开放,一种是丧失国家主权的开放。如清朝的开放不仅丧失了国家主权,而且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并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一种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开放。必须注意到,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丧失国家主权的开放已经与清朝时期的门户开放有本质不同。应警惕西方国家用经济而不是武力的手段诱引中国加快对外开放而使中国丧失主权。今后的对外开放必须考虑到国内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承受能力,参与经济全球化不能以丧失自我主体性、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代价,必须按照自己的时间表,逐步推进,稳步进行,尤其不能放弃对关键的、战略性产业的适度保护。
第二,在开放过程中,应根据对外开放的不同内容和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的维护社会主义的手段。21世纪中国对外开放的产业将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领域将由目前的经济领域拓展到文化领域。如果说在制造业对外开放中,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如军工、航天航空、石油石化、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行业保持国有经济的地位,提高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对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至关重要的话,那么,在文化领域的开放中,要保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则必须重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的建设,加快文化体制的改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第三,在开放的成果和绩效评价上,不仅要以是否增强一国综合经济实力为标准,更应以是否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是否加强社会主义主导力和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力为重要标准。改革开放的目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因而在评价改革开放成果的问题上,不仅要看到对外开放的经济成果和经济效益,更要看到社会效益和政治影响力。如果改革开放的结果使我们步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那么,即使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开放也是失败的,甚至是倒退的。
二、对外开放的战略:由以双边合作为主的“平等互利”转向以多边和区域合作为主的“互利共赢”
中国对外开放一直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平等互利”侧重在双边合作中,通过贸易投资自由化给双方带来共同利益。在今天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多边、区域和次区域开放合作中,对外开放不仅要求在双边经济合作对话中实现“平等互利”,甚至在双方的互惠互利中,给第三方或全球经济带来利益,而且要求在国际多边和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中,找到利益的汇合点,通过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彼此互动,实现“互利共赢”。
“互利共赢”是第三代领导人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探索的对外开放战略。它反映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也适合中国国情,其主导思想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让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样共同享受经济全球化的成果。中国利用经济全球化发展自己,反过来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对世界做出独特的贡献。
第一,开展经济技术合作,遵循国际惯例和市场经济规则。对外贸易要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实行公平贸易,减少贸易摩擦和争端;对外投资要有利于东道国就业、产业的发展和环境保护,规避投资摩擦等。
第二,对外开放要重视本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利益。对外开放已经出现了成为世界的加工车间、关键产业和技术被垄断资本所控制等经济问题,以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社会蔓延、腐败现象严重、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如何处理好对外开放中的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国家民族利益与跨国公司利益,协调好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是我们对外开放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第三,以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方式实现共赢。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不应采取与发达国家对立对抗的方式,而应通过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的合作,使合作双方、第三方或者更多方获益。让世界因为中国的参与,而共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
三、对外开放的动力:“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与“以开放促转型”并重
对外开放是促进中国加快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手段。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同,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不同。十六大提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十七大提出“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十二五”规划提出“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十八大后,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新目标应是“以开放促转型”与“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并重。
提出“以开放促转型”的新开放论,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中国是一个转型经济体。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受资源和环境约束的不可持续性,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区域发展、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不均衡性,以及两种经济体制的不协调性等都是在转型变革中产生的,解决这些矛盾也需要在转型和变革中实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体制的两大转变,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期任务。
