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先行还是民生改善优先？——冷战后西方“民主援非”与中国“民生援非”政策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生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战后论文,中国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9)10-0017-08
冷战结束后，西方奉行意识形态先行的“民主援非”方式，以经济援助为工具，在非洲强力推行西式民主与价值观。中国则奉行经济优先的援非政策，形成了以改善民生、追求互利共赢为目标的“民生援非”方式。虽然目前要对这两种援助方式之优劣与得失做出结论性的看法并不容易，但从总体上看，西方意识形态优先的援助方式并未产生其预期的成效，而中国推行的发展优先、民生先行的援助政策则给中非双方都带来许多实实在在、符合双方需要的利益。从总体上看，在冷战结束以来的近20年间，西方与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
目前，西方国家纷纷在总结此前援非的经验教训，以便探索更为适宜和有效的援非政策，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上台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其对非政策调整的步伐明显加快。西方国家对非洲政策的此轮调整势必会对中国的非洲战略形成新的竞争压力与挤压态势，中国必须因时而变，积极应对。
一 冷战后中西方援非战略的调整
冷战结束后，在对非战略与援非政策方面，西方和中国均做出了重大调整，但两者的政策取向与实施策略却大相径庭，而这种相异是与当时西方与中国对世界格局的变化趋势以及对时代特征认知上的差异紧密联系的。
冷战时期，西方国家运用援助手段在非洲扶植亲西方的政权，至于这些政权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在西方看来并不重要，这种做法与当时西方国家的全球战略是相一致的。冷战结束后，在西方与非洲之间，以冷战安全为纽带建立的援助关系不复存在了。在西方看来，非洲国家只有奉行自由民主制度，才能解决其经济发展的难题，也才符合西方的价值观与政治利益。为此，西方国家将非洲国家进行西式政治变革（诸如选举制、多党制等）作为向其提供援助的前提或目标，从而形成了冷战后西方援非战略的新形态，即所谓的“民主援助”。作为一种新的外交手段，民主援助曾广受推崇，西方各国及西方主导下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都先后推出了民主援助的计划。
随着民主援助的铺开，西式民主政治及意识形态在非洲取得了一些成绩。在民主援助的利诱与压力下，大部分非洲国家按照西方国家的要求进行了政治变革，建立起了西式的民主制度。但这一政治变革进程并不顺利，更是引起诸多复杂问题。许多研究者认为，西方在非洲推行的民主援助效果有限，①其主要表现是：其一，在民主援助鼓励下，一些非洲国家在确立民主制度后，国内政局出现了严重的不稳定状态。从1994年下半年开始，非洲发生了多起持续的军事政变和军队哗变，许多国家返回到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的道路（如马拉维、中非和马达加斯加等国），并由军事政变而走向内乱。其二，虽然拥有民主援助，非洲的民主援助受援国其民主化程度却未必优于非民主援助受援国。研究显示，接受民主援助的受援国，其民主化的实现率偏低。相反，非洲许多非民主受援国却实施了民主援助所期待的改革。②有研究显示，在非洲，受援国与非受援国的政治民主化程度之间的关系很小。③由此可见，民主援助虽然在某些国家的某个时期获得了成效，却未能在整体上持续有效地提升非洲的民主。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深陷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困境，于是，西方国家纷纷实行“唱衰非洲”政策，大量减少在非投资，非洲在西方的世界体系中日趋边缘化，20世纪90年代成为非洲国家“失去的十年”。
国际局势的这种变化给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战略性契机。与西方国家悲观地看待非洲的态度不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方面由于与非洲国家有着共同的政治与经济诉求而重视非洲；另一方面，中国基于自己的历史智慧与文明特性，对非洲的现实与未来前景秉持了“一种历史发展的眼光”。④此后，中国在努力与非洲国家保持传统友谊的同时，开始把扩大与非洲的经贸合作作为对非战略调整的目标，形成了一种援助与经贸结合、以援助带动经贸合作的对非新政策，笔者这里将其称为“民生援非”政策。1995年，中国加快了援非的改革步伐，在援非中增加了经济技术合作的内容，并开始鼓励中国企业投资非洲。随着中国援非方式的改革，中非合作领域也不断得到拓展。特别是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建立后，中非关系由单纯的单向援助向全方位的战略性合作转变，合作方式由单纯的贸易提升为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的互动，中非经济关系得到快速提升与拓展。从2000年到2007年，中非贸易额由100亿美元快速增至1 068亿美元，中国快速上升为非洲第三大贸易伙伴。