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明的对比——体育体制与运动进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鲜明论文,体制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体育是世界进步的组成因素
人类世界是进步着的，世界进步是以人为本的。
试以人口和食物问题来观察世界动向：人口学家指出，世界人口生育率自1972年以来下降了一半（由每名女性生育6个子女下降为2.9个），仍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继续下降。（事实上，不仅是出生率的下降，人口下降现象也已在多个国家出现。）全球人口将由现在的64亿增至2050年的90亿左右，但之后将急剧下跌。[1]过去的40年里，在世界人口成倍增长的同时，食品生产也在加速增长。现在平均一个人吃的东西比祖父辈多了25%，全球约有17亿人属于超重或肥胖。虽然现在世界仍有约8亿人缺少食物，然而，“我们知道，只要有充分的政治意愿和远见，就可以解决长期的贫困”问题。[2]
创新改变着世界。当前，“工人创造的价值比1929年多得多。在美国，75年来每小时的产量提高了5倍。”[3]
经济发展改变着人们的消费需求和产业状况：“就对英国国际收支的贡献度来说，1996年摇滚乐比钢铁产业更高，1998年‘辣妹’是英国最大的出口项目。”[4]随着社会进步，人们的人文消费需求在迅速增长着。
可以看到：人们的健康和体力，既是对世界进步起促进作用的“元因素”之一，又是世界进步的一个重要成果和标志。因此，体育是世界进步的组成因素。体育进步和世界进步交相辉映。
以当代奥林匹克运动为例，它的迅速发展是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的。罗格说，在8月13日至29日的雅典奥运会期间，全球有39亿人至少观看过一次电视转播，打破了悉尼奥运会36亿电视观众的纪录。雅典奥运会电视观众累计的总人次达到了400亿。[5]开幕式所反映的人类文明历史进步步伐的一个侧面，成为全球观众的高雅享受，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共鸣。奥运会不仅更快、更高、更强，而且更加文明和艺术。
奥运会（包括残疾人奥运会）不仅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表演平台，而且，其宏伟、繁茂的体系，深深地扎根到群众生活之中。不光是富国、强国，而且是小国和弱势群体，同样有披金挂银、展现其英雄本色的机会。不光是制胜，更重在参与：伊拉克足球队和阿富汗女子短跑运动员的出现，带给人们以巨大的欣喜和鼓舞。不光是体质的闪耀，同时是智慧的展现：智慧在外部，反映在规模宏大的设施建设、设备创新等等领域；智慧在内部，更反映在训练工作的深刻进展之中。
奥运会对社会进步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公开、公平、公正竞争和个人主动性的发扬，不能不对民主意识有所激励。奥运会体现着“和而不同”：整体秩序和个体自由、发展性和阶段性、规律性和随机性、历史性和创造性……宇宙中众多的运动规律，深刻、丰富而又和谐地运行在奥运生活之中。
2、十月体坛的两个轰动性事件
2004年10月，在中国体坛出现了两个轰动性事件：一是NBA在上海和北京各举行一场季前赛；一是中国足坛爆出了崩盘性兆头。
NBA进驻中国是一次缜密的商业操作，极力地营造着它的氛围。在硬件方面，连地板都从美国运来，一个球场的地板就值16万美金。球场里的所有设备都经过了改造，自动翻转广告牌是从欧洲制作后空运来的。包括ups电源，各项通讯设备……硬件配备十分周密。对于细节要求达到苛严的程度，例如，不惜费尽心力找到3台每分钟能印85张的快速复印机，据说一天的租金就将近5000元。人员配备更是周到，三架包机的美国来客共400多人。随行人员的比例高得出奇：不光有球队老板、专职裁判、记录台技术统计人员、现场声光效果操作人员、队医等等，还包括前NBA巨星等美国篮球界人士、拉拉队女郎、吉祥物和中场休息时扣篮表演的人员等等，连拖地板的人员都细心配备在内。[6]从硬件到人员配置，无不洋溢着精益求精的进取姿态。显然，围绕着以篮球技术水平的发挥和篮球影响的扩展为核心，能动地“生长”着相关联的一切。
这样的缜密操作和巨额投资，效果如何呢？球赛进行得紧张、激烈、精彩，观众和媒体一致叫好。单看商业效益：“NBA中国赛，北京净赚500万。”[7]
