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业在曹魏恢复北方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盐业论文,地位论文,作用论文,曹魏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摘要】 曹魏统治者加强了对盐业的控制。曹操实行监卖制。魏国建立后，逐渐实行了盐专卖。曹魏时期，盐利不仅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而且成为促进北方地区经济恢复生机的动力。盐业与恢复经济紧密结合，这是盐业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东汉末年以来的战乱严重破坏了北方经济，曹魏统治者急需以各种手段恢复农业生产。盐业在北方地区经济恢复的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支持了曹魏政权的存在。
【关键词】 曹魏 盐业 北方经济的恢复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盐是“食肴之将”、“位五味之首”，盐是一日不可缺少的绝对必需品，诚如《管子》所说：“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三升少半，此其大历也。”[①]又说：“恶食无盐则肿。”[②]在自然经济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封建社会中，农民自给自足，只有少数几种必需品不得不仰赖市场供给，盐就是其中之一。人们对盐有长期的、大量的需求，使经营盐业成为最有利可图的行业之一。历代封建统治者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自西汉武帝实行盐专卖获得巨大成功之后，盐政已成为封建王朝经济、政治运行机制中的重要一环。曹魏时期，统治者十分重视对盐业生产的管理，盐利不仅补充了军需政费，而且成为促进北方地区经济恢复生机的动力。盐业与恢复生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这在其它封建王朝统治时期是十分罕见的。
曹魏统治仅四十余年，探讨魏国盐制，必须从建安初年曹操柄政开始，因为魏国的经济措施实际上源于曹操，以后虽有改动，但其沿续性异常明显。
曹操初涉盐利始于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据《三国志·魏志·卫觊传》：卫觊出使益州，联络刘璋，“至长安，道路不通，觊不得进，遂留镇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觊书与荀彧曰：‘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兢招怀，以为部曲。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一旦变动，必有后忧。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放散，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耕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民闻之，必日夜兢还。又使司隶校尉留治关中以为之主，则诸将日削，官民日盛，此强本弱敌之利也。’彧以白太祖。太祖从之，始谴谒者仆射监盐官，司隶校尉治弘农。关中服从……”。从这时起，曹操开始以盐利恢复农业生产。
卫觊是河东安邑人，熟悉河东盐池的情况，而建安四年，曹操尚未统一北方，所能直接控制的只有河东盐池。据《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安邑有盐官，东汉时“河东盐池长七十里，广七里，水气紫色。”[③]想必盐产亦十分丰富。《魏书》载：河东盐池一年的收入可达绢帛三十万匹，相当于北魏冀、定二州全年的收入。[④]虽年代不同，也可作为参考。曹操初涉盐利应从河东盐池开始。
有学者认为在建安四年曹操就实行了食盐专卖，[⑤]这种说法并不确切。食盐专卖办法为官营、官收、官卖，不允许私人煮盐，由中央政府控制盐的产、运、销。曹操所采取的盐业管理办法是“以谒者仆射监盐官”，即派官员监督盐官收取盐税，对盐的销售也进行一定管理，盐业生产仍归民间，当为监卖制。