⑤有研究表明，中非经贸关系对中非有双赢之效，中国旺盛的购买力成为拉动非洲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⑥而中非经济技术合作增强了非洲国家经济的自主发展能力，成为非洲经济技术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一些国家，中国投资已成为带动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虽然中国无意破坏西方在非洲推行的民主进程，但中非经贸关系的快速拓展还是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普遍焦虑。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奉行和平共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并不反对非洲国家选择西式政治制度，中国愿与非洲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彼此间的经贸关系，因此，一些在冷战时期与中国有紧密政治关系的国家（如坦桑尼亚、马里、赞比亚、贝宁等）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纷纷转向多党制与议会制，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关系同样获得了较大发展。中国这种理性的对非政策同时也获得了多数非洲国家的欢迎，中非利益的交叉区域日渐扩大。中国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也得到了非洲国家的政治支持，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人权问题等），非洲国家都给中国以支持。对比西方与中方的援助方式，可谓“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以非洲为支点撬动了中国外交的外部结构，给中国外交开拓了一片全新的广阔天地。由此反衬出西方意识形态优先、强力推行西式民主的援非模式不合时宜，这也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上升心生疑虑的原因。
二 两种援非模式产生
不同效应之原因探索
西方的“民主援助”与中国的“民生援助”之所以在非洲产生不同的效应，情况比较复杂，大致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发挥了作用。
第一，民主政治是现代人类普遍追求的理想与目标，但其具体的表达形式、实现途径与步骤，却因受各国、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之制约而会各有不同，不可能只是某一种固定模式。而西方一些人却往往在这一点上失之偏颇，将本国之制度等同于民主政治本身，已之所欲强施于人，结果适得其反。
冷战结束后的非洲并非不需要民主，但最需要的是适合非洲各国国情、有助于推进非洲民生改善、经济增长的发展制度。对于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民生之改善、经济之发展尤为紧迫，尤为非洲国家所需，这是中国的援非政策更易于产生成效并为非洲国家接受的首要原因。
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在战略观念与思维方式上并没有完全走出冷战框架和阴影，特别是美国，它依持霸权优势反而强化了其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对民主政治存有一种非理性的迷思与偏执，在非洲推行西式民主成为其对非战略与政策的重要内容。为此，西方国家强化了对非援助的政治意图，把经济援助改造成其在非洲输出意识形态的工具，旨在以经济援助促进非洲国家的政治变革。
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出使西方国家对其政治形态有了一种几乎迷信的心态，西式民主被当做一把“万能钥匙”，可以随时随地解决非洲的所有问题。⑦西方以一己之愿开出了解决非洲问题的“政治偏方”，声称“没有彻底的民主化，就不会有国内市场的发展”，⑧或者干脆宣扬“没有民主就没有发展”，认为除非非洲首先朝着建立包括政治参与、政治稳定的良治迈进，否则根本没有获得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机会。⑨
当然，西方的民主援助一时间在非洲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如许多非洲国家在短期内进行了西方所期待的政治变革，建立了西式的民主制度。但是，在非洲民主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完全将非洲传统社会的各种因素视做政治现代化的障碍，试图用西方的民主概念来规范非洲的历史和现实，剥离援助者自身的复杂性，否定非洲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一系列外部推进且方式简单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非洲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一些匆忙接受了西方政治要求和价值观实施政治变革的非洲国家，此后不久便出现了各种形态的“民主适应症”。20世纪90年代后，大多数非洲国家经济衰退，政治动荡尤甚于前，民主援非之路前景似乎愈走愈黯淡。
