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尔#183;巴赫金：含义不同的发现与文化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伊尔论文,含义论文,发现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12.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6)02-0070-10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6.02.010 本文计划做两件事：(一)根据近年发表的相关学术成果，检讨一下1960年代以来巴赫金在俄罗斯和西方被重新发现的历史经过；(二)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思想家的巴赫金究竟发现了什么”？这两件事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本身都已包含在“巴赫金的发现”这个语义含糊的所有格结构中。作为思想家、理论家的巴赫金，他的那些被人看成是发现、发明的东西，绝对不是一堆了无生机仅供人研究的材料，而是动态的很有活力的东西，就像不断移动的靶子。笔者将用丰富的例证说明，对巴赫金的所谓发现以及其间我们所获得的教训，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情境中，人们对其所作的描述和阐释也都是不同的。巴赫金的著作穿行于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传统，遭遇到各色各样陈陈相因的思维模式，在人们强加给他的各种观点中，有的拔高，有的修正，有的贬损，致使其著作的含义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变化和调整，人们心目中的巴赫金因而也就成了一个飘忽不定的形象。加以介绍、翻译巴赫金的文字往往晦涩艰深，让人不知所云，更谈不上完美。因此，巴赫金所做出的所谓发现、发明并不是一个可靠的知识和智慧的宝库。此外，我们在考量巴赫金作为思想家所做出的贡献时，眼光又常常受到俄罗斯国内外各种相关传闻的影响。研究介绍巴赫金时出现的时间差乃至人为曲解等等尴尬现象，本身就很好地说明，有的人在利用巴赫金时心情表现得过于热切。而这一影响很大的因素却往往不易被人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现在已经能够认识到，人们谈论巴赫金在俄罗斯和西方被重新发现的故事时，所使用的讲述方法本身就浸透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异质话语，而所谓“异质话语”恰恰就是巴赫金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经详细研究过的现象。笔者在分析考察这些讲述方法时，希望能一步一步地呈现出这样一位巴赫金，其留给后人的遗产是异样纷呈的历史阐释之结果。这样的一位巴赫金，是过渡时期的一位思想家，是一位我们必须与之对话才能见其真面目的理论家。 巴赫金在1960年代的俄罗斯被人们重新发现，这一事件看上去活像一部“长篇惊险小说”。①在长篇惊险小说中，偶然发生并且具有喜剧效果的事件，有时可以将严肃的东西掩盖起来，尽管这严肃的东西不一定真的发生。巴赫金在被人遗忘了三十年后，为何又能重新跨上俄罗斯的思想舞台，其间的原因非常复杂，至今仍然无法彻底弄清楚。弗拉基米尔·赛杜罗的著作《俄国文学批评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846-1956》于1957年在美国出版[1]，也许是原因之一。因为在这部著作中，赛杜罗让人注意到了巴赫金1929年出版的那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同时让人看到了卢那察尔斯基对巴赫金著作的评论。柯仁诺夫无疑是知道赛杜罗的这部著作的，因为他在自己写的一则巴赫金小传中曾经提到过赛著。这则小传后来未具作者名姓得以发表在《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一卷中。[2](P.47)通过赛杜罗或其他渠道，柯仁诺夫在1950年代结束前后，知道巴赫金曾经写过那么一部书。②他在弗拉基米尔·艾尔米洛夫的私人藏书中找到了一册。艾尔米洛夫是当时苏联学术和意识形态高层里的红人，普遍被认为是19世纪经典作家、特别是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权威，学术观点偏于保守。早在1920年代，艾尔米洛夫是“拉普”的领导人之一，但后来他与苏联共产党的方针保持高度一致，因而成功跻身主流。著名文艺学家尤连·奥克斯曼曾经在“古拉格”(苏联内务部劳改局)遭受监禁和迫害，他认为艾尔米洛夫是个“流氓批评家，在他得势期间我们的文艺学备受摧残”[3](P.131)。③但是，命运真会捉弄人，艾尔米洛夫不仅是教条主义的可怕化身，不仅是强制执行教条主义的权威人物，他恰恰还是柯仁诺夫的岳父。柯仁诺夫在重新发现巴赫金方面曾起过关键作用，相关著作也很多，但他在这些著作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艾尔米洛夫是他岳父这一事实。