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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红利与中国的人口红利期
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研究所有人口问题中最基本的出发点之一，人口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由于生育率与死亡率的变化不同步，当人口结构发生转变时，经济的发展也将受其影响。近年来，人口转变对经济的影响受到不少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关注，有学者提出了“人口红利”说。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在生育率快速下降的时期，少儿抚养比亦迅速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期”。
人口转变时期，人口结构特征与红利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人们通常理解为人口结构优势期就是应该获得人口红利的时期，而只是获取红利的大小问题，其实不然。只有当人口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时，人口结构特征的优势才会被发挥出来，才能获得人口红利或取得“人口红利效应”，此时才可以称为“人口红利期”。
从人口统计角度理解，人口红利期表现为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比较高，或者说人口抚养系数比较低，经济增长将获得格外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资源。亚洲各国特别是日本、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表明了人口结构的重要作用。日本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则从七八十年代开始高速发展，他们的人口结构整体比较年轻，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比较低、总抚养系数（65岁及以上老人和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的总数与适龄劳动人口数量之比）也比较低（参见表1）。日本的经济发展到了上个世纪末，人口结构显现出老化的特点，经济发展的动力表现得不如从前，而韩国的人口结构依然年轻，其经济发展仍然富有强劲的动力，这些国家都充分抓住了各自的“人口红利期”。
而西方经济史也表明，新大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的部分，大约90%-100%可以归结为新大陆在人口结构方面的优势。
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不断加快，1982-1990年，适龄劳动人口平均年递增率为2.48%。1990年适龄劳动人口（15-64岁）为7.5亿人，占总人口的66.74%。进入1990年代以后，适龄劳动人口以每年净增1100多万人的速度递增，到2000年适龄劳动人口已达8.87亿人，占总人口的70.1%。高速增长的适龄劳动人口为中国经济20多年的快速增长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1]。
人口和劳动力因素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人口红利”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研究表明[2]，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本的影响占28%，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占24%，劳动力质量的影响占24%，人口流动或要素配置的影响占21%，其他因素（如管理水平等）占3%。
在分析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时，我们应当注意到，人口迁移流动在“人口红利期”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不同影响。由于中国二元经济造成的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使得兑现人口红利的途径表现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资源迁移流入到城市，一方面使城市的经济环境为农村人口红利的兑现提供了经济机会，解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延长了城市的人口红利期，推迟了老龄化的到来，实现了城市经济的再次快速增长。
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和各大城市，它们是青壮年劳动力源源不断的流入地，这些劳动力资源为保证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供给了必需且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也即这些地区分享了其他地区的人口红利，从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然而，对于那些流出地而言，却难以享受到人口红利的成果，并可能不仅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流失，而且还意味着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后，还得比发达地区偿还更多的人口负债。
在二元经济下，中国人口红利的具体表现就是利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口资源延长发达地区的“人口红利期”，将人口结构优势的机会和经济增长的机会相结合，既为经济发达地区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使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又解决了不发达地区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并尽可能大地使获取“人口红利”得到体现。
二、人口红利与深圳经济发展
深圳经济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获取超额人口红利的历史。改革开放20多年来，深圳人口发展的速度与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一样让世人瞩目。从30多万人的小城镇发展到目前1200多万人的超大城市，期间正是中国的人口红利期，深圳在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和政策优势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人口红利的“黄金期”。
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看，深圳作为移民城市，通过发展经济，吸引了大批年轻劳动力迁移流入深圳，获得了大量的“人口红利”。深圳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促使了深圳人口的持续流动，使深圳持续地获得各种人才，并持续保持了年轻劳动人口大规模的流入，不仅充分抓住了中国“人口红利期”的机会，而且还使这种“人口红利”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
深圳人口数据分析表明（参见图1），20-30岁之间的人口最具有迁移性，也是人口迁移的高潮期。这部分人迁移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分配、工作调动、婚迁等。劳动适龄人口是人口迁移的主体，少年儿童和老人的迁移取决于这部分人。可以说，人口迁移，本质上是劳动适龄人口的迁移。因此，大量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成为深圳迁移人口的主体，使得迁移人口的年龄结构非常年轻。
