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产业政策的建构与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政策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产业的崛起是当今文化发展的一个世界性趋势，它借助高新科技手段，通过工业化生产和市场化运作，获得了高速发展的驱动力，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改变了社会存在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的发展。”这是第一次将“文化产业”写入中央文件。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主任谢绳武认为，文化产业的提出“在国家战略需求层面上，第一次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统一在一个具有广泛的产业关联性的产业战略形态上，这就使得这一决策在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1]
在我国，“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大约是在1996年。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所长叶朗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文化产业的提倡和推广，在政协会议上多次提案。[2] 200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由此可见，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已经为我国的决策层所认可。随着“十五”规划的不断实施，文化产业在整体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
一、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完善的政策支撑和调控
文化产业不能无序发展，也不能自发发展。这就需要政府通过制订、完善相应的政策，对文化产业发展加以调控。完善的文化产业政策是事关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根据新的形势和产业发展的需要，及时建立一套比较完善而且强有力的产业经济政策支撑体系，对于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来说，十分紧迫，至关重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进入第二次现代化进程，文化要素逐步进入经济活动领域，全球文化市场正在形成。西方发达国家已充分认识到文化产业研究与开发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意义，制定了灵活多样的文化政策。在加入WTO、文化市场开放的情况下，我国应借鉴其经验，全面推进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型，在继续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的同时，研究二次现代化的新情况，奠定文化政策基础，实现文化观念的转型与文化管理体制的转轨。
文化产业的政策法规涉及文化产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如法律法规的整合、文化产业的转制、文化产业的投融资政策、文化产业的管理模式、文化安全的监管等。文化产业机制体制的创新，主要内容包括：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全国文化产业的布局、各种所有制文化企业主体的市场关系和互动模式、中外文化产业或企业的交流与合作规范等。
政府制订政策应着眼两个“价值最大化”原则，一是商品价值最大化，二是社会价值最大化。没有商品价值的最大化，文化产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压抑，就不会有最佳的速度。没有社会价值的最大化，文化产业发展就会出现畸形，就可能带来不良后果。因此，政府一方面要为商品价值规律发挥作用创造条件，从直接办文化、管文化的模式中解放出来，着重解决那些文化产业中市场决定不了、解决不好的问题，比如战略规划、政策导向、产业协调、配套服务等外部环境，确保文化市场充满生机活力。
另一方面，政府要注意发挥社会价值规律的自觉性优势，用于弥补商品价值规律自发性缺陷。必须正视的是，有些文化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有些文化产品虽极有社会价值但在市场竞争中却处于劣势。因此，政府应通过制订政策加大对文化产业弱势部分的扶持力度，如芭蕾舞、交响乐、歌剧、话剧、宗教寺庙等代表水准较高、又能满足社会根本性需要的文化产业活动的扶持。为充分体现社会价值，政府亦应制订政策扶持一种文化评析的社会力量，用以保持文化活动良好的艺术理性和价值导向。
二、文化产业政策与后发优势
国际性产业的发展有两个日益突出的特征，即“空间上的逻辑叠加”与“时间上的加速度”。[3] 前者是指由于经济日益全球化，具体到某一个国家往往会出现前一个发展阶段还没有充分完成，后一个发展阶段便“叠加”其上的现象，这样就降低了前一个阶段发展的必要性，出现根据后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重组经济发展的逻辑关系的情况。例如，网络出现以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以及电影的重要性就下降了。后一个特征是指新技术的发明与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是“后发国家”从理论上讲越能够直接使用最新的技术成果，令其产业升级速度越来越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也随之加快，这主要表现在无需按照原有规模对传统产业进行投资。在这两大特征的支配下，就会出现一种可能，即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上的后发国家可能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越来越与先进国家处于同样的发展起点上。这就是“后发优势”论的主要支点。我们应该在这种思路下重新理解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意义，尤其是在中国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以后，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为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准确定位，合理安排我们有限的社会经济资源。
从尽可能调动“后发优势”的角度讲，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不是一种被动的文化接受，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权衡以后，为了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作出的一次重要的战略选择；这不仅是对一种经贸制度的选择，而且也是一次世纪性的文化选择。作为世贸组织的新成员，中国政府将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办事，遵守多边贸易原则，实行市场准入，增加贸易政策和管理的透明度，对外国公司和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执行非歧视政策；中国政府必将改革一切与世贸组织原则不相适应的规章制度和交往理念，立足于制度创新，在世贸规则这个新的平台上整合与确立自己的文化管理理念和文化产业政策。“整合”是指社会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协调一致，不出现游离、断裂或脱节；也指文化特质与文化模式之间的自成一格。“整合”的概念包括“社会整合”与“文化整合”。社会整合强调的是“社会角色——社会结构——社会秩序”间的一致性，而文化整合强调的是不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之间的发展与协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意味着对一种新的制度形态、法律文化和政策系统的全面接受，并按照世贸组织的原则和精神重构自己的制度形态、法律文化和政策系统。面对如此大的变局，中国政府应当制定积极的文化产业政策，构建与世贸规则相适应且又符合本国国情和文化发展需要的文化管理与文化产业政策系统，只有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制定清楚了，文化产业发展起来了，所谓的“后发优势”才有可能发挥出来。