与西方不同，中国因为有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经历，并通过对过去意识形态优先的偏执进行了拨乱反正，已经不把传统性与现代性视为相互否定的因素，而是肯定每个社会的传统内部都存在发展出现代性的可能。因此，在非洲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中国不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当做唯一范本，而是始终充分尊重非洲国家对发展模式的自主选择。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20世纪90年代，当西方国家纷纷减少在非洲的投资时，中国却正视非洲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困境，将援非的重点放在非洲最为迫切的民生改善上，重视非洲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为提高援非的效率，中国改革了原有的援非方式，成功地与诸多非洲国家建立并拓展了越来越紧密和越来越具多样性的经济合作关系。
随着援非方式的改革，中国的援非额度也稳步增长。从2000年开始，中国对非发展援助加速增长。例如，2002年中国对非援助和经济支持总额达到18亿美元；到2006年5月，中国在非洲大陆援助的800多个项目的投资额已达到57亿美元。⑩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到2006年中期，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提供的资金已经超过125亿美元。在2007年6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峰会上，中国进出口银行宣布向非洲300多个项目提供了融资，所提供贷款占该行总贷款业务的40%。(11)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承诺在未来三年时间内将中国的援非规模提升一倍。中国的援非工作步入了快速增长的快车道，有力地推动了非洲经济的发展。这种援助合作方式也受到世界银行负责非洲地区的副行长古宾得·南卡尼的肯定，“中国对非洲的贸易与投资正成为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12)
第二，在援助理念上，西方国家视援助为高人一等的馈赠，自居道德高地，颐指气使，为非洲民族主义情绪所不容。而中国始终坚持援助是平等的、相互的，中国援非资金虽少，但因入情达理，在非洲得民心、受欢迎，产生了放大效应。
在向非洲提供民主援助时，西方往往持“教导者”之姿态，对非洲国家提出了种种要求，这似乎是一种殖民主义心态在现代的延续。几个世纪以来，非洲一直是西方的后院，是西方显示优越感的地方。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觉得非洲战略价值下降，便强烈要求非洲国家厉行西式改革，而不管非洲是否会因此发生社会混乱。1990年，美国驻肯尼亚大使警告肯尼亚政府：“我们的国会掌管着钱袋，国会中有一股强大的潮流要求把我们的经济援助集中于世界各国中那些扶持民主制度、捍卫人权、推行多党政治的国家身上。”(13)肯尼亚总统莫伊曾声明，西方的威压是它的政府默许民主选举的背后因素。许多非洲国家也是在同样的压力下被迫选择西式民主道路的。
20世纪90年代非洲的民主化变革虽然是在西方高压下展开的，但因为巨额援助的诱惑，在短短四年时间内，先后有42个非洲国家举行了多党选举，迅速完成了修宪、选举和领导人更迭等一系列制度变革。然而，无论是作为这场民主运动“导演者”的西方国家，还是被迫采取西式民主的非洲国家，它们似乎都没有做好足够准备并采取有效配套措施来应对民主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仓促的民主化变革之后，一批非洲国家陷入了比此前更为严重的社会动荡和持久的军事冲突之中，无论是非洲国家自身还是它们的援助者均对此无能为力。
当西方对非洲指手画脚之时，中国却秉承过去数十年间形成的对非政策与原则，强调对非援助的平等、互利互惠。中华文化历来强调将心比心，为人着想。自毛泽东时代至今，中国始终奉行平等援助的外交政策。中国的援外原则不用来制约受援国，而是用来约束和规范中国的援非行动。无论是1964年提出的援非“八原则”，(14)还是2006年1月发表的《中国对非政策文件》“八项原则”，(15)其原则的针对者都不是受援者非洲，而是援助者中国。事实上，50多年来，中国援非政策虽然进行了不断调整，但所恪守的平等原则却始终未变。2007年2月，胡锦涛主席在南非比勒陀利亚的演讲中强调，“过去，现在，将来，中国人民都是非洲人民平等互信、真诚相待的好朋友，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好伙伴，患难与共、情同手足的好兄弟。”(16)这段话充分表现了中国在与非洲国家交往中一贯的低姿态和平常心。这些一以贯之的原则已成为中非领导人对中非关系的共识，成为中非关系的基本准则。
在这种原则之下，中国认为援非不是单方面的赐予，而是双方的相互援助。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接见非洲朋友时就指出：“你们需要支持，我们也需要支持”。(17)正是这种平等的、相互的援助维护了非洲国家的政治尊严，中国由此也获得非洲国家的尊重和拥护，当中国遭遇政治困难之时，非洲国家都会主动给予坚定的支持。例如，1971年，非洲国家将中国“抬进了联合国”；20世纪90年代，非洲国家帮助中国连续十次挫败了西方主导的反华人权提案；在1989年中国遭遇困境和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的事件中，中国也都得到非洲国家的支持。中国所奉行的相互援助原则没有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却获得了最大的政治效果。这些都与非洲在中非多年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对中国在政治上的认同不无关系，用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的话来说，“比起西方，中非之间的牢固关系将更有益于非洲”。(18)