有一天，他在岳父书房里翻阅图书时，偶尔发现了一册巴赫金1929年出版的那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4](P.245)后来，柯仁诺夫建议波恰洛夫和加乔夫两人也去读一下那本书，结果两人都被该书深深地吸引。1960年11月12日，柯仁诺夫第一次写信到萨兰斯克。在这偏远的地方，巴赫金从来没有感到自在过。④此时的他已经认命，毫无架子，正准备过65岁生日，他对实现自己的学术抱负已经不存奢望。[5](PP.114-115)柯仁诺夫所起的作用无疑是重大的，比波恰洛夫和加乔夫两人都要大。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巴赫金在1960年代初被人重新发现，这件事恰恰是由艾尔米洛夫所促成的，而艾尔米洛夫恰恰又是艰难时期奉行蒙昧主义的一个握有实权的人。(1928年，艾尔米洛夫曾指责巴赫金小组中的核心成员帕威尔·梅德维杰夫奉行“康德主义、形式主义及其他形式的神秘蒙昧主义”，⑤可三十年后，艾尔米洛夫自己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个传播巴赫金著作的人。)在商议再版巴赫金1929年的那部著作过程中，柯仁诺夫曾请艾尔米洛夫帮过不少忙，终于使其得以于1963年再版(出版社的那两篇供内部参阅的书评，其中一篇竟然还是由艾尔米洛夫撰写的)。⑥因此，各种不同的权力中心相互斡旋、相互协调，有时也不乏狂欢的味道。比如，柯仁诺夫本来已经是个握有丰富人际关系资源的人，但由于他仍然担心自己人微言轻，竟然不惜假冒德国人的口音(装作是君特·格拉斯)，给苏联作家协会秘书康斯坦丁·费金打电话，试图说服费金同意再版巴赫金的著作。[6](P.159) 巴赫金在1960年代被人重新发现，其间发生过一系列故事。这些故事涉及到的人，有的心胸宽阔，思想高尚；有的则表现得十分精明，讲求实际，同时诡计多端。这些都是将来史家们颇可研究的东西。我在勾勒这些故事的大致轮廓之前，先讲一件人们早已知道的事，以说明其间存在的反讽意味。1969年，由于生活处境极为艰难，体弱多病的巴赫金一家人正需要临时寄住的地方，在当时的克格勃头目尤里·安德罗波夫的帮助下，一家人终于住进了一所克里姆林宫的医院。安德罗波夫是在其女儿叶琳娜的再三恳求下，才伸出援手的。以前人们一直以为，叶琳娜本人是在弗拉基米尔·图尔宾的催促下过问此事的，因为图尔宾也是巴赫金的崇拜者，并常常去萨兰斯克看望巴赫金。他在莫斯科大学教书时，安德罗波夫的女儿恰好是他的学生。[7](P.336)[8](P.272)但是，德米特里·乌尔诺夫认为，在整个事情中，柯仁诺夫也曾起过更加重要的作用。柯仁诺夫和乌尔诺夫两人与叶琳娜来往密切时，叶琳娜是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编辑，正在负责编辑一套后来很畅销的“名人传记”丛书，这套丛书至今仍不断再版。当时，叶琳娜是乌尔诺夫撰写的《丹尼尔·笛福传》一书的责任编辑。乌尔诺夫的这部传记让人把责任编辑之父与传主联想到了一起，因为身为小说家的传主笛福也曾是英国政府雇用的间谍。当时的柯仁诺夫以及比他还要年轻的乌尔诺夫，对年轻女子叶琳娜·安德罗波娃来说，无疑颇有魅力，于是她同意他们的请求，愿意说服其父伸出援手，帮帮巴赫金一家。据乌尔诺夫回忆，巴赫金之所以能得到安德罗波夫的保护，其经过大致如此。[4](P.248) 巴赫金退休后的声名是由柯仁诺夫、波恰洛夫和加乔夫三人一手打造而成的，这一事实非同寻常：三人常常表现出反对教条主义的精神，但在当时苏联文学及意识形态之争的大背景下，其思想倾向还是偏于保守的。但正是这种略偏保守的思想倾向，为其后数十年俄罗斯的巴赫金研究制定了方向。在俄罗斯乃至在苏联解体以后，巴赫金的名字一直是书写在所谓传统的大旗上的，不管这种传统的性质是宗教的、道德的、审美的，抑或是学术的。到了1960年代晚期，巴赫金的名字已经广为人知，此时，苏联形式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也正在一步步拓展其声势，即使以纯学术眼光来看，巴赫金也都不失为针砭时髦学问的一副解毒剂。后来，到了1990年代，对巴赫金思想的利用又与对东正教传统的效忠搅和到了一起。这样一来，在已有一长串俗世圣人的名单中，又多了这么一位巴赫金。这些俗世的圣人，其生平和思想皆被认为是超凡脱俗的，因而对世人永远具有安抚的教育意义。为了巴赫金，有些人甚至打起了宗教之争：德米特里·乌尔诺夫(和彼得·帕里耶夫斯基)就曾长期认为巴赫金持有的是天主教立场。这一观点完全令人难以信服，而对所有持主流立场的巴赫金研究者来说，这一观点无疑是肆无忌惮的侮辱，因为后者正急不可待地要把作为俄罗斯思想家的巴赫金拉进俄罗斯东正教的阵营。[4](PP.247-248) 在俄罗斯，巴赫金被认为是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死敌，而在其未来的论敌(如米哈伊尔·加斯帕罗夫)眼中，巴赫金是否认有所谓“严格”意义上的文艺学的；但在西方，特别是在英语世界，巴赫金恰恰是在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支持下，才得以声名鹊起，并时兴大约二十年的。拉迪斯拉夫·马杰季卡是从布拉格经由瑞典移民美国的学者，他在1962年出版了一部题为《俄国诗学选读》的选集。这个选本虽然很薄，却将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等人的俄文原文文章收了进去。该书出第二版(1971)时，收录的文章篇目大量扩充，而且出的是英文译本，书的副标题叫《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观点》。