第二,中国是一个开放经济体。开放经济体的突出特点是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相互影响、彼此互动。融入全球经济中的中国经济发展和变化不仅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的重大变化也影响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进程,考验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历史表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从资本和外汇短缺到资源和市场短缺的矛盾,不能仅仅在国内解决,必须在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循环中解决。而对外开放中凸显的外贸、外资、外汇、外债、外援五外不协调和不均衡发展,也不能仅仅依靠国内协调,必须在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协调、均衡发展。
第三,转型与变革正在成为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谋求新的发展的主流。金融危机后美欧日发达经济体纷纷进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美国提出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由过去债务推动型增长转向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欧盟提出聪慧、可持续与包容性增长,以创新为增长动力,建立资源节约型、高就业率、具有竞争力的社会;日本提出发挥“日本优势产业(环保、能源和健康)”和“开创新领域(亚洲合作、旅游和地方经济)”双轮驱动的新增长战略。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也正在寻求变革,如俄罗斯制定《面向2020年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改变以能源产业为支柱的经济结构,促进以创新拉动的经济多元化的经济转型。在变革的世界经济潮流中,中国必须与时俱进,在转型和变革中谋求新的发展。
四、对外开放的重点产业: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改革开放30年来,制造业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入世前,制造业是中国吸引外资的主体,2001年第二产业吸引外资比重高达77.24%。入世以来,中国积极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到目前为止,已经开放了100个服务部门,其中54个允许外商独资,23个允许外资控股,基本没有设置地域限制、数量限制和歧视性待遇。2011年服务业吸收外资552亿美元,投资占比52.8%,首次超过了制造业。2012年,在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4.5%的情况下,虽然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仍继续超过制造业4.5个百分点,但由于服务业部门分割、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中国服务业发展仍较缓慢。2012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为44.6%,不仅低于OECD成员国70%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如印度(65%)、巴西(67.2%)、南非(65.9%)和俄罗斯(58%)。与货物贸易顺差相比,服务贸易一直逆差。
实施扩大内需的经济发展战略,加快服务业发展将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主攻方向和战略重点,并成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根据“十二五”规划,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由目前的43%提升到47%,服务业出口总额将达到6000亿美元。为此,未来10年,对外开放的重点将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不仅包括扩大金融保险、贸易、物流、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而且包括扩大医疗、教育、旅游、养老等生活服务业对外开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金融危机后,服务全球化的最新变化是,跨国公司为了削减内部成本,把非核心经营业务外部化,并以非股权方式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加快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②这为发展中国家参与服务业全球化创造了条件。应抓住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服务全球化新机遇,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
第一,顺应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服务业跨国投资重心的新趋势,扩大通信、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商贸服务等行业的“商业存在”这种服务贸易交易方式,鼓励外资参与软件开发、物流服务等。
第二,借鉴国际上国家投资促进机构目标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经验,根据服务业发展的特点,出台专门针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政策。通过建立出口加工区、加强基础设施与技能开发、运用财政金融等多种激励措施,促进跨国公司对华服务业投资。
第三,建立服务外包产业园区,利用跨国公司以非股权投资方式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机会,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
第四,内地率先对港澳全面开放服务业,国家根据粤港澳服务业发达的独特优势和三地错位发展的定位,推动粤港澳共同制定服务业集群发展规划,将粤港澳地区建成亚洲地区服务业产业集聚地,加强对其他地区和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提高大珠江三角洲的国际竞争力。
五、对外开放的重点国家(地区):由发达国家扩展到新兴经济体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实施的是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但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引进外资,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区域都是发达国家。这种不平衡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已经显现。目前全球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已经由OECD转向新兴经济体,南南合作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据统计,1990—2008年,全球贸易仅仅扩大了4倍,但南南贸易却增加了20多倍。从国际直接投资来看,2010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首次超过了全球流入量的一半。