从历史数据角度看（参见表2），深圳的人口年龄结构始终保持很好的状态，尽管户籍人口的平均年龄在逐年增长，但与广州人口平均年龄32.8岁（2000年），上海人口平均年龄33.91岁（2004年），北京户籍人口平均年龄35.7岁（2004年）相比还是很年轻③。总抚养系数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42.74%,2000年），与北京的总抚养系数26.6%（2005年）、天津33.46%（2000年）、浙江省35.8%（2005年）相比，人口负担仍然要低得多。
图1 1995年、2000年与2005年深圳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对比图②
从老年人口的抚养角度看（参见表2），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非常低，离人口老龄化还很远，深圳养老保障可以说非常轻松，这样的发展趋势还将持续很多年，这与深圳大量获取超额“人口红利”密切相关。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深圳市非户籍人口以及集体户人口比重比其他城市偏高，适龄劳动人口所抚养的人口居住在市外的偏多，同时，户籍人口中有很多是从市外迁入的年轻人，其要抚养的老人许多都常住市外，因此，实际的抚养系数应有较大提高。
从深圳人口素质的角度看，深圳的人口素质在逐步提高，文盲率在逐步降低。2005年底，深圳常住人口中，具有大学及以上程度的人口为105.02万人，高中程度的人口为195.49万人，初中程度的人口为389.88万人，小学程度的人口为95.23万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大学及以上程度的人口增加了48.61万人，高中程度的人口增加了38.73万人，初中程度的人口增加了24.68万人，小学程度的人口也增加了10.67万人[4]。如果与其他城市的人口受教育程度进行比较（参见表3），深圳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比国内许多城市的人口素质状况要好。
然而，考虑到上述数据来自统计局，其人口口径比较小，大量文化程度不高的外来人口被忽略。据其他资料统计⑥，2007年初，外来人口每10万人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3300多人，高中文化程度的1.5万多人，初中文化程度的3.698万人，小学文化程度的则高达4.323万人。大专以上人口的比重比较低，初中及小学文化程度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可见，如果按照大口径人口比重进行测算，深圳的人口素质仍然比较低。
以上分析可见，深圳人口的高速发展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人口红利对推动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强大的拉动作用。深圳在获取人口红利的同时，也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同时也为解决富余劳动人口的就业，进而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了贡献。
根据2004年底的深圳经济普查资料，从业人员已达561万人，这还不包括非正规就业的劳动人口。若将三次产业产值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的历史数据进行对比（参见图2），深圳三次产业结构与劳动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的迁移流动是同步增长的。劳动力在各产业中的比重与产值在各产业中的比重是基本一致的，属于比较协调的关系。从各产业产值与劳动就业的比重变化来看（参见图2），第二产业劳动力比例在逐步下降，两者比重的差距在缩小。第三产业劳动力比例则在逐步上升，两者的差距也在缩小。可见，按照目前各产业劳动力结构与产值结构的关系，未来深圳第三产业将吸纳更多的劳动人口。
图2 深圳市三次产业劳动力结构与产值结构对比图(1990-2006)⑦
从劳动就业产值弹性来看（参见表4），深圳三次产业的发展历程中，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第二产业）始终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渠道，而作为最能吸纳劳动力的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弹性在2001年以前都低于3，说明该产业发展明显落后。但2002-2005年间劳动力就业产值弹性超过3，第三产业发挥出吸纳劳动力的巨大潜力。
若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的比值（即人口产值弹性系数）衡量，据统计[3]，人口每增长1%，国内生产总值就必须增长3%以上（即弹性大于3）才能维持原有的消费水平。一般而言，当人口产值弹性小于或等于1时为社会停滞级，1-4为社会渐进级，4及以上为社会协调发展级。根据深圳资料（参见表5），1997-2000年间，深圳人口产值弹性小于3，处于社会渐进级的初期，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太协调，而2001年后的深圳人口产值弹性均大于4，处于社会协调发展级阶段。
若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速度与人口增长的速度之比（即人口固定资产投资弹性系数）衡量，据统计[4]，弹性在3.0左右时，人口每增长1%，固定资产投资就必须增长3%以上才能维持原有的消费水平。当弹性小于3时，人口的消费水平下降；3-5时消费水平持平；6及以上时消费水平提高。根据深圳资料（参见表5），2000年以前，弹性均小于3，表明人口增长速度过快，消费水平下降。从2001年起，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与人口的增长比较协调，消费水平有所提高。
总之，深圳经济的发展与其所获取的超额人口红利是分不开的，这种超额的人口红利又是通过人口的大量迁移流入来实现，经济因素是决定人口迁移流动的重要因素。人口迁移流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根本的动力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上，是迁移人口追求经济利益的结果。人口迁移流动与经济发展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当经济发展时，吸引大量的人口流入，人口流入后又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推动，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系统。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深圳在不断收获迁移流动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的同时，人口红利的浪费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据统计⑥，2007年初各种无业人口高达108万人，这其中，既有大量务工人员的家属，也有盲目流动来深圳找工作的人口，更有无序流浪依靠非正规方式获得生活来源的人口，其中后者更是构成了深圳人口管理中十分困难的一个症结，也是影响社会治安和稳定的重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迁移流入到城市就业，不再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是长期的行为。外来流动人口的常住化特征越来越明显，“摊大饼”式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是人口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深圳的人口规模已经超出了城市的适度发展需要，显现出四个“难以为继”的特征。
近年来，深圳非户籍常住人口的增长速度降低，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来自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产业升级导致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外迁；二是人口发展与固定资产投资和GDP的发展不协调，近些年，深圳人口增长处于流入偏多状态，人口增长过快，使劳动人口日趋饱和；三是自身环境资源的制约。四是随着长三角地区和环渤海经济带吸引力的上升，各个地区都在争夺有限的人口红利。前段时期的“民工荒”、“技工荒”现象的出现就表明，仅仅依靠廉价的人口红利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已不合时宜。
