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爱德华#183;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德华论文,霸权主义论文,殖民主义论文,主义理论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是继后现代主义之后当今西方学术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的又一大理论热点和研究课题。本文在概述了后殖民主义的主要观点之后，着重探讨了其代表人物爱德华·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对其两大理论支点－－东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予以了质疑和重构，同时强调了赛义德理论的二重性：后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有助于全面地、准确地理解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思潮。
关键词 赛义德 后殖民主义 东方主义 后现代主义 霸权主义 文化研究
历经三十多年的后现代主义论争终于在当代西方文化界和理论界接近尾声，九十年代的西方文化界和文论界可以说真正进入了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这是一个没有主流的时代，一个多种话语相互竞争并彼此对话的时代。在经过后现代主义大潮的冲击以后，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代西方文化界和文论界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观？会不会如同有些人所言会出现某种“后、后、后……”的状况？①本文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后现代主义从时间上说，是伴随着现代主义的衰落而来的，故称之为“后现代主义”。而从空间上说，它则是一股全球性的理论思潮：它起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北美文化界和文学界，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欧洲思想界和理论界达到了高潮，其标志就是震撼当时思想界的利奥塔德－－哈伯马斯论战，其结果是把一场仅限于美国文化界和文学界的讨论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哲学理论层次。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又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关系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理论进行了新的描述，并将其推向广袤的第三世界国家，从而使得后现代主义实际上突破了西方中心的模式。进入八十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论争在西方的日趋衰落，这一理论思潮倒越来越引起中国、日本、印度等东方或第三世界国家学者和批评家的注意。②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后现代主义论争在东方或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标志着这一理论思潮已越来越具有了全球性特征。时至今日，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在东方或第三世界国家依然方兴未艾。
在后现代主义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之后，一切假想的“中心”意识和陈腐的等级制度均被打破，原先处于边缘地带的一些理论思潮流派则不断地向中心运动，并形成了一股日趋强烈的“非边缘化”(de-marginalization)和“重建中心”(re-centralization)的势头。在这一新的“多元共生”的“后现代”或“后当代”(post-contemporary)时代，后殖民主义的异军突起，则标志着当今西方文论的日趋“意识形态化”(ideologization)和“政治化”(politicization)倾向。③本文旨在对后殖民主义以及其代表人物爱德华·赛义德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阐释，以便以一个真正的第三世界批评家的身份介入又一场国际性的理论讨论－－关于后殖民主义问题的讨论。
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地文学的“中心化”
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地文学一般指涉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当今一些西方理论家对殖民地写作／话语的研究，它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有着不少一脉相承之处，是批评家通常使用的一种理论学术话语；后者则指原先的欧洲（主要是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殖民地诸国的文学，以区别其与“主流文学”之不同，前者更为确切地说应当称“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这一术语严格说来只见于英语中，甚至在法语中都无法见到，专指“对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文化上、政治上以及历史上不同于其旧有的殖民地的差别（也包括种族之间的差别）的十分复杂的一种理论研究”。④甚至在这些后殖民地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此外，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其本身研究视角和批评方法上的差异。照当今一些学者的考察，后殖民理论并没有一个大致相同的批评方法，而是“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由于其与另一些批评理论方法之关系密切故很难将其予以区别”。⑤例如，考察后殖民地国家妇女文学的学者就常常将其归为女权主义的政治学研究；而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者则将其与这些国家的“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倾向相关联。