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的西部开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西部开发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03)01-0063-06
兴国强国靠科教，西部开发靠科教。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沦陷区一大批公私立高等学校相继内迁至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陕西等省。一时间，西部省份高校云集，文化教育达一时之盛。由于这些省份地广人稀、人穷地僻、交通阻塞、经济落后、文化枯窘，内迁高等学校结合自身科技、文化优势，对当地经济和文化资源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同时，为当今方兴未艾的“西部大开发”提供了有益经验。
别具心裁的内迁路径和校址选择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沦陷区一大批公私立高校纷纷内迁。除少数几所公立高校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地点迁校外，大多数高校成立选址委员会，自行到大西北、大西南各省择定校址。一批公私立高等学校为了交通、物质供应、延聘名师的方便等，在经济比较发达、交通比较方便的政治、经济中心重庆、西安、成都等大城市驻足，也有一批公私立高等学校另辟蹊径，别具心裁地专门选择贫瘠、闭塞的山区作为内迁校址，以播撒科学文化的种子，将抗战内迁的坏事变成有利于西部开发和学校发展的好事，从而拉开了特殊时期进行西部开发的帷幕。
自从淞沪开战以后，浙江大学便开始酝酿迁校事宜。时任校长的竺可桢与同事们商定，浙江大学决不搬迁到诸如武汉、重庆或长沙之类的大城市，以避免形成大学过度集中在少数都市的局面。而要搬到那些从未接触过大学生活的城镇，乃至穷乡僻壤，使大学的内迁与西部经济开发相结合，使落后地区社会得到发展。如此心裁别具的内迁路径，使得浙江大学这支文军长途跋涉两千六百多公里，从大江以南的浙西、赣南、桂北到黔北落后的农村和偏僻的山区，播下了现代科学文化的种子，吹响了抗日战争时期内迁高校在举世罕见的流亡生活中开发西部的晨号。
武汉大学是搬迁得最晚的。南京国民政府被迫迁到重庆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从湖南辗转到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央政治大学分别迁到重庆附近的沙坪坝和南温泉；复旦大学迁到重庆附近的北碚，上海交通大学迁到西安，北方的几所大学迁到陕西城固合组为西北联合大学，大多集中在大都市。武汉大学于1938年2月成立迁校委员会，到四川寻找新的校址，联系迁校事宜。校址选在何处呢？委员们认为最好是在江边，这样从长江坐船可以顺达，搬迁较为方便。最后选在岷江边的小县城——乐山。
之所以将校址选在乐山县城，除了考虑到利用水路便于搬迁外，还考虑到以下诸种因素：(1)该处尚未有专科以上的学校设立；(2)生物、矿物种类丰富，可资研究、开发；(3)民情风俗颇为朴素而文化程度亦不低于其他大城市；(4)公私建筑物颇多，其破旧者加以修理，即能使用；(5)地方深入内地，不易受敌机威胁，学生可以安心读书[1]。显然，便于西部经济文化资源开发，是武汉大学选址乐山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山大学辗转流亡，选定云南中部的澂江。澂江距昆明60多公里，从昆明到玉溪的公路已修通到呈贡县的马金铺以外，从马金铺到澂江的公路还有十几公里未通。这里古建筑比较多，坝区村寨密集，便于中山大学利用为校舍。中山大学迁来后，各学院遍散澂江各村落。医学院设在小西城村、小里村等地；师范学院和研究院设在五灵庙等地；农学院安顿在离县城两公里的鲁溪营、吉里村、洋廖营；法学院设在离县城4公里的圩溪镇和上备乐、下备乐两村；工学院驻扎在离县城3公里的金莲乡中所、梅玉村等地；理学院分布在离县城3公里的东龙潭、大仁庄、东山村和跨马村[2]。中山大学的各学院分布如同“天女散花”一般，遍及澂江四周的各村落。这给中山大学的管理带来了很大麻烦。但因这些乡镇乃至村落，未曾接触过大学生活，从而为中山大学开发当地经济、文化教育资源提供了许多便利。
抗日战争时期，高等学校内迁校址的择定，基本实现了高等学校布局的合理化，使高等学校深入到了中等城市、中小城镇和村落，从而保证了科学文化的种子比较均匀地播撒到西部各地，使高等学校的根须能够吮吸到在过去所无法吮吸到的营养，也使高等学校找到了比较广阔的用武之地，从而较便于高等学校功能的发挥和开发西部理念的实施。