指导思想的扭转和观念的改变，其落脚点还在于制度的创新和政策的制定上。一部好莱坞大片等于几十万辆汽车，美国人创造的这一奇迹展示了文化产业所蕴藏的巨大利润空间。中国人已经在几十年一成不变的文化氛围尚未完全改变的时候，接受了文化的产业化运作的冲击，人们现在开始渴望将一本书、一出戏经由崭新的创意和高新技术的武装之后，变得价值连城。因此，资源的重新配置、跨行业的重组、参与国际竞争的交叉重组、产业重组过程中资本的介入、文化产业向资本市场挖掘资金孵化产品与提高竞争力等等问题，是我们今后在“制度创新”中亟待突破与完善的重点。作为世贸组织的一员，以世贸组织的原则和自己的承诺来调整与修订自己的关于国际文化关系的政策，必然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选择，也是中国政府对外文化关系的重要改革内容。然而，我国原有的文化政策文本系统，基本上都是处在两种体制转型过程中制定和形成的，带有很大程度上的计划体制痕迹，并不是为加入世贸组织或者根据世贸规则而制定的“游戏规则”，明显存在政策制定的目的性与入世后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深刻变动性要求之间的矛盾。同时，由于这些规章制度更多的是从行业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视野与利益出发的，所以在整个政策的价值规定、功能以及政府对社会文化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中所应该体现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就比较差，文化产业政策应有的对产业、行业规模、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对产业规则的指导的政策效能就比较差。追求公平、公正、公开的交往方式和生存理念，是现代文明不断走向成熟的本质，因此，及时调整文化产业政策，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步伐，建立完备的文化产业创新体系，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所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课题。
三、全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新课题
2003年8月，中央政治局就“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问题举行第七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就文化产业的相关问题作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的综合研究，为中央决策提供依据。胡锦涛同志突出强调了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意义。这充分凸现了文化产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要地位和分量，同时也给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与时俱进，繁荣发展，开拓创新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新课题。
然而，文化产业形态在中国的迅速发育，并未同时有效地带动关于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相反，当文化产业以大众文化的形态在20世纪90年代全面进入中国大众的主导文化生活时，中国的学界却惊呼“文学被边缘化”了。文化研究的贵族心态，迅速地使中国关于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与实际拉开了距离。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的长期缺席，使之严重地滞后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而在文化产业的迅速扩容、延伸及其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精神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的同时，迫切希望得到关于它的理论指导，而国家关于文化产业政策的科学制定更需要文化产业的理论成果的学术支持。尤其是在中国文化建设步入21世纪，文化产业在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的时候，对它的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理应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4]
着眼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所提出的战略需求来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这是由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虽然对文化产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学术界还存在着认知上的差异，出现了各个不同领域的研究和概念上的提法。如，娱乐产业、传媒产业、出版图书产业、内容产业、创意产业、音乐产业、唱片工业等等，关于它的学术研究也形成了许多不同的研究方向。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规范的文化产业的意义范畴之内。因此，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科学领域，关于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共同努力的重要方面。
近几年来，虽然我国高校也纷纷开设了有关文化产业的相关学科，例如广播电视新闻、艺术设计、动画等。但是都还没有跳出传统学科的思维模式，因此，无论是学科设置还是学科建设，都还没有从国家战略需求的高度去看待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学科设置的改革。这不仅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适应国家战略需求的能力，而且还影响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学科建设与发展方面应有的成长性和可持续发展性。一方面国家的战略需求不断地提出大量的新的课题等待着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去解决回答，另一方面，现有的学术评估体系又是建筑在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框架基础上的，从而使国家的战略需求与现行的学科成果评估体系和标准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而且，文化产业与文化管理学科设置严重地滞后于国家文化发展对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战略需求，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建设、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的瓶颈。