将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的著作译成英文出版，这在西方学术界尚属首次。书中选收了巴赫金1929年出版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的一部分。马杰季卡在哈佛大学修读大名鼎鼎的丘日夫斯基开的一门课时，得以初读此书。[9](P.735)对巴赫金的批评家地位，马杰季卡是非常清楚的，他也知道巴赫金并不是什么形式主义的拥护者，但是，他在这部选集的后记中还是把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说成是“俄国形式主义方法的追随者”。⑦把巴赫金纳入形式主义者之列，这是20世纪70年代普遍盛行的做法，理由往往是：巴赫金1929年出的那本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探讨的主要是来自美学的若干范畴，如声音、作者、主人公等，至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思想之研究，则是次要的。 上述研究方法盛行了二十多年，直到卡瑞尔·爱默生和迈克尔·霍奎斯特开始翻译并编辑出版巴赫金论小说的相关文章，情况才有了改观，标志着1980年代以后的巴赫金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盛行了二十多年的研究方法，下文还将谈到。笔者在此先简单陈述一下巴赫金著作在欧美这两个有着各自强大哲学传统的大陆上所遭遇的艰难命运。2008年，巴赫金早年写成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一文终于被人译成德文，至此，巴赫金的主要著作基本都有了德文译本。说句公道话，巴赫金的一篇重要文章《史诗与小说》最早面世的正是德文本，收在民主德国出版的一本多人合译的著作集中，该书是1968年底出版的，但版权页上标的日期是1969年。在此之前，《史诗与小说》一文从未以任何语言形式面世过，包括俄文原文本。[10](PP.353-354)据爱德华·考瓦尔斯基在《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2008年德文译本后记中透露，《史诗与小说》一文的打字稿是在柯仁诺夫的帮助下，偷偷带出苏联的。该文的俄文原文本到了1970年才得以在《文学问题》杂志上发表。巴赫金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著作，以及他的另外一些论小说的论文，不久也被翻译成德文。然而在德国，巴赫金的发现似乎由于来自德国本身底蕴深厚而复杂的哲学传统的抵制，受到了若干限制，因为根据德国哲学传统的标准，巴赫金的文章风格更多地诉诸读者的感情共鸣，而议论推理则显得过于散漫而飘忽不定。因此，巴赫金在德国的影响基本局限在斯拉夫研究领域，此外，在艺术和电影理论领域也依稀可以看出巴赫金的部分影响。⑧ 在法国，巴赫金的发现遭遇到了类似的障碍。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1998年与克里夫·汤姆森的访谈中曾经抱怨说，巴赫金的行文风格与法国人文科学中的笛卡尔精神格格不入。⑨他的著作给人的印象是，语义含糊不清之处比比皆是，而科学术语用得又太少。克里斯蒂娃似乎是想缓解人们的相关顾虑，因此故意在她自己的著作中使用巴赫金那飘忽不定、不着边际然而内涵又特别丰富的对话之概念，并将其“提炼”为所谓的互文性。她的这种做法引起过不少争议。然而，克里斯蒂娃自己则认为，将巴赫金的对话概念提炼为互文性，不仅可以使巴赫金发表议论俨然像个她的同代人一样，而且也附带地说明，文风清晰这一起码的要求在巴赫金的著作中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只不过一般法国读者在巴赫金著作中没有注意到。⑩巴赫金作为思想家的地位不是十分牢靠的，关于这一点，克里斯蒂娃是很清楚的，因为要是按照各种不同知识门类的要求去衡量巴赫金，人们很难判定他到底是个什么家。巴赫金成熟时期的著作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如身体和话语，在法国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眼里，不是显得太过含糊不清，就是显得太过时。真正算得上是巴赫金的研究领域的，是一片中间地带。正是在这片中间地带上，巴赫金才拥有绝对的权威。在此，他精心玩弄着他的那些隐喻，周旋于不同层次的议论之间，研究探讨专门知识领域以外的各种重大问题——所有这些所构成的研究空间，还有待他的读者去发现。对人们来说，这一空间的轮廓显得还太过晦暗不明乃至遥不可及，缺乏巴赫金所拥有的知识背景和精神气质的人，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被其著作的文体表述风格所感染。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言，巴赫金在法国至多也只能起到一些引导作用，然而，专家的工作必须由专家本人去身体力行。假如我们把这种关系暂时颠倒一下，那么，为巴赫金所掌握的位于学科领域之间的那一片让一般人感觉不太舒服的空间地带，就能给人早一些的启示和教训。说得明白一点，这种教训可以警告我们，不管我们多么热情地钻进各种学科发展史中，去寻求巴赫金所用范畴的前身究竟为何，我们都别想把握住巴赫金对这些范畴的独特用法，因为巴赫金的用法常常令人捉摸不定，但又总是那样的令人兴奋。