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认为的“情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35
“As we may think”（“诚若所思”），系1945年美国科研与发展局局长V.布什所撰写的一篇著名论文的题目。该文被情报史学家视为开拓情报科学的“抛砖引玉”之作。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国外情报科学和我国情报科学研究仍处于困境及不确定之中，以至如今还需要援用“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的方式来构架本文，这样做，或许是布什先生当年所始料不及的。
“情报”是情报科学元概念，任何从事情报科学研究的学者，都无法回避对其定义的认知。情报的定义不仅涉及情报科学研究的方向和内容，而且涉及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生存和发展。情报科学目前的研究“尚未严格规范化和系统化”，研究的“难度很大”[1]，有人将其形容为“没有灯光下的爬坡”[2]。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除了已为许多学者所指出的与信息科学相混淆，致使系统概念不明确之外，“情报”定义不清楚，应该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情报学”一词在我国是1958年出现的[3]。自那时以来，“情报”的定义不断产生，其数目已不下于100种（近年来定义的增加速度已经减缓）。从米哈依洛夫的情报学模式（他在其《科学交流与情报学》一书中称自己所说的情报学即是美国学者讲的信息科学）：严怡民所说的“我们中国的情报科学对应于马克卢普归纳的狭义Information Science”[4]；到刘植惠将科技情报所与社会上的信息机构、咨询机构划清界限，提出所谓“情报是处于激活状态的知识”[5]，均无不将情报类同于信息或知识。此种认识模式在情报学研究中造成的影响很大。然而，将情报与信息相混淆，使不同学科共名或同一学科具有不同的概念，这在学术上是不可取的。学者姚健已指出，严先生“所说之对应于马氏的information science的第四种用法的情报学或情报科学，在西方并不存在这门独立科学，故无鉴可借”[6]。
近年来，有学者如贺克毅（《情报杂志》主编）另辟蹊径，开始认识到“情报是由信息分析而来的结果”，“今天人们把信息混同于情报，这是一个严重的时代错误”[7]。也有人提出“情报是人的大脑思维的产物”[8]，“是信息、知识形态的社会竞争手段”[9]。这些认知不仅有矫正信息与情报混淆的功效，而且有向贴近时代发展方向转移的倾向，无疑对情报学研究的定位产生了影响。然而，情报的概念问题，如情报是怎样产生的？其社会功能的科学解释是什么？“信息”(information)和“情报”(intelligence)能否“合二而一”成infotelligence等仍需继续探讨。本文拟从经济学、物理学和数学的角度探讨这些问题，并提出几个关于情报的属性的释义，以就教于同行。
1 从经济学角度看情报的本质属性
1.1 竞争是情报的本质属性
人所共知，竞争是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一种基本现象。由于竞争使然，信息在社会层面上分配不均，对同为社会现象的情报属性的判断，就必然会与对竞争现象这一社会特征的认知联系起来。在市场竞争与信息分配不均之间，应该有一种维系二者，引导它们互相促长的第三维度存在。情报是通过编组信息并以此增进“情宿”(inteliigence host)方的竞争力度来体现其价值的。对信息的编组与分析的质量是决定信息分配的实质倾向的根本因素。因此，存在于市场竞争与信息分配不均之间的第三维度，就是情报。也就是说，不仅“社会性是情报的本质”[10]，而且“情报的竞争性是情报的一种固有属性”[11]。在国外，斯科特·莫顿(Scott Morton)亦曾提出“情报系统只应为支持（竞争）决策而存在”[12]，也是这个意思。
1.2 从经济学非对称竞争模型判断情报服务竞争的属性
旨在讨论市场不确定性的微观信息经济学经济分析模型显示的一种“不完全信息”理论认为，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的特征，情报正是这种不完全信息社会条件下合乎逻辑的社会竞争的派生物和信息作为资源在社会中配置不均衡的映象[13]。市场信息在所有市场参与者中分布不均衡，使市场不具备完全竞争的特性。市场经济的这一特性导致了服务竞争的情报的产生；反过来，情报的出现又加剧了市场不具备完全竞争的特征。在信息时代，商业运作中信息分布的不对称性，是导致非对称竞争的成因之一；作为创造利润之基础的非对称竞争，是一种情宿方垄断竞争情报的竞争，也是制胜性竞争[14]。研究微观信息经济学理论可知，获得情报是在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实施有效经济行为的前提，是赢得利润的基础。也就是说，情报具有为社会竞争服务的特性。