地方经济开发与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内迁的高等学校在教学之余，根据本地的物产、经济特点寻找课题，进行经济开发和建设，推出了一大批具有当地特色的产品，形成了当地经济的基本特色，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困难。
北洋大学抗战爆发后西迁入陕，与其他学校合组成西北工学院。在建院的同时成立了工科研究所及工程学术推广部。1939年4月，推广部举行首次会议，拟从事7项研究，其中包括利用学院的科技力量结合当地的物产，开采陕南石泉金矿等，但由于经费未能落实而束之高阁。推广部利用学院科技研究上的优势，加大了陕南地方经济开发的力度，开展了陕南油脂工业原料的研究、改良江汉淘金工具的研究、陕南巴岭与秦岭的地质考察、改良陕南土法炼铁的研究、改良陕南制糖的试验等研究实验工作。还进行了陕南煤矿勘测、广元和昭化等地金矿勘查、渭河上游水利设计、兰州水利设计、两当山硝矿设计等工作。这些地方的丰富资源，由于当地科研力量不够未被发现或未能进行合理开发，长期以来一直被闲置，乃至被浪费掉了。西北工学院的研究开发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资源得到了合理开采与利用。
著名的“流亡大学”——浙江大学辗转到贵州省湄潭后，对湄潭地方经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发。英国著名史学家、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李约瑟在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研究的一份考察报告《科学的前哨》中，对此作了较详细的记述：浙江大学“具有广大试验场地的农业研究所，也正在进行着很多工作。该所曾发现本地所产一种蔷薇（学名Rosa Multflora）的果实里，含有多量微生素C，并在枣子（学名Zizyphus Vulgaris）里面找到维生素P。该所还研究贵州著名的茅台酒所用的酒曲，这种酒曲除掉酵母菌之外，还包含特地配入的药剂不下二十八种之多。……土壤学方面，进行着土壤氢离子浓度的研究，和土中微量元素如镍、锌等研究，特别注重其对于茶、豆、蔬菜等作物的关系。”[3]又在遵义和湄潭两地推广马铃薯、蕃茄种植；在黔北推广病虫害防治，推广蔬菜种子，推广西瓜的试种和胡桃育种等。值得一提的还有农学院在湄潭试制的红茶“湄红”。农化系罗登义教授受湄潭茶场委托，测定出茶园的土壤中具有63种微生物，为开发湄潭茶园提供了理论根据。所试制出的“湄红茶”至今仍在竞争激烈的茶叶市场享有盛誉。
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先后到西康对地质矿产进行了调查研究，由袁复礼、冯景兰分别撰写了《西康麻哈金矿》、《西康经荥铜矿》等论著与学术论文。1942年“联大”地质组与云南建设厅合设“云南地质调查所”，初步调查了昆明附近各县地质矿产情况。冯景兰撰写了《云南地质矿产》、《川康滇铜矿纪要》等5篇论著，孙云铸写了《云南西郊之奥纪海林禽动物群》、《滇西中志留纪地层》等论文，并与人联合进行了滇南上寒武纪的发现等研究。土木工程系与当地有关部门合作进行研究，为地方经济发展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1938年，与资源委员会合作组成“云南省水力发电勘测队”。经过两年的实地勘测，提出了云南水力资源的初步开发计划，设计了一批小型水电站。1939年，与云南省建设厅林务处合设了“滇产木材实验室”，进行了木材的种类及其机械性能等多种研究；当年与中央在滇单位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合作，进行木材物理性能的试验，研究了木架结构问题，由吴柳生撰写了《木材结构接圈实验报告》。1940年，与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合作勘测设计了腾冲水电站、富民水电站，又与经济部中央水工实验所合办了“昆明水工实验室”，出版《昆明水工研究丛刊》。并与交通部合作组成“公路研究实验室”，研究了路面的改善、土壤的稳定、代用材料、经济分析等课题。这些开发研究工作，有的是直接进行开发的项目，有的则为地方经济开发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因而为地方经济发展做了十分重要的奠基性工作。