三、未来深圳经济的发展要逐步转变获取人口红利的方式
中国劳动力人口的供给趋势，对深圳未来人口的发展态势有重大影响。根据预测[5]，随着中国人口规模的进一步增长，适龄劳动人口的规模还将继续保持增长趋势。2007年中国15-64岁人口已增长到9.8亿，预计在2013年达到10.06亿人的峰值，占总人口的74%，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仍处于比较好的状态。2013年后，适龄劳动人口的规模才开始缓慢下降，到2030年劳动力人口仍有9.3亿，到2033年可下降到2000年的8.87亿水平。而总抚养系数从2000年的42.74%逐步下降，到2010年达到最低点34.03%，之后开始逐步回升，到2023年可回到2000年的水平，直到2034年仍处于抚养负担不算重的50%水平，但之后会快速上升，并在2058年左右达到72.5%的峰值。
可见，在21世纪的前30多年当中，中国的就业人口规模仍然很大，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劳动力供给依然十分充足，总抚养系数不高，社会负担较轻，这对于经济发展，特别是积累养老保险基金、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都十分有利。因此，未来20多年仍将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人口“黄金期”，是本世纪不可多得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在此之后，总抚养系数将持续上升，中国经济所享有的“人口红利”的黄金时代将逐渐离去。
就深圳而言，在过去的20多年中，深圳保持了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和稳定，创造了相当多的就业机会，良好的投资和就业、生活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投资者和劳动力，获得了超额的人口红利，套用两句俗话：“就像天上掉馅饼”、“得来全不费功夫”。此间劳动人口的涌入处于比较自发的状态，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和较低层次产业的大规模扩张形成。由于目前的人口数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大规模流失的可能性不大，并且在未来20多年内，其他地区仍可为深圳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深圳人口规模依然会呈增长的态势。
长期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随着沿海等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和城市化速度的不断加快，各地为谋求发展所造成的人才争夺现象，会日趋激烈。现在的“民工荒”现象，只是劳动力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之间争夺的序幕，劳动力短缺所造成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给各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深圳作为一个相对发达的城市，依靠自身经济发展上的优势和制度及政策上的适当调整，是可以使其持续下去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扮演重要的调控角色。
经济发展、生活条件对人口的迁移流动有显著的作用，安居才能乐业，具备一定的居住条件又是迁移流动人口常住化的前提。但日益增长的人口与资源稀缺的矛盾，又促使人们为创建和谐深圳的目标提出了各种人口控制等方面的要求。然而，试图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和若干政策来控制外来人口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人口更加自由地迁徙和流动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只有使全体公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才能充分揭示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真谛。因此，必须改变原有的获取人口红利的途径，推行积极的人口经济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增进人口的福利和健康，促使人口与产业活动能均衡发展。
针对深圳实际，必须根据深圳城市发展总体战略、深圳产业结构的特点、深圳城市区域结构的特点、深圳城市规划等方面的情况，制定符合本地区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诸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劳动密集型逐渐向劳动力需求量小的技术技能型转变，增加劳动力成本，切实增强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同时，又需要制定一些既符合深圳实际又切实可行的人口政策，以优化人口结构，使“人口红利”的获取从增加劳动力的规模向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方向转变。诸如，消除不必要的制度障碍，疏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渠道，指导就业流向，沟通城乡劳动力的供需，提供服务信息，大力引进高素质人才，增加对劳动者的技术技能培训，提高现有劳动力的素质等等。
制定人口政策除了必须综合考虑人口的数量、素质、分布，以及人力资源的培养、开发，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各项因素之外，也要配合政府的施政方针与经济规划，才能达到推行人口政策的预期目标。
要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作用，就要通过经济手段来调节人口的规模和结构。例如，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重点发展创新型产业，重点扶持提升城市竞争力的产业，特别是应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这些都是主动获取“人口红利”的重要手段。
收稿日期：2007-11-21
注释：
①日本、韩国数据引自United Nations,2001,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00 Revision,Volume I,New York,2001。中国数据引自杨光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与特点》，《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增刊）。
②数据根据深圳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2000年人口普查、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整理。
③数据引自张志忠《中国七大中心城市人口资源大调查》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02/Dec/247418.htm，中国网2002年12月16日。
④数据根据深圳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2000年人口普查、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整理。
⑤深圳数据根据《2007年深圳统计年鉴》和历年人口调查资料整理；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数据根据张志忠《中国七大中心城市人口资源大调查》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02/Dec/247418.htm整理。
⑥数据根据深圳市出租屋综合管理办公室2007年1月《工作简报》整理。
⑦数据根据《2007年深圳统计年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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