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华文化在两岸关系中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岸关系论文,中华文化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上，中华民族曾经有过政治地域上的分裂，然而这总是短暂的。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共同创造、共同拥有的文化传统——中华文化——是统一的。这种文化上的统一，使政治上的分裂不可能持久。历史如此，现实也是这样。海峡两岸在分离近半个世纪之后，坚冰终于开始融化。本文拟对中华文化在维系两岸民众、处理两岸关系、实现国家统一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一粗略分析。
一、中华文化传统：维系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
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化是民族精神、民族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源泉。中国人之所以具有恋土归根的本根意识、华夏族类的共同信念、内聚凝合的情感心理，皆因中华文化的精神纽带在起作用。中华文化所以能成为维系海峡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可以从以下两点基本事实看出：1.两岸实际存在的语言、民俗、血统、信仰的共同性，这是比社会政治制度更为深层的东西；2.两岸实际存在的语言、民俗、血统、信仰的渊源性。我们从分析这些现象发现，正是这种共同性与渊源性，构成了维系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
纽带之一：共同的语言。语言作为人类交际的工具，是我们祖先世代积累起来的极宝贵的财富。长期以来，台湾汉人社会使用的语言是和闽、粤一样的闽南话和客家话。倘从泉州知府汪大猷在澎湖建造房屋并派水军驻守算起，闽南话在台湾已流行八百多年。台湾有两千二百万人口，说闽南话至少有一千六百万人。“夫台湾之人，闽、粤之人也，而又有漳、泉之分也。”（注：连横：《台湾通史·风俗志》。）移民入台后，多聚族而居。语言学家指出，台湾闽南话有漳州腔和泉州腔之别，这是移民来台时多按姓氏房族或来源地聚居而形成闽南话地域差异的表现。以后虽又形成程度不同的“漳泉滥”，即’亦漳亦泉”的闽南话，但基本语音没有变。有人把台湾话以及用台湾话演唱的歌仔戏视为台湾文化不同于中华文化的一种表现，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台湾话即福佬话，完全是来自福建的闽南话。
为了进一步探寻台湾方言与祖国大陆中原的渊源关系，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连横编成四卷本《台湾语典》；近人台湾学者黄敬安又从《十三经》中找出与台湾方言（闽南话）有关系的条目131条，（注：黄敬安：《闽南方音证经举例》。）编成《闽南方音证经举例》一书。二著证明，台湾方言“言多周秦之语，声含中原之音”，是祖国大陆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源于闽、粤，根在中原的台湾方言，使台湾同胞在祖国大陆毫无语言障碍，并成为台商赴大陆投资的首选因素。
纽带之二：共同的民俗。源于人类天性的民俗最能体现慎终追远、落叶归根的民族感情。在台湾，无论岁时令节，喜庆婚丧，还是传统信仰，祭天敬祖，无不处处表现闽粤风尚，事事彰现中原色彩。台湾民俗当中的“拣骨”习俗形成于先祖从唐山渡海抵台之初，那时不管落籍时间有多久，总不忘记在父母去世后，把灵柩运回大陆的祖籍安葬。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则先行把父母棺木暂时埋葬在台湾，以后再拣拾遗骨带回大陆老家安葬。这种风俗，造就了千千万万民众络绎不绝地回祖籍祭祖寻根，并且不断警示后人：落叶归根。正如一位台湾作家所说：“中国人并不吉卜赛，我们是一种即使死在火星上也要把骸骨搬回来的民族。”蒋纬国将军生前为蒋老先生墓庐迁往祖国大陆老家而与当局发生龃龉，也说明即使叱咤风云的人物，其慎终追远、落叶归根的民族感情也和常人一样。民俗历千百年而延续至今，任何力量不能把它一时新建，任何力量也不能把它轻易毁损。日据时期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命台胞烧掉祖宗牌位、神像、香炉，企图禁毁台湾民俗，进而达到扼杀中华文化的目的。但是，曾几何时，台湾同胞奋起抗争的事实再次证明：源出一炉的两岸民俗是任何外力不能轻易毁损的。
