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了什么？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的不完全性与失败_存在与时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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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5)01-0011-06

       一、《存在与时间》的失败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与时间》看起来是一部天才的和引人深思的著作，但它碎片化的特征又会使读者不满。布莱特纳(William D.Blattner)认为，海德格尔不仅“从来没有完成《存在与时间》的存在论任务”，“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他会如何完成这个任务”[1]。但许多迹象，特别是在海德格尔的讲座课程以及《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中的迹象表明，这种关于不完整性的极端解释并不完全正确。

       比起《存在与时间》的不完整性，有一个更加棘手的怀疑：“失败”。《存在与时间》的不完整性与海德格尔各种不一致的解释被视为一个更严重的潜在的失败的结果。这种不完整性不是这部著作出版历史的偶然特征，而是构成了海德格尔的整体方案的一种哲学上的失败。包括布莱特纳和克兹尔(Theodore Kisiel)在内的许多人都持有这种观点。大量海德格尔晚期的自我阐释也支持这种解读。吉尼翁(Charles Guignon)因此评论道：“正如海德格尔在其晚期著作中暗示的那样，《存在与时间》整体的方案是一种启发式的失败，并且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失败。”[2]

       海德格尔的哲学失败与他随后的政治失败也有关联。菲利普斯(Herman Philipse)将《存在与时间》中的可预期但又难以置信地朝向“时间与存在”的转向描述为“形而上学转向”和“在某种形而上学意义上寻找上帝的一种尝试”，认为这种转向的失败导致了更严重的道德与政治上的失败，即海德格尔对纳粹主义的“唯意志论的热情”[3]。

       二、将《存在与时间》置于语境中的三种尝试

       《存在与时间》出版后，海德格尔提出了许多种理解和重新阐释《存在与时间》的方式，这种努力一直贯穿到他的晚期著作中。在此，我将考察其中的三种。

       1.背离《存在与时间》

       首先，海德格尔经常将《存在与时间》的意义问题与在他思想中的转向(Kehre)联系起来。他有时会讨论《存在与时间》中的“伪路”以及“弯路和后退”[4]。例如，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他主张：“这个成问题的第三篇之所以含而未发，是因为思想在对这一转向的充分道说方面失灵了，而借助于形而上学的语言亦行之不通。”[5]《存在与时间》提出了一种新的有意诗化了的描述本有(Ereignis)的语言。在这之后，海德格尔在《论本有之思》(Zum Ereignis—Denken)中描述了哲学语言在处理思的事情(“die Sachedes Den kens”)上的困境。《存在与时间》仍然保持着形而上学语言和诗化语言——特别是荷尔德林(H

lderlin)的诗，重新引导了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考。[6]海德格尔并没有将这种失败与他个人的失败等同起来。这种失败在解释学或存在历史(Seinsgeschichte)的背景下总是一种失败。思(denken)在转向“时间与存在”时无力继续下去，并且无法克服传统形而上学的局限——海德格尔的这些评论也就是吉尼翁所说的“失败”的根源。[7]

       海德格尔本人在《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中提到：由于存在不能从包括此在在内的存在者的角度来理解，不恰当地强调存在者(Seiende)与存有(Seyn)的存在论差异(Differenz)，导致了他早期方案的失败。在《黑色笔记本》以及其他30年代中后期的著作中，海德格尔坚持存在对于所有存在者的优越性。在海德格尔这段时期对存在的卓越阐释中，《存在与时间》并没有思考存在，因为它将存在处理为一种存在者与存在的“混合”(Vermischung)，而不是像在1929年的论文《论根据的本质》里将这种区别看作来自于无，或者借助本有——就像他在《哲学论稿》中所做的那样。[8]

       舒尔曼(Reiner Schürmann)评论道：“在《存在与时间》失败的地方，《哲学论稿》成功了。”[9]这是因为，《哲学论稿》立足于一种启发性的时间性，并且从断裂的、不一致的局面出发，这使得《哲学论稿》得以避免萦绕于《存在与时间》中的“先验主观主义”。舒尔曼的评论呼应了海德格尔本人就这一点的断言：既然有了一个新的开端，延续或回归《存在与时间》就已经没有必要了。舒尔曼和海德格尔把对主体性及其时间性的背离等同于对差异性的思考。在《哲学论稿》中，海德格尔的结论是：惟有通过存在与包括此在在内的存在者的差异，存在的问题才能解决；通过对存在的统一性的玄奥缥缈的反思(Wiederschein)无法解决存在的问题，而他的早期思想被这种反思困住了。[10]《存在与时间》从存在者的立场而非存在的差异的立场出发来解释存在，通过这种方式，存在被错误地对象化或物化，这导致了《存在与时间》方案的失败。[11]