曹操实行的监卖制实际上是东汉末年盐业管理办法的延续。东汉大部分时期盐业的管理办法基本为民营征税制，据《续汉书·百官志》亭里条云：“其郡有盐官、铁官、工官、都水官者，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序次皆如县、道，无分士给，均本吏。”本注曰：“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在所诸县，均差吏更给之。置吏随事，不具县员。”同书“大司农”条本注云：“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中兴皆属郡县。”可以看出，同西汉相比，东汉不仅盐铁官改属郡县，而且盐官主要负责向煮盐者征税，不再直接经营食盐的产、运、销。章帝时一度恢复专卖，和帝即位后，遵章帝遗命，下诏“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⑥]自和帝至东汉末年，盐业政策再未有大的变化。桓帝时，河东太守史弼“被一切诏书当举孝廉，弼知多权贵请托，乃豫敕断绝书属。中常侍侯览果谴诸生赍书请之，并求假盐税……”。史弼因“特矬抑权贵”而拒绝了侯览的要求，被诬陷入狱。此事发生于延熹后期。[⑦]由此判断东汉末年应继续实行民营征税制，而且盐业行政与税收仍属郡县主管。根据卫觊信中“宜如旧置使者监卖”的说法推断，监卖制的出现应晚于桓帝延熹后期。
东汉末期战乱纷起，政府无力顾及盐业，曹操秉政后把“自乱来放散”的盐业重新控制起来。而且派遣谒者仆射到盐产地监督管理。
关于谒者仆射，《续汉书·百官志》载：“谒者仆射一人，比千石。本注曰，为谒者台率，主谒者。天子出，奉引。”又据《晋书·百官志》：“谒者仆射，秦官也，自汉至魏因之，魏置仆射，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统谒者十人。”汉末魏初，常因事派遣谒者监督外政，《三国志》中就曾有监营谒者统兵马、河堤谒者管水利的记载。[⑧]谒者仆射为谒者之首，官品比较高，曹操使之监盐官，可见对盐政比其它外政更为重视。派中央政府官员监管盐官，把河东盐池之利用于关中地区，表明由中央直接控制、调拨、使用盐利。对比东汉的盐官属郡县的作法，曹操加强了对盐业的管理。
监卖制虽非曹操首创，但将盐利直接用于恢复农业生产却是其盐业政策中极富特色之处，这一特色是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东汉末至三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社会大混乱、经济大破坏的历史时期。割据势力四起，彼此混战，人民或死于战乱，或避乱他乡，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军事集团要存在下去，除有军队之外，还必须有充足的军粮供给，否则将无敌自溃。曹操早就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他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⑨]建安元年，曹操开始于许下募民屯田，此后大规模地推广到其它州郡。屯田取得了极大成功，“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⑩]屯田固然对曹操统一北方，恢复经济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但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曹操之能采取措施恢复经济，与利用盐利，支持和扶植农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密不可分，其间最为典型的事例，无过于关中地区。
关中地区曾是秦、汉的经济中心，经济繁荣，人口稠密。这一古老农业区经过西汉末年和东汉末年的两次动荡，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董卓之祸、李傕、郭汜之乱又使关中人民遭到空前浩劫。据《后汉书》记载：“初，帝（献帝）入关，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傕、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赢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11)除了死于战乱的，流入荆州的百姓有十万余家，逃往巴蜀的有数万户，(12)关中地区已一片荒凉。建安四年，流入荆州的十余万户流民，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经过几年的流亡，他们已无力重建残破的家园，重新开垦荒芜的土地。严酷的战争局面迫使曹操不能坐等经济自然恢复，只有帮助无以自业的农民安定下来，才能招回更多的流民，关中的农业生产才有望复苏。此时政府不仅要号召农民进行生产，而且必须给他们以具体的帮助。以盐利“益市犁、牛”，正是曹操为扶植关中农民恢复生产所采取的断然措施。盐业这时已不只是一项重要的财政来源，它已经与农业生产相联系，成为促进关中地区经济恢复的动力。
曹魏恢复农业生产的任务十分紧迫，因为曹魏占据的北方地区，经历了长期的战争，战争的频繁使北方经济与巴蜀、江南相比，破坏更为严重。曹操时期，“是时天下户口耗减，十裁一在。”(13)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破荆州后，孙吴安国将军朱治说：“今曹公阻兵，倾复汉室，幼帝流离，百姓元元未知所归，而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馑相望。”(14)魏国建立后，情况并没有多少好转。辛毗曾对魏文帝说：“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15)就是到了魏明帝太和、景初年间，依然是荒凉如故，据杜恕对魏明帝说：“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16)可见北方的广大地区，是破坏得极其惨重的。应该说，经济凋敝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曹魏政权。因此，重视恢复农业生产成为曹魏统治者的一贯政策，盐业政策的制定也源于此。