纽带之三：共同的血统。族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两岸民众的血统证明书。借助民间保留下来的族谱，我们不仅可以了解祖国大陆有关姓氏家族世代繁衍和迁徙流动，尤其是向台湾地区移民的情况，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从族谱所反映的地缘、血缘等多种关系考察移民的时间、人数、特点，及其对两岸经济、文化相互的关系和影响，闽台民间族谱中有名有姓记载着徙居台湾的，目前见到的最早年代是北宋末南宋初今福建德化县的苏氏家族人，据《德化使星坊南市苏氏族谱》苏氏七世孙苏钦于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写的谱序记载，苏氏一族“分于仙游、南门、兴化涵头、泉州、晋江、同安、南安塔口、永春、尤溪、台湾，散居各处。”另据位于福建永春县城西五里街镇后庙辜村的辜氏宗祠里存放的多达13卷的辜氏宗谱，记载着中华“辜”姓的起源和自唐太宗李世民“赐姓”以来迁徙的历史。两岸辜氏已经隔绝多代没有来往，宗谱难续。辜氏故里宗亲热切祈盼隔绝多代的两岸辜氏早日对接家谱，共叙同宗亲情。（注：港台信息报1998.10.13。）我们就中华文化数千年来一直没有中断过，是由中国文化固有的文化背景、经济土壤、社会结构、政治、思想和学术的连续性决定的，同时也来自于祖辈代代传递下来的历史文化活化石——姓氏符号以及家谱、族谱，在每一代社会成员心理深处所形成的极其顽强的寻根尊祖情结和归属于同一文化渊源的民族认同意识，来自于内化、积淀、渗透在中国人普泛的集体心态中的敬重系谱。台湾世居住民家家户户还保存郡望、堂号以示眷念祖国大陆祖籍；族谱能自然、亲切地把两岸同姓联在一起，均源于此。
纽带之四：相通的民间信仰。台湾民间奉祀的诸多神灵，大多在明清随福建、广东移民传入，但这些对台湾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鬼神并非天外来客，它是在中华文化特定的氛围中产生的，是按照中国人所特有的宗教观塑造出来的，所以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中华文化的烙印，体现了中华文化某些共同的精神特征。如“妈祖”，民间传说她通晓天文气象，精通医道，尤擅海上救护，是东南沿海民众共同的海上保护神；“保生大帝”传说他医术如神，一生行医救人，积善积德；“开漳圣王”被认为是唐代福建观察使陈元光率中原汉人入漳地的开基圣祖。这些神灵的共同处，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中华文化急公好义、积德行善的传统美德。台湾著名史学家连横曰：“粤人所至之地，多祀三山国王，而漳人则祀开漳圣王，泉人则祀保生大帝，是皆其乡之神，所以介福禳祸也。若夫士子之祀文昌，商人之祀关帝，农家之祀社公，药铺之祀神农，木工之祀鲁般，日者之祀鬼谷，所业不同，即所祀亦异，是皆有追远报本之意，而不敢忘其先德也。”（注：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二宗教志。）当然，由于环境的变化，两岸民间信仰出现某种差异，亦属常理。比如，妈祖在台湾民间信仰中的地位及影响面远超妈祖的故乡；神格低于妈祖的王爷，其庙宇总数却超过妈祖，等等，这些都是移民为适应新环境所作的权宜性调整，但台湾民间信仰的“根”在中华文化沃土，则毫无疑问。
二、中华文化特质：奠定两岸统一的基石
文化史家对中华文化特质有一极精辟的概括：即在上应天理、下合人伦、贯穿于万事万物本质属性的一个“和”字。孔子弟子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都强调“和”。老子讲：“知和日用”，以“和”为恒常的准则。《中庸》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肯定“和”是最高准则。纵观中华文化巨大宝库，无论哲学、医学、文学、还是农学、商学、社会学、伦理学，都以“和”为潜在主流和最高境界。哲和则哲理圆融，医和则医道入神，文和则文风典雅，农和则农耕适宜，商和则商誉隆盛，人和则相濡以沫，事和则相辅相成……是故中华民族因“和”而不分裂，两岸亦因“和”而奠定下和平统一的基石。
回眸历史，“和”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归宿，是经由战到和的几步转变才奠定的。建国初期，祖国大陆对台方针主要是强调用武力解放台湾。194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布《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提出中国人民的光荣任务“就是解放台湾……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注：人民日报1950年1月1日。）为此中共专门进行了军事部署，成立了前线指挥部。并在1955、1958年先后两次发动炮打金门行动，发射炮弹数万发。第二步，提出和平统一大政方针。