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咸“水游”与屈原的“沉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屈原论文,彭咸论文,水游论文,沉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屈原作品中所涉及“彭咸”的问题，学术史上有不同的认识。游国恩在《离骚纂义》“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一句的解说中，将历代学者的观点悉数列出。游先生在“按语”中认为“屈子之效法彭咸而水死，二千年来无异辞”①，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他还批驳了汪瑗提出的“屈原非水死”的观点。游国恩的看法代表了学术界对于相关问题的一般认识，即：彭咸系投水而死，屈原沉渊是效法彭咸。
游国恩上述观点基于传统的说法。王逸《楚辞章句》注“愿依彭咸之遗则”句：“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②注“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句：“言时世之君无道，不足与共行美德、施善政者，故我将自沉汨渊，从彭咸而居处也。”③洪兴祖《补注》引颜师古说：“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按屈原死于顷、襄之世，当怀王时作《离骚》，已云：‘愿依彭咸之遗则。’又曰：‘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盖其志先定，非一时忿怼而自沉也。”④王逸、洪兴祖二人虽力主彭咸水死说，但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来龙去脉却都未作详细考辨，给后人的讨论留下了巨大空间。王逸《章句》与洪兴祖《补注》皆为具有广泛影响的楚辞注本，故长期以来，学者对此鲜有异说。直至朱熹，始在其《楚辞辨证》中提出质疑：“彭咸，洪引颜师古，以为‘殷之介士，不得其志，而投江以死’，与王逸异。然二说皆不知其所据也。”⑤
虽然朱熹对王逸及洪兴祖之说皆有微词，但他并未对此展开进一步阐述。游国恩在《离骚纂义》的“按语”中指出，至明人汪瑗始就彭咸是否水死明确地提出了不同的认识⑥。汪瑗在他的《楚辞集解》附《楚辞蒙引》中的《“彭咸”辨》(及《附说》)和《屈原投水辨》等处对此专有详论。他认为，彭咸、彭翦、彭铿、彭祖、老彭实为一人，为“殷之贤士”，是屈原心目中的理想形象。他还指出孔子曾有“窃比于我老彭”之语(《论语·述而》记述孔子语：“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汪瑗据此提出：
若以屈原慕彭咸为欲自投水死，则孔子窃比之意，岂亦欲自沉乎？呜呼！孔子尝欲浮海矣，尝欲居夷矣，使无上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语，又安知后世不援引浮海居夷之说，亦以孔子为欲投水耶？……屈原之亟慕彭咸者，又安知非指己之所作《离骚》而拟其好古之心乎？⑦
汪瑗以为，彭咸并未投水而死，屈原效法彭咸，自然亦非投水死；他以为屈原沉渊水死之说是后世因其有西逝流沙之语，故误以为投水。汪瑗所提出的屈原非“水死”的观点缺乏确切证据，他的其他论证也显得牵强，如径以“老彭”为彭咸而提出“则孔子窃比之意”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汪瑗将屈原是否沉渊与彭咸是否水死相并提出，这种说法与汉代初年以来人们关于屈原事迹的一般看法相距甚远，并未在其当代和后世获得广泛采信，但他首先明确提出的“彭咸并非自投水死”的说法，却得到了后代不少人的认可。
清末学者俞樾在其《读楚辞》中说：“彭咸事实无可考，特以屈子云愿依彭咸之遗则，而屈子固投水而死者，故谓彭咸亦投水而死，窃恐其诬古人矣……愿依彭咸之遗则，即所云謇吾法夫前修也。王解法前修为上法前世远贤，然则彭咸必古之贤人，屈子素所师法者，岂必法其投水而死乎？”⑧近代学者，首先由林庚对彭咸其人及其事迹，尤其彭咸是否水死的问题作了专门详细的论述。林庚1948年1月发表《彭咸是谁》一文⑨，在这篇文章中，他勾稽相关文献，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辨析。该文的结论是“彭咸与自沉无关”，“在王逸之前并没有人认为彭咸是沉江而死的”。
检索两汉文献可知，在王逸之前，最早是由刘向明确提出彭咸与水的关系。他的《九叹》中有“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游”句，王逸的彭咸“水死”之说可能即是受到了刘向的影响。林庚认为，王逸等人不考“水游”为何意，断言彭咸必水死无疑是不恰当的。按照林庚对刘向《九叹》相关语句的理解，彭咸虽确与“水游”有关，而“水游”不等同于沉渊，“彭咸在王逸之前固未尝与沉江发生过任何关系”。林庚先生关于彭咸非沉江而死的论证是相当有力的，但我们发现他关于王逸不考“水游”之意的说法，不够严密。