由于实践准备的不足，中国的文化产业无论在产业形态、产业结构，还是在产业制度、产业政策等方面，都还没有充分地展开它的矛盾性和无限的丰富性。如何科学地把握和界定文化产业的内涵与范围，分析和把握现代文化产业运动的特点，文化产业组织运动和结构运动的特殊规律，揭示文化产业运动在整个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何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战略，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建立健康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全面推进国家文化产业制度建设，这些问题都有必要去加以认真的研究并给出符合现代文化产业发展实际的答案。这既是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也是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需求。中国的文化产业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改革、大繁荣的战略机遇期。实践的发展亟待理论的指导，文化产业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亟待理论家给予科学的回答。我们必须从传统的学科建设的思维模式中走出来，用全新的思维和眼光看待、认识和对待当今中国正在发生着的新情况，与正在迅速发展中的现实生活和群众的需要相贴近。理论只有贴近实践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当今中国改革开放提出来的一个崭新命题，文化产业是一个全新的具有文化建设战略意义的领域。无论是对于它的理论研究还是人才培养，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来说，都有许多战略性的工作要做。
四、加强文化产业政策理论研究
进一步改善我国文化产业的政策创新环境，加强相关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以制度创新的公共产品支持文化政策的创新，是提升我国文化产业水平的重要途径。
我国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系统的文化产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比，现在还处于起步、探索、培育的初级阶段，规模小，基础差，种类多，情况复杂，资金投入不足，经营人才缺乏，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产业群体，没取得规模效益。面对这种状况，我们要不断加强理论研究，认真分析我国文化产业与外国文化产业的不同规律和特点，文化系统内演出、娱乐、影视、音像、网络、文化旅游、艺术培训和艺术品业各自不同的规律和特点。特别是要加强事关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问题的理论分析与研究，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趋势，逐步总结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的理论体系，同时，要坚持理论指导实践，提高理论应用水平，推出理论研究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的文化生产力。
文化政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生态要素，而文化政策又建立在深厚的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理论创新是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基础，没有新的理论学说和公理体系，就不可能有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在我国现阶段，文化管理的政策手段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由此而凸显出政策性研究的重要性。因此，要引导和鼓励知识界、学术界和文化界，就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我国社会和文化发展中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进行学术探索和理论突破；要鼓励勇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世界观超越长期以来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片面理解，提出适应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化产业理论。
在现代社会，支持政策创新的理论研究日益成为一种公共产品，因此，我们特别需要建立一种文化政策创新研究的制度机制。在这方面，根据国内外经验，建立高校、学术界、政府、产业界多重资源优势的整合与联动，通过制度化操作，形成国家文化产业研究思想库与人才战略资源库显得特别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主导我国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发展的文化产业政策创新体系，指导我国的文化产业健康发展，顺利转型，迎来一个中国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新时代。
五、国内有关文化产业政策学术研究情况
文化产业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运用和研究已比较成熟。近几年来我国对文化产业工作十分重视，1998年在政府精简机构、人员编制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文化部新设立了文化产业司专门负责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和业务指导工作。2001年在总结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文化部制定了《文化产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了未来几年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战略和任务，以指导全国文化系统文化产业的发展。
北京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和山西、深圳等地专门成立了文化产业研究机构。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成立于1999年初，以整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相关研究资源，深化文化产业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培养高级经营管理人才，促进产、学、研一体化，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为宗旨。2002年6月，文化部在研究所建立国家级基地——“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为推动文化产业研究、开发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空间。研究所所长和基地主任由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艺术学系主任、文化产业研究专家、著名美学家叶朗教授担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和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共同发起设立“中国文化产业研究基金”。研究基金除了每年资助“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的编撰工作外，还将重点支持文化产业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课题。