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台湾与祖国大陆实现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表示在解决统一时，“将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并建议通过商谈，尽快结束两岸的军事对峙状态，从而使两岸关系进入了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新时期。（注：人民日报1979年1月1日。）与此同时，中共还采取了一系列有利缓和两岸关系、推动统一的实际步骤和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对金门、马祖的炮击及对台湾的空飘海漂活动；停止执行国民党空军起义官兵奖励办法等。第三步，提出以“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杨力宇教授时，对“一国两制”构想作了较为具体的阐释，内容包括：“一个中国”、“两制并存”、“高度自治”、“和平谈判”等。从“解放台湾”——“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显见祖国大陆为实现统一化干戈为玉帛的诚意与智慧。
国民党的大陆政策同样经历了一个由战到和的过程。退台之初至五十年代前期，在美国推行对共产主义“围堵”政策、发动侵朝战争及扶蒋反共的形势鼓励下，台当局提出“确保台湾，反攻大陆”，“勿忘在莒”，叫嚷“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不断派飞机轰炸内陆城市，派遣小股部队到内陆骚扰，幻想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卷土重来。第二阶段：光复大陆。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是其推行冷战对峙政策时期，台当局确认统一中国的主要途径为“实现孙中山之三民主义，而非凭借武力”，放弃了“反攻大陆”的口号，将之改为“光复大陆”，即“恢复大陆人民的自由”。第三阶段：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八十年代初、中期，国民党的基本立场虽然没有变化，但其作法和态度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主要表现是，确认“偏安不能自保，分裂必然灭亡”的基本理念；改变“反共复国”方针，提出一个略有弹性的方针性口号：“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申明“和平统一确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或许“和”未必是台湾当局的初衷，但从“反攻大陆”到“光复大陆”，从“光复大陆”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台湾当局走过的无疑是一条从战争到和平的光明之路。
进入两岸关系发展新时期，祖国大陆在推动和谈上，不断主动调整对台方针政策。首先，在谈判原则上，对“一个中国”内涵的定位呈现出更强的包容性；其次，在谈判主体上，经历了从中央与地方、两党对等以及海峡两岸谈判的变化；再次，在谈判的诉求上，由“三通四流”、“事务性协商”到“政治谈判”作了三次重要调整。总的看，祖国大陆始终如一地表现了和谈的诚意。台湾方面也相应出现了一些变化：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突破僵硬的“三不政策”，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接受祖国大陆海协会建议，举行“汪辜会谈”等等。但是，台湾当局却常常自我设限，经常提出一些阻碍两岸关系发展的政策，如：“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阶段性两个中国”等，可以说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是被祖国大陆推着走的，其政策的调整很大程度上带有被动、防范、策略的性质。台湾当局应当从检讨近半个世纪大陆政策的变化中认知，改变这种状况，是需要“和”的勇气、“合”的智慧与“谈”的诚意的。只有两岸一齐努力，统一的基石才会牢固。