NBA诞生50多年来，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体育运动组织机构之一。其比赛可以吸引几亿人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观看。其产业效益，NBA联盟上赛季总收入接近30亿美元。[8]它使自己成为世界篮球技术水平的颠峰，拉动了世界篮球的进步。通过NBA中国赛，我们触摸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体育体制。
2004年10月，中国足坛爆出了崩盘性兆头：10月13日，中国足球队0:1败给科威特（若非刘云飞表现出色，比分应是0:3），随后就在小组赛中惨遭淘汰，断送了德国世界杯亚洲出线机会。10月2日，北京国安队罢赛，3天后，宣称将“暂时退出中超联赛”（后经足协调处理作罢）。接着，10月中又出现了大连实德队罢赛，及多起球场内外暴力事件。多家俱乐部正式向中国足协提出质询和改革建议，中国足协却运用“太极拳战术”进行回应，基本上是拖回老路。“2004年，中国足协甩掉经营了10年之久，正在急剧贬值的甲A品牌，把最高级别联赛升级为中超联赛，试图求得新的开始。”“在竞技、心态和文化上，中超全面继承了甲A的顽疾……原有的黑哨、假球毒瘤没有得到根治，赌球、撤资、派系的‘新三大危机’，又成为笼罩在球赛赛场上的更沉重的阴云。”“事实上，改革11年来，中国足协的政绩乏善可陈。男足两届世界杯，仅一届出线；三次奥运会外围赛，均以狂放始，以消沉终。……女足曾两次获得世界最高级别比赛亚军，却迅速而彻底地花果凋零……在雅典……留下0:8的历史性惨败。”[9]
中国足球的运转，不仅让广大观众“看不懂”，也使许多专家“看不懂”。例如，2004年12月获得世界任意球比赛亚军（尽管娱乐性超过竞技性）的申思，在2004年度，不仅没有资格作为中国国家队员出场参赛，连作替补的资格也没有。这种选拔工作，其公正性和先进性，成色究竟怎样呢？联系到媒体关于有人行贿入队的透露，“国家利益”摆在哪里呢？
中国足球迅速地“脱离”了广大的曾经热烈地关心、爱护着它的人们。“一轮六场中超比赛的观众总人数只相当于十年甲A一场比赛的平均人数。一家俱乐部的老总说，今年他们俱乐部门票收入最少的一场只有区区700元钱，还不够印制球票的费用。”（椐《南方周末》2004年12月30日M8版：《“足球革命者”徐明》一文的报道）蹒跚衰朽，令人感伤。
NBA的成功和发展态势、中国足坛的混乱和衰颓态势，形成了尖锐、鲜明的对比。
3、内在动因
中国足坛与NBA的鲜明对比，为分析内在动因提供了活生生的认识资源。只要确实抱有诚意，抱有“打破沙锅纹到底”的精神，动因终是可以找到得的。
透过NBA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表，可以看到其内在机制：体育业务、商业运作和行政管理，既是统一整体，具有共同的中心——篮球水平，又各环节各司其责，各有其独立运行和发展的业务空间。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种市场机制。当然，NBA并非没有问题，梦六队在雅典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但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
即以这次驻华行动来说，400多人的团队，不但没有一个闲人，而且没有一人不为促进比赛成功而积极努力着。同时可以看到，这400多人的团队，各环节有各自的“专业”和自主努力空间，没有一个需要行政“一拨一动”的“棋子”。是的，运动员必须遵从教练员的战术意图；但是，运动员仍必须以自己活生生的创造性发挥来进行竞争性的参与，因而远非“一拨一动”的“棋子”。在这里，国王队、火箭队与NBA联盟总裁大卫·斯特恩……，既构筑共同的体系，又各自独立存在。他们为篮球进步，努力形成一种更有利的协同关系，而不需要维持妨碍进步的束缚关系。斯特恩可以拿NBA的篮球成就自豪，却不需、也无权去干预任何一个篮球教练的业务或运动员的动作。
中国足坛的崩盘性兆头，反映的是一种体制性危机：“政企不分”，行政统帅一切、迫使下级和基层丧失纠错和创新活力的体制。
中国足协制订中国足球踢法的发展方向、训练方针、体能测试标准、运动员选拔规格，甚至曾经制订示范性的、贯串全年的“周训练计划”，并运用这些来评估和影响教练员的任用和进退，迫使教练员相当部分地交出业务自主权而向训练操作员转化；然而，中国足协却从来不对任何二次训练失败负责。（《参考消息》2004年11月20日第5版《选错洋教头 泪洒绿荫场》一文，译载《德国之声》网站11月18日的长篇报道说：“阿里·哈恩被中国足协选为主帅时，曾引起德国媒体的一片轰动……实在不明白中国人凭哪一点相中了哈恩。”“阿里·哈恩来到毗邻的西德开始当教练……每况愈下，来中国之前已经沦落到丙级……俱乐部经理。但是……中国足协选帅组的成员们不惜降低身段，多次前往阿里·哈恩处恳请他出山……。”“据说，当年中国足协之所以放弃了具有‘白巫师’绰号的法国名帅特鲁西埃，是因为他脾气特别大，不好管理……。”《扬子晚报》11月18日A14版：《杨一民：哈恩肯定走人》一文报道说：中国足协副主席杨一民肯定哈恩的一大优点就是“为人非常谦虚”。选择的不在于是否具有真知灼见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才，而在于能否尊重领导、贯彻意图、办事顺手，能烘托气氛的庸才。《体坛周报》11月17日A9版报道透露，教练员的“仕途”，主要不取决于业务水平，而是牵连着与权威方面的关系。从这些报道中，不难看出中国足协对自己与教练的关系的期望和定位。）