抗战期间，上海交通大学一部分在上海的租界内办学，一部分迁到重庆。在重庆期间，由于经费严重短缺，开展研究甚为不易。为了对当地经济开发做出应有的贡献，交通大学通过与有关单位签订合同来筹集试验研究费用。1944年12月，与资源委员会签订《研究试验合约》，规定：“资源委员会为业务上之需要，委托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系研究试验有关机械、电机技术专题。资源委员会补助交通大学研究试验经费国币叁拾万元。”[4]合同期限为一年，有了这笔资金，交通大学启动了西部开发的工作。
私立大学内迁后也为西部开发做出了值得肯定的贡献。私立金陵大学1938年迁入成都前，只有3个学院26个系、所（部）、科，搬迁后增设了10个系、所（部）、科，一跃成为全国拥有最多系、所（部）、科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各学院、系、研究所（部）和应用科学专修科在西部开发的疆场上大显身手。抗日战争前，金陵大学的农科便已经形成一定特色；迁蓉后，金大利用这一特色在西部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试验研究。农科研究所育成小麦新品种“金大2905”，在川西南和川北推广万亩以上，增产约20%；园艺新品种番茄由园艺系研究部引入四川后，通过试验研究总结出在四川栽培的方法，得以大力推广。由于番茄的引入和栽培成功，四川才开始了生产和食用番茄的历史。
抗日战争时期内迁大学的西部开发多种形式并举，既有高等学校的专家教授自选课题研究当地经济发展的问题，也有受当地工厂、农场、企业的委托进行研究的课题，还有与当地行政部门合作开展研究的，更有与科学研究机构合作联合攻关的。课题的获得，有的是高校科研人员自行寻找，有的是其他部门上门寻求合作。这样，内迁高校多种途径并举，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奏响了西部经济开发的乐章。
学术研究与传播科学文化知识
公私立高等学校内迁后，积极开展学术研究，传播科学文化知识，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加快了科学文化知识普及的速率，培养了大批西部开发所需的人才，为西部开发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
北平师范大学西迁后，奉命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合组为西安临时大学。1939年8月，西安临时大学改组为西北大学，原师范学院独立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址在陕西城固，次年迁至甘肃省兰州市。西北师范学院主要辐射区包括豫、陕、甘、宁、青、绥诸省，开发西部的责任尤其艰巨。院长李蒸指出：“西北为我国古代文化发祥之地，在今日更为国防重心，故开发西北为抗战建国之第一要务”，决心“奉行中央开发西北国策”，“积极参与：(1)恢复民族固有道德；(2)提高西北文化水平；(3)推进西北公共教育；(4)供给人民精神食粮，发扬民族精神，百年树人大计。”[5]在李蒸的促动下，西北师范学院积极参与西北开发活动，在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绥远6省成立师范辅导区，举办各种家庭教育讲习会、讲习班、讨论会和演讲会等。在经费、资料、师资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创办了学报《学术季刊》。1941年设立出版组，负责包括学报在内的各种出版物的出版事宜，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
私立华中大学迁到云南喜洲后，对当地少数民族白族的语言文字以及社会等进行了调查研究，对南诏、大理国的历史以及古迹进行了调查和考证，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还聘请了包括费正清在内的十多位国外知名学者来喜洲讲学，罗常培、舒舍予（老舍）、熊庆来、潘光旦等作家和著名学者亦往来于喜洲，使这个边远地区的小镇焕发出无限生机与活力。