1.3 情报是通过情报分析而服务竞争的
通常认为，情报科学既是一门认知科学，又是一门应用科学。前者涉及大脑思维，后者的宗旨是相干竞争。正如黄振中所言，“竞争本来就是情报的一个鲜明属性，情报本来就是指竞争情报”[15]。潘金虎也说，“情报研究是以为不同层次的科学决策服务为主要目的的一类社会化的智能活动”[16]，情报竞争也好，情报研究也好，都离不开情报分析。情报分析(intelligence analysis)是将情报与机遇的创造（或竞争制胜决策）相联系的可靠途径或桥梁，是情报工作的技术或技巧。更进一步说，情况分析是一种永不可能被机器所完全替代的人本操作或人文现象。运用情报分析这一情报运作手段进行描绘，可作出与传统“情报学”(information science)完全不同的情报定义表述，即“情报是为满足竞争决策需要而搜集信息并经情报分析所产生的一种产品”[17]。
2 情报产生的热力学过程及原理
情报科学是研究特定条件下情报过程（包括情报形成、构成、性质、管理及其发展）的科学[18]。情报过程不仅有语义学含义，也具有物理学上的含义。产生情报的热力学过程，可用耗散结构理论(the theory of dissipative struchure)加以解释[19]。普里高津(I·Prigogine)于1969年提出耗散结构的存在有两个前提：①系统远离平衡；②系统内不同元素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即相互之间变化不呈比例）[20]。从宏观上看，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后计划经济体系”与原信息（机构）体系发生融合而正待形成的交融体系，具备普氏耗散结构的条件。
在宏观热力学系统中，熵(S)（K·Clausius 1864年在其著作《热之唯动说》中提出的一个物理量）是一个热力学特性参量。就信息论而言，熵是一个系统丢失“信息”的度量[21]。对于任何与周围环境不发生能量、物质交换，即功等于零的绝热过程，所属系统的熵都将不断增大（总熵渐进增加的表象是系统无序度增大），直至达到最大值而死亡，从而实现平衡。对于只接受外界整序能量的封闭系统，例如图书馆、传统的科技情报所等文献信息系统，这类信息系统不断入藏信息载体，构成二级信源系统。然而，其中就信源而言的“信源熵”量值“永远是正的”[22]，它代表信源整体的平均不确定程度，也表征信源受文献老化、信息半衰期等规律的约束，无序度会不断增大。信源系统的不确定性程度，还表现为其中消息的随机性、不定性的程度，只有为信宿所利用，导致其不确定性减少，使其认知发生变化的那些部分，才构成信息量（信息量等于使信宿消除的不定性的数量，实质上就是负熵[23]）。因此，有人认为凡信息皆系负熵，这是一种误会。在这类与市场经济隔绝的封闭的信息机构中，存在大信源与小信量的矛盾，实际意味着“信息”的丢失以及系统熵增大。而主要以分类等手段及以二次文献等形式对信源实施的整序，由于只是对信源熵作某些调整，故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该类封闭系统信息量值畸低的现实；且由于动态市场经济信息一概不能进入该封闭系统，亦使其不能进行自组织操作，因此，这类系统从理论上讲，是难以抵抗系统内部自发产生的熵的破坏的。但实际情况却有所不同，由于行政资金的支持，信源不断积累，在此条件下，系统大信源小信量相对平衡的状况，不仅可以长期维持，而且向绝对平衡发展的速度非常慢，此即图书馆、情报所作为“知识宝库”的一幅素描。“知识宝库”意味着数量巨大、有待利用、可导致信宿不定性变化的信息仍原封不动，类似于储存于地下的矿产资源；但维持这类“负熵储存库”原封不动、使之保持相对平衡的机制，目前尚无定论。
然而，市场经济系统与信息系统发生交融而形成的体系远离平衡，子系统能够通过彼此吸收物质和能量，发生非线性相干，导致交融双方所得到的信息量增加，从而使自身获得负熵。其过程不仅能使子系统，而且能使交融体系有序度的增加大于无序度的增加，不定性的减少甚于不定性的增加。交融体系中子元素之间通过非线性相干开发信息量负熵亦可能借助智力去完成，在此过程中，智慧创造出能够有效消除情宿不定性的服务竞争和供决策之用的情报。故从热力学而论，情报乃是智慧创造的负熵。情报的产生，不仅能使情宿不定性减少，而且能使系统信息量值增大及信源熵减小。作为负熵的情报是通过引导情宿实施有序竞争来稳定竞争双方这一亚宏观系统的。智慧创造负熵导致亚宏观系统状态稳定化的情形，与记忆通过整序引起熵即不定性的连续减少具有相同的性质。智慧创造情报供情宿一方展开有序竞争，从而推动市场经济发展这一机制，也为钱学森的“情报学属于思维科学”的论断提供了又一佐证[24]。