他在超越的、两可的层次上使用这些范畴，因而使其超越出原有学科领域的概念限制，他模糊了这些范畴原有的概念属性，从而将新的生命注入其中。“对话”这一概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在巴赫金所使用的“对话”这一概念中，可以感觉到一种语言学的基本要素。这种要素大概是来自雅库宾斯基等一批苏联早期的语言学家。然而，巴赫金对这一范畴的具体解释非常宽泛，使其不仅适用于所有叙述文体，而且适用于所有文化领域。尽管“对话”这一范畴的语言学起源是很明显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它的语言学起源上，我们就无法解释巴赫金的相关著作所具有的神奇的迷人力量。为了进一步说明笔者的观点，我们不妨回顾一下，1977年，扬·穆卡洛夫斯基的一篇写于1940年的重要论文《对话与独白》被翻译成英文发表，(11)这在时间上比巴赫金有关小说的若干论文在美国出版要早很多。从术语使用上看，穆卡洛夫斯基的文章要严谨得多，然而从研究范围和创见性上看，该文与巴赫金所论述的对话，尚有一定距离。穆卡洛夫斯基局限于狭窄的语言学范围之内将对话与独白加以对比；而巴赫金则超出了这一范围，他要我们和他一道，倾听人们口中说出的单个词语内所蕴含的对话，倾听表达着相互对立的世界观的声音中所包含的对话，这种对话实际上构成了种类各别的形形色色文化之基石。经过巴赫金的转用，对话这一范畴被用来表达人的内心成长。虽然这种做法有失精确，但一经转用，该范畴的适用范围立刻就扩大了，使其变成一个适用面更为宽广的隐喻。这种转用手法是巴赫金著作中随处可见的最重要特征。它能使人读其著作时内心感到一种特别的宁静，感觉到一种特别的光亮。这种宁静和光亮，好比是一种特权，让人能亲眼见到一种迅速生长的意义之一举一动。这一迅速生长着的意义，就像鳞片一样，在我们的眼前一片一片地剥落，剥落的速度、大小和范围在不断增加。正是这种范畴转用的本领，使巴赫金有别于他的那些或明或暗的前驱，尽管他的这些前驱所从事的专门研究领域各各不同，如语言学、社会学、神学，特别是艺术史学。比如，巴赫金所使用的有些概念，例如“系统论”、“空间”、“哥特式现实主义”，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德国艺术史传统，要指出这一点并非难事；(12)然而，简单地指出这一点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巴赫金在发表议论时，虽然信手捡来这些概念，但都在经过他的改造后加以创造性的转用。实际上，作为思想家，巴赫金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恰恰在于他特别善于综合前人各种不同观点(这是阅读、研究其著作的人特别需要记取的)，他在诸如语言学、艺术史、神学等各种专门话语领域游刃有余，并进而将这些领域里的概念范围加以改造、扩充和提升。 人们自然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巴赫金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才得以成就如此学术境界的？笔者简短回答如下：巴赫金早年著作中关注的主要是伦理学、美学，而其成熟期的著作中关注的则是文化哲学。其学术境界能够至此，就是因为他成功实现了这种由早年向盛年的转换，或曰发展。下面我想再略微多花些篇幅，比较一下巴赫金和古斯塔夫·施佩特有关小说的不同看法，借此进一步说明巴赫金所实现的学术转换。 施佩特和巴赫金在根本的一点上还是相同的。两人在俄罗斯学术思想场景里，都算是异数，他们既不是宗教思想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但是，施佩特1924年所做的有关小说的大量笔记清楚地说明，他的小说观与巴赫金大相径庭。施佩特的这些笔记直到2007年才得以出版，是其更大规模的著作《文学研究》(同样未能出版)的一部分。他的这部更大规模的著作[11](P.50)，是1925年宣布的苏联国家艺术科学研究院的一个在研项目。 在这些笔记中，施佩特据以立论的相关大家，主要是黑格尔、埃尔文·罗德和乔治·卢卡奇。这些大家后来在巴赫金讨论小说时也曾(或明或暗地)出现过。和巴赫金一样，施佩特也从黑格尔和卢卡奇那里借用相关概念框架，来比较研究史诗与小说。[12](PP.57-58)但是，巴赫金把卢卡奇的研究方法和计划，整个颠倒了过来，从而把文学史中处于卑劣地位的小说解放了出来，使其成为一种优秀的文类，使其从纯文学领域纵身一跃，进入了更加广阔的文化领域。而施佩特则恪守史诗与小说间的传统对立，确认小说属于“消极”卑劣的文类。在施佩特看来，小说明显缺乏一系列重要的元素，它散漫而不成“体统”。最为致命的是，小说没有自身的“内在形式”[12](P.25)。在施佩特的著作中，所谓“内在形式”指的是，艺术必须拿出关键证据，证明自己具有严肃而非随心所欲的再现实在的能力。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来，一部艺术作品要是缺乏“内在形式”，也就证明它缺乏必然性，没有引人入胜的一定方向。从这一观点看，缺乏“内在形式”的小说，是从史诗“退化堕落”而来的文类[12](P.63)：史诗尚能引人进入理念(柏拉图所谓的理念)，而小说只能提供庸俗之见[12](P.66)。小说含有随心所欲的虚构成分，它是神话解体后的产物。[12](P.84)因此，小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情节”，它只有“主题”，而这“主题”又不去“建立一种理念”(“建立一种理念”才是情节真正应该做的事情)，仅仅处理“母题在人类经验上的共性”。