武汉大学由于流离转徙，迁校途中有限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损失很大。侥幸保存下来的图书、设备为了躲避日寇轰炸，大部分收藏起来，实验很难进行。陈泮藻、徐涌明等在《视察国立武汉大学报告》中指出：“该校素以研究学术著称，迁校以后，此风稍衰。视察时，教员研究专题者，除高尚荫（研究川省土壤细菌中固氮菌）、林春猷（研究血液之缓冲能力）等数氏外，仍不多见。”[6]但武汉大学还是因地制宜开展了一些科研活动，修复补充科研设备，积极采购图书资料，为开展科研工作创造了一定的条件。1941年添设了文科研究所，内设历史学部、中国文学部；理科研究所内设数学部、物理部、化学部、生物部；在原有的法科研究所内增设政治学部，在工科研究所内增设电机工程学部。至此，武汉大学已有4个研究所，下属11个学部。一些专家教授发起成立了有固定时间的“沙龙”性质的座谈会，包括自然科学、文学、社会科学、工程等座谈会，学术空气十分活跃。1942年还在乐山举办了首次大型“科学展览会”，科技成果和仪器设备分理化、生物、土木、矿冶、机械、电机六个部门展出。与此同时，师生开展接待咨询活动，随时向观众解述疑难，现场表演各种仪器操作方法。以后，武汉大学连年举行类似的科学展览会。在乐山时期，还恢复了一度停刊的《文哲季刊》、《社会科学季刊》、《理科季刊》和《工科年刊》，为在西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营造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同济大学从上海辗转到昆明，经费大为削减，但还是尽力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1939年4月，成立了“国立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会”，出版定期刊物，交流学术成果，恢复了停刊近3年的以探讨学术和联络感情为宗旨的《同济大学医学季刊》。医学院定期举行学术讲座，邀请校内外名人或教授主讲。复旦大学迁到重庆夏坝后，思想活跃不减当年，社团组织林立，呈现出生动活泼、奋发有为的气象。除各系的学会外，还有不少跨系科的社团组织，如“复旦文艺研究会”、“世界语研究会”、“国际问题研究会”、“康乐体育会”、“复旦基督教团契”等。洪深教授曾说：“我爱复旦，因为复旦有点像哈佛，每个学生都各管各的，都有独立研究的精神。”[7]
中央大学是全国重要学术中心，尽管学校发展处在困境之中，但“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仍坚持开展科研工作。除公开发行《文史哲》、《科学》、《社会科学》3种大型季刊外，还负责主编诸如《林学》、《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畜牧兽医月刊》、《心理研究季刊》、《青年中国季刊》、《文艺月刊》、《中国诗艺》、《中法比瑞文化丛书》、《中国文艺社丛书》、《中国诗艺社丛书》等数十种全国性的学术刊物和丛书。中央大学教师艰苦力研，出版了一大批新著，如余大缜的《英国文学史》，柳无忌的《曼殊大师纪念集》，常任侠的《汉唐之间西域乐舞百戏东渐记》，唐君毅的《中国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陈正祥的《日本地理研究》，何兆清的《西洋科学思想概论》，金善宝的《中国小麦区域》等。据《中央大学校刊》1944年统计，仅当年公开出版的教材和专著便达40多种[8]，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学术研究和科学文化知识传播是西部开发的必经之路。抗战后期出任西北师范学院院长的李建勋曾指出：“不重视精神与方法，则所谓迎头赶上者，恐成徒托空言矣。”[9]正因为如此，内迁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人员孜孜以求，邃密钻研，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推动了科学文化的普及，促进了学术繁荣。比较浓郁的科学研究的文化学术氛围，培育了西部一大批经济文化开发与建设的人才。
普及教育，提高民众文化素质
普及教育是西部开发的重要一环。只有提高教育普及率，提升民众文化素质，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开发。否则，西部必定是“开”而不“发”，即使是部分指标上去了，支撑不了多久便会垮下来。正如西北师范学院院长李蒸在一次讲话中所指出的：“开发西北为抗战建国之第一要务，开发工作首赖教育”，“社会改造或社会建设无不以教育建设为基础”。他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西部开发在亟，对教育提出了三大要求：“一、作速求国民教育之普及；二、各部门高级中级人才之大量培养；三、转移社会风气的社会教育之普遍实施。”[5]作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院长，他认为他肩负的责任比任何时候都要重大。为使西部开发卓见成效，教育应当一马当先，大力普及教育，提高民众文化素质。
