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迎辉[1]2004年在《政治信仰与苏联剧变》文中研究表明苏联剧变不仅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影响和后果正在历史地表现出来。因此，苏联剧变原因和教训一直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但是，从政治信仰演变的角度来解读苏联剧变还很少见。但无论是历史的事实还是理论的逻辑，都表明政治信仰的变化是破解苏联剧变这一“历史之谜”的非常重要的思路。因此，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从政治信仰演进的角度研究苏联剧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研究苏联人政治信仰的确立、巩固和扭曲、政治信仰危机的产生与发展到全面崩溃的历史过程，进而分析政治信仰的演变对苏联剧变的影响。论文除导言外，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阐述共产主义信仰在苏俄的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是俄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俄国人民正确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由于这一信仰在苏俄确立的途径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存在着巨大反差，因此，苏俄的共产主义信仰不得不携带着传统政治信仰的特征，带有严重的非科学因素。由此提出了苏联政治信仰建设的两大特定任务：一是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取得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论认同；二是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实践认同。第二章，论述共产主义信仰在苏联的巩固和扭曲。十月革命后，苏共进入了了共产主义信仰建设的探索时期。这一过程包括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列宁时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及思想文化教育是符合俄国实际的，初步解决了在落后的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如何进行政治信仰建设的问题。第二阶段，是斯大林时期。这一时期形成了同列宁的探索迥异的斯大林模式。这一模式的实践在巩固共产主义信仰的同时，也使共产主义信仰遭到了扭曲。共产主义信仰在这种巩固与扭曲的矛盾中定型，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化解危机必须解决两大课题：一是根据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改革斯大林模式，为人们政治信仰的巩固提供相适宜的社会根基；二是改革传统的政治信仰教育体制，提高政治信仰教育的水平。第叁章，论述共产主义信仰危机产生与发展。二战后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前长达四十年的时间内，苏联在政治信仰建设问题上一直没有解决好斯大林时期留下来两大课题，致使信仰危机由可能变为现实并逐步走向深化。到戈尔巴乔夫执政<WP=4>前，党内机会主义思潮、“夜间人”现象、政治冷漠，尤其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使政治信仰危机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当然，人们对社会主义和苏共的怀疑和不满同对其的认可相比还是次要的，政治信仰危机仍有化解的可能。第四章，分析共产主义信仰崩溃导致苏联剧变的历史过程。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由于主观的原因，不仅没有化解原有的信仰危机，反而由于改革路线的方向性错误，使政治信仰达到了崩溃的程度。不只是社会普通群众的政治情绪急剧激进化，而且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苏共中央自身发生了严重的信仰崩溃。20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共上层在普通群众政治情绪激进化的基础上灾难性地导致了苏联剧变。第五章，总结探讨政治信仰在苏联剧变中的作用，反思苏联在政治信仰建设上的教训。纵观政治信仰与苏联剧变的历史过程，政治信仰危机是苏联解体深层次的原因。其中，普通群众和一般党员干部政治信仰上的变化为苏联剧变提供了社会群众基础；苏共党的领导人及党政精英政治信仰危机是苏联剧变的关键性因素，缺少任何一个条件，苏联剧变都不可能发生。苏联政治信仰发展的历史应引起人们深刻的反思。核心问题是如何保证政治信仰的科学化，做到这一点，必须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必须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加强党的建设，筑实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社会载体；科学地坚持灌输论，提高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有效性；坚持信仰自由原则，正确地对待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
李明[2]2016年在《中国改革实践的理性逻辑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积极推进改革以来,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究其原因,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者们从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不同视阈给出了各自的答案。然而,从哲学层面并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如果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走出了一条改变了民族命运和世界格局的中国道路,那么,有必要说明中国道路背后的逻辑轨迹。充满改革精神的“中国道路”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实践“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实践探索经验的基础上,逐渐走出以前苏联“斯大林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从指令性计划经济,经过“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现如今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主要是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实践“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过程中,避免了“哈耶克—萨克斯范式”的前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力戒所谓“标准的资本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全盘西化”,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同时,中国的改革实践中,计划经济时代弱化甚至泯灭人的意志自由、选择自由的倾向得到纠正,被迷失的人的主体性和现实性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唯命是从的命令经济,以及教条片面强调中央集中决策、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行政经济被更加注重人的个性自由、自我实现、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所取代。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激发了基层(个人、企业)的积极性,渐进式改革得以稳步推进。上述中国改革实践的历史过程中蕴含着一个较为清晰的理性逻辑过程,那就是实现了从绝对理性向马克思实践理性的转换。这种逻辑转换原型存在于将理性绝对化的黑格尔哲学到马克思哲学的变革中,也反映出现代世界哲学与社会思潮的总体趋势。绝对理性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中有很深的历史渊薮,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人类的理性发展逐渐走向了至上、全能的神坛。