[12](P.79)(13)小说不仅不如史诗，它也不如希腊悲剧，它不知突变为何物，展现的只是一些没完没了的对立斗争。[12](P.67)与其对俄国哲学那俯身屈就、居高临下的评价一样，施佩特认为，整个俄国文学就像“一部小说”一样，无法使人从中体悟到史诗般的实在感[12](P.79)；连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都称不上史诗，它仅是一部讽刺性质的“浪漫”小说。这里所说的“浪漫”，是个骂名，它就像标签，可以贴在任何一部充满随意性的叙事作品上。难怪施佩特要在他的《美学存稿》及有关小说的笔记中，说小说仅是一种“言辞铺张扬厉”的文学形式：史诗关注的是如何“有机地去体现理念”，小说仅仅“分析各种时机”。[12](P.81)人类个体离开和谐的宇宙体系后，面临数不清但同样有道理的自由意志和选择，小说关注的正是这些自由意志和选择。小说不以典型化的手法去体现什么，反而一味别出心裁地去发明、发现，语言絮叨，喋喋不休[12](P.81)，其所谓技巧，无非是不断展示、描绘个人的那些偶然的、昙花一现的、由数不清的机会所构成的世界。小说给不出任何结论，它展示、描绘的种种过程，缺乏天数、天命的指引。 只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才能清晰地理解，巴赫金为何彻底反对施佩特对小说这一文类的贬损。(14)巴赫金本人也是从小说的消极的一面出发，从而发表自己的议论的：小说没有形成自己的一整套规则；它没有自己的固定特征，因而缺乏其他文类所拥有的稳定性和凝聚力。不过，巴赫金对小说的这一消极方面加以重新解释，将其看成是小说的特长所在：小说从不墨守成规，其自身更新的能力不可限量，大量以往遭到湮没、被人忽略的话语形式，皆可容纳到小说中来，并得到适当的处理。简言之，小说能量广大，绝不仅仅是施佩特在其《美学存稿》、小说笔记及其《言语的内在形式》等著作中所贬损的那样，是什么“言辞铺张扬厉的文学形式”。施佩特认为小说标志的是个死胡同，没有未来前景：“艺术真正繁荣的时候，小说也就寿终正寝了”[12](P.84)。(15)与诗不同，小说是大众文体；表达的是大众的“一般道德愿望”[12](P.88)。巴赫金则相反，他盛赞小说所拥有的民主能量，众所周知，他所梦想的正是一种小说特征无处不在的文学(实际上是文化)。 有必要将施佩特关于小说的著作置于苏联文艺理论的更大背景上来加以理解。早在1920年代，统治着苏联文艺理论领域的是社会学、形式主义以及精神分析学派所用的方法，这些方法还带有一些较为传统的历史诗学及文学形态学的痕迹。施佩特的著作则不属于任何一种类似的学派，其著作关注的显然是哲学问题，他要号召人们回归美学。在他看来，美学才是文学研究的真正家园。因此，施佩特与国家艺术科学研究院的同事及门生们一道，似乎是在逆着潮流而动，否认文艺理论有权利置身于美学及艺术哲学的范围之外。 施佩特喜欢在美学的框架内讨论语言的艺术作品，包括小说。他的这一做法，与巴赫金早年从美学而不是从根植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谈论形式、作者、主人公以及对话，并无不同之处。但是，到了1920年代的后几年，施佩特讨论文学时所用的方法，仍然带有浓重的美学及洪堡的语言哲学的味道，而此时的巴赫金理论言说的方式已经逐渐地在脱离美学的轨道，朝着文化哲学的方向前进。到了1930年代，巴赫金正是从这一立场和观点出发，着手讨论体裁理论和历史诗学的方方面面。体裁理论和历史诗学是施佩特一直感到陌生的两个研究领域，这一点从他有关小说的笔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从其整个30年代的著述活动看，此期的巴赫金显然是位文化哲学家，而不是从美学角度来安排自己研究工作的思想家。他在这个时期所运用的整个概念武器，得益于关于文化发展内在动力的讨论这一宏大叙事环境，而小说恰好又是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颇为自信的有生力量(和缩影)。假如说巴赫金和施佩特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两人都将文艺理论看作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研究领域和形式，并从文艺理论出发，展开各自的学术研究活动：从文艺理论出发，施佩特退回到美学中去，而巴赫金则向前踏上自己的学术旅程，义无反顾地奔向界定虽然不明，但又特别令人兴奋的文化理论和各种不同文化形式的哲学研究。(16)正是由于能不乏创造性地转向文化哲学，巴赫金才得以拓展出适合自己的一片学术天地。在这片天地里，他综合吸纳不同的思想传统，创造性地改造、拓展来自各色各样专业话语领域里的概念，终于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理论大厦。 笔者现在就回过头来，谈谈本文开始不久的话题，即贴在巴赫金身上的那些看上去让人觉着不舒服的形式主义者、结构主义者的标签。在西方尤其是在英语国家的学术界，人们在发现巴赫金的早期，在他身上贴上这样的标签是比较常见的做法。这一做法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约有25年之久)(17)，影响及于许许多多主流的思想学术环境(例如美国，部分地及于德国和法国。不过，在法国，当时结构主义仍处盛期，因此有人研究、利用巴赫金时，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其改头换面，使其貌似一个后结构主义者和精神分析学家。