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情报学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的交往与转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论文,情报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情报学研究主体和实践主体
情报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情报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也是一个常谈常新的恒久性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研究者对该问题的不同解答，既折射出该时代在此问题上探索的深度和广度，也显示出了解决该问题的多重层面和多种视角。已有的相关思考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和两种视角：[1]一是静态与动态的相互转化，即：将情报学理论作为已经形成的静态的成果（以论文、专著、教材、实证报告等形式体现），向作为动态性存在的实践活动的转化；同时，又将动态的实践活动，通过思考和写作，提升为静态化的文字成果。二是从一种动态活动向另一种动态活动的转化，即：考察作为一种动态活动的情报学理论研究活动，如何与实践活动实现相互转化。广受非议的所谓理论与实践的割裂与阻隔，探其原因，都与此有关：要么是静态的理论存在与动态的实践存在互不照面，相互阻隔；要么是两种活动之间相互排斥，甚至相互攻讦。
基于上述两个层面和视角的研究，都满怀着弥合鸿沟与裂缝的期望，试图打破存于情报学领域，源于情报学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种种隔绝和痼疾。[2]但其努力遭遇了一个逻辑性的困难，即：静态的理论形态是死的，它怎么去“主动”向活的实践形态转化？接下来的另一个困难是：活的理论研究行为如何才能主动向活的实践活动转化？通过什么转化？转化的关键是什么？细加探察，可以发现，已有的相关研究常常是没有主体的研究，其所推崇的转化是没有主体的转化。换言之，在此问题的研究上缺少“主体意识”。由此带来的根本性问题是：由于缺少主体，所谓的情报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成为抽象的关系，成为空壳性的命题。
因此，要彻底解决始终悬而未决的情报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首先需要确定主体，即情报学研究主体和实践主体在此关系中的地位，需要不断地追问：是谁的理论？谁的实践？是谁的理论与谁的实践的相互转化？
这意味着，情报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归根到底是情报学研究主体和实践主体之间的交往与转换的问题。两类主体间交往和转换的质与量，决定了情报学理论与实践相互转化的深度和广度。这同时也意味着，对情报学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探讨，将被转换到两个主体间的关系的层面上去讨论。此外，它还意味着两类主体的相互沟通，理论、实践在不同层面上的交互影响和转换已成为认识的新深化点，成为推动情报学理论发展和实践形态变革的新的增长点。之所以如此，原因和背景有三：
(1)情报学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转化，必须通过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共同完成。这是情报学理论转化为实践的首要的基本条件，在塔琼斯(Vickery B C)看来，情报学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转化，就是理论研究主体与实践主体沟通或一致，[3]要达此目的，就必须树立两类人在此转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因为情报学理论转化为实践并非自发过程，它是有意识努力的结果，理论不会主动向实践转化，实践更不会自动转化为理论，实现转化的必要条件是主体之间的沟通与转化。这是情报学领域中面临的特殊性问题，也是当代情报学研究提出的新课题。
(2)情报学理论与实践之间之所以有重重阻隔，问题出在两类活动的主体上，缺少沟通意识、转化意识和转化能力是症结之所在。[4]只有解决了主体自身的诸多问题，才有可能解决这一恒久性问题。