法国启蒙哲学赋予了理性全面把握世界、改造社会和精神的绝对化气质,理性的至上权威得到了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意识形态表达。尽管用观念科学重塑社会和人类精神世界的“意识形态”受到了拿破仑的拒斥,但是,意识形态确实成为启蒙运动中理性神化的一大标识。在黑格尔哲学中,理性以实体与主体同一的思辨形而上学方式实现了理性绝对化的哲学完成。绝对观念,作为自在自为的逻辑化的存在,在自我规定和自我发展的逻辑进程中,成为犹如上帝般的“现实事物的造物主”。黑格尔哲学这种凌驾于万物之上并统摄万物于自身的形而上学精神,法国启蒙哲学对自然科学万能的信仰和用自然科学方式改造社会人文领域以及精神世界的“意识形态”冲动,两者相结合就形成了一种“绝对理性”观念。“绝对理性”是确信理性及其异化的形而上学形式(如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等)能够全面地、无限地认知世界和把握世界的绝对信念。它坚持理性认知能力的无限性,坚信人的理性不但可以全面地认识并驾驭自然规律,而且能够全面地认识社会历史的必然规律,一旦掌握了这种终极性形而上学性知识,就可以按照这种真理性知识图式全面重构自然与社会经济结构。绝对理性在20世纪社会历史进程中,既表现为对理性能力无限性的科学主义信仰,也表现为将理论知识绝对化的教条主义政治理念；既表现为形而上学思维对整体价值优先性和绝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认同,又表现为张扬国家和政府统制经济、取消个人经济主体地位的计划经济信念。绝对理性在经济学背后的思想竞技场上上演了一幕幕桀骜不驯的剧目。如作为其表现的科学理性主义,本应在自然领域发挥作用,但随着科学主义的蔓延,僭越到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领域,以数学、模型等所谓的华丽“科学”外表,使人类对历史、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认识越来越脱离现实和人本身。绝对理性在黑格尔哲学的视阈中体现为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国家、集体、组织的至上性泯灭了个人的现实性、历史性和能动性。这种单调的整体主义方法,后来由于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还被强加到马克思哲学头上,成为前苏联“斯大林模式”的旧社会主义传统的重要理论依据。马克思的实践理性观念是在扬弃以黑格尔哲学理论为代表的“绝对理性”中逐渐确立的。其理性观念的成长经历了康德理想主义理性、青年黑格尔自由主义理性、黑格尔绝对理性、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理性,最终形成了实践理性,终于使得人的思维观念由现实事物的造物主逐渐转换为实践生成的意识形态。同时,其也使理性重新获得了人身,在反对“无人身的理性”和“假人身的理性”之后,理性成为社会实践主体的理性。而在此过程中其“人性论”也臻于完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更是现实的、历史的、理性的社会实践主体。中国的改革实践高扬马克思实践理性的旗帜,从“实践”的角度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理解,纠正了以往对于马克思哲学理解的偏差,强化了马克思哲学在经济思想领域的话语权,克服了绝对理性之下的教条主义思维模式,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出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避免了一步到位、全盘市场化的“休克疗法”,重拾人的现实性和主体性,充分调动了作为市场经济建设主体的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
沈宗武[3]2002年在《斯大林模式的是与非》文中认为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缔造起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历来是学术研究的难点和学术争论的焦点。自1956年非斯大林化运动以后，对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的评价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以及世界东西方政治思想界激烈交锋的热门话题。苏东剧变后，这一话题再度被热炒，斯大林模式的是非及其与苏联解体的关系成了国内外理论研究的热点，斯大林模式及其理念又成为西方反共思潮的主要攻击目标。对于这个难题，本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落后国家现代化的新角度，即从工业化的启动和进展、生产方式的变革、政党制度的嬗变、意识形态的更新、文化传统的传承和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等角度，借鉴社会心理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 在廓清“社会形态、社会制度与社会模式”、“斯大林模式与斯大林体制”、“斯大林模式与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与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社会运动、社会问题”、“斯大林模式与斯大林个人的社会活动”、“社会主义模式的一般性与斯大林模式的个性”等7组概念的区别的基础上，本论文扼要地阐明了重评斯大林模式的意义和方法，然后分五章剖析斯大林模式形成的社会条件和思想根源、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斯大林模式的历史作用及其弊端和斯大林模式对世界的影响，对斯大林模式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评价。本论文认为： 斯大林模式的诞生是苏联现代化进程上不得不进行的体制转轨。当时国内严峻的社会危机和国际上的风云变幻使苏联社会产生了停止实行相对分散的新经济政策的客观要求，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为了积极备战，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和实现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想，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应运而生。综观斯大林模式诞生和实行的情况，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意识和文化传统、斯大林个人的思维方式叁者是斯大林模式诞生的思想根源。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他在领导苏联人民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产生的，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分析列宁逝世后俄共(布)党内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村问题的争论，揭示二十年代中、后期苏联国内阶级状况的新变化基础上，本论文认为，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及其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阶级斗争和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理论等的产生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这些理论是引导苏联人民在孤立无助的处境中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武器。不可否认，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构不够严整，有些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斯大林时期苏联出现的过失与这些缺陷是相关的，肃反扩大化的发生与斯大林阶级斗争理论不无关系，苏联农业长期发展滞后与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理论也是有关的。但是，总的讲，鉴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对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的评价，不应拘泥于对其理论逻辑严整性的分析，而应到社会实践中去探求。尽管这些理论存在不足，但它们满足了社会的要求，总体上是推动了社会发展的。 