第三，对于在非洲推行西式政治经济制度，西方忽视了关键性的非洲本土化问题。中国则立足非洲现实，充分尊重非洲国家的意愿，在重大问题上通过与非洲国家协商，努力在非洲国家自身发展战略的框架内，量身定做援助方案。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要在非洲实现西式现代民主，必须经历一个艰难的“本土化”过程，因为从西方历史经验中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及市场经济模式，并不能简单化地推行到非洲。当代非洲多数国家尚处于民族国家早期成长阶段上，部族政治与基本贫困问题还有待解决，民族国家统一建构、国家认同文化尚待推进，中央政府的统一能力与地方行政体制建构也有待完善提升，这些都是现阶段非洲更紧迫的发展命题。(19)但是，为了让民主化快速见效，西方不顾非洲国家的实际情况，将非洲政治发展全然归结于是否建立西式多党制与选举制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多党选举并不是民主本身，更不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事实上，在部族制度盛行的非洲，多党民主反而可能激活狭隘的部族主义，导致国家政治和军队体制趋向部族化，进而引发严重的部族冲突，给社会带来灾难。例如，布隆迪在1993年实行多党制后，部族冲突失控，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因此，有学者认为，一些获得西方民主援助的非洲国家，失去的要比获得的多得多。(20)这种情况在非洲并不少见，在实行民主化多年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的民主化命运依然掌握在握枪者手中”。(21)一些西方学者因此怀疑“强行施加的西方式民主是否会在非洲扎下根”。(22)
与西方不同，中国立足非洲的现实情况，量体裁衣，针对非洲经济问题对症下药，寻求一种适合非洲的援助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提出援非要“授人以鱼”与“授人以渔”相结合，改善非洲自主发展的能力，提升其“造血”机能。首先，中国重点援助了对非洲经济发展极为关键的、而西方不愿援助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大量援建的公路、铁路、港口和机场为非洲发展奠定了基础。一组数据显示，1979～2000年，美国在非洲直接投资额的3/4用于石油领域，而同期中国在非直接投资的64%用于基础设施建设，28%用于资源开发。2005年，中国公司在非签订的建筑合同总额达63亿美元，成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力量。(23)对此，非洲国家领导人对中国的援助给予高度评价，尼日利亚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表示，中国在非洲对所有领域的投资给非洲尤其是给尼日利亚带来了更大的竞争力。(24)其次，为增强非洲经济自主发展的能力，中国注重对非技术援助，为非洲国家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援助。技术援助以定期派遣专业技术教师、医务工作人员、农业专家赴非洲实地指导为主，他们为非洲当地的教育、医疗、农业、军事以及加工业等领域提供较为先进的核心技术。这种“交钥匙”式的技术援助不仅帮助非洲国家建立起先进技术的经济体系，而且让非洲国家自己的技术人员掌握了这些技术，具备了自主发展经济的能力。在中国的技术援助下，苏丹由一个石油进口国变为石油出口国，而且拥有了一套集勘探、生产、炼制、运输、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石油工业体系，经济面貌焕然一新。与之相对的是，虽然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亚开采了50多年的石油，但尼日利亚至今仍是一个石油输出国，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石油生产和加工体系。正如一位非洲官员指出的，西方的技术虽然先进，但“西方国家从未打算转让技术……但中国却愿意转让”。(25)
这种量体裁衣式的援非方式，对饱经屈辱的非洲国家来说，更有着另一种精神情感方面的吸引力。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高度赞许这一方式，“与欧洲投资者、捐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缓慢的、有时‘居高临下’的后殖民主义方式相比，中国的方式更适应我们的需求。事实上，中国刺激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很值得非洲借鉴。”他同时建议西方在这些方面多向中国学习。(26)
第四，非洲国家在现实中感到，西方在民主援助中关心其自身的国家利益甚于关心非洲国家的真正民主，这就降低了西方民主援助的道德合法性，而中国在援非实践中不断寻找新的利益结合点，寻求双方互利双赢和对援非的可持续发展。
西方在非洲推行民主援助时，起初都有道德的光环，但在实施过程中，非洲国家却发现西方关心其在非洲的利益甚于关心非洲的民主，民主援助只不过是西方实现其在非政治目标的手段。在2001年举行的减贫战略论坛上，西方国家甚至还在强调，要在非洲国家各级政治改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通过推行民主援助政策，西方政府及其非政府组织(NGOs)得以更为顺利和广泛地参与了非洲政治进程，监管非洲政府行为，受援国因此深受西方的影响和干涉。