上海交通大学与文化部文化产业司联合创办了“中国文化产业培训基地”，该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该校在文艺学硕士生中专门开设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文化产业理论与政策研究、文化管理学、文化政策学等课程。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3年设立“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该学院是教育部首次使用“文化产业管理”这一专业名称批准设立的文化产业管理新增专业的两个高校院系(山东大学和云南大学)之一。
1993年12月成立的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是由国家文化部和深圳市文化局联合创办的综合性文化研究机构，“承担文化部门委托的科研项目，开展特区文化的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开发文化信息资源，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专设文化政策研究室、文化产业研究室。
山西省委宣传部批准成立的山西省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是山西省唯一的专门从事文化产业研究和产业化运作的高层次研究机构。该中心注重文化产业理论和政策法规研究。重点研究事关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全局性问题，把握文化产业发展总体趋势，研究制定本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注意研究我国文化产业与国外文化产业的一般规律和不同特点，研究各个门类的一般规律和不同特点。不断修订和完善原有的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制定新的文化产业政策，同时，积极促进文化产业法律法规的研究和制定。
近年来，一批研究文化产业政策的专著问世，一批学者受人关注。国家行政学院祁述裕研究员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研究成果《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报告》，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在国内第一次以提高文化产业竞争力为着眼点，以电影、广播电视、音像、报刊、出版、(游戏)娱乐、广告等七个文化产业的重点行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构筑理论模型，建立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采取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价。在整体文化产业竞争力分析和每一个具体文化产业分析之后，均单列决策意见和建议一节，力求为各级政府制定国家文化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参考。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胡惠林撰写的《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道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一书，基于“以创新为灵魂、构建我国文化产业体系”的目的，回顾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兴起、发展，尤其是深刻分析了在WTO的背景下我国文化产业面临的问题，进而引出了中国的文化安全、文化产业政策选择、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制度建设、文化战略制定等问题。中央党校出版社还于2001年出版了由孔正焉撰写的《WTO与中国文化产业政策》。
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讲过课的清华大学教授熊澄宇把自己的研究领域选定在新媒体研究、媒介史及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上，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04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将《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列为200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该课题研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熊澄宇教授主持完成的《北京文化产业发展与空间布局研究》，结合国际大都市产业发展和空间布局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北京市文化产业发展与空间布局中长期规划。该成果引起北京市规划委的高度重视，正融入即将送国务院审定的首都总体规划修编的方案中。
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而且目前还处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因此，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还是体制性的。任何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基点都是两个，即以市场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更何况我国的文化产业是生存和成长于一个更为特殊的环境中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今天对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认识，以及依此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将影响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并进一步影响我国整个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是实现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的有机联动，倘若在制度和政策的层面上不能实现整体性创新，我国文化产业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也就可能不那么乐观。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共识，但是一个真正合理的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才刚刚开始，目前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积极探索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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