       根据海德格尔的《哲学论稿》，这种“存在论差异”本身被证明是过度的限制。它限制了对存在的思考，不涉及任何存在者，甚至不涉及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在1969年的莱托研讨会上，海德格尔再次提出了这个观念：在1927至1936年间，对存在论差异的依赖不可避免地走向一个必然的死胡同(Holzweg)。[12]此处，把存在的优先性置于本体论差异的语境之前被视为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的局限。正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以及在莱托研讨会上所论述的：从存在的概念出发，本有是不可思的，并且伴随着存在的消失，存在论差异也消失了(verschwindet)。②

       在《存在与时间》面世后的几年中，海德格尔迅速地尝试并且放弃了几种新的哲学方案，例如“存在的绝对科学”、“后存在论”以及“自由形而上学”。[13]在《存在与时间》出版后的十年内，海德格尔多次提到这本书的失败以及克服它的必要。但是海德格尔没有止步于叙述这种失败，在这一时期也是如此。

       2.作为方法的失败

       在《沉思》(Besinnung)中，海德格尔指出，他竭力奉行的思维方式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提出存在的问题必然地并且反复地面临失败，这反过来又加剧了问题。《存在与时间》的方案必然失败和粉碎(muβscheitern)，对形而上学的解构和克服注定要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理解。[14]

       在这种转向之后，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种关于《存在与时间》的失败的新的考虑——《存在与时间》无法克服的问题是什么?夏洛(Frank Schalow)认为，所谓的“死胡同”存在于海德格尔对先验哲学的痼疾的逐渐认识中。[15]海德格尔在论康德的著作中试图“解构性地复归先验哲学”，夏洛解释了海德格尔的这种努力如何为他的转向铺开了舞台。在为《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增补的注释中，海德格尔强调了这本书的第四部分如何调整了他之前的先验主义、主体的优先性以及对《存在与时间》的不完整性的“误释”。海德格尔的评论是：“《哲学论稿》：新开端之开端(Anfangzuneuem Anfang)。”[16]这种对彻底的新开端的渴望，以及这种新开端由此而来的失败，澄清了海德格尔早期对《存在与时间》的抛弃以及晚期的回归。

       在《存在与时间》出版后，海德格尔关注于重新解释先验哲学与形而上学的观念。从这方面的著作出发，可以找到另一条支持夏洛的线索。海德格尔论康德的著作和讲座课程《逻辑的形而上学基础》及《哲学导论》表明了他对先验哲学问题的重新关注。根据这种阐释，先验哲学的范式以及海德格尔克服这种范式的努力始终推动着海德格尔思想的范畴和深层结构。尽管生存论、解释学和生命哲学散见于他20年代的思想中，他在30年代日益明确地表达需要一种对“另一开端”(derandere-Anfang)的更为清醒的解蔽，而在对《存在与时间》的质询中这种需要还仅仅是暗示的。《存在与时间》的不完整性与其说是一种失败，不如说是远离先验哲学的一个不完整的步骤，这个步骤开启了一个更基础更彻底的思想转变——这个转变的开端就是《哲学论稿》。

       3.回归《存在与时间》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海德格尔有时会谈到“失败”(scheitern)；但有些时候，他也反对把《存在与时间》评价为单纯的失败或徒劳的“死胡同”(Sackgasse)。“scheitern”一词的词源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通向海德格尔思想的线索：它意味着裂成碎片，就好像一艘船撞在石头上裂成碎片那样(zerscheitern)。[17]在现代德语中，这个词意味着一种意料之外的崩溃或落空。海德格尔经常使用“scheitern”的日常含义：失败。但是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指出，关于失败的哲学思考(“Philosophieren” über das Scheitern)不能等同于一种失败了的思考(scheiternden Denken)，只要它内在地保持着被思的事情本身(Sachenselbst)并将落空作为存在的礼物而欣然接受的话。[18]在路上有数不清的意料之外的曲折和转向，但是没有失败——或成功——之类的事情。为了使存在的真理进入语言，这些意料之外的转向和返回是必要的。