中国足协表面上也讲为了足球进步，实质是把领导权威摆在足球进步之上；表面上也讲市场改革，实质是把行政关系摆在市场关系之上；一切首先注意维护自身的直接权威。这样，在体系中，权力难免和金钱发生关系，腐败也就随即开始，以至黑哨、假球、赌球、球场暴力……滋生。“比如辽宁队的赌球之风导致了三场莫名其妙的惨败，上演了辽小虎肇俊哲怒摔队长袖标一幕。”[10]甚至有报道说：“内部人士惊曝哈恩赚钱黑幕，有人靠行贿进国家队”。[11]这样的事情，一件件涌来，一件件不了了之，无法解决也无需解决，发展至今出现了崩盘景象。
在中国足协的体制下，各俱乐部成为中国足协行政下属的分支机构，而非独立自主的业务主体。纵有一些有志人士想动手改革，也无从施展。
中国足坛的混乱和衰颓景象，并非产生于朝夕。领导也并非没有关注，动用的手脚不可谓不大，抓得不可谓不紧：更换王俊生为阎世铎，改“甲A”为“中超”，历时11年，投入上百亿，而衰乱景象却反趋严峻。这清楚地表明：对于内在动因认识不清，药不对症。
有的论者认为，中国体育只要高举“举国体制”，在国际竞赛中就会肯定地占有优势。然而，中国足球始终坚持着“举国体制”，却并未能避免失败。这个教训，很值得正视。
4、创新和进步
训练是足球进步的动力机，是足球体系的业务核心。只要“动力机”不坏，是不可能走到濒临崩盘的边缘的。衡量训练工作的标准，就在于是否能争取到进步；而争取进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创新。
“从根本上说，创新就是将不可能性的疆界不断往前推进。”[12]以此观察NBA训练体系，它的一个特点，就在于依靠主教练率领有关技术人员和运动员，不断地进行创新。主教练身处矛盾焦点，他立身的依靠，就是在经验和学术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觅取更有效益的创新，藉以与对手展开竞争。
NBA不停地挖掘潜力。例如，它努力促使运动员公平竞争，促使他们努力继续自我更新。同时，尽管人才济济，它仍然不停地把搜索的目光投向各地。
姚明的入选，不仅由于突出的身材，而且由于不断积极改进着的技术水平。姚明一年的NBA技术生活，是既有进步又还在积极进取着的生活。姚明的技术水平多方面有进步，同时，仍存在失误；失误同技术“不到家”联系着，构成继续进取的具体目标。姚明说：在NBA比赛和训练，每个运动员都必须抱着百分之百的积极努力态度。姚明说：“（在NBA）许多运动员都说要不择手段地对付我……说会用身体挑战我……但我不担心。你知道为什么吗？在中国受伤的机会更大，NBA是非常职业化的。”职业化的深入发展，促进着有关关系的优化，其中包括裁判工作和对恶意行为的一定程度的制约。姚明说：“在中国，有些候补球员上场就为了犯规，他们会击你的脸、身体，等你跳起来，把脚放在下面，等你踩在上面，所以CBA比赛中我不大跳的。”姚明说，国内有支球队“所有球员都用脚、肘、膝伤人。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大个，用他的膝顶我的膝的侧面。”[13]
刘炜的出场并非只是幌子，而是参加了入选竞争；未能选上在于技术水平不够，而非其它关系问题。在北京上场10分钟：0分、1个篮板、3次失误、1投不中、1次犯规。其中的2次失误，是从后场快速运球到前场、急停持球寻机，这在中国球赛中是习惯动作，而在NBA赛场就成为失误——球被对手夺走。（这就是说，技术发展的这种“不到家”，在中国赛场看不出，而在NBA赛场就暴露出来了；这说明，在“动作技术发展系列清单”上，两家存在着差距，NBA在创新上领先。）刘炜的身材条件(1980年生，身高1.90米，体重86公斤）并不次于泰伦·卢（1977年生，身高1.83米，体重80.7公斤），然而，“对手泰伦·卢的贴身紧逼让刘炜无所适从。”[14]“刘炜的表现机械而简单——将球带到前场，把球传给队友，之后就习惯性地跑到一侧‘站桩’。”[15]这些并不是刘炜个人的欠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篮球技术水平的欠缺。
与NBA的依靠教练员领头创新不同，中国足协在足球业务上要求于整个体系的，是“坚决贯彻”而非“创新”。