(3)当前情报学正处在“转型性研究变革”的时期，[5][6]情报学理论主体与实践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交往日渐频繁，两类主体的交往已日渐成为许多情报学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对话方式和沟通状态。[7]如何使两类主体间的交往与转化持久有效，使这种独特性的交往与转化成为重建情报学，重建情报实践形态，直至成为重建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创生性力量，已成为两类主体共同面临的现实性问题。
上述原因和背景表明，对当代情报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分析，已经从活动分析转换为主体分析，从割裂式的主体分析转换为关系式、整体式的主体交往分析，从平面静态式的主体交往分析转换为动态式的主体转换分析。
鉴于以上理由，本文提出了两类主体交往与转化的问题。其目的有二：一是改变以往主体性和主体交往关系被遗忘、被遮蔽的状态，使其浮出水面，立于解决情报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枢纽地位；二是重建以实现二者沟通、转化为旨归的两类主体的特征，探究转化的过程性机制，为实现情报学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构建提供主体性条件。
2 情报学研究主体和实践主体之间交往的假设
当情报学理论研究者（以下简称理论人）与实践者（以下简称实践人）相遇之时，他们各自都带有自己的交往目的，不同的交往目的源于不同的交往假设。
理论人的假设是：实践人缺少理论知识，需要我们去指导他们，提升其理论水平。在此种假设的支配下，理论人的交往目的是：要么通过指导和支配实践人，获得思想资源，从而验证或发展情报学理论，要么通过交往影响实践人的情报行为，进而改变实践人本身，包括他们的情报思维方式和情报行为方式。
实践人的假设是：我们没有理论知识，需要向理论人学习，以提升自己的实践水平。在这种貌似谦卑的态度下，往往隐藏着另一层缄默性的假设：理论是高深而玄远的，实践是肤浅但实用的。带着这样的假设，实践人的交往目的是：向理论人吸取有用的理论（这种“理论”在实践人眼中往往等同于情报活动策略、方法和工具），以充实自身。
审视上述假设，在种种差别的背后，存在着某种一致性：理论人是高高在上的，悬于高空的，实践人是低下、底层的。尤其是理论人，带着天然的优越感、使命感。在他们的头脑里，实践人是需要被提升的人，而自己就是提升他们的人。
情报学理论与实践之间之所以存在种种鸿沟与障碍，根源与上述传统的交往假设有关。无论是理论人还是实践人，其假设都暗含着一种自我中心的倾向，都是以自己的眼光和视角审视对方，都试图从自身立场出发为对方立法。理论人千方百计地让实践人相信——“什么是好的、合理的情报实践”。实践人则存在着两种状态，一是始终匍匐在理论的脚下，在失语的同时，也丧失了自己的实践立场；二是时不时从匍匐中抬起头来，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情报学理论”的提问方式，表达他们心目中的“好理论”或“有价值的理论”的标准。在双方反复“博弈”未取得一致的情况下，只好各树旗帜，各取所需。
要打破这种僵局，须以重建交往假设，重树交往目的为前提。当代情报学改革推进了这一重建的进程，两个重要的命题和概念应运而生：一是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构建、双向滋养命题，其要义在于“双向”式的思维方式有效地化解、打破了以往“从……走向……”式和“谁改变谁，谁围绕着谁转”式的单向性、割裂性的思维方式，[8]从而为理论与实践实质性的相融共生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路径。二是“情报实践智慧”的概念，它彰显了情报实践的智慧属性，使实践人具有的智慧潜能从长久被压抑、被轻视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得以舒展自如地置于光明广大的境地，使实践人能够尽情地展现他们的情报活动智慧。
以此为基础，一种反映时代精神和情报学变革要求的合理的交往假设正在确立，即理论人与实践人是平等的主体，彼此有内在的相互需要，双方互为前提，各自的发展只有在双向建构、双向滋养和双向转化中才能实现。基于此种假设，在地位上，两类主体之间是平等的，不存在谁高于谁的问题，因为双方彼此都有需要，都能够为对方的发展提供转化性资源。在角色上，在双向中互动的理论人与实践人也将相互兼容，每一类主体都既是理论人，又是实践人，都肩负着发展理论和推动实践的责任。一旦主体角色发生如此变化，情报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就将得以彻底被打破。与此相应“转化”本身，即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转化就成为理论人与实践人交往的目的。与以往不同，其所带来的最终结果是在理论得以发展、实践得以改进的同时，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本身也得到不同程度的重构和发展，理论人和实践人的情报智慧状况和情报思维方式将在相互转化中得到不断地重建与提升，两类主体的情报智慧可能性在转化性的交往中不断得到发掘、拓展和实现。