王逸对《九叹》相关语句的注文为：“言己放出九年，君不肯反我，中心愁思，欲自沉于水，与彭咸俱游戏也。”⑩《远游》王逸序曰：“……则意中愤然，文采铺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11)王逸在此两处所言“游戏”一语的意义相近，其义究系何指，王氏虽没有进一步详说，但这一词语提出的本身即对彭咸身份行状的探索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水游”及王逸对其“游戏”之解究属何意，在汉代的文献中没有直接的明确说法，但在年代稍晚的材料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关它的一些佐证。《搜神记》载：
琴高，赵人也。能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涿郡间，二百余年。后辞入涿水中，取龙子。与诸弟子期之，曰：“明日皆洁斋，候于水旁，设祠屋。”果乘赤鲤鱼出，来坐祠中。且有万人观之。留一月，乃复入水去。(12)
《搜神记》虽是六朝人所著之书，但其取材多自汉代及汉代之前。该书中多记神仙方术，虽为小说家言，然古人严谨，不作空穴来风之辞，《搜神记》干宝序云：“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表示书中所载皆有来历(12)，故其所记的琴高水游之事对于我们认识古代“水游”乃至彭咸“游戏”之意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搜神记》说琴高能于水陆之间自由往来的神异之术，与古代某些游仙隐逸者之行事相仿，又颇类神仙家之行状。此处“涓、彭之术”中的“彭”，在汪绍楹校注的《搜神记》中注为“指彭祖”，而我们认为可能与彭咸有关。彭祖事迹屡见《列仙传》、《搜神记》与《抱朴子》、《水经注》等多种典籍，古书中并无片言只语提及其善于水中“游戏”，而彭咸则不然。因此我们初步可以认定，刘向《九叹》中所谓的“水游”，是一种游仙之形式；“思彭咸之水游”，当指向往彭咸所持有的隐逸游仙的生存方式。
若仔细翻检早期文献，我们还能够发现一些关于类似“水游”一说的蛛丝马迹。如东方朔《七谏·缪谏》有“弃彭咸之娱乐兮，灭巧倕之绳墨”一句。此处“彭咸之娱乐”当与“水游”(或曰游戏)有关。《九歌·河伯》篇说：“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横波。”王逸注为：“河为四渎长，其位视大夫。屈原亦楚大夫，欲以官相友，故言女也。”依王逸注，句中“女”当指河伯，《河伯》全篇描述的就是诗中的主人公与河伯“水游”的情形。据《淮南子·齐俗训》：“昔者冯夷得道，以潜大川。”高诱注：“冯夷，河伯也。华阴潼乡堤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14)《河伯》篇中的描写与《淮南子》中的记载虽充满神话色彩，却能够表明，确实有“水游”这一概念存在于古人的思想观念之中。
彭咸既非水死，那么屈原沉渊乃由于效仿彭咸投水之行事的说法自然也就不能成立。但屈原在其作品中多次提到“愿依彭咸之遗则”(《离骚》)，“指彭咸以为仪”(《抽思》)等，显示彭咸的确是他效法的榜样。屈原到底要效仿彭咸什么呢？关于这一问题，林庚在他的文章中认为“彭咸无疑是代表屈原精神的寄托”，他说彭咸在《楚辞》的描述中有两重性格：“一方面是治世之才，一方面是隐者神话式的人物。”我们知道，屈原早期的政治理想是“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离骚》)，然而当时的政治形势及屈原自身的遭遇却使其高洁之志难以实现。他在《离骚》中说：“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又在《涉江》中说：“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这些都表明屈原在政治失意之时，感到自己实现理想的希望渺茫，于是产生离去之意，愿如彭咸般神游或隐逸。林庚指出：“(屈原)正含有帝王的世业与隐者的二重身份……屈原作《离骚》时正是徘徊于治世与退隐之间，因此彭咸乃成为进退的依据。”(15)经林庚的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屈原在其较早的作品中多次说明要以彭咸为仪了。
根据可靠的古代文献如《史记》等书的记载，屈原最终没有隐逸，却投水而死。尽管历史上有学者如汪瑗等对此持有异议，但屈原投水而死之说当无疑问。
既然屈原之沉渊与效法彭咸无关，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屈原投水自杀的呢？我们认为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当时的政治环境及其坎坷的人生遭遇之外，屈原的自杀及其自杀所采取的具体方式与他所处的时代风尚有关。
战国时期是一个思想和文化重新整合的特殊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了剧烈的分化，各有其独特性。《庄子·刻意》篇说：