总之，正如有些学者所概括的，“后殖民理论批评本身的方法也可以划分为解构主义的，女权主义的，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等等。”⑥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着打破学科界限之倾向，而对当今的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它则使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融为一体，尤其在探讨与帝国和殖民化相关的课题方面显示出一致的倾向：权力，历史，主宰，文化，颠覆，教育，经济机遇，女性的作用，宣传媒介对殖民地主题的作用，区分，种族主义，压抑和反叛，等。因此，研究后殖民主义没有其他当代西方理论知识的背景是无从下手的。而后殖民地文学则范围更广，“后殖地文学”(post-colonial literatures)这一术语“之所以最终为人们所频繁使用，其原因恰在于它指出了那条通向研究处于非洲和印度这样的语境中的英语(english)写作和本地语写作中以及这二者彼此之间的殖民主义影响的可能的研究途径……”⑦因此，后殖民地文学实际上涵概了除去几个发达国家外的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学，“非洲国家的文学，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加拿大、加勒比国家、印度、马来西亚、马耳他、新西兰、巴基斯坦、新加坡、南太平洋岛屿各国以及斯里兰卡的文学，都属于后殖民地文学。美国文学也应当列入这一范畴。”⑧但由于其目前在经济、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公认的广泛影响，美国文学的后殖民性实际上并未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再加之美国目前在西方学术界所处的实际上的中心地位，美国文学及其理论的后殖民性就更加被其外表的强大所掩盖了。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所常说的后殖民主义研究实际上分别包括了上述两个方面。
从时间上来说，后殖民主义虽早在19世纪后半叶就已萌发，但它实际上始自1947年印度独立后的一种新的意识。其后，“后殖民主义批评”这一理论术语便进入了当代学术话语，并承袭了“英联邦文学”(Commonwealth literature)和“第三世界文学”(Third World literatures)这两个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范畴。实际上，对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是交错进行的，而且，后殖民主义所关注的主要理论课题也包括后结构主义的所谓“不确定性”和“非中心化”等，有着强有力的批判和“解构”倾向。目前，在后现代主义大潮明显衰落的情况下，这股后殖民主义思潮在北美、澳大利亚、印度、斯里兰卡以及一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更为风行，并且曾一度有过取代后现代理论的主导地位之趋势。虽然后殖民主义的出现与后现代主义论争几乎同步进行，但长期以来，尤其在后现代主义论争风靡欧美时，后殖民主义思潮和后殖民地文学却被压抑到了边缘；而当八十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理论学术界失势之时，后殖民主义则异军突起，逐步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并越来越成为人们兴趣的中心。⑨后殖民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巴勒斯坦人后裔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印度人后裔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和霍米·巴巴(Homi Bhabha)，尤以前两人的影响为最：赛义德早年曾置身于《疆界 2》(Boundary 2)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其后又以“非边缘化”和“消解中心”的意识而被归入“解构主义”批评家阵营；斯皮瓦克则以翻译介绍解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的著述而蜚声批评界，并被认为是美国批评界对后结构主义理论理解最准确、最透彻的学者之一；霍米·巴巴则是近几年来崛起的一位具有挑战性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他们分别执教于英美的一些主要大学，并以其具有着东方血统、且操持英语写作的双重“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身份向西方的主流话语发起有力的挑战，进而得到了主流理论界的认可。
不少学者认为，后殖民主义是一个十分复杂和模棱两可的概念，因而它所引起的争议就决非偶然。按照后殖民主义的观点，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以及其文学的价值与传统，甚至包括各种后现代主义的形式，都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因而西方的思想文化总是被认为居于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与之相对照的是，非西方的第三世界或东方的传统则被排挤到了边缘地带，或不时地扮演一种相对于西方的“他者”(other)的角色。即使是某些关注第三世界的西方理论家对第三世界文本的‘寓言式”阅读也依然流露出某种第一世界的优越感，这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在他们那里确实是难以克服的。实际上，西方文化内部并不乏其批判者，而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则正是从那些激进的理论中获取了某种启迪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综观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理论背景，他们从德里达那里获取了解构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从巴赫金那里获取了对话诗学，从格拉姆希那里则获取了霸权的概念，从富科那里提取了基于权力和知识的写作，等等。