汉末战乱使北方社会生产力遭到空前的破坏，尤以农业生产手段为甚。为了恢复农村经济，必须大力解决农业生产手段问题。魏明帝太和年间杜恕说：“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损二”，(17)他估计汉末大乱中损失耕牛十分之二。当时普遍苦于耕牛不足，因此国家严禁宰杀耕牛。“曲周民父病，以牛祷，县结正弃市”，(18)可见政府保护耕牛之力。曹魏政权解决耕牛的办法之一就是政府贷民耕牛，经营盐业获利多，见效快，以盐利益市耕牛，收效自然可观。
监卖制刚一实行就收到良好效果，盐利促进了关中经济的恢复，从此“流民果还，关中丰实”。(19)此后曹操更加重视盐业。曹操破南皮后，礼辟王修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将。(20)曹操在给王修的信中说：“……察观先贤之论，多以盐铁之利，足瞻军国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余无可者。”(21)信中明确地说司金之官即“冶官”，王修以司空掾兼领，可见冶铁业一改东汉由郡县铁官管理的办法，而由中央设专人直接控制。曹操于建安十年破南皮，(22)则冶官应初设于建安十年。在食盐监卖实行之后，冶铁业政策的改变应是受到盐业政策的影响。曹操既然认为“盐铁之利，足瞻军国之用”，则没有抓紧铁业而放散盐业的道理，何况食盐监卖已取得了良好效应。由中央政府控制盐业的作法被保持下来。
既然盐政已被归为军国要政，那么盐池所在地河东郡，必须派得力之人镇守。“太祖既定河北，……谓荀彧曰：‘河东被山带河，四邻多变，当天下之要地也，君为我举萧何、寇恂以镇之。’彧曰：‘杜畿其人也。’于是拜畿为河东太守。……是时天下残破，河东最先定……魏国既建，以畿为尚书。事平，更有令曰：‘昔萧何定关中，寇恂平河内，卿有其功。间拜卿以纳言之职；顾念河东吾股肱郡，充实之所，足以制天下，故烦卿镇卧之。’畿在河东十六年……。”不可否认，河东被山带河，战略地位的确重要，但单凭农业生产还不能称之为充实之所，甚至足以制天下，因为杜畿初到时河东人口仅有三万户，即使杜畿想尽一切办法发展农业生产，生产的粮食也有限。曹操大概更看重这里丰富的盐产。杜畿果然不负重托，一直保持着河东的安定，甚至在建安十六年韩遂、马超之叛时，“弘农、冯翊多举县邑应之”，而河东“虽与贼相接，民无异心”。(23)由于杜畿的出色表现，河东盐池始终被牢牢地控制在曹魏政权手中。盐利也应始终在发挥作用。
曹魏政权对河东盐池的管理在逐步加强，由监卖制逐渐转变为政府专营。曹魏设有司盐都尉、司盐监丞，分别为第六品、第八品。(24)其职掌如何，史无详载，但我们可以根据冶铁业的管理情况推断。《三国志·魏志·韩暨传》云：“太祖平荆州，辟为丞相士曹属。后选乐陵太守，徙监冶谒者。旧时冶作马排，每一熟石用马百匹；更作人排，又费功力；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在职七年，器用充实。制书褒叹，就加司金都尉，班亚九卿。文帝践祚，封宜城亭侯。”韩暨加司金都尉，在文帝即位以前，则其担任监冶谒者是在建安年间。韩暨改良了冶铁方法，使“器用充实”，可见监冶谒者、司金都尉负责管理冶铁生产。盐、铁历来被封建统治者同等看重，盐、铁业政策往往一致，西汉、东汉时即如此。曹操时期的冶铁业一改东汉民营征税的管理办法，由政府经营，与此同时，盐业似乎不该一直沿用东汉末期的监卖制，特别是河东盐池作为一个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的大盐池，政府更应加强管理。至于河东盐池的管理何时由监卖制转变为政府专营，其转变的具体情况如何，受史料所限，不得而知。
至魏明帝时，除河东盐池外，曹魏政权还掌握了其它一些盐池及部分海盐生产，进一步推行盐业专营。
魏明帝“以凉州绝远，南接蜀寇，以（徐）邈为凉州刺史，使持节领护羌都尉，……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及度军用之余，以市金锦、犬马，通供中国之资。”(25)开发盐利、发展农业生产这两项措施使凉州地区积累了大量财富，甚至自给有余。
武威、酒泉盐池，即今河西走廊一带内陆盐湖。(26)徐邈对盐池加以整治，用盐换粮。因西北盐池较小，产量远不及河东盐池，用征税制不能马上获得大量食盐，估计当为官营、官收、官用，即专卖。
齐王芳嘉平四年，关中大饥，司马懿上表“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邦，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实。”(27)以农夫兴盐池，大概要由官府提供煮盐工具，并将大部分食盐收缴上来，充作军费。这与徐邈的办法相同，应为专卖。