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是高度集中，这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叁方面都有着明确的表现。在经济上，苏联建立了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运用行政手段执行指令性计划，对工农业生产及工农业产品的分配和流通都进行了高度集中的管理。在这种经济体制内部，联共（布）和中央政府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对全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行了全面控制，经济发展自身的规律受到排斥。在政治上，苏联实行了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党领导制度，执政党内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联盟中央对各加盟共和国进行了强有力的领导，通过安全机关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职能。在联共（布）的权力结构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其休会期间党的领导权由中央委员会行使，在中央委员会休会期间党的政治事务由政治局及其日常办事机构书记处处理。对此，本论文认为，只要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保证党的代表大会对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书记处的领导，这些现象乃是政治生活的正常情况，而不是政治体制的弊端。在文化上，苏联通过政治批判构造一元化意识形态，国家对文化教育和科研事业都进行了高度集中的管理。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在实践中产生互动，使整个社会都具备了高度集中的特征。 比较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可见，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它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性，也具有自身的个性。斯大林模式在实践中发 。；：～挥了重大作用，它使苏联打败德国法西斯，使苏联在现代化的进程上取得非凡成就。从落后国家现代化的角度看，斯大林模式在推进工业化，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社会的文化科学水平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由斯大林领导开创的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现代化道路，是人类历史上与英国开创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途径并列的另一种现代化途径，尽管这种途径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它在苏联所取得的举
欧健[4]2010年在《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观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主义观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它是一个包括方法原则、价值目标和实现途径这叁个层次为一体的认识体系。从这叁个层面看,毛泽东邓小平在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和价值目标上都坚持唯物史观,体现出基本一致性。他们都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认识社会主义。此外,相同的文化基础和共同的政治取向也使得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观基本一致。但由于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他们在具体方法运用和目标追求上又有所不同。毛泽东处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战争初胜、经济发展,新型科技革命尚未规模性运用的历史时期,而邓小平处在国内经济发展受挫、继之国际共运发生重大变革,资本主义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并借助科技革命迅速发展时期。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思路上,毛泽东考虑的是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越资本主义,邓小平考虑的是如何提升社会主义生产力追赶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的目标追求上,毛泽东侧重的是平等,邓小平侧重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逐步富裕。在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上,毛泽东致力于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选择了精神激励为主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建设的动力问题,主张通过“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实现“抓革命、促生产”；邓小平致力于克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弊端,选择了物质激励为主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建设的动力问题,主张通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采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市场经济手段,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上述比较的当代启示是：由于理想社会需要经历长期奋斗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事业在其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需要依据时代条件的不同,对社会主义战略和策略作出客观判断；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必需处理好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当下,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相比,客观的时代条件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生产力领域发生了重大向好的变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推动的全球化进程酿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这要求通过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解释新的事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做出前瞻判断。