由于西方援助者处于绝对支配地位，一旦在非洲推行民主的做法与它们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或者它们发现有更重要的国家利益时，民主便成为可随时牺牲的选项。通过研究美国的对非政策，人们发现美国一直倾向于根据是否符合其安全利益来决定是否促进非洲民主。(27)这样，西方援助国成了非洲民主的实际控制者。在已建立多党制民主国家的多党选举中，不为西方支持的政党永远无法在竞选中获胜。因此，非洲政治存在着这样一种普遍的民主表象，即执政党允许反对党竞争，但反对党永远无法获胜。阿尔及利亚1992年1月的选举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伊斯兰反对势力极有取胜希望的情况下，阿尔及利亚政府取消了大选。此举得到了西方援助者的默许，原因在于伊斯兰反对势力“极有可能推翻民主的进程和制度”。(28)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人们发现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它与西方民主援助所宣扬的相反，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29)实证研究表明，援助国并没有向民主化程度较高或者腐败较少的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大量的援助资金主要流向那些符合西方国家利益需要的政治家和腐败官员的手中，这大大增加了这些国家的腐败并降低了民主。(30)因此有人将民主援助视为一种具有强烈功利主义色彩的外交手段。“在哪些国家或地区实施民主援助，并不取决于该国家或地区是否有发展民主的需要，而是取决于援助国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的需要。”(31)这种牺牲了非洲国家利益的民主援助之所以能够推行，恰恰是援助者利用了非洲国家政府的弱点。对于非洲国家的一部分领导人来说，虽然民主改革“是为了继续把持权力而很不情愿采取的权宜之策”，(32)但也确属一举两得之举：一则可获得西方支持，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二则可获得数额相当可观的外援资金。
与西方通过援助干涉非洲国家内政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找到一种中非双方互利双赢的援助方式，中国政府积极地改革援非方式，不断地寻找中非之间新的利益结合点，因而使得对非援助具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冷战结束后，单纯的无偿援助已经不能满足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的企业也正在实践“走出去”的战略，开始主动打开国际市场。经过改革和调试，中国逐渐将无偿援助发展成为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援外项目合作合资以及无偿援助等多种方式。为了确保非洲国家在新的援助模式中获得利益，实现中非双方的互利互惠，中国政府增加了对非经济技术合作内容，将经济援助与技术援助相结合，从而促进非洲国家技术的发展。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建立以来，中非关系进一步得到了提升，中非间单纯的双边援助日益发展为全方位的合作，中国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甚至是非洲人都未曾采用过的国际交往模式——经济援助与经贸合作相结合的方式，这种方式被非洲人称作“合作联姻”。(33)
为了保持这一互利双赢的援助模式的持久性，中国政府不断探索新的、适合中非双方的援助与合作新模式。2006年6月，温家宝总理在访问埃及时重申了中国对非经贸的三个着力点：“第一，要积极扩大进口非洲的商品，中国将采取有力措施为非洲推介商品创造条件。第二，要把技术援助同经济援助与合作紧密结合起来，重在增强非洲自我发展能力。第三，大力帮助非洲培训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34)这表明，中国政府秉承互利双赢的和谐哲学，希望充分调动中非双方合作的积极性，将中非合作建立在中非双方发展能力的持续增长上，保证双方合作具有持久的活力。近年来，中非合作延伸到了更宽阔的领域和更深广的层次，中非经济技术合作日益具有现代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特点，成为“南南合作”中最具特色和优势的领域。中非经济技术合作不仅推动了中非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推进，也提高了非洲国家的经济成长能力，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
三 基于非洲发展视角的国际援助理论创新
在当今这样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发展已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当代非洲发展问题之最终解决，与其说是非洲自身的问题，毋宁说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当代非洲，推进政治民主化和促进经济发展都是解决非洲发展问题的当务之急。从理论上看，两者之价值很难说孰重孰轻，两者之关系其实是互为动因各为前提的。但就具体国家而言，因其历史传统、发展现实不同而必有不同之追求方式或轻重缓急之选择，有不同之追求路径与实现方式，并需要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