台湾学者钱穆说：“大陆喜欢合，台湾亦喜欢合，乃至……全世界的中国人都喜欢合。”（注：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国民性及中国文化》。）“合”无疑是两岸中国人的共识。祖国大陆学者张力文在中华文化特质“和”的基础上，更将“和”，与“合”融为一体，开创了一门崭新的学科——和合学。他用三句话来概括这个理论：“和”，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合”，指异质因素的互补互济；“和合”，指异质因素由此而形成合力。呈现出和谐统一的局面。（注：张力文：《和合学概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两岸由“战”到“和”，由“和”到“合”，从异质的对立，到异质的共处，并进一步“和合”成和谐统一的新质，这就是以“一国两制”为内涵的统一的中国。邓小平说，和平统一，并不是我吃掉你，你吃掉我；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正是“和而不同”的最好运用。一国两制，和而不同，既是在“一国”即中国主权上的“和”，又是以“两制”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上的“不同”；既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其他党派）在实现国家统一之上的“和”，又是以各自奉行的“主义”上的“不同”。也就是说，为了实现“一国”之“和”，可以允许“两制”之“不同”。试问，这样兼收并蓄的“一国两制”，难道还不能为各方乐于接受吗？
三、中华文化交流：推进两岸关系的动力
历史上，两岸交流可谓源远流长。台湾赫赫有名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长滨文化，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大岔坑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金石并用期的圆山文化与风鼻头文化，无不笼罩在祖国中华文化灿烂光环之中。开发台湾第一人——左镇人，就生存年代而言，与3 万年前华北山顶洞人大致相当。他是我们发现的最早开发祖国宝岛台湾的先驱，揭开了台湾人类历史的第一页。左镇人是在台湾海峡露出海平面之后由祖国大陆经过长途跋涉进入台湾的。（注：周文顺：《台陆关系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流动年代在距今17000年至5000 年前的长滨文化遗址，其代表性器物与祖国大陆出土的石器、骨器在基本形制、制作技术、质料方面，没有多少差别；其偏锋砍砸器尤与湖北、广西出土的砾石偏锋砍砸器相似。（注：韩起：《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载《考古》1979年第3期。）暗示长滨文化对祖国大陆文化的继承。 流动年代约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间的大岔坑文化，其“有段石锛”为一有柄先进生产工具。由著名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主持的“大岔坑文化”遗址发掘研究结果，从时地空间上将台湾史前文化与祖国大陆的联系，由福建、广东、广西推及山东等内地省区，且追溯到了旧石器时代，证明台湾史前文化的源头在大陆。（注：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载《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流动年代在距今4560年至2050年间的圆山文化，其代表性的有段石锛、有肩石斧与一枚两翼式青铜箭头，证实圆山文化时期台湾与祖国大陆确有交往，并可能从沿海纵伸至广阔的内陆。（注：台湾锦绣出版社有限公司《台湾全记录》。）流动年代在距今4500年至400年间的风鼻头文化， 其三期文化遗存，都呈现着鲜明的大陆性格。（注：韩起：《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载《考古》1979年第3期。）显然，从“左镇人”开始，大陆每一批移民的到来，都为台湾社会注入了大陆先进文化的血液，使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那时的两岸关系，一直以祖国大陆为主导。例如，开发台湾第一人“左镇人”有可能为台湾带去了大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成就；“长滨人”则明显为台湾带去了华北山顶洞人的成就；西周以降的几次移民也必然为台湾带去了大陆奴隶制时代，甚至封建时代的某些成就，从而推动台湾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升。