陈留王景元四年，邓艾平蜀后，向司马昭建议：“兵有先声而后实者，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然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使用，且徐缓之；留陇右兵两万人，蜀兵两万人，煮盐兴治，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顺流之事，然后发使者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争而定也。”(28)煮盐兴冶的目的是平吴，盐利与军事行动密切相关。方式是以士兵煮盐，明显是官府专营。这一办法开后世盐屯之先河。
对于池盐、井盐，曹魏都加强控制，逐步实行官府经营。官渡之战后，曹操控制了北方海盐的重要产区渤海湾一带，至于如何经营，史无明载。由池盐、井盐政策推想，想必不会放任不管。
应该看到，曹魏盐业政策在发生变化，由东汉末期的放任到恢复监卖制，由中央政府过问盐税的收缴和使用，继而过渡为官府经营，又出现了盐屯，政府对盐业的控制在逐步加强；同时兴办盐业的目的也在变化，由扶植农民恢复农业生产，逐渐扩大到满足军费开支，这一变化反映了北方的农业生产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有所恢复，所以不需要以全部盐利用于恢复经济。而在战争形势下，军费开支巨大，盐利仍是重要的财政来源，只有官府专营才能最有效地对其加以控制。
曹魏盐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比东汉重要得多，即使同为官营，和西汉相比，也有明显不同。西汉是在国家强盛、经济繁荣时实行的专卖，除为满足战争需要外，汉武帝还希望通过实行盐业专营，打击富商大贾和诸侯王势力，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其盐业政策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曹魏对盐业管理没有一套自始至终的完整构想，其重视盐业的作法完全源于应付战乱频繁、经济凋敝的客观现实需要。但盐业一直受到特殊重视，因而盐业在北方经济恢复的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支持了曹魏政权的存在。
注释：
①《管子·海王》。
②《管子·地数》。
③《续汉书·郡国志一》注引杨佺期《洛阳记》。
④《魏书》卷二十五《长孙道生传附长孙稚传》。
⑤参见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
⑥《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⑦此事发生的时间，可据以下史料判断：据《资治通鉴》卷五十五桓帝延熹八年条：“渤海王悝，素行险僻……北军中侯史弼上封事曰…”，则桓帝延熹八年史弼为北军中侯。另据《后汉书》卷六十四《史弼传》记载：史弼为北军中侯时，就渤海王悝之事上奏，后迁尚书，又迁河东太守，则史弼任河东太守当在延熹八年之后，最早在延熹八年。又据《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延熹）九年春正月，诏公、卿、校尉、郡国举至孝。”这与同书《史弼传》中“被一切诏书当举孝廉”的记载吻合。分析这三条材料，史弼拒绝侯览假盐税之事当发生于桓帝延熹后期。
⑧事分别见《三国志》卷十五《司马朗传》、同书卷十一《袁涣传》。
⑨《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⑩《三国志》卷十六《任峻传》。
(11)《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
(12)《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列传》。
(13)《三国志》卷八《张绣传》。
(14)《三国志》卷五十六《朱治传》注引《江表传》。
(15)《三国志》卷二十五《辛毗传》。
(16)、(17)《三国志》卷十六《杜畿传附子恕传》。
(18)《三国志》卷二十二《陈矫传》。
(19) (27)《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20) (21)《三国志》卷十一及注引《魏略》。
(22)《资治通鉴》卷六十四。
(23)均见《三国志》卷十六《杜畿传》。
(24)《通典》卷三十六《职官·魏官品》。
(25)《三国志》卷二十七《徐邈传》。
(26)参见陈连庆《魏晋时期盐铁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载于《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齐鲁书社1991年版。
(28)《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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