“管理机构试图以加强行政管理的老手段，来解决市场化带来的新问题。从未接触过足球工作的阎世铎在2000年受命出任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在第一次视察国家队时，他不得不向周围的人请教什么是“越位”。两年后，薛立调任足协副主席……她公开露面时做的第一件事同样是询问何谓‘越位’。”“在训练方法上，最近几年中体育总局多次发出指令，要求足协借鉴‘优势项目的经验’，强调‘艰苦’、‘三从一大训练方法’等传统精神。每当中国足球遭遇失败，常常就有体育总局官员试图以传统体育模式下的经验，来纠正它的‘弯路’。”[16]其实，官员懂不懂足球的具体业务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斯特恩也未必清楚篮球的具体业务；官员是不是能促成一个体系，能辨识、任用和发挥人才，能促进而不是束缚创新精神，这才是大问题。
正是由于行政的“越位”，才导致整个体系的创造性的被扼杀。日本足球资深评论家后藤健生说：“中国集合了跑得快、长得高的球员，但毫无个性可言，他们踢的是落后足球，是日本足球发展的‘反面教师’。”[17]创新既无从谈起，技术水平就徘徊不前。被“迷路指挥棒”束缚着的运动员们，进攻赶不上郝海东，防守超不过范志毅，11年的“足球改革”，谈不上有什么可观的技术成果。中国足球的运动技术水平，这就徘徊、呆滞和落后着了。
NBA的训练实践完全由教练员自主，因此，NBA的篮球球艺在创新竞争中会自发地进化着。中国足协对训练工作的僵化管理，压制了自发的进化运动，其突出的后果就是束缚创新，使中国的足球球艺呆在原地。中国足协顽强地在推行“二元训练理论”的平台上原地踏步；却不察觉、不清楚、也不愿意弄清楚，世界足坛早已经向前发展到推行潜在的“一元训练理论”了。
5、环境和文化
张曙光先生写了篇：《中国为什么没有象样的企业家？》，认为商业独立是企业家生成的基础，商业信用是企业家安身立命之本，竞争秩序是企业成长的根本途径。然而，在这些根本条件上存在着严重的缺失，这样的环境，阻碍了中国企业家的成长。[18]
中国为什么没有出色的足球经理人员，为什么没有世界一流的足球教练员？根本的原因，也是这样。中国足协不支持俱乐部的独立发展和教练员的训练业务自主权，用自己的行为损害自己的信用，用暗箱操作损害足球竞赛的公平和公正，这样的足球环境，怎么能保障中国足球的健康发展呢？
张曙光关于“什么是企业家”的探讨，牵涉到文化氛围与人才的关系，很值得体育界玩味。他欣赏熊彼特（曾获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关于：“企业家是从事‘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者”的观点。中国的体育家、体育事业的领导人、俱乐部的负责人、中国的训练工作者和训练学家，迫切需要的，是否也正是这种“从事‘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者”的品质呢？
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已经从亚洲一家默默无闻的设备制造商转变为一家世界炙手可热的名牌公司。它凭借设计优势完成了奇迹般的转变。……但是，成为一家依靠设计的公司，这需要……彻底改变自己等级森严的儒家公司文化。……它们必须赋予年轻的设计师和经理更大的自由，……最重要的是，三星放宽了限制。公司放弃了强调等级、地位和论资排辈的传统儒家文化，实行民主管理，并鼓励年轻的设计人员挑战上级主管。”[19]对于企业来说是这样，对于足协来说也是这样。
决定足球战斗力的训练工作是由智慧驱动的，智慧是由学习和创新来发展的。营造学习和创新氛围，中国足协起码须有倾听和对话的热情。（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被视而不见，挡在中国足协自建的“隔离墙”之外。）然而，中国足协顽强地坚持着一种“企业文化”（事业文化），这就是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促使人们唯上、不唯实，怎么能有利于培养和发挥刻苦钻研和大力创新的人才呢？（执掌法国甲级足球队欧塞尔，时间长达41年的名教练居伊·鲁，他的成长史，就很值得研究。）
据《南方周末》报道，11年前，恰好是中国足球走上职业化道路的1993年，英格兰将本国甲级联赛改为超级联赛，其核心就在于进行商业化运作，更充分地调动各个层次的积极性，而足协自己则退居单纯的监管者角色。就这样，促使英超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具活力的足球联赛之一。[20]中国足协弄明白自己的角色，搞好自身建设，这是否就是中国足球建设当前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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