历史上对台湾社会发展产生直接作用的是两岸贸易。较早的隋唐贸易，具有偶然性、一次性的特点，因此被称为“一锤子买卖”。宋代，大陆方面经常有商人前往台湾北港与高山族人进行贸易，而高山族同胞也常常主动前来与汉族同胞贸易，以所产“黄腊、土金、犛尾、豹脯”交换汉人日用品。（注：宋·赵汝适：《诸蕃志·流求国》。）北港“掘出古钱千百瓮”，（注：清·朱景英：《海东札记》卷四。）足证宋代以来，那里一度是两岸贸易的重要市场。元代，横跨海峡的热线“东洋针路”的开拓，使台、澎地区成为国际海洋贸易的必经之地。《岛夷志略》指出：台湾“地产沙金、黄豆、黍子、硫磺、黄蜡、鹿豹麂皮。贸易之货用土珠、玛瑙、金珠、粗碗、处州磁器之属。”（注：元·汪大渊：《岛夷志略·琉求》。）这段文字已显见海峡两岸直接贸易关系的存在。明朝隆庆以后，海禁开放，整个台湾海峡展现一派壮观、繁荣景象，福建巡抚明文规定，对前往“鸡笼”、“谈水”、“北港”的船只，视同往来于大陆沿海或福建省内的船只，不仅不限船只，还实行与往返大陆沿海和福建省内船只一样的税率。海禁时期，大陆人出海困难，高山族同胞主动划着小船前来大陆贸易；海禁既开，跨越海峡的艰巨任务则由航海设备和技术遥遥领先的大陆人来承担。那时，两岸人民之间似乎已达到了这种默契。荷据时期，荷兰殖民当局采取向大陆靠近的政策，除生产资料耕牛、铁器，生活资料糖、丝绸、纺织品的输入外，最引人注目的是生产技术，如水利、制糖、制樟脑、制磺、建筑技术的全面输入，使台湾社会出现了最早的水利设施、台糖由输入一跃而为输出等巨大变化。清代，台湾贸易兴旺、发达，是以祖国大陆为主要市场的。例如，“台南三郊”中的“北郊”是以大陆北中部沿海城市宁波、上海、烟台、天津、牛庄（今营口）等地为主要贸易对象；“南郊”是以大陆南部沿海城市漳洲、泉州、厦门、金门、香港、汕头等地为主要贸易对象：“糖郊”以经营台糖、台米等农产品为主，无论南北，大陆各沿海商埠，均为其活动范围。日据时期，日本殖民当局为了克服大陆对台湾的影响，淡化来自祖国大陆的民族感召力，确保其长远殖民利益，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宁可舍近求远、弃重利于一时。但是，每当岛内经济困难之际，他们就不得不返回头来，与大陆发展贸易关系。这也说明，两岸之间的贸易才是最自然、顺畅、利益最大化的贸易渠道。
有必要指出，以上可谓两岸贸易，不能看作为单纯的“做生意”。从文化学上看，贸易之“物”，具有物质文化的意征，这是指人类一切创造性活动的成果，属“文化”之表层；贸易之“易”，是狭义的“行为文化”，属“文化”之深层。而无论“物质文化”，还是“行为文化”，纵观两岸贸易发展的历史轨迹，都不难看出其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对两岸关系的推进。一.台湾的贸易活动是在祖国大陆高度发达的封建经济的干预下发展起来的。一般而言，贸易活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大批汉人到达台湾之前，由于台湾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其本身不可能产生贸易活动。随着汉民族的足迹出现在台湾岛上，尽管台湾社会内部尚未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工，贸易活动却捷足先登了。二.两岸贸易尽享“一国”平等待遇。即使在台湾版图尚未归入中国之前，大陆政权随着两岸交流的日益频繁，已不再把台湾作为“殊方异域”的“外洋”对待，而实行与大陆沿海及福建省内一样的税制政策。三.两岸贸易不仅是一般的物物交换，更是祖国大陆先进生产技术与文化的输入。水利、制糖、制樟脑等技术是华复民族千百年生产实践的优秀科技成果的结晶，为台湾社会生产力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近代台湾经济的四大支柱（米、糖、磺、脑），无一不是以中华文化的甘霖培育起来的。两岸贸易其实更是两岸文化的交流。四.台湾社会直至明末，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而祖国大陆此时则在先进的封建社会母体中开始孕育资本主义萌芽，因此历史上两岸交流，包括两岸贸易，无不以祖国大陆为主导，推动着两岸关系的发展。
进入当代，若从1979年算起，两岸经贸经过20年从暗到明、从小到大的发展，已取得很大成就。1979年两岸贸易额仅为0.77亿美元，截止1998年11月底，累计两岸贸易总额1347.01亿美元，其中， 祖国大陆对台出口215.99亿美元，自台进口1131.02亿美元， 台湾是我第五大贸易伙伴；累计批准台资项目41115个，协议台资金额406.29亿美元， 实际使用台资金额211.08亿美元。（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20周年笔谈》，《台湾工作通迅》1999.2.10。 ）台商投资占我吸收境外投资的第二位。
20年的两岸经贸交流促进了海峡两岸经济的共同繁荣，也推进了两岸关系的全面发展。从台湾看，两岸经贸交流促进了台湾产业升级和对祖国大陆的出口，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如果没有对祖国大陆贸易的顺差，台湾的外贸将会是逆差，其以外向出口贸易为主的经济发展将受到制约。从祖国大陆看，台商的投资促进了大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有效地缓解和弥补了大陆建设资金的不足，增加了就业，台商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了祖国大陆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祖国大陆经济快速发展。