这些明显带有“非中心化”和“解构”倾向的理论均对他们的后／反殖民主义思维方式和阅读策略不无影响。对于后殖民主义的定义及其内涵，西方学术界依然有着争议，其分歧主要在于，它究竟意味着与殖民主义的断裂并成为一种“超越”或“后于”殖民主义的理论体系，还是继承并强化了以往的旧殖民体系的一种“新殖民主义”之内部的批判？从现在已发表的一系列著述来看，大多数学者认为后者的特征更为明显。其理由恰在于，挑起后殖民主义讨论的一些批评家并非真的来自西方列强的“前”殖民地国家或称“后殖民地”(post-colonial)国家，而是一些虽有着第三世界血统但实际上却在第一世界的话语圈内身居高位并在逐步向其中心运动的知识分子精神贵族，因此他／她们本身就有着明显的“文化优越感”，或者说，他／她们处于一种难以摆脱的两难：一方面，作为有着东方或第三世界民族血统的知识分子精英，他／她们与真正的主流理论家格格不入，因而无时无刻不试图向居于“中心”地位的西方主流文化发起进攻，以寻找契机步入“中心”；但另一方面，由于他／她们操持着纯正的第一世界“英语”(English)，有着收入丰厚的第一世界的薪俸，因而难免不流露出某种优越感，而与其相比较，那些真正的“第三世界”批评家或“后殖民地”批评家，则使用的是带有当地语音和语法特征的第三世界“英语”(english)。这样的批评应该说仍然是一种第一世界内部的话语主导权的争夺，与真正的后殖民地批评相去甚远，因而自然是一种新殖民主义。总之，至今仍有着活力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正在不断地影响着一些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和文学批评，在这些国家的批评话语中，反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倾向更为明显。而这一点则恰恰是当今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所忽视的。
“东方主义”重新思考
如果说，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带有明显的女权主义和解构色彩，霍米·巴巴的理论具有较强的“第三世界”文化批判特色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赛义德的理论则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色彩，其批判的锋芒直指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其明显的理论基石就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自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出版出来，这一直是东西方学者所关注的一个理论课题，但是，赛义德在建构“东方主义”的同时又强调指出：
东方主义不仅仅只是由文化、学术或机构被动地反映出来的一个政治主题或研究领域；它也并非只是由一些关于东方的文本所组成的结构庞大而又扩散的结合体；也并非只是反映并表现了某些企图制约“东方”世界的“西方”帝国主义的险恶阴谋……确实，我的确切论点是，东方主义是－－但不只是表现了现代政治－知识(political-intellectual)文化的某个方面，而且它本身与其说与东方有关倒不如说与“我们”的这个世界有关。⑩
显然，按照赛义德的定义，“东方主义”至少包括这样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的是一种基于对“东方”(Orient)与“西方”(Occident)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之差异的思维方式。在这方面，东西方在地理上分别居于地球的东西半球，在其他诸方面也处于长期的对立状态，其原因不外乎双方在政治上、经济上、乃至语言文化上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巨大差异。第二层含义则指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的长期以来的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力压迫的方式，西方与东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纯粹的影响与被影响、制约与受制约、施与与接受的关系。因此，基于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所谓“东方主义”便成了西方人出于对广大东方或第三世界的无知、偏见和猎奇而虚构出来的某种“东方神话”。但赛义德同时又指出，东方主义可以在三个领域里重合：长达四千年之久的欧亚文化关系史；自十九世纪以来不断培养造就东方语言文化专家的学科；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学者所形成的“东方”的“他者”的形象。(11)由于习来已久的这种对东方的偏见，因而，在西方人眼中，东方人一方面有着“懒惰”、“愚昧”的习性，另一方面，东方本身又不无某种令人向往的“神秘”色彩。说到底，东方主义在本质上是西方试图制约东方而制造的一种政治教义，它作为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体系，始终充当着欧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柱。
既然我们说东方主义是西方人虚构出来的一个“神话”，那么作为这一扭曲了的“神话”的阐释者，赛义德本人又持何看法呢？本文拟从一个真正的东方学者的视角对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进行质疑，同时也对之进行一番重新思考或理论重构。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赛义德的这本富有挑战意味的专著《东方主义》确实为我们的跨学科学术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野，即将研究的触角指向历来被西方主流学术界所忽视、并且故意边缘化了的一个领地：东方或第三世界，它在地理环境上与西方世界分别处于地球的两个部分，但这个“东方”并非仅指涉其地理位置，同时它本身还具有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内涵。正如赛义德在该书“导言”中所开宗明义指出的，“东方几乎就是一个欧洲人的发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的、萦绕着人们的记忆和视野的、有着奇特经历的地方。