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语仁义忠信，恭俭推让，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诲之人，游居学者之所好也。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国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16)
从上引《刻意》篇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时代所盛行的各家各派典型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者是“隐处山谷之士，非毁时世之人”(成玄英疏语)。他们的极端行为特征是“枯槁赴渊”。“语仁义忠信，恭俭推让”者，是“平世之士，教诲之人”。这类人“或游行而议论，或安居而讲说”(成玄英疏语)，当是儒家学派的学者。“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者，乃是“朝廷之士，廊庙之臣”(成玄英疏语)，应属法家之流。“就薮泽，出闲旷，钓鱼闲处”者，“避世而处无为”，是“从容闲暇之人”(成玄英疏语)。“吹呴呼吸，吐故纳新”者，有“延年之道，驻形之术”(成玄英疏语)，为“道引之士，养形之人”。
纵观屈原一生的行事，他曾身为“朝廷之士”，具有“语大功，立大名”的入世的理想；同时，在其性格中有“刻意尚行”、“离世异俗”的另一面，由是在黑暗现实的打击下逐渐产生了隐逸之意，并最终导致他“枯槁赴渊”的人生悲剧。
相关文献证明，“枯槁赴渊”在战国时期是“刻意尚行”者的一种特定行为方式，屈原的沉渊并不是惟一的例子。楚辞中另一个与“投水”有关的人物是申徒狄。申徒狄在楚辞中共出现过两次，分别见于《九章·悲回风》和刘向的《九叹·惜贤》。《悲回风》“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已暗示申徒狄投水之事，刘向《九叹·惜贤》“驱子侨之奔走兮，申徒狄之赴渊”则更明确了他“赴渊”的抗行。由于文献记载明确，故对于申徒狄的投水，学者历来没有异议，但申徒狄到底是何时之人，有不同说法。王逸在《章句》中无详细论证，只说申徒狄是“贤者”，因“遇闇君遁世离俗”，“自拥石赴河”。《悲回风》洪兴祖《补注》中引《淮南子》注云：“申徒狄，殷末人也。不忍见纣乱，自沉于渊。”依《补注》之说，申徒狄似乎是与彭咸同时期的人，然而在《韩诗外传》、《新序》等文献中，却说明申徒狄显然是春秋战国时期人(17)。《韩诗外传》说：
申徒狄非其世，将自投于河。崔嘉闻而止之曰：“吾闻圣人仁士之于天地之间也，民之父母也。今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吴杀子胥，陈杀泄冶，而灭其国。故亡国残家，非无圣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于河。(18)
孙诒让《墨子间诂》所附《墨子佚文》中记载有申徒狄与“周公”的谈话：
申徒狄谓周公曰：“贱人何可薄也？周之灵珪，出于土石；随之明月，出于蜯蜃；少豪大豪，出于污泽，天下诸侯，皆以为宝。狄今请退也。”(19)
孙氏又举《太平御览》所载另一条：
周公见申屠狄曰：“贱人强气则罚至。”申徒狄曰：“周之灵珪出于土，楚之明月出蜯蜃，五象出于汉泽，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异，此诸侯之良宝也。(20)
孙诒让在按语中综合各种文献记载，判定申徒狄并不是殷末时人(21)。
1956年出土于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的楚简中，有一段“周公”与他人对话的简文：
□□□周公
(勃)然乍
(作)色曰：乌夫！戔人
(格)上则型(刑)戮至。刚曰：乌夫！戔人刚恃，天
于刑上回(者)，有
(尚)
(贤)。(22)
这段简文的内容与上文所引的《墨子佚文》中的两段对话内容相似。关于其性质，学者认为，竹简的年代同墨子所生活的时代相近，这组简是《墨子》的佚篇，该简文是佚文的一部分(23)。长台关竹简证明了《墨子佚文》有相当的可靠性，《佚文》中所载“周公”与申徒狄对话的材料为我们确定申徒狄的生活年代及其事迹提供了可靠线索。孙诒让依据《佚文》两段对话中提到的周、楚、和氏之璧等词汇，认为申徒狄是战国时期的人。学者以孙氏此说为是(24)。
关于申徒狄投水的原因，一些文献材料中的说法与王逸注相似，以为是不遇明主，这与屈原的经历有相似之处。生活在战国时期的申徒狄“避而不仕”，“离世异俗”，最终“自沉赴河”的行为，正与《庄子·刻意》篇中的描述相合。这说明在战国时代，在特定人群中有“枯槁赴渊”的风尚，屈原身处其时，受到这一风气的影响是不足为怪的。