四、从统一的中华文化到统一的中国版图
中华文化的统一性，核心是全民族共同意识的精神情绪，它来自于共同的历史背景，共同的忧患经验，共同的荣辱记忆，以及共同的人文创建。中华文化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炎黄为人文共祖，以华复文化为中心，同时融汇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正是这统一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根基深厚，风泽广被，拧成一股强劲的凝聚力、向心力与认同感，成为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
两岸都是中华文化哺育成长起来的。尽管两岸在制度层面、政治层面存在诸多差异与对立，但两岸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却有殊途同归之幸。一方面，祖国大陆对中华文化的弘扬不遗余力。虽然历经“文化大革命”的磨难，劫后余生的中华文化依然根基挺拔，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保存与维护愈益自觉。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以来，祖国大陆对中华文化在两岸关系中的地位，一直给予很高的评价，两岸的文化交流也日趋活跃。江泽民同志关于“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的讲话，更成为全面推进中国统一大业的指针。另一方面，岛内对中华文化的复兴煞费苦心。60年代中期，针对祖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对文化的摧残，台湾当局不失时机地拉起复兴中华文化的旗帜。在持续数年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台湾当局以学术研究为幌子，掩盖其反共的营生。始料未及的是，老调子未唱完，却意外留下了一批苦心孤诣的学术著作，其中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籍今注今译28种为代表。从此，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岛内被纳入有组织、有领导、有目的的发展轨道，甚至九十九款的《国民生活须知》也被赋予了中华文化的意涵。台湾领导人还高唱“以中华文化的民族大义，完成国家统一”，（注：李登辉：《走向“文化中国”》，行政院新闻局1991年。）企图以此来表明其追求统一的意愿。由于两岸对中华文化弘扬与复兴所作的努力，中华文化在两岸不仅没有被湮没，没有被割裂，而且形成一种共识。
这种对中华文化的共识，在两岸民间更具深厚民意。尤其是在岛内，民众对文化交流与中华文化的发展，表现了相当的热忱，这对于两岸和平统一无疑具有正面的意义。台湾中华征信所与二十一世纪发展基金会就民众对两岸文化交流优先政策与优先策略，曾做过多次调查，是对此极好的印证。（注：《台湾人的文化观》，中华征信所1998年5月版。）针对民众是否赞成现阶段以文化交流为优先的两岸政策，1991年所做的调查表明：23.0%表示“很赞成”，55.9%表示“赞成”，5.1 %表示“不太赞成”，1.6%表示“很不赞成”，还有13.8%表示“不知道”。结果显示近八成（78.9%）的受访者表示“很赞成”或“赞成”以文化交流为两岸政策的优先政策。关于文化交流优先策略，以赞成“在发展中华文化时，注意台湾地区特色”的策略为最多（55.4%），其次是“优先发展台湾文化”（14.8%），“优先发展中华文化”（11.8%），“放弃传统文化，开创世界现代文化”（7.9%）， 显示超过一半以上的受访者比较赞成采取以“发展中华文化时，注意台湾地区特色”的发展策略。四年后，为了了解民众对未来两岸文化交流走向的看法，中华征信所提供了6个答案供做第一或第二选择。调查结果， 第一选择以“透过两岸文化交流，共同发扬中华文化”所占比例为最高，计32.4%，约占三成二强，超过位居第二的“不知道／无意见／未回答”（28.1%），更远超位居第三的“传播现代文化，促进大陆和平演变”（19.3%），和位居第四的“加强发展台湾文化，摆脱大陆文化影响”（12.4%），值得重视的是，1995年正处于两岸关系低迷时期，台湾民众把“透过两岸文化交流，共同发扬中华文化”作为第一选择，可见民众对于两岸关系未来走向充满信心。