从今日世界发展进程来看，世界各国国情不同，文化相异，发展水平也很不一致，因而某种成功的政治形态（无论其多么完善）并不能等同于民主本身，更不可以此作为统一标准在各国推广。西方推行的民主援助或许可以成为解决非洲发展问题的一种重要工具或资源，然而事实上，西式民主援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非洲政治上的自由开放，但对于经济困难重重的非洲而言，经济发展应成为民主发展的前提和重要基石。正如第26届非洲统一组织国家首脑会议宣言所呼吁的，民主与经济的发展应“齐头并进”、“相辅相成”，“非洲国家有权根据自己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考虑到各国国内实际情况，保障发展和满足人民基本需求来决定自己的民主制度”。(35)与西方不同，中国摆脱了西方国家在提供援助时高人一等的姿态，始终倡导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互相尊重、平等交往的原则，“民生援非”直接触及非洲社会最突出的民生和经济发展问题，因此，中国的援非政策既获得了非洲人民的心理认同，也符合当前非洲社会的需要，并成为“南南合作”的成功典范。
毫无疑义，随着中国“民生援非”在非洲的广泛开展，中非合作与中非关系迅速发展，已经并且将继续给人类现代发展事业带来属于新世纪的新的、强有力的经验与感受。当然，在这种经验与感受日渐丰富的时候，理论本身的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在现有的国际援助理论和发展理论中，许多内容反映的是西方主导的世界援助理念和发展模式，完全将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现实和对发展的理解排除在外。实际上，在对非洲援助的格局中，中国作为一支新兴的重要力量挑战了西方原有的援助理论，在此情形下，援助实践的发展给理论的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事实上，虽然中国和西方都在积极通过援助非洲实现非洲的发展，但就目前情况来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也包括非洲自身，其学术界、理论界和媒体）似乎都没有做好足够的知识与理论准备来更具前瞻性地理解和把握非洲对发展究竟需要何种模式的外援这一核心议题。虽然在民主援助的鼓励下，非洲的民主有所进步，但西方在推进西方式民主道路上所遇到的问题已证实，西方式民主并非医治所有问题的唯一药方。尽管中国在西方援助理论占绝对主导的基础上，在援非的实践层面上走出了自己的一条道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但也面临这日渐复杂的问题与挑战。中非的“合作联姻”广受好评，但“民生援非”却也因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受到西方世界的非议。在当前援助实践和非洲需要基础之上，对当前的援助理论进行新的思考和提炼，已成为对外援助与实现非洲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推进经济发展，实现政治稳定是当代非洲各国普遍追求的目标。在此过程中，国际社会持续而有效的援助对于非洲的发展始终具有特殊作用。应该说，无论是西方的“民主援非”，还是中国的“民生援非”，只要切合非洲的实际，都有可能成为帮助非洲实现发展的手段和方式。但是，从根本上说，非洲的发展道路最终只能由非洲人民自己来选择，外部世界之援助，无论如何完善都不能、也无法替代非洲国家的自主选择与自主努力。从长远来看，援助方案在非洲要取得成效，它终究必须基于非洲社会之本土实际，它必须经由非洲人民自己的努力而转化成一种本土性发展(indigenous development)与内源性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之动力。非洲任何成功和可持续的发展只能是“内源的”而非“外推的”。对此，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已经有日益清晰的认识，并“已经开始在本土的制度而非舶来的制度中寻求解决本国纷繁复杂问题的方法了”。(36)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洲未来的变革与发展之路，虽然需要有国际之援助，需要学习借鉴东西方之经验，也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总体上看，非洲发展之路既不会是西方道路的生硬翻版，也不可能是中国模式的简单移植。国际社会应该帮助非洲增强自己的发展能力，鼓励非洲国家发掘自己的内在资源，增加非洲国家自主发展的平台，但不是代替或取消非洲国家的自主发展权利、机会与责任。(37)
［收稿日期：2009-05-19］
［修回日期：2009-09-01］
注释：
①P.Collier,"The Failure of Conditionality," in C.Gwin and J.M.Nelson,eds.,Perspectives on Aid and Development,Washington,D.C.: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1997,pp.52-77; G.Crawford,"Foreign Aid and Political Conditionality:Issues of Effectiveness and Consistency," Democratization,Vol.4,No.3,1997,pp.69-108; D.Dollar & L.Pritchett,Assessing Aid:What Works,What Doesn't,and Wh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②Michael Bratton and Niclos van de Walle,Democratic Experiments in Africa:Regime Transi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219.