3 情报学研究主体和实践主体之间相互转化的过程
理论人与实践人交往的过程，就是两类主体之间相互转化的过程。基于这样的核心理念，理论人和实践人的新使命、新工作就是学会将对方的与情报学有关的各种资源，转化为自身情报智慧的一部分，同时又主动将自身的资源化为对方情报智慧的一部分。就后者而言，在过去，理论人要影响对方、改变对方的意识很强，由于其特殊的强势地位，有时可能会以自身的需要和意志替代实践人的自我需要和意志，从而不由自主地对实践人产生压制，这是普遍存在的交往狂妄症、交往多动症和交往过度症。相反，实践人的此种意识很弱，由于理论人的强势影响，以及实践人自身的自卑情结，他们往往满足于聆听和接受，不习惯于付出和主动地影响理论人，从而患有交往恐惧症、交往被动症和交往无力症。
基于双向构建、双向滋养、双向改变的交往假设，赋予了理论人与实践人真正平等的地位，最大限度地缓解了双方的对立和紧张，从而为情报学的发展和解决知识利用障碍打开了一条通道。但这一假设及相关的目的，只是一种理想形态的预设，只是为解决情报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并不能保证其一定能够实现。至少我们还要对如下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细察深思。
3.1 转化什么，在哪些方面可以实现相互转化
对于理论人而言，可供实践人转化的主要资源是：各种或传统或现代的有关情报学的系统的学说，包括概念、术语、命题、范畴和观点；各种蕴藏于学说中的理解情报学和破解知识利用障碍的思维方式和视角；理论人自身的研究经验、情报活动思维的体验等等。
对于实践人而言，可以为理论人转化的基本内容是：来源于情报活动和情报管理中的情报学事件，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原生态的情报学经验和情报活动思维的体验，尤其是那些生动具体的不同形态的情报实践智慧；对于情报实践的思想方式和感受方式；情报活动中的虽不够系统但行之有效的规则设计，包括情报活动规则、情报检索策略、情报研究规范、情报评价制度、与用户合作规范等等。
在某种意义上，上述转化的内容仍是表层的转化，理论人与实践人之间根本意义上的转化是两种文化，即理论文化和实践文化的转化。如果将文化视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那么，理论人与实践人之间发生的转化，在根本上是两种生存方式的相互转化。当理论人如同实践人，进入情报活动领域，进行日常性的情报搜集、情报加工、情报传递，日常性地与实践人共同进行诸如情报过程设计、情报管理方案设计、人机发展性评价方案设计等情报实践设计活动的时候，理论人就已经在时间上与空间上完成了向实践人的转化。同样，当实践人已经习惯于情报活动后反思，将自己的所思所感转化为情报活动随笔，习惯于与理论人就某些情报问题进行面对面的商讨和交流，习惯于为自己所做的情报实践之事寻求背后之理，即事理，使事与理相互印证、相互参照之时，理论人的情报思维方式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转化到其情报智慧之中。这一切表明，在当代情报学研究变革的背景下，两类主体的交往与转化经历了两种意义上的变迁：一是已经从文字交往到面对面的交往，从偶发性的会议交往、课题交往到以情报活动为核心的交往，其交往已经进入情报活动的核心地带，并且走向常规化和制度化。二是已经从外在资源的吸收和转化为过程与结果的交往，进入以内在的情报思维方式和情报智慧状态的相互影响为过程和结果的交往。
3.2 如何转化，转化的过程是什么
作为一种双向性的过程，理论人与实践人之间的交往对于各自有着不同的意义。对实践者来说，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对自己的原有实践方式和与此相关的情报学理论进行改造的过程。这种改造有时涉及到的不只是认识与观点，还包括情报学信念与思想方法，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对于理论者来说，这是一个宣传自己的观点，使之普及到相关人员头脑中去的过程。要实现这些转化，至少需经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试探性阶段。在该阶段，双方都有与对方交往的需要，都有从对方那里吸取资源、加以转化的需要。在此动机和需要的支配下，理论人和实践人通过确定研究课题、商讨情报活动规范等方式，进行试探性的交往。但在这一阶段，双方的交往需要还是外在的，是自我中心的，而且往往由一方提出，另一方呼应，依然是单向的过程。此外，由于是投石问路式的交往，所以合作与交往往往只是意向，停留在口头上，因而两类主体的关系是松散和脆弱的。