       在晚期的作品中，海德格尔修正了一些自己关于失败的评论，并且通过转入他后期对存在的思考肯定了根本上的连续性，深化了《存在与时间》的立场：

       转向的思是我思想中的一个变化。但这个变化并不是由于某种立场的转变，更不是因为抛弃了《存在与时间》中的基础论题。转向的思来自这一事实：我停留在《存在与时间》中的有待思的实事上，即我探寻的那个视角，这个视角在《存在与时间》中就已经被指定为“时间与存在”了。[19]

       如果从这种立场出发，《存在与时间》就不应当被解释为一部有内在缺陷的以“失败”为特征的残篇。海德格尔自己的著作应当被解读为他从哲学经典中隐含的未思和对存在的遗忘出发来阅读哲学经典。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评论道：

       构思于1930年，但直到1943年才付印的这篇演讲《论真理的本质》，对从“存在与时间”到“时间与存在”的转向之思提出了某种洞察。这种转向并未改变《存在与时间》的立场，但在这个转向中，我曾追求的思第一次到达了那个维度的地方，《存在与时间》也正是由此而被经验的，也就是说，是由存在之被遗忘的基础经验而被经验的。[20]

       三、解释学与未思

       解释学有一条准则：为了从本身出发来理解这个人的视角，要求采用主体的第一人称视角和作者的自我阐释，如作者“理解自己”那样来阐释作者。就海德格尔而言，有充足的理由来限制我们对他的解释学信任。业已证明，无论就自身思想的发展还是就在政治上对纳粹的支持，海德格尔都不是一个一致的和可信的阐释者。考夫曼(Walter Kaufman)曾经评论道：海德格尔的自我阐释显示出他缺乏真正自知的能力。[21]如果海德格尔并不是一个阐释他文本的可靠的向导，那么另一个解释学准则或许是适当的：对作者的阐释要比作者的自我阐释更好或更有洞察力。[22]这一重构的解释学策略符合海德格尔自己的阐释实践：不把作者的自我阐释当做权威。

       尽管早期海德格尔反对脱离人类生活的生存条件的抽象概念式的思考，他也从未对一个作者的生活和思想采取存在主义的或生命哲学的论点。在1924年的讲座课程《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概念》中，海德格尔评论道：对思者来说，知道“亚里士多德生过，工作过，死过”[23]就足够了。主要的哲学工作聚焦于思想的内在结构，这种思想独立于思者生活的偶然的存在者层次的方面。言词不是能够回溯到心灵或主体的生活的单纯表达式。

       海德格尔走了更远的一步：他将思与生活在存在者层次上的偶然性区分开来，同时将思与形式显明的生存结构联系起来。在《形而上学的基础概念》中，海德格尔将“形式显明”描述为一个基本的哲学概念。[24]海德格尔将他早期的形式显明的方法论描述为没有系缚(Bindung)的功能；它释放(Freigabe)或敞开具体的现象，而不会被吸纳或迷失在其中。[25]

       形式化是使具体内容空无(entleeren)的过程。[26]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形式显明最初是一个否定性的步骤。[27]也就是说，例如，对“此在”的形式显明解构了传统的关于人是什么的阐释，并且释放出各种各样的关于生存的具体形式，而不是将其等同于或还原为一种形式或者将其理解为人类生活。

       形式显明或解释学预期的策略是海德格尔早期方案的一个方面，它导致了对“虚假的具体性”的断言。批评家如米施(Georg Misch)、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安德斯(Günther Anders)以不同方式指出了这一点。[28]例如，马尔库塞在与奥拉弗森(Frederick Olafson)的一次交谈中，回顾性地描述了这个问题并表达了不安。海德格尔的形式化和中立化的具体性导致了实践上的和政治上的缺乏坚定，这非但无法弥补，反而被他的一种空洞的决心(Entschlossenheit)的犹疑气质恶化了，这种气质被哈贝马斯称为“空洞抉择的决定论”[29]。这种基本概念层次的独断、空洞且雄辩的气场使得《存在与时间》必然是不完整的和不能完成的。这部著作的一部分魅力和危险就在于它奠定了一种似乎能以多种路径开枝散叶的哲学，而在结构上趋向于激进的民族保守主义和纳粹主义，这些路径之一即是使早期马尔库塞着迷的海德格尔—马克思方向。