而现在，它却在逐渐消失；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已经这样了，它的时代已结束了”。（第1页）在这里，赛义德表达了他那难以掩饰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作为东方人的后裔，他无时无刻不缅怀历史上曾有过的那个无不令人神往的强大的东方盛世，并为那一时代的一去不复返而感伤和惆怅；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在西方高等学府身居高位的校级英文和比较文学教授，他又为自己有资格以一个“他者”的身分来研究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东方”而不无某种优越感。出于对西方帝国主义霸权的痛恨和厌恶，赛义德首先将批判的触角直指西方帝国，他指出，毫无疑问，西方对东方的霸权是一个历史事实：“从十九世纪初直至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和英国一直统治着东方和东方主义；而自二次大战以来，则是美国一直在统治东方……”（第4页）不仅是东方的政治制度须效法美国，经济上须向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看齐，甚至在文化上也须通过西方话语的重新阐释，东方文化才能显示出其固有的辉耀。成千上万的东方学子为能从西方高等学府的东方语言文化系获得一个学位而奋力拼搏，然后又得费尽周折以便获取在西方的永久居住权，这一切均显示了西方世界之于东方的天然的优越。而与其相比较，东方则是一个与之相距甚远的“他者”，只是当西方进入衰落之时东方才偶尔被用来反观西方文化自身。因而，在这方面，赛义德的著作有着使西方主流学术界重新把目光转向东方的某种反拨作用，这也是他的理论中的“反殖民主义”(anti-colonialiSm)方面。
其次，赛义德的尝试还具有强烈的“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和“解构”的作用，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之后的“非边缘化”倾向的先声。众所周知，解构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策略就在于其从西方文化内部来冲击并削弱“逻各斯中心主义”。作为当时的美国解构主义阵营的一位重要成员，赛义德与“耶鲁学派”的不同之处恰在于，他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选取了一个新的批判视角：从“他者”（东方）的视角来批判习来已久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或者说从边缘向中心运动，最后旨在消除所谓“中心”意识。应该说，这正是该书的积极意义所在。在谈到东方主义的“他性”特征时，赛义德指出：
东方主义的所有一切都与东方无甚相关：东方主义之所以具有意义完全是取决于西方而不是东方本身，这种观念直接受惠于西方的各种表现技巧，是它们使其清晰可见，并且居于关于它的话语“那里”。（第22页）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东西方的不平等关系的深刻洞悉和强烈批判，这也预示了他后来对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全面声讨和抨击。但正如解构主义的一个重要策略就在于其多元取向，在赛义德看来，西方人所建构的“东方主义”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着多重含义和多重取向的，因此他归纳道：
曾经有过（现在依然有）语言学意义上的东方，有弗洛伊德主义的东方，斯本格勒主义的东方，达尔文主义的东方，种族主义的东方，等等。（第22页）
还有过基于其在摩洛哥和日本等东方国家之经历的罗兰·巴尔特式的“东方主义”(12)，但是却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纯正的”、按照东方人的理解来建构的东方或东方主义。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在作崇，所谓东方或东方主义不过是其赖以存在的一个虚设的对立物罢了。对此，赛义德的批判再一次体现了其“反殖民主义”的意识，可惜他本人并未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重构。
但是，正如不少东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赛义德建构的“东方”和“东方主义”也不无其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具体体现在地理上、文化上和文学上，这也使我们第三世界学者和批评家有了可据以进行质疑和重新思考的理论基点。
首先，我们应当指出“东方主义”的地理学局限。这一方面受制于赛义德本人的出身背景和知识学力之局限。众所周知，从地理上说来“东方”至少可以囊括幅员辽阔的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地区，而在赛义德的书中，东方的地理学界线仅仅划到近东和中东的阿拉伯地区，而很少论及更为广大的东南亚地区和诸如中国、印度和日本这样一些重要的东方国家。这不能不说是该书的一大局限。
其次，“东方”或“东方主义”也有着其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局限。就其意识形态和文化意义上而言，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观念或“西方”文化实际上指的是基于西欧和北美诸国流行的资产阶级价值准则之上的意识形态或文化观念，而与此相悖的则被笼统地称为“东方”的观念。正是基于这一意识形态上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东西方在二次大战后的“冷战”时期才一直处于对峙状态。随着“冷战”的结束，东西方关系进入了一个“后冷战”时期(post-cold war period)。在这一时期，照亨廷顿的描述，“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发冲突的主要根源……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13)，而在诸种东方文化中，最危险的莫过于（以阿拉伯世界为中心的）穆斯林文化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文化。亨延顿的这番偏激之言倒是抓住了东方文化的两大发祥地，而这却被赛义德所忽视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当然这也和这本书出版的时间有关。