第二个阶段是尝试性阶段。通过合作协议的签订，双方交往进入了较为稳定的阶段，形成了一个制度化的合作共同体。在此阶段中，理论人开始尝试把自己的理论资源渗透、转化到实践人的情报活动方案。实践人在与理论人商讨情报活动方案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情报活动体验和情报思维体验与之对接，在将原先可能失之于单薄、零碎、褊狭的情报活动目标和策略加以系统化的同时，也将自己的体验和经验系统化、理论化。随后，这种尝试通过进入情报活动、情报过程和情报管理等具体性、日常性的领域，而开始了具体而细微的双向转化。这一阶段是转化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所谓“成功”，不仅意味着双方合作之事能够做成，也意味着两类主体能够在交往和转化中相互建构情报学知识，提升情报学智慧。要达此目的，两类主体都需要根据交往和转化的需要，既调试交往机制，又在相互反馈及频繁地输出输入中不断地自我调整，自我改造。
第三个阶段是成熟性阶段。两类主体在构建情报学知识，提升情报智慧中都感受到了交往的价值和转化的力量，都对对方的情报学知识、情报能力、情报思维品性有了较为全面客观的认识，彼此的信任感已经建立。进入此阶段后，双方的交往与转化日趋紧密，交往共同体趋于稳定并实现了内在的联合。理论人对实践人及其情报实践活动的解读和导读趋于准确和丰富，对如何将自己的情报学思想观点化为对方的情报活动，又从对方的情报实践之中吸取资源，以修正、完善和发展已有的情报学观念等，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体系。同样，实践人已经学会如何把理论人的理论化为生产力，化为自己具体细致的情报活动，同时，对自身的情报行为的反思性解读不仅趋于全面准确，而且具有理念支撑和学理深度。更为重要的是，在此阶段，真正意义上的双向滋养已经为双方所共同感受，两类主体的彼此需要已经趋于内化，双方的交往和转化已经成为各自的内在需要。正是由于此种需要的产生，才使理论人与实践人的双向建构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第四个阶段是重建性阶段。对交往与转化的共同反思和评价，成为该阶段的首要任务。评价的主要形式是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转化的质与量，以及是否在转化中得到了重建”是评价的重点。对理论人的自我评价而言，聚焦在有没有通过交往，实现对实践人的情报活动的有效介入和改变，具体而言，即自身的理论有没有改变实践人的情报学观念、情报学思维方式，有没有拓展实践人的情报学思维空间；同时，还要评价实践人给自身带来了什么变化，自己的情报学思维方式、视角，自身对于情报学的“前见”、“成见”有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就实践人的自我评价来说，评价重点在于：其一，自身有没有因为与理论人的交往而发生变化，诸如在用户观、情报过程观、情报观等观念上的变化，在情报活动的能力、在反思和研究的能力等方面的变化；其二，有没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理论人提供的情报学理论观念具体化为自己的情报思维方式，进而内化为自己的情报活动方式。这种以双向转化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也仰赖于双方的合作，在建立共同的评价标准的同时，还需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和评价机制。反思与评价的目的在于重建，重建两类主体的关系，重建双方对于情报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认识和理解，重建双方交往与转化的能力和机制。这一系列重建的过程既是分别重建情报学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也是重建情报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过程，更是重建理论人与实践人本身的过程。
4 情报学研究主体和实践主体之间相互转化的障碍及化解
两类主体转化的过程始终是复杂而艰巨的，需要克服诸多困难和障碍，并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体现。