       考虑到海德格尔以其哲学概念支持新兴的纳粹政权，考虑到他任弗赖堡大学校长时施行的政策，海德格尔的批评者们正确地指出：不完整性和失败的问题不仅仅关涉纯粹的思想转变，海德格尔的转变与他在30年代的政治参与密切相关。与《存在与时间》的语义相比，这种转向的哲学词汇表更多地——而非更少地——牵扯到德国民族主义。就哲学论哲学的研究方式做得再好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相反，这种研究方式越发使我们怀疑，脱离海德格尔的民族主义(v

lkisch)政治思考来研究这个作为经验对象的哲学家的思想必然错失某些本质性的东西。形式化地孤立地研究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必然扭曲这个有着真实生活的哲学家。

       在20年代，海德格尔主张：思想不单单是逻辑、认知以及推理论证的事情。[30]早期海德格尔在反对狭义的逻辑和理性的优先性的同时，也反对把思还原为个体思者的经验事态，尤其反对被称为“心理主义”的一种变体的自然主义把思的观念内容还原为个体的心理状态。[31]在早期和晚期涉及胡塞尔的评论中，海德格尔提到，《逻辑研究》中对心理主义的批判构成了彻底的哲学上的“突破”；它只是否定性的第一步，却是推动现象学的必要的一步。

       海德格尔没有止步于从本体论事务和经验事务中解脱出来的意向的“思”。他在与活生生的思者的形式显明的倾向性的情感模式的关联中，以及与活生生的思者的隐蔽的无言的前反思的“未思”的关联中重新定位思，这种未思框定了思者之思。在1924—1925冬季学期马堡的讲座课程上，海德格尔对柏拉图的《智者篇》评论道：阐释者不能依赖于作者在这本著作中关于“什么是本质”的陈述，也不能诉诸“意向的”主谓命题。相反，为了更准确地阐释作者认为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应该转向那些遮蔽在沉默中的东西。[32]

       海德格尔将在这个语境下“适当地理解”或“正确地理解”看做“更好地理解”。在1927-1928的冬季学期，海德格尔认为，阐释的过程不能被视为正确性，不能被视为对所与的确切复制。阐释不得不在被思者中参与和对抗被理解者。这种对抗“不是单纯地拒斥被理解者，而是赋予其‘有效性’”[33]。为了让作者言说，为了让思获得“有效性”，必须参与到区别化的对抗(Auseinandersetzung)和“发生在每一次真实阐释中的哲学斗争(Kampf)”中来。[34]通过论证式的反驳，海德格尔反复否认一种哲学的“失败”的可能性，包括否认《存在与时间》的方案的“失败”的可能性。真正的思想从来都不是逻辑和证明的事情。在对尼采的阐释中，海德格尔提到：一种哲学不能通过论证和反驳来“克服”。作为形式化系统化推理的替代品，海德格尔主张这样的一种思想方式：在其中，明示的和主题化的思想(das Gedachte)要被克服，暗示的未思在它的被思想中(das Ungedachte in seinemGedachten)回归到原初的真理。[35]在笔者看来，这种原初的真理即原初的维度——我们应该由这个原初的维度来阐释《存在与时间》，把未思阐释为存在在遮蔽与解蔽的史诗中的显明或印迹。

       海德格尔强调，读者应该避免对作者之思的主观认同，作者之思指向暗含在被思之事中的思想，即存在的遮蔽和解蔽。这样一种对抗并不关涉作者的明确意向或意谓。在与作者“意向”的对抗中，海德格尔对传统西方哲学家的解读所寻求的是使遮蔽于文本中的的未思解放出来，并揭示出文本的“言说”在西方存在论史(即存在的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因此，海德格尔在早期哲学与晚期哲学中一以贯之地主张，在独立于作为作者的思者的哲学文本中，要么有一个观念的意向性思想(早期阶段)，要么有一个遮蔽的存在论思想(晚期的存在—历史的阶段)。如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所强调的，这种思想比作者个人的偶然的经验性的思想更根本，作者个人的思想既囿于个人所处的语境和环境，又囿于个人的意向和第一人称视角。