③Stephen Knack,"Does Foreign Aid Promote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8,No.1,2004,pp.261-262.
④刘鸿武：《黑非洲文化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页。
⑤《中国成为非洲第三大贸易伙伴》，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07-08/29/content_18176430.htm.
⑥Chris Alden,China in Africa,London:Gutenberg Press Ltd.,2007,p.38.
⑦David A.Lake,"Powerful Pacifist:Democratic States and War",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6,No.1,1992,pp.28-29.
⑧M.Mamdani,Citizen and Subjects: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Theory of Late Colonialism,Oxford:James Curry,1996,p.288.
⑨A.B.Zack-Williams,"No Democracy,No Development:Reflections in Democracy & Development in Africa,"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Vol.28,No.88,2001,p.221.
⑩Wenping He,"China- Africa Relations Moving into an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Bimonthly Newsletter of the Africa Institute of South Africa,No.3/4,2006,pp.3-6.
(11)Harry G Broadman,Africa' s Silk Road:China and India' s New Economic Frontier,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2007.
(12)《中国对非贸易与投资成为非洲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新华社北京2006年11月3日电，http://www.smxdaily.com.cn/xhnews/20061103/WestKing_9539_20061103213854.html.
(13)Larry Diamond,Promoting Democracy in Africa,Africa in World Politics,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5,p.258.
(14)“援非八原则”是指：(1)中国政府以平等互利之原则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认为援助是相互的，非洲国家也在援助中国；(2)中国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和尊严；(3)中国政府以优惠条件提供援助，尽量不增加受援国的负担；(4)中国政府的援助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提升自主发展的能力；(5)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见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6)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并保证设备和物资的质量；(7)中国政府保证受援国的人员能掌握所提供技术援助的相关技术；(8)中国所派专家只能享受与受援国专家一样的待遇；不能有任何特殊要求。
(15)参见《中国对非政策文件》，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1/12/content_4042333.htm.
(16)《胡锦涛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发表重要演讲》，http://www.china.com.cn/education/txt/2007-02/08/content_7779022.htm.
(17)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页。
(18)Joseph Ngwawi,"Africa:Economic,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operation to Dominate Africa - China Summit",Southern Africa News Features,October 31,2006,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0610310706.html.
(19)刘鸿武：《从部族政治到民族国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20)Arthur Goldsmith,"Foreign Aid and Statehood in Afric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5,No.1,2001,pp.123-148.
(21)Michael Bratton and Nicolas Van de Walle,Democratic Experiments in Africa:Regime Transi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217.
(22)［美］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董正华等译：《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页。
(23)World Bank Group Africa Region,Patterns of Asia-Africa Trade & Investment:Potential for Ownership and Partnership,Tokyo,2004,p.63.
(24)［意］阿尔贝托·麦克里尼著，李福胜译：《非洲的民主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尼日利亚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访谈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
(25)Udo W.Froese,"The Chinese Are in Africa-This Time to Stay!",New Era (Windhoek),March 13,2006,http://www.zimb-abwesituation.com/marl4_2006.html#Z21.
(26)《塞内加尔总统：西方应该多向中国学习》，http//:news.sohu.com/20080415/n256305858.shtml.
(27)Mark Peceny,Democracy at the Point of Bayonets,University Park,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9.
(28)Joan M.Nelson & Stephanie J.Eglinton,Encouraging Democracy:What Role for Conditioned aid? Policy Essay No.4,Washington,D.C.: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1992,p.45.
(29)Craig Burnside & David Dollar,"Aid,Policies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0,No.4,2000,pp.847-868.
(30)Alberto Alesina & Beatrice Weder,"Do Corrupt Governments Receive Less Foreign Ai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2,No.4,2002,pp.1126-1137.
(31)赵绪生：《试析民主援助》，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3期，第31页。
(32)霍华德·威亚尔达：《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第90页。
(33)［南非］马丁·戴维斯：《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政策及评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9期，第38页。
(34)《温家宝在埃及举行记者招待会》，载《人民日报》，2006年6月19日。
(35)《第26届非洲统一组织国家首脑会议发表宣言》，载《人民日报》，1990年7月13日。
(36)霍华德·威亚尔达：《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第91页。
(37)刘鸿武等：《基于本土知识的非洲发展战略选择——非洲本土知识研究论纲（上）》，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1期，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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