这在克里斯蒂娃的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8)，因此，把“形式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这两张标签贴到巴赫金身上，恐怕也不可能完全是随随便便的命名不当的问题。当然，称巴赫金是形式主义者或结构主义者(克里夫·汤姆森认为，自克里斯蒂娃分别于1967和1970年发表了她的那两篇著名文章后，“结构”被改头换面，成了分析研究巴赫金的一个“关键词”[13](PP.69-71)，此后，在1970年代的英语国家乃至法国，人们就把巴赫金看作是结构主义者)，这种做法有简单化的嫌疑，也许这样称呼巴赫金是完全错误的。然而，所有这些，毕竟不是空穴来风，其中必然有其一定的道理。在思想史上，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能力识别那些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潜在的相似性。巴赫金当然不是什么形式主义者，也不是什么结构主义者，因为他没有亲身参与这些文学阐释流派的具体批评活动。但是他实际参与其中的东西比这更加重要，即那种将主体和个人排除在外、不予考虑的一般知识氛围及研究、探索的体制。这就是他和形式主义者及结构主义者的共通之处；他虽然没有运用他们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但他与其共有着某些基本的认识论前提。当然，必须承认的是，对他们的其他一些认识论前提，巴赫金还是持反对意见的。在从基本认识论前提层面上把巴赫金和形式主义及结构主义区别开来之前，先让笔者再花一点时间和笔墨，谈谈巴赫金与这两个影响颇大的流派之间的根本相似性。 作为思想家，巴赫金的整个成长过程可以说是与心理主义展开斗争的过程，是更加有力地否定(一般意义上的所谓)主体性的过程。他曾经向柯仁诺夫和布罗伊特曼承认，在自己成长为一个不相信心理主义的思想家过程中，胡塞尔和马克斯·舍勒曾起过重要的影响作用。[14](PP.124-125)[15](P.113)从1920年代开始，巴赫金一直都在称颂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是个成就卓著、别人无法模仿的独特作家，他特别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造性，尽管在当时他所用的强调语气还算平和。而到了1963年，巴赫金却强调起体裁的无我之记忆，闭口不谈创造性。相反，他开始研究起诗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的内在规律。巴赫金的整个著述生涯和思想活动，就好比一个战场。在这战场上，他始终在与人们历来以为的、一成不变的主体性进行着斗争。探讨的问题有：(一)人类个体暂时拥有但定将逐渐失去的肉体。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典型地反映在他的那本论拉伯雷的著作中；(二)语言问题。认为语言是通过一定形式的体裁与人类发生联系的，它绝不是个人财富，个体无法拥有语言，因为语言永远是从别人的口中听来的。小说这一体裁的命运历程，充分体现着对一般所谓的主体性的否定：作家个人是无关紧要的，他或她只不过是体裁实现自身的一个工具，是个传声筒，体裁记忆所发出的召唤，正是通过这个传声筒才得以宣布的。换句话说，尽管巴赫金被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等经典作家所吸引，但要是让他去写一部理想的文学史的话，那这部文学史绝对不会是一部作家名录。(19) 下面，有必要谈一谈巴赫金区别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究竟有哪些特征。巴赫金与形式主义的根本分歧是由于形式主义对意义不感兴趣。而巴赫金认为，意义不是文本中固有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意义也不是可以随时供人摆布的东西，好让它去服务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目的和计划。巴赫金与阐释学传统之间，虽然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他不是一个传统阐释学意义上的思想家，尽管有不少人对此持相反意见。因为巴赫金从不热衷于将艺术作品裹挟到问答式的所谓循环中去。传统阐释学认为，在问答式的循环往复中，部分与整体都从特定的具体的历史观点出发，参与到一个相互揭示的过程中去，认为批评家那善于质询的头脑，本身就是由特定的历史观训练培养出来的。巴赫金关于意义的思想非常重要，对人们不无启发意义。他认为，意义是很冷静的，它不会轻易地盛赞“伟大时代”就是意义的真正家园；与此同时，意义又是那样的诱人，那样的给人以安慰，因为意义面对未来的种种不确定性时，能镇定自若、气定神闲地宣布自己会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一切未来的东西，用巴赫金本人的话说，就是“最近的将来及很远很远的将来”的东西。与结构主义不同，巴赫金感兴趣的是意义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表现在不同体裁不同形式的话语相互转换的过程中。