       尽管海德格尔不愿诉诸关于思者的生活经历信息，但在解读他本人关于失败的陈述时，最好诉诸生活经历信息，这种失败涉及环境、语境和“生活”元素，而非无关个人地涉及存在的历史及存在的宿命。[36]从米施的早期批评来看，没有将哲学思考与“真实的历史本有事件”(eigentlichen geschichtlichen Ereignisses)关联起来，是《存在与时间》的诸多局限之一。[37]

       四、回到海德格尔的“未思”

       被海德格尔视为《存在与时间》中的“未思”者，惟有通过他晚期思考的转向才变得明显，这是“对存在的遗忘的基础经验”[38]。因此，在存在的历史上，《存在与时间》是一个转折点。这部著作昭示并且造就和卷入了对存在的遗忘和在这遗忘之内的人类困境。对海德格尔哲学事业重建之路的质疑可以在此再次提出：这种回顾式的“未思”与“原初”的不完整性是一回事儿吗?是因为隐约看到其未来的思想，海德格尔才终止了《存在与时间》的写作吗?这些问题涉及思想者海德格尔的经验性的生活经历的某些尚不为人知的特征，进一步的历史研究未必能发现这些特征，因此，我们并不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这部作品没有思考的或没有充分思考的是什么?这没有思考的或没有充分思考的就是一种“未思”吗?这已经不仅仅是海德格尔本人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已经有大量的解构性的和重构性的文本。罗蒂(Richard Rorty)的重构提供了这样一种阐释：《存在与时间》的失败源于海德格尔本人的局限，而非它开创性的反基础治疗方案所致。根据罗蒂的评价，海德格尔没有以一种彻底的方式有效地思考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无基础的”生存论哲学治疗。[39]如果《存在与时间》的主要论证在付印的著作中已经做出，如果它能被解读为开放的实用主义的一种相容的形态，或者能被解释为关于“主体的主观性”如何从此在产生的一种具体化的先验哲学，那么《存在与时间》方案的失败并非不可避免。但是，同海德格尔的思想转向一样，这两条道路看来都缺少海德格尔方案中的要素。在思想转向之前，海德格尔在主体的具体表现中阐释其先天性，这与狄尔泰的内在“生活范畴”接近；在思想转变之后，海德格尔无情地批判主体的主观性的先验观念，以及被他谴责为无历史的和无世界的现代主体观念。

       实用主义的解释面临类似的困难。例如，罗蒂的阐释的问题在于：这种阐释最小化了《存在与时间》的先验论—本体论环节，这个环节涵盖了一个比实用主义治疗所需范围更大的哲学承诺。无论罗蒂的解读有何局限，这种解读指示了一种批判地和内在地看待《存在与时间》的方式：将其视为一个结构化的哲学论证和分析的源泉，一个存在主义的和治疗的洞察力的源泉，这个源泉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但也是开放的、有希望的。罗蒂认为，海德格尔未完成并且放弃《存在与时间》的方案，是一种背叛和“缺乏勇气”[40]。《存在与时间》的所谓失败是我们自己的想象，在罗蒂看来，也是海德格尔的想象。

       著作和作者凭借偶然环境、激情和行为事实上联结起来，二者并不像罗蒂主张的那样可以轻易分开。[41]作者的失败和著作的失败既要求对生活经历的批判性反思，也要求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如果认真贯彻解释学的主张，那么，关于海德格尔的生活经历及其语境的诸问题并非与海德格尔的思想无关，虽然一种思想或一个命题的有效性不能被还原为事实上的社会—政治事态以及思想者的心理学上的思想状态。同样地，《存在与时间》的不完整性和有限性是内在于作品本身的，已经同对它的阐释、接纳和任何再想象融为一体。

       注释：

       ①本文英文版Eric S.Nelson,“What Is Missing? The Incompleteness and Failure of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将发表于Lee Braver,ed.,Being and Time,Division III,Heidegger's Unanswered Question of Being,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15.

       ②比较Heidegger,Gesamtausgabe15.Frankfurt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1975—,p.104.本文所引海德格尔文字均出自Gesamtausg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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