刘宏[5]2014年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斯大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教育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群众的思想,是斯大林关于理论教育的内容、地位、作用、原则、方法、载体、主体、客体等方面的论述所构成的思想体系。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极其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思想武器武装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斯大林的理论教育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思想和哲学方法论,是其思想的理论根基,对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理论斗争经验的总结,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批判经验的总结,为其理论教育思想的形成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使其始终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理论教育的内容上,斯大林结合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形成了其关于理论教育主要内容的思想。一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着作的编辑和出版,注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教育无产阶级,积极、主动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二是坚持党的民族解放、民族团结教育,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唤醒各民族实现民族解放的觉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各民族的发展；叁是坚持党的历史教育,编写俄国和苏联历史教科书,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党史教育,坚定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在理论教育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作出了概括,依据对本质要求的科学把握和正确理解,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提出了其关于理论教育的地位思想,即无产阶级实现自我解放的理论武器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先导,明确了理论教育实践的重要性和在社会发展中的具体任务。在理论教育的原则、方法和载体问题上,斯大林在科学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精髓的基础上,提出了其理论教育的原则,即理论和实践相联系的原则,既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又重视实践对于理论的重要意义。同时将其理论教育的原则科学运用于理论教育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了其理论教育的方法,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施以方法论上的指导,以保证理论教育的顺利有效进行。在理论教育的载体上,重视运用政治学校和报刊等载体深入推进理论教育。在理论教育的主体和客体及其关系问题上,斯大林对理论教育的主体的组织结构和领导体系进行了新的规范,努力实现理论宣传教育和研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体的叁个系统。同时科学分析了理论教育的客体及其特性,提出应该把党员干部和青年作为理论教育的重点客体。认为理论教育的主体和客体是辩证统一的,强调理论教育应该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式,注重把握和运用主客体相互转化的规律。斯大林理论教育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理论教育思想,在指导实践中,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推进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但同时斯大林的理论教育思想也存在着理论缺陷和失误。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一阶段苏联的理论教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更多地是在错误中前行,苏联的最终解体与其理论教育中的错误有着必然的联系。斯大林理论教育思想不仅仅指导了苏联的理论教育工作,他对一些问题的科学论述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的理论教育就深受影响,但中国的理论教育是在克服斯大林理论教育思想的缺陷和失误中不断前行的。斯大林对于理论教育的探索、思考和理论贡献,是值得社会主义国家借鉴和学习的,其理论缺陷和失误也是值得反思和纠正的。
秦正为[6]2009年在《斯大林的国家利益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关于斯大林的研究和评价,几十年来一直持续不断,褒贬不一,且大起大落。随着俄罗斯重评斯大林的兴起,这种研究和评价重新掀起热潮。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也逐渐兴起,亦渐成热潮。在这两种热潮中,作为二者结合点的斯大林国际关系思想却极其欠缺。因此,从国际关系的热点概念“国家利益”出发来研究和评价斯大林问题和斯大林模式,总结斯大林国际关系思想和对外战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斯大林国家利益观的形成有其理论来源、历史影响、现实凭依和发展脉络。首先,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的国家利益观来自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的国家利益观。其次,作为一个俄罗斯传统的继承者,斯大林国家利益观的历史影响就是俄罗斯传统国家利益思想。第叁,斯大林国家利益观的还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和客观条件,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与变化、新兴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与影响、时代思潮的激荡与滥觞、苏联决策体制的演化与影响,这些都促成了斯大林国家利益观的产生和变化。第四,斯大林国家利益观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即先是青少年时期的萌芽,后又经历1907年以前的初步形成期、1907-1917年的发展摇摆期、1917-1924年的逐渐成熟期和1924—1953年的发展僵化期四个阶段。斯大林国家利益观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框架包括基本内容、核心思想和基本战略。其基本内容是各种利益综合协调但又“二者必居其一”,具体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相互渗透但又强调政治利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彼此交织但又突出公共利益,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紧密结合但又偏重阶级利益,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有机统一但又倾向国家利益,近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协调会同但又凸显近期利益。其核心思想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其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其基本战略分为国内战略、国际战略和党际战略,是一个完整的叁维体系。斯大林国家利益观的国内战略包括国内政治战略、经济战略、文化战略和社会战略四个方面,四位一体。政治战略又分为政党建设、政权建设、民族政策、军事建设和极端手段(个人崇拜和大清洗),基本特征是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经济战略包括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目的在于实现国家的巩固和强大。文化战略既推行“文化革命”和进行文化建设,又进行思想强化和文化清洗,形成了双重影响。社会战略包括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区域与城乡、国家与社会等各种关系,最明显的是忽视了“现实的人”的需求,同时造成了“强大国家”与“弱小社会”。斯大林国家利益观的国际战略以二战为界,分为二战前、二战中、二战后叁部分。其基本特征是“双重性”,即世界革命与和平共处、国际主义与大国主义相互交错。具体又表现为二战前的集体安全和中立自保、二战中的联合抗战和大国分赃、二战后的大国合作和集团对抗,另外还有与法西斯的斗争和联手、与盟国的合作和冲突、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和纠纷等等。但这一切都统一于斯大林的国家利益思想,国家利益是最高原则。斯大林国家利益观的党际战略包括斯大林与共产国际、斯大林与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与中国共产党叁个部分。斯大林时期,共产国际在发展中逐渐“斯大林化”,共产国际的“国际利益中心”也逐渐“苏联国家利益中心”化,国家利益其实也成为共产国际解散的重要原因之一。