这种性质的变化有时依赖于环境；有时因依赖于时间，要花上数个世纪、数个时代，才能看出个究竟；然而，预先设定的种种可能性话语，如独白与对话、怪诞与经典、官方与民间，假如其间关系发生移位等性质的改变，往往就会导致上述变化。巴赫金所私淑的艺术史大师们所持有的就是类似上述观点(比如，沃尔夫林认为古典艺术与巴洛克艺术之间，是对立的关系；马克斯·德沃夏克和沃林格认为自然主义艺术和抽象派艺术之间，也是对立的关系)。由于巴赫金所构拟的话语体裁史涉及范围太广，因此从中难觅历史的踪影，结果，读者所能看到的不是历时的描述，而是一种形式分类法。这些形式分类法中相互矛盾、相互抵牾之处，比比皆是；巴赫金在其著作中所制订的话语分类法，其极端性和所涉范围都是前所未有的。其著作所使用的叙事方法，不仅是利奥塔所谓的宏大，而且境界也庄严而宏阔，读之令人兴奋，眼界大开。 人们称巴赫金为形式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这种做法至少告诉我们，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苏联以外的欧美有关国家，巴赫金是如何被人加以同化利用，从而使其蜚声海外的。此外，从1970年代开始，人们强烈地感受到，巴赫金的著作似乎成功实现了向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转换，自此直至20世纪结束，这种转换一直是学界讨论研究的焦点，其间的原因究竟为何，这也是我们需要考察的一个问题。巴赫金的主要著作基本是在20世纪前半期写成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里，他的学术生涯达到了顶峰。假如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他是个“宏大叙事”式的思想家，那么，他就不可能在驳杂的人类思想这个大市场上，取得如此成功。 在本文快要结束之际，笔者想要特别强调的是，巴赫金至今仍然是我们的一个同代人。在笔者看来，巴赫金比许多其他思想家做得更要成功，因为他逐步构筑起来的理论舞台，充溢着毫无主体性(至少没有传统所谓个性意义上的主体性)的人文主义。这个理论舞台就是他所创造的思想品牌。在其成熟的晚期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奇特的巴赫金式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的中心已经被消解，它所追求和称颂的，是和而不同的差异性(alterity)，而不是(克里斯蒂娃所区分出来的)标新立异的他者特征(otherness)。这种人文主义已经不再以个人为中心，而是利用人类所共有的一般能力，在面临自然灾难以及面临真理被人为的意识形态所垄断时，起而抗争，并顽强地活下去。巴赫金大概算是20世纪最具有天赋的思想家，他最为令人信服地阐明了这种独特的、根本反对人类个体崇拜的人文主义。他对人类的爱，博大无边，但同时又显得是那样的冷静。在他看来，人类既是那循环往复、持久不变的意义之生产者，又始终在这意义中安身立命。这种意义只有投入无限延续的时间怀抱，才算最终到了家。在巴赫金研究拉伯雷的那本著作中，这种中心消解了的人文主义似乎表现为对人民更加坚定不移的崇拜。但即使在该书中，这种人文主义也是以人民大众变动不居的艰难生活为前提的。人民大众的艰难生活，是不知有什么肉体和精神或其他什么时髦的区分的，它拒绝一切一成不变的身份鉴定和归类，只认识大写的人。 这种没有主体性、没有中心的新型人文主义，是作为思想家的巴赫金所做出的伟大发现。笔者认为，也正是由于这一发现，巴赫金才得以在当代思想学术舞台上，迎来送往，目送着种种时髦的学术一个接一个地黯然谢幕，而他自己却始终能为一代又一代的新生读者演绎着自己神奇的剧目：“和而不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乐观以终。 ①“长篇惊险小说”(avantiurnyi roman)一语最早是由柯仁诺夫提出来的；参看《瓦季姆·柯仁诺夫谈巴赫金的生平遭际和个性特征》，载《对话·狂欢·时空体》，1992年第1期，第109-122页。该提法见该期第118页。 ②据尼古拉·潘科夫说，高尔基文学研究院于1959年编写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一书中，收有G.L.阿布拉莫维奇写的一篇文章。该文作者在提到巴赫金的著作时，对巴赫金的观点不表赞同(尼古拉·潘科夫编辑有《巴赫金与柯仁诺夫通信选，1960-1966》，载《对话·狂欢·时空体》，2000年第3-4期，第114-290页，可供参看。此处笔者参看的是第116-117页)。 ③M.阿扎多夫斯基和I.奥克斯曼合编《1944-1954年通信》，载K.阿扎多夫斯基编《新文学评论》(莫斯科，1998)，第131页。 ④1968年11月19日，巴赫金在萨兰斯克和人谈话时说，“他在萨兰斯克一直有客居他乡的感觉”(见I.克鲁季克《远离邪恶……——从其笔记看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载《民族友谊》第2期，第199-209页。此处参看的是第200页)。 ⑤转引自《巴赫金小组大事年表》，载克·布兰迪斯特、戴·谢泼德和加林·吉哈诺夫合编《巴赫金小组：没有大师的时代》(曼彻斯特、纽约，2004)，第251-275页。此处参看的是该书第265页。 ⑥瓦季姆·柯仁诺夫在回忆再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这一大胆举动时，曾经说：“我真是太幸运了……”，参看《对话·狂欢·时空体》，1994年第1期，第104-110页。