顺应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中比重扩大的新变化,中国在继续将发达国家作为开放重点的同时,应加强对新兴经济体的开放。新兴经济体的共同特点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劳动人口年轻化、实行开放的政策、中等收入消费群体逐步扩大等。向新兴经济体开放对扩大内需的意义,不仅在于有利于促进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解决未来中国工业化发展面临的资源和市场缺口问题,而且有助于在国际范围内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对话,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比较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六、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由“国内区域开放”转向“国内区域协调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联动的发展模式
在以往以外需为主导的对外开放模式下,适应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地域开放,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产业开放。从统筹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目的出发,为了释放区域协调发展对扩大内需的潜力,应充分利用当代国际区域经济迅猛发展的重大机遇,将自贸区发展战略与国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结合起来。加强环渤海经济圈与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长江三角洲与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泛珠江三角洲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中西部地区与阿拉伯国家、上海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合作,由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转向利用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趋势,促进国内生产要素与国际生产要素大循环和大流动,实现“国内区域协调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联动发展。
第一,实施“亚洲战略”,发挥东部地区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珠三角对外开放的先行优势,参与亚太自贸区建设。为了争夺对亚太地区的领导权,美国正在积极推动“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日本也提出实行亚洲新战略,并把“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日中韩自贸协定”作为实现该战略的两大支柱③,力争建成亚太自贸区。中国地处亚洲,地缘政治的重心在亚洲。在这场争夺世界经济重心——亚洲领导权的竞争中,中国应积极应对,实行亚洲战略,防止在美国推动的TPP谈判中被边缘化。
第二,追逐全球经济增长点的新变化,向西开放,将西部大开发与西部大开放结合起来。一项根据联合国对世界主要国家每5年年龄分布情况统计分析预测,人口老龄化将影响全球经济不同地区的繁荣和消费波段:日本首先在1990年开始老龄化;西欧、东欧、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在2010年左右开始这一趋势;中国在2020—2035年间;东南亚在2040—2060年间;拉丁美洲在2050—2060年中间;最后是印度、其他南亚国家、中东,在2065—2070年间。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可能持续增长到2085—2100年间。中国应抓住时机,将西部大开发与西部大开放结合起来,拓展经济发展的新空间。
第三,积极推动实现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上海合作组织占欧亚大陆总面积的3/5,占世界总人口的1/4(约16亿)。成员国中,除了中国和俄罗斯外,其余四国均位于中亚地区,是新欧亚大陆桥的必经之路,也是连接东西方交通的走廊。该组织自2001年成立以来,成员国在安全、政治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美日欧加快区域和跨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变化,增强了成员国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意愿。中国应利用各成员国地域相连的地缘优势、良好的政治关系以及经济的互补性(中国在家电、日用消费品、资金和技术上的优势;其他成员国在能源和资源方面的优势),加快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对中国的意义,不仅有利于中国培育新的出口市场和境外投资市场,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而且有利于加快中国西部地区交通、物流和信息的发展。目前能源、交通、通讯、农业已经成为投资的重点。为消除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均衡状况,促进西部地区快速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应尽快启动自贸区谈判,以开放促进国内区域经济协调。
七、对外开放的流向:由“单向开放”转向“双向开放”
在以往的对外开放模式下,适应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开放的流向主要体现为“单向”开放,其表现为商品流动侧重扩大出口,寻求贸易顺差,其中2008年中国贸易顺差在GDP中的占比达到了6.7%;资本流动侧重引进外资。
创立以内需为主导的对外开放新模式,意味着要“以开放促转型”,在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宽领域对外开放中实现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良性互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此,中国对外开放由单向到双向的转变,应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生产要素的双向开放,即国际商品流动由“积极扩大出口”转向“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先进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和重要能源原材料进口);国际资本流动由“引进来”转向“走出去”;国际技术转移由“引进关键设备和技术”转向“扩大技术出口”。二是市场的双向开放,即由“对外开放”转向“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并重”,由开拓国际市场转向挖掘国内市场,实行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最终通过“单向开放”向“双向开放”的转变,达到商品、资本、技术和市场的良性循环和互动,促进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八、对外开放的手段:由“政策开放”转向“政策协调”