由于其地理环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局限，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便毫无疑问地导致了他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局限：他所讨论和引证的文本大都是英语文学作品，而较少涉及非英语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这不仅是他本人研究的局限，同时也是整个后殖民主义学术研究的历史局限。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研究比较文学，固然可以突破地域和学科界限，但并未能突破语言的界限，这无疑也是我们东方比较文学学者所必须克服的局限。
我认为，东方应该是东方人的东方，它的存在并非得依赖于西方人怎么看，它就是说，应该按照东方人固有的价值观念来估价和描述东方及东方学式东方主义。换句话说，在对东方进行描述或估价时，也应该像西方人估价和描述西方及其文化那样，立足于自身的东方视角，只有这样，才能得出一个正确的、不带任何偏见的东方的概念，而任何戴上后殖民主义有色眼镜观察到的“东方”或“东方主义”只能使人误入歧途。同样，把东方当作一种“猎奇物”来考察或观赏或研究也难免不失之偏颇。当前，在一个带有“后冷战”特色的世界，我们已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文化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东西方的对峙和对立关系已经转变为一种新的对话和互动关系。在这方面，后殖民主义的积极方面在于其反殖民性和反霸权性，而其消极方面则在于其以文化渗透和文化输出的方式来重新制约第三世界国家。对于这一点，我们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
《东方主义》一书的出版，不仅奠定了赛义德本人的学术声誉和地位，同时也标志着他的后殖民理论体系建构的开始。之后，他虽然在其他场合曾对“东方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作过一些补充和修正，但其理论核心并未有所突破。(14)由于他本人在美国学术界的声誉的不断上升和著述的影响力的逐渐扩大，他那身居第一世界的自我优越感也就不时地有所流露，其后殖民理论中的新殖民主义的成分也就愈益增多。他在谈到康拉德的二重性特征时有一句话颇为令人玩味，“康拉德既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帝国主义者”，(15)若将此用于描绘赛义德本人的学术观点恐怕也同样适用：他既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批判者，同时又是一个新殖民主义理论的代言人。但尽管如此，他对西方世界的文化霸权主义的批判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越到后来这种批判和鞭笞就越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在当今的美国学术政治领域，赛义德的名字常常和享廷顿的名字相提并论，因为这两人在东方问题研究上的巨大影响和政治观点上的针锋相对，他们被分别当作左右两翼的代表人物为白宫的决策者提供正反两方面的参照系。我们通过仔细阅读和研究赛义德的一系列著述，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另一方面：新殖民主义的因素。这实际上是所有具有第三世界血统但现在仍然生活在第一世界的东方裔知识分子都在所难免的：赛义德一方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以及文化上的霸权深恶痛绝，利用一切机会予以批判和抨击，但另一方面，由于他深受富科的权力－知识－话语三位一体思想的影响，因而无时无刻不在自己的著述中流露出掌握甚于真正的第三世界学者的话语权的优越感。
在论文集《世界，文本和批评家》中，赛义德更进一步发挥了富科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在一篇同题论文中他探讨了文本的“世俗性”(worldliness)特征。针对这种偏激的观点，即言语存在于世间，而文本则外在于世间，仅仅朦胧地存在于批评家的头脑里，为批评家所任意使用，他提出了自己的异议。同时他也不满足于当今的文学批评所过分强调的所谓阐释的“无限性”，他认为，这些批评家们往往容易割断文本与现实的关系。在他看来，就其深层意义而言，文本确实是“世俗”的，对它们的使用以及其本身所能达到的效果往往受制于这样一系列的因素：“所有权，权威，权力以及强力的施与”。毫无疑问，批评家是掌握一定的话语权的，因而批评家在写一篇批评论文时，便进入了与文本和读者的一系列关系之中。他的那篇论文也许站在文本和读者之间的立场，也许站在其中的某一方，只是因不同的批评家以及不同的批评语境而异。那么，
这篇论文对它所讨论的文本的边缘意识又是什么呢？这篇论文在形成自己的历史时，也就是说，当这篇论文从开始发展到结论时，它是通过何种方式允许历史发挥作用的呢？使这篇论文的言语朝向、离开和进入现实，也即与论文本身同时发生的非文本性的历史生机和存在的场所的特质是什么？最后，这篇论文是一个文本，对一系列文本的插入，对文本性观念的强化，还是使语言从随便哪一页消散而后进入和朝向历史的机缘、倾向、潮流或运动？(16)
赛义德的回答显然是对后结构主义者的排斥“非文本性”尝试的一个挑战，对消解结构主义甚至后结构主义批评的“文本中心”倾向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他却在同时乞灵于“强有力的”话语之作用，可见富科的影响已渗入到了他的批评意识和无意识之中，并且无时无刻不制约着他的批判精神。(17)