此处参看的是第109页。 ⑦参看拉迪斯拉夫·马杰季卡《形式主义方法与语言学》，载拉迪斯拉夫·马杰季卡和克·帕莫斯卡合编《俄国诗学选读：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之观点》，麻州坎布里奇，1971年，第281-295页，此处参看的是第290页。帕莫斯卡说，这部选集“所收理论家，都是那些给‘诗语学会’同仁的研究工作画上句号并使其为之一变的人”(克·帕莫斯卡《俄国形式主义回顾》，载《俄国诗学选读：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之观点》第273-280页。此处参看的是该书第273页)。该书1978年的再版本还收录了编者马杰季卡和帕莫斯卡两人的文章。 ⑧关于巴赫金在德国的研究、接受情况，可参看的材料有：安东尼·沃尔《巴赫金在德语国家的未来前景》，载《巴赫金研究通讯》1996年第5期，第117-141页(即该期所载S.李和C.汤姆逊合编的特辑《巴赫金在世界各国的接受》)；《(德语国家)该如何研究、运用巴赫金的理论？》，载《符号学研究》1998年第18卷第1-2期(“巴赫金与符号的未来”特辑)。 ⑨访谈录刊载于《符号学研究》1998年第18卷第1-2期(“巴赫金与符号的未来”特辑)，第15-29页。克里斯蒂娃先前也曾就与巴赫金相关的问题，接受过萨米尔·艾尔-缪阿利亚的采访，访谈内容以《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访谈录》为名刊载于《对话·狂欢·时空体》，1995年第2期，第5-17页。 ⑩由“对话”提炼为“互文性”，后来的托多罗夫也支持这种做法，因此，巴赫金的这一关键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归化(或曰弱化)处理。参看托多罗夫《米哈伊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巴黎，1981)，第95页，托多罗夫在该书中也采用了克里斯蒂娃在术语上所作的改动。 (11)穆卡洛夫斯基《对话与独白》，载《词与语词艺术论文集》，J.博班克和P.斯泰纳合译(纽黑文、伦敦，1977)，第81-112页。穆卡洛夫斯基了解沃洛希诺夫的著作，并对其部分著作表示高度赞赏；柯仁诺夫于1964年在布拉格曾与穆卡洛夫斯基畅谈巴赫金及其有关言语体裁的著作(参看《巴赫金与柯仁诺夫通信选，1960-1966》，见《对话·狂欢·时空体》，第3-4期，第266页)。 (12)关于巴赫金著作中出现的“哥特式现实主义”一语的来历，近来有学者作了很好的研究，参看N.潘科夫《“哥特式现实主义”一语的意义和缘起》，载《文学问题》2008年第1期，第227-248页(该期第237-239页论及马克斯·德沃夏克的影响，第241-248页论及《文学评论》的古典主义美学倾向以及巴赫金在其研究拉伯雷的著作中对这一倾向所作的批判)。 (13)俄文为："empiricheskaia obshchnost' motiva(ona ne obshcha,a obshchna)"。 (14)参看巴赫金在其《史诗与小说》中对施佩特的批评，见巴赫金《对话的想象：论文四篇》，M.霍奎斯特编，C.爱默生和M.霍奎斯特合译(奥斯丁，1981年版)，第268页。 (15)俄文为："Pri nastoiashchem rastsvete isskusstva roman budushchego ne imeet"。 (16)更多有关施佩特的思想观点，参看拙文《革新与倒退：古斯塔夫·施佩特1920年代所关注的若干理论问题》，载阿·任甫卢和加·吉哈诺夫合编《批评理论在俄罗斯与西方》(纽约、伦敦，2010年)，第44-62页。 (17)直到1988年，戴维·洛奇所编的那部被广泛使用的文学批评理论选集，仍将巴赫金《长篇小说话语的发端》一文列在“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诗学、语言学和叙事学”标题之下。参看D.洛奇编《现代批评与理论选集》，伦敦、纽约，1988年。 (18)至于法国学者如何(不恰当地)利用巴赫金的理论，相关情况可参看K.兹宾登《东西方跨文化传播中的巴赫金》，牛津，2006年，特别是该书第一章“密室中的结构主义者”。 (19)“没有人名的历史”这一提法显然是从艺术史家海因里希·沃尔夫林的著作中借用来的，对这一提法，俄国形式主义者鲍里斯·艾亨鲍姆以及帕威尔·梅德维杰夫都表示过赞同。梅德维杰夫以及马特威依·卡甘都是巴赫金小组中传播艺术史及艺术理论知识的重要人物。参看巴赫金、梅德维杰夫《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社会学诗学批评导论》(巴尔的摩、伦敦，1978)，第50-52页(书中第52页引用了艾亨鲍姆早年赞赏沃尔夫林观点的一段话)。关于巴赫金小组成员中“没有人名的历史”之提法，另可参看F.毕列达《米哈伊尔·巴赫金与没有人名的艺术史》，载《阐释学与人文科学转折点上的米哈伊尔·巴赫金》，B.福迪埃和P.M.卡杰特拉合编，萨拉曼卡，2003年，第93-118页。标签：巴赫金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读书论文; 形式主义论文;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文; 小说论文; 艾尔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