在试探性阶段，不平等的交往假设和过于功利化的目的是需要双方共同克服的障碍。对于理论人而言，高高在上的贵族心理，将实践人对象化和工具化，即只是将其视为研究的对象以及挖掘资源的工具等，都会阻碍理论人与实践人的交往。在实践人那里，需要打破的则是对理论人的“神化”和盲目崇拜，以及满足于粉饰心态和装饰欲望。
在尝试性阶段，可能遭遇的困难首先是：双方解读对方的能力的欠缺，导致理解的偏差和缺失。理论人往往从由书本而来的成见出发来看待实践人及其情报行为方式，或者以理论的逻辑替代实践的逻辑，以理论人的态度、思维方式和标准来替代和裁度实践人。实践人则想当然地以为理论人是只有理论而没有实践的抽象人，在理论尚未走进自己的情报活动之前，就将理论人及其理论虚化了。其次，是具有转化的意识，但缺少实现转化的路径。理论人的理论触角始终在空中飞舞；但就是落不下去。理论人喜欢采用空投的方式，将各种理论空投到实践人情报活动的情报活动场景，情报活动场景中理论的旗帜四处迎风招展，但只是招展而已，随时都可能化为云彩，随风丽逝。对实践人而言，这种从天而降而不是从情报活动场景中生成的理论，对其没有意义，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有的理论人也希望改变在空中漂游的状态，落下去、沉下去，但要么没有落到实践人最需要的地方，要么是带着降落伞下来，又始终不肯脱掉或者脱不掉降落伞，结果就是带着降落伞在情报活动场景中舞蹈。实践人则带着观赏或看热闹的心理，远远地在一旁微笑，就是不愿走上前去与这样的“伞人”对话深谈，那个降落伞成为阻碍两者沟通和转化的一面厚重的墙壁。对实践人来说，首先需要打破交往恐惧症和交往无力症，以一种主动、平和的心态与理论人坦然处之。在此阶段，实践人面对突然涌出的各种理论容易手足无措，或者贪多嚼不烂，也不知道该如何把高深的理论转化到情报活动设计和情报过程中去，易犯的毛病是：理论与实践成为“两张皮”，说的背的都是理论的，做的还是原先习惯的那一套，结果实践人的转化形式就变成了喊口号、发表演说和写文章，但对自己的情报实践活动和情报思维方式却转变甚少。此时，实践人总希望理论人能够帮助他，给他说一说该如何把理念变为可操作的情报行为程序，但理论人却扭过身去，不愿回答，因为他也正为此忧心忡忡。
在成熟性阶段，理论人虽然已经对实践人有了深入的了解，并能够准确地诊断，而且已经有了制度化的策略，但要真正把介入实践和影响实践转化为自己的内在需要，使之成为自己的情报活动方式，还有一定困难。理论人还不知道如何使理论与实践实现内在的沟通。在此阶段，理论人常常遭遇到的是现实的矛盾：要真正实现转化以及转化的常规化，影响和改变实践人，需要持续性地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由于大多数理论人身处大学或研究所，除了介入实践，与实践人交往之外，还负有上课与科研的任务，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工作，这使得理论人介入实践人的工作要实现常规化遭遇到了时间与精力的瓶颈。这个问题，对于实践人同样存在。在成熟阶段，当实践人形成了对理论人及其理论的内在需求，产生了多学理论，多吸收理论的渴望时，由于其本职工作的繁忙，琐碎事务的杂多，导致其无法顺利地通向理论转化的道路。同时，要将学理论、用理论真正变成实践人的内在需要，也有相当的难度。
在重建性阶段，首先遭遇到的困难是如何评价“转化”本身。对实践人在理论转化上的评价，目前还局限于发表论文，对于其理论修养和理论内化的程度，以及实践人与理论人交往的深度和广度等，还缺少相应的评价手段。理论人则有来自于所处大学或研究所体制内的评价压力，现有评价理论人的标准依然还是以理论为主，至于理论人对于实践的介入程度，理论人与实践人相互转化的能力和成果，以及理论人对于实践人的影响力等方面，还没有也很难进行评价，至多在交往数量和频度上做出硬性规定。其次的困难是如何重建，双方要改变自身已有的各种成见，形成新的个人的情报学知识和情报行为方式，并非易事，往往需要多次重建才能达到目的。
尽管有如此多的困难，情报学理论人与实践人的交往与双向转化，已经成为当代情报学研究和实践新的生长点。[9]从此以后，情报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将在两类主体的人格力量和智慧能量的相互浸染中前行，所谓学习共同体、合作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都是一种以转化为根本意义的“转化共同体”，理论人和实践人能否相互激发、相互唤醒、相互建构将成为情报学理论与实践能否实现真正的内在打通的前提性条件。基于以上理由，今后对理论人的培养和对实践人的培训，应将交往与转化的意识和能力放在核心位置，建立起以转化为宗旨与核心的培训体系，并加强对不同类型的理论人和不同类型的实践人之间的交往和转化问题的研究。[10]对此，我们任重而道远。
收稿日期：2007-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