1993年出版的鸿篇巨制《文化和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之所以能成为一部“国际范围内的畅销书”，与当今的“后冷战”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各种关系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这本巨著被读书界和评论界称为“对欧洲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的广泛、犀利的和极具可读性的描述”，它全面地审视了西方文化，从十八世纪的作家简·奥斯汀一直论到当今仍有争议的赛尔曼·卢希迪，从现代主义诗人叶芝一直论到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海湾战争中新闻媒体之作用，其间还透过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视角分析了显然具有后殖民性的英国作家吉普林和康拉德的小说，以一个比较文学学者的身份对这一学科存在的局限进行反拨，直到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背景下全面描述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殖民地的反抗的历史，等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这本书中，“对人类学、历史学和地域研究方面所作的大量实质性探讨发展了我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提出的论点，因为那些论点在该书中仅局限于中东地区”(18)。而在后者中，作者的笔触则扫到了包括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内的所有具有“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的亚、非、拉和大洋洲地区。如果说《东方主义》所批判的主要是欧洲老牌殖民主义者的话，那么这本书的批判锋芒则直指美国。因为，在从1978年到1993年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世界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阿－以冲突从剧烈到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令世人瞩目；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确立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再加之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获胜则更是使之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同时也是“最后一个超级大国”（“导言”第26页）。在赛义德所专注的文化学术领域，也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结构主义之后各种新理论的冲击致使批评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学科界限；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越来越趋向全球化；而比较文学的兴趣东移则更是导致了一种以东西方文学的对话与交流为特色的新的国际比较文学研究格局的出现(19)；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后殖民主义大潮不断向中心运动，文化研究在一个全球范围内的转型期方兴未艾……这一切都使得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正视文化和文化本质问题，因此，赛义德的这本书的出版是非常及时的，对当今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者从一个新的视角和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语境之下来探讨本民族的文化本质都将提供有益的帮助。
在对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以及其对第三世界的侵略和渗透行径的批判的同时，赛义德分别对“文化”和“帝国主义”这两个频繁出现的概念作了界定，他指出：“‘文化’具体指两样东西，第一是指所有这样一些实践，诸如描绘、交往和表现的艺术，它们都有着独立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的相对自足性，而且常常以审美的形式存在，它们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给人以快乐”，（“导言”第12页）第二，“而且几乎是十分微妙地，文化也是一个概念，它包括一种精致的、高级的成分，恰如马修·阿诺德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描述的那样，是每一个社会中那些被认为是最优秀的东西的蓄积”（“导言”第13页）；与之相对，另一个术语“‘帝国主义’则指统治着远方领土的居主宰地位的宗主国中心的实践、理论和态度；作为帝国主义的直接结果的‘殖民主义’则是在远方的土地上从事殖民实践……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直接了当的殖民主义业已完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帝国主义仍然滞留在老地方，留在某种一般的文化领域里，同时也从事着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第8页）但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却从来没有间断过，致使帝国主义不得不认识到，单凭大规模的武装入侵在当今时代已很难达到其效果，因而他们便变换手法，“通过文化刊物、旅行以及学术讲演等方式逐步地赢得后殖民地人民。”（第292页）因此，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的公开冲突也转变为一种隐晦的交流和对话，通过这一系列的交流和对话达到双方的互相渗透和互相影响。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赛义德在批判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时只是作了一些客观的描述，而没有站在一个第三世界批评家的立场提出第三世界反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策略，这不能不暴露出他的反／新殖民主义的矛盾立场。
暂时的结论和对策