共产党情报局,是斯大林实行阵营对抗的一种选择,也是冷战局面下进行内部控制和统一行动的工具,还是重建国际共运中心的最终努力,结果失败。中国共产党,对于斯大林既是盟友兄弟又是欢喜冤家,因而悲欢离合几十年,根据形势发展和矛盾变化可分为1921-1931、1931-1945、1945-1949、1949-1953四个阶段。在党际战略中,国际主义是明显的,但国家利益是贯穿一切的主线。斯大林国家利益观的综合评析既包括对与斯大林国家利益观密切相关的理论上的评析,也包括对斯大林国家利益观的历史地位、影响和启示的评析。斯大林国家利益观既与其马克思主义观密不可分,也与其对世界历史的认识紧密相连。斯大林国家利益观是斯大林模式、国际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和指导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和重要阶段。斯大林国家利益观对本国、他国的影响是双重的,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也提供了许多经验教训。其启示意义在于: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必须坚持各种利益的综合协调,科学和谐发展;必须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真正结合,构建“和谐世界”;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观及战略。
宋文生[7]2014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苏东坍塌与中国崛起,成败关键在于能否从客观实际出发,找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发展的正确道路。作为现阶段中国最大实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找准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方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石、科学依据与逻辑起点。时代发展到今天,中国经历改革开放的实践,发生了沧桑变化,取得了瞩目成就,但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结束,相反,正是因为中国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才在这场伟大的实践变革中,形成了初级阶段发展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的康庄大道,完成了其它社会制度无法完成的发展奇迹,彰显了这一理论无与伦比的优势。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依据,再次在党的重要文献中凸显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特殊地位,这一论断再次成为学界关注与研究的热点、焦点与重点。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在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复杂新形势下,阐明什么是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这一伟大理论的作用及其价值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是坚定历史方位、全面深化改革、迈向更高阶段的客观要求。本文从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形态学说的一般理论出发,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运用文献研究法、逻辑与历史分析法、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论证法和多学科综合的比较分析法,结合当前的研究基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进行深刻剖析和全面阐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理论渊源、实践探索、理论提出、形成依据、基本内容、科学地位与价值意蕴。具体来讲,本文包括以下内容：导论部分,阐述论文选题的背景和进行该研究的意义,总结、评述当前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研究现状,提出研究思路、文章架构、研究方法以及预期的创新目标。第一章,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理论渊源。从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形态学说的确立与建构、继承与发展两个层面开展论述。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形态学说的早期萌芽、初步形成、正式确立、丰富与完善四个阶段,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形态学说的确立与建构；其次,从列宁、毛泽东等社会形态观出发,论述了列宁关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等思想,论述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等理论。这些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形成奠定思想基础。第二章,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实践探索。从国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与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两个层面开展论述。首先,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探索着手,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布哈林等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出发论述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重心的东移,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建设苏联的实践出发论述了“苏联模式”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其次,从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实践与反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的实践与反思等两个方面入手,在反思中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哲学意义,认清当今中国最大的国情、最大的实际,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形成奠定实践基础。第叁章,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过程。从历史的演进脉络中,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形成、发展与深化的叁个阶段与过程。首先,阐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历史定位；其次,阐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叁代中央领导集体增加了对阶段特征的论述,在内涵与外延上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再次,阐明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叁个没有变”,从“总依据”高度深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中国梦,进一步深化了认识。第四章,着重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形成根据。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形成的国情根据、生产力根据与思想文化根据等叁个层面展开论述。首先,从客观、全面的观点,历史、发展的观点,比较、辩证的观点等不同的视角出发,阐述了正确把握国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形成的基础；其次,从生产力的内部特殊结构状况与生产力的特殊地位出发,阐述了生产力根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形成的关键；再次,从思想文化的多元性与文化发展同精神需求的不完全适应性出发,阐述了思想文化根据是这一理论产生的内在要求。