下面我们结合屈原的生平事迹，大致勾勒他的思想历程。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者……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25)笔者在《〈离骚〉“先路”与屈原早期经历的再认识》一文中(26)，结合《史记》等文献的记载，对屈原早期经历作过论述。拙文指出，屈原早期担任的“左徒之职约与《周礼》中的‘太仆’相当”，是楚王出入时的“前驱引导之人”，为楚王的“亲贵之人”。一般认为，屈原早期的政治生活比较顺利，他有“奋勇驱驰，以为社稷先的意志与情怀”，他希望并实际上一度成为“朝廷之士，廊庙之臣”。这时在屈原的思想中儒家和法家占据主导地位。从《史记·屈原列传》的记载及屈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在政治生活中遭遇的挫折，促使他放弃了先前的理想，转而倾向于“刻意尚行，离世异俗”者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这一点，在《远游》篇中表达得更明显。在《远游》中，作者说：“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遭沉浊而污秽兮，独郁结其谁语！”人们从中可以感受到，此时的屈原已经决计要选择离开了。至于屈原为什么主动选择死亡，大家讨论得很多，这里不再赘述。笔者愿在这里指出，屈原在对人世诀别时的态度十分从容，他在《怀沙》中说：“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颇有悲壮之感。郁结于胸的忧闷之情不可稍解，加之时代的特定风俗，屈原最终选择沉渊，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悲壮行为。
纵观全部相关文献，可知彭咸为殷人，除王逸注、洪兴祖补注等外，无其他文献可证其生平与事迹，由王逸首先提出的彭咸“水死”的说法缺乏有力的证据。殷商时代的社会制度与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没有产生如战国时期“枯槁赴渊”者的社会文化基础，生活于其时的彭咸不会采取“投水”这种极端的对抗世俗的行为方式。
经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认定，屈原“沉渊”是效法彭咸“投水”的传统说法实是极大的误会。虽然屈原的沉渊是不当怀疑的，但屈原的多篇作品，表达他在政治上失意后，首先考虑效法的是类似于彭咸“游戏”的隐逸方式；此外，在战国时代，对屈原沉渊产生直接影响的是时代风尚以及与屈原同时代的申徒狄们的“抗行”，而不是与屈原及其时代相去甚远，且其事迹不可详考的彭咸。屈原选择“枯槁赴渊”作为自己告别人生的方式，与彭咸无关。
注释：
①⑧游国恩：《离骚纂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5页，第125页。
②③④⑩(11)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页，第47页，第13页，287页，163页。
⑤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77页。
⑥在朱熹之后，宋代陆续有人明确提出对“彭咸水死”的怀疑(参见熊良智《屈原身世命运的关注与宋代士大夫的人生关怀》，载《四川师大学报》2004年第5期)。游国恩所说大概是指就其所见，对此问题，至汪瑗始有专文论述。
⑦汪瑗：《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30—331页。
⑨此文后辑入《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2)(13)汪绍楹校注《搜神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页，第2页。
(14)《淮南子》，《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79页。
(15)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16)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35页。
(17)(22)(23)(24)参见李学勤《长台关竹简中的〈墨子〉佚篇》，《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7—333页，第328页，第329页，第332页。
(18)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页。《新序》所载与此略同。
(19)(20)(21)孙诒让：《墨子间诂》附《墨子佚文》，《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0页，第10页，第11页。
(25)《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81页。
(26)拙文载《中州学刊》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