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企业成长——基于分工与信任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角论文,经济转型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相关界定及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
1.企业及企业成长。本文中的企业包括转型企业即国有企业以及转型中新生的企业即民营企业。而之所以将两者区别开来，是由本文的分析内容和框架所决定的。本文将从分工和信任的视角分析企业成长这一问题，而很显然，转型企业与转型中新生的企业，其分工和信任基础是截然不同的。
对企业成长有不同的界定，正如对企业的性质有着不同的理解一样，对企业成长也有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理论工具进行研究的不同界定。本文对企业成长的界定，体现了主流观点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综合：企业成长过程是企业规模扩大与企业组织形式演进的互动过程，因此，企业成长最终表现为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组织形式的演进。
2.基于分工与信任视角的企业成长框架。已有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对企业成长进行了丰富的研究。根据本文对企业成长的界定，我们建立了一个基于分工和信任视角的企业成长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分工是企业产生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分工的基础和特征对企业的产生方式具有影响，并同时影响到企业内部的信任机制的特征，因此，一个企业最终能够实现规模的扩大和企业组织形成的演进，受到其分工基础、信任机制的特征的共同影响。而企业成长的状况反过来进一步影响到分工的演进，进而影响到企业生成和信任机制特点，等等，如此循环往复。
图1 基于分工与信任的企业成长分析框架
将该框架具体运用于对转型中企业成长问题的分析，将主要通过对转型中我国企业的分工基础、信任机制的特点展开分析，并进而分析二者对其成长的影响。
(二)转型中我国企业成长的分工基础——兼解释转轨之初大量非公有制经济的诞生
1.转型中我国企业成长的分工基础——来自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计划经济思想的指导下，政府大力推动专业化分工，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投资建立了众多的企业。大致来看，基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分工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一是分工的界限由政府决定，直接导致企业组织形式的政企不分。二是以行政区域为界的局部分工模式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限制了企业从全国性市场分工中获利成长的机会。三是计划分工与市场分工资源配置方式的差异。总体来看，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政府推动的专业化分工策略破坏了企业从市场交易获利的动力机制，专业化分工的进展是相当缓慢的，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停滞不前的。
20世纪80年代启动国有企业改革之后，国有企业在上述分工基础上，艰难地成长。迄今为止，国有企业的成长仍然难以摆脱计划时代的分工烙印。这直接表现为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局难以破解。而就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来看，无疑是一连串试图重建分工基础的努力——政企分开、抓大放小、公司制改革等。政企分开和公司制改革是对国有企业内部组织分工基础的调整，抓大放小是对国有企业社会、市场分工基础的调整。虽然目前国有企业的改革仍存在困难，但是已经进行的改革，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分工基础。
2.转型前后分工基础的变化催生非公有制经济。转型之前，我国企业的分工是政府主导的。转型之后，政府放松了对一些领域的计划和控制，改由市场调节，并且鼓励大家按价值规律办事。这一变化首先直接改变了企业产生的分工基础——企业的设立不再以政府的计划为分工基础，而是以可以获利的市场机会为分工基础。分工基础的这种改变，直接导致了大量非公有制经济的诞生，并蓬勃发展成长起来。时至今日，回顾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时也是一个逐步放松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从市场分工中正当获利的限制的过程。限制性条件的放松和消除，改变了参与市场分工的成本收益函数，具体表现为直接消除了参与市场分工的非市场成本。这部分成本的消除，意味着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短缺经济背景下，只要参与市场分工，提供短缺商品和服务，就能获利。事实也正是如此，初期的非公有制经济大多表现为家庭作坊式的低起点、低技术含量、小规模的加工车间。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起点下，大量非公有制经济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发展成长起来。
(三)转型中我国企业成长的信任基础——兼解释我国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现象
1.转型企业成长的信任基础。我国的转型在微观领域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因此我们将之称为转型企业。改革开放30年，国有企业的改革就大刀阔斧地进行了20多年，但是，大多数转型企业仍然难以摆脱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形成的“反分工”倾向的成长模式。究其原因，乃在于计划经济“集体承诺”失败所导致的低社会信任水平的信任基础，以及相应的信任机制特征。