鉴于后殖民主义本身内涵的复杂性和争议性，同时也由于赛义德本人政治立场和文化思想的复杂多变性，本文只能对他的较有影响的三本书进行粗浅的剖析，以帮助中国读者正确认识和理解后殖民主义以及东方主义的批评研究价值。我这里想再次指出，首先，后殖民主义是一个广义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概念，它并非只与殖民主义有着延续关系，它的涉及学科范围之广、含义复杂实在是本文所难以一一详论的，此外，在我看来，后殖民主义并不像有些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气数已尽。其次，东方主义既然是西方殖民主义者虚构出来的一个政治幻影，那么将其运用于东方文化和文学研究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至于有人试图效法西方殖民主义者，热衷于建构一种“西方”或“西方主义”，我认为这种鼓吹西方优越的论调，与当今时代的文化交流和对话的历史趋势是不合拍的。再者，赛义德本人现在依然活跃于美国学术理论界，仍然是人们关注的中心，因而全面评述他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还为时过早。至于中国读者目前所关心的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关系，笔者将另文专述。
注释：
①在这方面，中国学者的一个明显的误解就在于，他们往往把后现代主义仅仅理解为一种接着现代主义的衰落而来的理论思潮或文学艺术运动，而忘记了作为一种认识观念的后现代主义和作为一种阅读阐释代码的后现代主义，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就理所当然的是，在后现代主义之后必然出现所谓“后、后、后……”的状态。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诸种形式的描述，参阅拙作：《后现代主义：从北美走向世界》，载《花城》1993年第1期。
②关于后现代主义讨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开展，请参阅一些东西方学者在第13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期间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这些论文已收入《第13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文集》(Proceedings ofthe XIII Congress of the ICLA)，第6卷，东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以及《疆界2》(Boundary 2)第20卷（1993），第3期关于拉丁美洲的后现代主义讨论专辑。
③关于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理论与思潮的宏观描述，参阅拙作：《后现代主义之后……》，载《文艺报》，1994年9月10日号。
④⑤⑥参见乔纳森·哈特(Jonathan Hart)的论文：《踪迹，抵制，和矛盾：后殖民理论的加拿大以及国际性视角》(Traces,Resistances,and Contradictions:Canadian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Postcolonial Theories)，载《知识网》(Arachne)，第1卷第1期（1994），第71、72、73页。
⑦⑧参见比尔·阿希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等著：《帝国回述：后殖民地文学的理论与实践》(The Empire Writes Back: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 colonial Literatures)，伦敦和纽约：路特利支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4、2页。
⑨但我在与不少西方学者接触中却时常听到这样的议论，即后殖民主义不过是几个印度学者“炒”出来的，并无甚理论学术价值。这自然不无偏见，而且根本忽视了赛义德的理论建树。
⑩参见爱德华·赛义德：《东方主义》(Orientalism)第12页，纽约：同代丛书1979年版。
(11)关于东方主义的详细而且多重的定义，参阅《东方主义》导言部分，第1页至第28页。下面引文除注明出处外，均出自该书。
(12)关于罗兰·巴尔特与东方主义的关系，参阅迪安娜·奈特(Diana Knight)的论文：《巴尔特与东方主义》(Barthes and Orientalism)，载《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第24卷第3期(1993)，第617－633页。
(13)参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93年夏季号，第22页。
(14)关于东方主义之定义的修正，参阅赛义德的论文：《东方主义重新思考》(Orientalism Reconsidered)，载弗朗西斯·贝克(Francis Baker)等编著：《文学，政治，理论：埃塞克斯研讨会文集》(Literature,Politics,Theory:Papers from the Essex Conference,1976-84),伦敦：路特利支出版公司，1986年版。
(15)参见赛义德：《文化和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伦敦：同代丛书1993年版，导言部分第20页。
(16)参见赛义德：《世界，文本和批评家》(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0－51页。
(17)参阅拉曼·塞尔顿(Raman Selden)等编著：《当代文学理论导读》(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版，第190－192页。
(18)见赛义德：《文化和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导言部分第11页。下面引文除注明外均出自该书。
(19)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论述，参阅拙作：《论国际比较文学研究新格局的形成》，载《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和《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和比较文学东方学派的崛起》，载《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
(20)在1994年8月举行的第十四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中国旅美学者陈小眉提交了一篇关于“西方主义”的论文，引起了与会东西方学者的强烈反响和争议。这种倾向目前在不少中国大陆学者中也有朦胧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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