第五章,详细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基本内容。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内涵、历史跨度与具体分期、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关系等叁个层面展开论述。首先,阐明了社会主义与初级阶段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其次,从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与具体分期出发,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00年不动摇的历史跨度,并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叁个具体的时期划分；再次,从比较的视角阐述了马克思“叁形态”说、“五形态”说等与这一论断的关系。第六章,重点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科学地位。运用比较研究、系统研究的方法,从纵向、横向与逻辑的角度,从叁个层面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石、科学依据、逻辑起点。首先,从纵向角度出发,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产生的源泉；其次,从横向角度出发,阐明“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科学内涵与本质要求,深入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中的地位；再次,从逻辑角度出发,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指出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最一般、最基本的规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第七章,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价值意蕴。从理论、实践、时代叁个层面论述这一论断的当代价值。首先,阐明其理论价值,是对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理论创新,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对马克思跨越思想的深化与发展；其次,阐明其实践价值,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发展障碍、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科学发展的思想利器；再次,阐明其时代价值,将其作为实现现代化和中国梦的理论武器。结语部分,立足现实,展望未来,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进行梳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内涵、地位与意义进行概述,对迈向更高阶段的演进规律进行阐述,并提出文章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内容。
肖枫[8]2015年在《要全面冷静地分析和看待“斯大林热”——警惕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转向“全盘肯定”》文中研究说明20多年前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掀起"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恶浪,搞垮了苏联,这一历史教训值得记取。但当前要全面冷静地看待后来兴起的"斯大林热"有可能走向全面忽视斯大林错误和教训的另一极端化趋向,警惕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转向"全盘肯定"。因此,对"斯大林热"决不可盲目地随声附和。对中国来说,必须全面吸取苏联"左"右两方面的教训,既要重视其改旗易帜导致亡党亡国的右的教训,又必须重视吸取其历史上斯大林宣扬"法律虚无主义"、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沉痛教训,这对于我们当前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张晓[9]2015年在《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作为追求德性的一个重要阶段,麦金太尔在学术生涯的早期阶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一次长期和深入的研究,在这一研究中他结合宗教、伦理和英国社会阶级状况等因素,经历了一次特殊而复杂的理论转变。其中不仅包含了他走向马克思主义、构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及质疑和远离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还包括他先后扮演了基督教徒、新左派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等多重角色的经历。总的来看,麦金太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1956年新左派运动之前。在这一阶段,麦金太尔的研究注意力开始集中到马克思主义上面。他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相融合,以建构出一种能够被英国社会普遍接受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并出版。他把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一起纳入到宗教范围内去考察,重点突出马克思主义基于现实的实践性这一特征。这事实上也是其构建实践性道德理论的第一步。他将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现实理论的又一证明,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一种预言,而他为此所做的政治经济学正是要证明该预言的科学性。后时期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改善,使麦金太尔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并不完全具备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需求和强烈欲望。由此,他实现了将马克思主义也纳入到宗教之中的初衷：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对未知的经验化预测。第二阶段是1956年至1960年前后。1956年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发起,意味着本土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具有了一种高度的自觉性,这为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提供了十分优越的学术气氛。在此基础上,麦金太尔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已经从资产阶级文化中得到完善,而那些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也在逐渐失去斗争的信仰。他将斯大林主义看作是一种“继发性”的马克思主义,即它应当是一种既继承后者,又解释后者的学说。但是,本来期望基于现实,按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来预见未来的斯大林主义却反而因为机械的历史理解方式脱离了现实。于是麦金太尔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概念抽取出来,另一方面,又引用“欲望”概念,以初步形成他的历史道德观点。实际上麦金太尔并没有对阶级革命采取抵制态度,并且仍然将其作为实现人的本质的一种理论化手段。第叁阶段是从1960年至60年代中期。在这一阶段,麦金太尔更加注重对社会现实的考察,表现出一种托洛茨基主义的倾向。他认为,虽然福利国家政策大幅改善了民众生活水平和方式,并且取消了经济压迫,但是却不能草率地做出人们已经获得自由的论断。如要实现人的自由,必须要摆脱资本主义及其国会民主框架,进行一种“激进”的变革。但是由于大众这个革命主体自身却生活在这样一个需要革命的社会中,他们的选择被资本模式束缚着,因而不能寻找到超脱于当下的道路。