一国对外开放阶段不同、开放的内容不同,决定采取的对外开放手段方式也不同。在商品市场开放阶段,影响对外开放的主要是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因而对外开放的手段主要是政策性开放,即通过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外资实行优惠政策等,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在服务市场开放阶段,影响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是法律和制度,因而对外开放的手段不仅要求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市场准入、完善各项法律规章制度,而且要求在与全球经济融合的过程中,建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建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提高、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的必然选择。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了10%),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全球第二大贸易国(在全球贸易总量中的占比超过了10%)、全球第五大资本输出国的大国地位,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策选择难以在当代相互联系的国际经济中独善其身。进一步对外开放将超越战后建立的国际三大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的内在要求。一是作为G20的重要成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要根据每年G20峰会的议程,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进行相关领域的改革和开放。二是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在区域和跨区域谈判中,如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东盟中日韩澳新印等谈判中将进一步做出开放承诺,实行经济政策协调。三是作为美欧日大国经济体的重要伙伴,其双边层面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也要求中国从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调整。
九、对外开放的利益:由单纯追求“经济效益”扩展到追求包括“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在内的实现多元平衡的综合效益
以往的对外开放,我们的目标是千方百计扩大出口,获取贸易顺差,片面追求外资数量的快速增长,轻视了对科技、文化、环境、生态的影响。创新内需主导的对外开放模式,将超越“经济效益”,更加重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如外资引进应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对外投资应注重提高当地的就业水平和环境保护等。同时,实现“经济效益”,也将由以往追求GDP的数量增长,转向以开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十、对外开放的风险防范:由WTO框架保护下的被动应对转向建立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主动防范
近年来,中国对外开放是在严格履行WTO规则下逐步推进的。WTO的五年过渡期安排,使中国在融入国际经济的过程中实现了平稳过渡。过渡期的结束,预示着中国已经脱离了WTO的特殊框架保护。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不仅使中国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防范贸易风险、投资风险、金融风险的任务加重,而且中国也将面临经济、政治和文化风险的新挑战。对外开放的风险防范将由以往的在开放中依靠WTO规则的特殊保护,转向全面建立国家经济安全体系,迎接经济全球化冲击的主动防范。
在对外开放中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增强承受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关键是建立国内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但面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我们首先应借鉴国际经验,作出中国抵御风险的制度安排。
第一,成立外国投资的专门监管机构。对于外国投资并购本国企业,发达国家大都设有专门针对并购行为的行业损害和经济安全问题进行审查的机构,如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和澳大利亚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继外国直接投资管辖权由欧盟成员国转向欧盟后,欧盟也开始酝酿成立类似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标准化各成员国的外资审批机制,以保护知识产权和国家经济安全。据统计,到2005年年底,在中国已经开放的产业中,前5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近10年来,随着外资并购规模不断扩大,外资在华并购金额占同期外商直接投资额的比重已经由1999年的5.94%上升到了2008年的14.03%,预计未来将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由于并购企业主要集中在中国行业龙头企业和国内知名品牌,借鉴国际经验,为维护国家产业安全,中国应尽快成立外国投资委员会。
第二,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美国具有严格的审查外国投资的法律政策,并根据国家经济安全重点不断完善。《国际投资政策》(1983)、《综合贸易和竞争法》(1988)、《2007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2007)都是对外国公司投资美国资产的审查和限制制度。2003年美国国土部出台《保护重要基础设施和资产的国家战略》,确定了包括农业、水资源、公共卫生、应急服务、国防工业、电信、能源、运输、银行金融、化工、邮电、信息技术等12个重点保护部门,几乎覆盖了整个国民经济。日本的《禁止垄断法》、《外国投资法》和《外汇管理法》对外资并购也都有相应的规定。针对金融安全、产业安全和信息安全等问题,中国应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如《金融监管法》、《期货法》、《信息和通讯服务规范法》等,以保护国家经济安全。
第三,建立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防范机制。如在产业安全上,完善产业预警机制,灵活运用WTO规则和贸易救济措施,防止国内产业受到冲击;在金融安全上,考虑承受能力适度开放资本项目,并加强金融监管;在资源能源安全上,建立重要战略资源的国家储备体系,确保石油的稳定供应。
第四,建立海外投资安全保障机制,确保海外投资安全。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加大了在非洲、中东等自然资源丰富地区的投资,投资涉及资源开发、工程承包、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而近年来中东北非政局动荡不仅造成海外投资损失,而且威胁了人身安全。仅以利比亚动荡造成的损失为例,中国在利比亚有75家企业(其中,央企13家),50个项目的工程承包,涉及金额188亿美元,人员3.6万余人,直接经济损失达15亿元人民币。预计“十二五”期间,中国海外投资额将大幅提高。如何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确保中国海外资产和人员安全将是对外开放面临的新课题。今后中国应通过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建立海外投资安全保障机制等,确保海外投资安全。
注释:
①李克强,2012,《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求是》第2期。
②《世界投资报告2011:国际生产和发展的非股权形式》,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
③由于三国经济总量占亚洲经济70%和全球经济的18.6%,消费人口为15亿,预计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一旦形成,将仅次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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