西北师范学院按照李蒸发展西部教育的“三大要求”，开展了一系列有助于西部开发的工作。
首先，普及教育，研究先行，积极开展小学教育研究。1938年12月，西北师范学院成立小学教育通讯研究处，以期对豫、陕、甘、青、宁、绥6省小学教育有所研究，提出改进办法，以利于普及。经过调查研究，共提出306个问题，精简为188个。计行政类31个，训导类42个，教学类87个，其他28个。再从中挑出100个逐一解答，编辑成书。李建勋在《〈小学教育实际问题〉序》中说：“就研究之性质论，既非根据实验，比较其结果；又非调查各方，取得之集中趋势；与深刻之研究(Research)较，亦觉弗及。但问题虽少，实为小学常感到之困难；研究虽浅，均系参照学理与经验而成。……小学教育，亦可藉以获得相当之进步也。”[9]由于研究和解答了小学教育实际问题，辅导小学教师进修，藉以改进小学教育方面作出了突出成绩，得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明令嘉奖。嘉奖令云：“查该院举办小学教育通讯研究，颇著成绩，殊堪嘉许。仍仰继续努力，尽先汇印小学教育实际问题研究报告，分发参考。”[10]为小学教育的普及做出了贡献。
其次，开展教师辅导培训工作。这是西北师范学院教育开发西部所做的第二个重要工作。1941年4月，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划定的师范学院辅导区，西北师范学院即召开辅导区内中等教育辅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了辅导区的三项任务：(1)培养师资；(2)指导现任教师进修；(3)辅导本区的各省中等教育之改进。此后，西北师范学院逐年举办暑期训练班（后又添设体育师资训练班）；又与地方教育当局分别在城固、临潼、西安、兰州合办暑期中等学校各科教员讲习讨论会。这对于西北中小学教师水平的提高是大有助益的，对西北中小学教育的发展，以适应西部开发之需，亦甚为有利。
其三，实验和推行社会教育。这是西北师范学院教育开发西部的又一重要举措。内迁后，西北师范学院成立了乡村社会教育施教区，1941年初在城固成立社会教育实验区，划城固邯留乡为施教区域。次年9月，改设社教实验区，很受当地群众欢迎。迁到兰州时，当地群众依依不舍，赠送了一面“善教民爱”的锦旗，作为永久的纪念。到兰州后，西北师范学院的社会教育实验也未停辍，又划定东至徐家湾、西至安宁堡为实验区域。实验区以孔家崖为中心，从事乡村社会教育实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为使社会教育实验能得到深入，1942年又在城固成立家庭教育实验区。迁到兰州后，家庭教育实验区随之迁入兰州，举办了家庭讲习会、讲习班、讨论会和演讲会等活动，对当地的教育、文化、卫生等活动的开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除内迁的师范院校在教育开发西部方面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外，一些综合大学亦结合自身办学传统、办学特色和能力，为教育开发西部贡献出了自己的光和热。武汉大学西迁乐山后，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和学生到中小学任课，提高了当地中小学的教育质量。还在乐山设立中小学各一所，珞珈中学（武汉大学附属中学）在当地以教学水平高著称。浙江大学亦在贵州湄潭创办了遐迩闻名的高质量附属中学，为当地中小学教育发展、民众素质提高做了拓荒性的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内迁高等学校的西部开发，是在特殊时期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的。这些活动没有政府组织，也没有广大人民的积极参与，而是各高等学校自发进行的，因而缺乏周密的部署、详细的计划，其开发的对象、开发的方法、开发的目标等，自发而无序。所以，当年的西部开发本应该著见成效，但因各校的自发行动而大打折扣，其中有一些开发由于种种原因竟是无果而终。尽管如此，抗日战争时期内迁公私立高等学校的西部开发，为当今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初步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