两岸交流其实不仅仅是人员的你来我往，更是心灵的沟通和文化的融合。据中国旅游协会1999年公布的材料，从1987年底到1998年底，来祖国大陆访问的台胞累计1950万人次，这一数字已占岛内总人口的85%；而祖国大陆赴台人员累计亦近30万人次。（注：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王尔康讲话，新华社1999.3.20。）另据文化部 1999 年公布的材料， 从1989年到1998年11月底，经文化部批准的两岸文化交流共有 1808 项、18007人次。其中，大陆赴台1125项、10137人次，台湾来大陆683 项、7870人次。（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20周年笔谈》，《台湾工作通迅》1999.2.10。）深具意义的是， 大陆赴台项目大大超过台湾来大陆项目，显示祖国大陆对高层次文化交流的意愿和着力，以及“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自觉。
中华文化在民间深深扎根的同时，也发挥着打击“台独”的巨大作用。抑制“台独”势力恶性膨胀的手段很多：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是对“台独”的潜在威慑；进行军事演习，是对“台独”现实的警告；而以中华文化的历史精神来揭露、批判“台独”，则是对其最致命的一击。“台独”活动向来以割断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联系为己任，老牌“台独”分子史明所著《台湾人四百年史》，讲的是“台湾人四百年的文化传统”；“台独教父”彭明敏诡称“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民进党“文化会议”，则要“把‘中国’从台湾文化字典中连根拔除”，来“凸显台湾文化的自主性”；（注：台《自立早报》1993年8月20日。 ）还有屡屡发生的教科书事件，企图给台湾青少年一种错误的导向。“台独”理论家更制造出“台湾人有自己的语言”、“台湾人有自己的历史”、“台湾人有自己的血统”等“理论”，这些天方夜谭式的“理论”，一经中华文化的检验，便显露其无理知无聊、背宗忘祖、分裂祖国的嘴脸。过去人们常说，亡人之国，必先亡其历史；我们也可以说，分人之国，必先改其历史。现在那些闹分裂的人，很怕讲历史，也讳言历史上的传统文化，因为历史的真实有强大的说服力，是他们抗拒不了的；优秀的文化有惊人的凝聚力，也是他们不能改变的。因此，维护中华文化在两岸关系中的崇高地位，以中华文化为镜鉴，不啻掌握了打击“台独”的有力武器。
拙文肯定中华文化在两岸关系中的“纽带”功能，是指祖国大陆与宝岛本为一体，同宗同文，同根同源，具有联系上的渊源性；肯定中华文化的“基石”地位，旨在说明两岸和平统一的理论基础在中华文化的“和合”特质，是不可动摇的；肯定中华文化的“动力”作用，意谓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交流互动是两岸关系的活水源头。由引观之，中华文化在两岸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乎具有历史的、理论的和现实的根据。那么，是否可以认为从统一的中华文化就能够自然达成统一的中国版图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1.两岸分离是国共内战的结果，解决之道仍须用政治的方法，而非文化所能及；2.两岸统一实力最大的政治，汪辜会谈从事务性转入政治性，说明只有政治谈判才能解决国家的统一问题；3.从统一的中华文化到统一的中国版图，需要经由中介“一国两制”方能实现。有学者统计关于两岸和平统一的模式不下数十种，其所以不能被认同与实施，除了那些奢谈国民党虚假“法统”的论调不被人们接受外，一条重要原因就在其要“吃掉”对方。而“一国两制”方针所以能够受到人们的欢迎，就是因为它倡导两岸都不以本身奉行的主义去把对方“统”过来。在这个前提下，两岸应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巩固既存的文化情结，以诚相待，求同存异，那么，尽早达成统一版图的历史机遇则庶几可待。
肯定中华文化在两岸关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并非鼓吹中华文化万能。“以中华文化统一中国”论之所以不能成立，在其错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把文化强调到了不适当的程度。但是，中华文化在两岸和平统一进程中的“纽带”功能、“基石”地位、“动力”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任何其他东西无法替代的。正如江泽民主席所指出的：“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注：江泽民：《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随着两岸交流互动的日趋频仍，如春雨般“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中华文化，将潜移默化、沁人心脾地改变人们对统一的认知，直至达成共识。不难想见，中华文化扎根两岸之日，也就是和平统一水到渠成之时。两岸同胞正翘首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