所以,应当运用“政治运动”,而不是“政治思想”作为革命的方式。麦金太尔说,自由应当是一种革命,是因为每一个个人都应当为自己的自由进行斗争,而这种斗争应当由党内规则进行维护——它能够维护个人以及少数派的自由呼声。他呼吁知识分子应当摆脱“福利资本主义”的视界,从“自我活动”中苏醒过来,对已建成的社会秩序用理论的方式阐释出来。至于工人阶级也越来越难以成为他关注的方面了。第四阶段是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此时,他在坚持道德实践观念的同时抛弃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成为今天人们广泛了解的作为道德哲学家的麦金太尔。这一时期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在英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而麦金太尔认为,阶级发动革命需要的特定的工人阶级、特定的国家观和特定的阶级规则在现实中都不具备了,因为它们都被当今的政治、经济形势所同化,不再能够为工人阶级提供直接和明确的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理论。他还分析了列宁、斯大林、卢卡奇、马尔库塞和格瓦拉各自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解。理论和现实的阻碍,并最终令后者最终彻底放弃了马克思的阶级实践革命,转到“亚里士多德式”的实践道德体系上去。不论是麦金太尔加入英国共产党,或是投身新左派运动,还是加入托洛茨基主义,这些都不能说明他就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或者托洛茨基主义者了。当我们在本文中对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进行分析的时候,尚有众多的德性和宗教学作品没有进行分析。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知道,麦金太尔在这一段时间中从事的是对理论和立场进行不断取舍的过程,包括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等等。其目的,就是要找到一个论述其道德意向的载体。因此,他既非真正意义上的新左派知识分子,也非托洛茨基主义者,更谈不上是真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麦金太尔的马克思主义本土性研究叁个重要特性：第一,他的这一研究始终是以对人道主义的探索作为最终目标的,因此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基于德性向度进行展开。第二,麦金太尔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转变有着极浓郁的时代背景。麦金太尔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客观背景是随着战后共产主义的长足发展,英国国内的社会主义思潮也不断涌现,加上福利国家政策的出现推动社会主义在英国的进一步普及,这些为金太尔接触和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十分现实和有力的社会支撑。第叁,麦金太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变与英国新左派的代际转变有相似之处。而研究其早期思想发展具有显着的学术意义：第一,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麦金太尔伦理学之路的重要理论铺垫,因此对这一阶段的把握,是我们完整理解麦金太尔伦理观必不可少的步骤；第二,麦金太尔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发展历程；第叁,这一研究有助于理解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英国化”特质。
邓沛琦[10]2015年在《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混合所有”、“混合所有制”及“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于1993年十四届叁中全会和十五大报告等党的文件中先后被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实践探索中,针对传统所有制结构的弊端和转轨中存在的问题,逐步突破所有制界线,提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以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大改组和大转型的产物,它是多元化产权投资主体跨行业、跨所有制、跨产业的多样化经营的一种企业发展模式。作为一种新的组织经营模式和经济形态,在我国20多年实践发展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截止2012年底,从全国整体看,混合所有制经济占我国500强企业的80%。混合所有制企业法人为122.9万个,占企业登记总数的15%,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规模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3%,其税收贡献比占47%。其中,央企及其子公司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公司制企业户数的比例接近57%,有少数中央企业的子公司占比达到了80%。由此可见,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态,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实践中表现出了强大生命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目前,在我国经济增长处在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叁期迭加”的“新常态”下,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2013年,十八届叁中全会重提“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在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已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作为国企改革发展的新战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新形势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头戏,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混合所有制是由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产权主体相互投资、交叉持股、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企业产权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其基本表现有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资联营等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经历了初步发展、基本形成和深化完善叁个阶段。多种所有制的共存与共同发展、国家层面的理论创新和政策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资本市场与产权市场的发育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创造了基本条件。根据所有制、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辨证关系分析,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混合所有制”的具体实践形式。而混合所有制则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所有制实现形式上的制度安排。混合所有制经济寓于混合经济之中,是混合经济的基础。而混合经济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度融合的结果。事实上,从世界潮流来看,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下的混合经济。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使得各国投资主体之间的经济混合程度不断提高,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混合日新月异。