我国传统的集权体制缺乏高度信任的基础，或者说损害了其高度信任的基础，原因在于：传统的集权体制是一种纵向的信任结构；计划体制中的集体承诺“失败”，导致社会信任水平下降；企业信任的泛政府化和个人信任的泛单位化。因此，传统体制下的企业没有主体性和独立的产权，只是整个社会化大工厂的一个车间，不存在企业信誉和信任问题，也无需关注市场。就此而言，传统体制下的企业都不可能是真正的企业，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企业成长。
正是因为存在上述信任基础，以至于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国有企业仍然难以摆脱其与生俱来的信任基础的影响，在转型中的成长状况不容乐观。这不仅表现在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方面，也表现在自身组织形态的演进方面。
2.家族企业成长的信任基础与其生命周期现象。与转型企业不同，我国转型中新生的家族企业，由于其分工基础不同，所以其信任基础也与转型企业截然不同。而且，我国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极为短暂。之所以如此，民营企业家的素质提高滞后于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被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从市场分工、市场配置资源的角度来看，当企业发展壮大以后，民营企业家的素质跟不上，民营企业家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寻找胜任的经理人，与自己分工合作，共同推动企业的成长。按理说，从市场中寻找优质资源，这对通过不断地捕捉市场机会而实现成长的民营企业家而言，几乎是一种本能，无需素质的提升。那么，当企业规模扩大以后，是什么原因导致民营企业家失去了从市场中寻找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并从市场分工中获利、进一步推动其企业成长(组织形式的演进)的这种本能呢？
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家族企业的信任基础所至。我国家族企业的信任基础主要是基于家人、家族成员的家族信任。对此，学术界论述颇多，并形成了相对一致的认识：家族成员之间的信任，在家族企业创建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家族企业规模的扩大，家族企业核心层人员仍然主要由家族成员构成，因此，难以超越家族信任，将信任进一步扩展，实现家族企业的成长。
从国外的家族企业的发展来看，也并非大多数家族企业最终都成长为优秀的大企业，但是，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家族企业也不在少数：比如福特、丰田、索尼、洛克菲勒等大企业集团，虽然这些企业现在已经不能再说是典型的家族企业了，但是，它们无一例外都是由家族企业成长起来的。假以时日，我国的家族企业也有可能成长为世界上知名的大企业，但是，其前提必然是：超越家族信任，建立以市场信任基础的信任机制。
我国家族企业对家族信任的超越和扩展过程，实际上是将市场分工的理念从企业外部引向企业内部的扩展过程。在家族企业建立之初，家族成员以一个团体的方式，参与到市场分工中，并从中获取了丰厚的回报。但是这个团体内部的分工，却并不是以市场方式进行的，而是很天然地在家庭、家族成员之间进行。就这一点而言，与发达国家的家族企业毫无二致。但是，转型中我国家族企业创立的外部环境却与其他非转型国家不同。转型初期，家族企业(那时更多地被称作个体经济)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不求受保护，只望不被打击。在获取各种必需的资源，包括资金、原材料、技术等方面，都与国有企业享受着云泥之别的待遇。为了获得生存和发展必须的资源，非公有制经济往往动用各种非正式关系网络，而且被实践证明卓有成效。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对非正式关系网络的依赖，进一步强化了家族企业熟人信任基础，导致其更加精心地投资于非正式关系，依靠关系的扩展来扩展信任，并在信任的基础上扩展交易。
我国家族企业这种成长与信任扩展的互动关系显然不同于非转型国家。非转型国家家族企业的信任扩展是随着交易的扩展，信任也随之超越了家族人员的界限。而为了使得匿名双方交易承诺的可置信度更高，一系列基于约束匿名交易的制度规范也相应的产生了，于是，家族信任逐步向匿名的制度信任过渡。当家族企业的规模随着市场交易的扩展随之扩大以后，家族人员已不能再满足企业内部核心成员的需要，这时，由于在交易扩展的过程中，制度信任的环境已经基本形成，所以，家族企业很容易将市场分工从企业外部引入到企业内部——从市场上根据利益原则，选择最合适的人选出任家族企业的核心层。其结果是：家族企业在规模扩大的同时，家族企业核心层人员也超越了家族成员，而为了激励、约束这些非家族成员的行为，需要一系列相关制度规范的制定，因此，最终家族企业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演变。
而我国的家族企业则出现了不同的特征：随着关系网络的扩展，基于关系网络的熟人信任也在不断地扩展，这使得家族企业可以在信任基础上，通过动用关系网络获得企业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随着家族企业规模的扩大，家族成员同样也不能满足企业内部核心层的需要，于是，家族企业为了巩固各种关系网络，往往倾向于将一些重要的“关系户”的亲属安排在自己的企业里。这样一种安排，一方面，势必令真有经营管理才能而无“关系”的非家族成员感到不公平，于是，愤而出走另谋高就者有之，忍气吞声偷师成功后自立门户者也不乏其人。而家族企业如果在规模扩大后，不能正确处理家族成员、关系户成员、非家族非关系户成员三者之间的关系的话，往往是昙花一现——因为消费者对你的认同是不能靠拉关系解决的，还得由市场说了算。另一方面，由于家族企业核心成员主要由家族成员和关系户成员构成，因此，“碍于面子”，对成员的行为不好进行硬性约束，企业的组织形式、制度化建设原地踏步。综合起来，家族的发展就表现为整体生命周期短，或者一部分长期生存的企业表现为规模小、长不大的小老树。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非公经济逐渐得到了“国民待遇”，这直接削弱了家族企业通过扩展关系网络获得资源的利益驱动，也就从客观上削弱了我国家族企业成长中的关系信任基础，并推动其逐步向制度信任演进。
(四)结论
我国转型中的企业成长问题，要区分为转型企业和转型中的新生企业来看，对于转型企业而言，由于其形成和前期发展的计划分工基础，以及在计划分工基础上形成的集体承诺的信任基础，导致其转型之前的成长模式表现为典型的大而全、小而全、企业办社会的特征。转型之后，这种成长模式依然是制约其成长的重要方面。而对于转型中新生的非公有制企业而言，如何超越关系信任，引入超越家族成员、关系户成员之间的社会分工，建立基于制度的信任基础，无疑是其成长过程中需要重点解决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