3 产生情报之情报分析的数学过程
关注软科学的情报研究人员，都知道软科学预测研究使用的数学分析方法，如回归分析、趋势外推，关连树法等（据统计已超过150种）[25]，也可用于情报分析作业。而实施情报分析与否则是区别情报科学与信息科学的一条界限[26]。除此之外，与信息分析这一客观分析迥异的主观情报分析，也可能按超逻辑想象法去进行分析推理。超逻辑想象属于直观判断思维的范畴，是一种灵感或闪念。据现代神经科学研究揭示，在人的大脑的海马区内储存着大量的记忆信息，其比特位数可超过当代最大的电子计算机。这些记忆是潜在的并按一种目前尚未了解的数学模式在不断地进行综合加工的，虽人自身（信息的宿主）不能自觉地意识到，但其加工的结果，会在遇到某个问题时，受到触发而突然输出，形成创造性的见解[27]。纵观软科学预测研究所采用的数学分析方法和超逻辑想象综合加工方式，可知预测分析或超逻辑闪念均系追索某相关变型的导数。从上述预测分析模式中，可以得出“情报是原始信息的某种极值”的结论。
导数是某函数对于变数改变的瞬时变率。社情、民情、军情都是随某些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函数概念。在这些变量中，最主要的变量即是信息。作为从变量之函数与变量信息改变之瞬时变率的导数，便是数学意义上的情报，难怪导数可专指回归方程中的斜率和某一移动质点的速率或加速度——斜率常喻指发展方向，而速率、加速度则无疑是发展的速度。人脑海马区中发生的数学运算，应当也包括导数推导这一过程。
4 情报科学和信息科学能否“合二为一”
至今，情报科学研究仍在某些哲学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例如对信息的哲学属性就说法不一。有人认为信息在哲学意义上不属于物质，但较多学者认为信息从哲学上讲属于物质的范畴，提倡“情报与人的智力活动密切相关，人是情报活动的主体，信息是情报活动的物质基础，情报过程是人的大脑的思维过程，情报是人的大脑思维的产物及对信息的反映。”[28]这就说明了信息甚至可能不是情报的“父本”，“情报”属于哲学上意识的范畴，“信息”属于哲学上物质的范畴[29]，二者既分属于不同哲学范畴，它们在逻辑上就不相容，故“情报”不等同于“信息”，情报过程是独立于信息过程之外的另一个过程。有鉴于此，近年来有人倡议创立“Infotelligence”学[30]”实质上是将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合二而一”以息事宁人。倡议者未充分掂量原情报科学研究“难度很大”一说的份量，试图在信息科学、情报科学之外，再设立一门并不规范的“学科”，其难度只会更大，何况此举在学科分类上忌讳，言易行难。目前多数学者的看法，仍然是情报科学、信息科学应作为不同的学科，有各自的发展方向。
5 结束语
一个时期以来，库恩的“变革规范”理论（于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即科学史由“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两部分交替形成，已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但库恩另有一段话，大意是，重要科学发现给科学界带来的质变的程度相当于其在数量上造成丰富的程度[31]，却较少为情报学家所关注，其原因大概是质变未出现。但是在另一方面，却有许多人都注意到，当代情报学的总体特点，是实践比理论走在前面；究其原因，只能推测为在我国临近知识经济的时期，情报观日益更多地倾向于转变为“物质资源”理念，即在占有者之间存在排他性，而与信息、知识可共享的特性相悖，从而显示出了情报的时代特征。由于情报具有经济学上的“物质资源”的特征和实际应用上的价值，所以不仅原“情报学”理论无法适应，而且就连在理论上比其成熟得多的图书馆学（包括图书馆哲学、文献计量学、管理学等），也将在新的形势下发生变化。不过，改革的“难度虽很大，但只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并采取科学的态度，是一定会取得成效的”。展望未来，情报将在知识经济框架下的竞争调节机制中发挥特有的作用，这或许是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