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先后告别单一所有制而共同走上了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道路。虽然各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特色不同,但是混合所有制以适应各国经济发展转变的需要,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种必然趋势是“生产社会化规律”、资本社会化发展规律、市场经济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规律,以及第叁次科技革命的推动等共同作用下促使了世界经济走向公私混合的市场经济新时代。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搞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20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在经历了数百年放任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后发展到在国家干预下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二战后,随着国有企业的出现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加强,英国开始实行国有和私有动态发展,相互依存,由此出现了混合经济或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态。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和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都是特定历史背景和条件的产物,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特征各不相同,因而有其借鉴与启示,但不能照抄照搬。在我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激发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社会财富创造,调整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尤其是进一步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仍然存在活力不足、经营机制不灵活以及民营企业实力不强等问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再次成为本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是以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为主线,以产权制度为核心,为抓住改革的战略机遇,必须继承和总结我国以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经验成果,并进一步开拓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视角与路径。在新的时期,面对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上的问题,关于混的分类、混的模式、混的时机等问题亟需研究。本文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与调研访谈相结合法、历史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法,并更加注重经验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形成了一套全面的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体系。本文共分七章,各章的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本章内容首先介绍了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其次,对本研究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根据文献分析,阐述了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根据全文研究,提炼出创新点,并提出研究展望。第二章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关概念及其理论渊源。首先综述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涵、性质和特征,以及混合经济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区别与联系。其次,进行混合所有制相关概念辨析。最后,着重论述了中西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理论与西方学者的相关理论。本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叁章为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历程及模式。首先,探讨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主要探讨国有化、私有化、中间道路、“大社会”等时期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其次,总结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最后,着重分析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与特征。第四章为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历程与模式。首先,分别从宏观政策和微观实践两个层次探讨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其次,总结归纳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最后,着重归纳和分析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及特征。第五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思想演进及模式定性比较。综述了英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比较了两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性质与特征。着重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进行全方位比较,包括宏观运行情况、微观操作、股权结构、利益相关者安排等方面。第六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量化评价与比较。首先,针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的总体情况进行比较。其次,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层面建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曲线,以进一步考察中英社会经济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耦合评价模型和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分别针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基础环境与现状进行评价。最后,运用边际分析法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第七章为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选择及政策建议。首先,归纳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的启示。而后,运用路径依赖分析,通过构建路径的锁定与突破模型,探讨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发展现状,构建出我国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的升级模型与范式框架。最后,基于启示与改革的路径突破、升级与范式,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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