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心态与城市衰落--生态民俗视角下的近代淮安_洪泽湖论文

环境、心态与城市衰落——生态民俗视角下的近代淮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淮安论文,近代论文,民俗论文,视角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诸多学者的目光开始关注发展缓慢或相对停滞、现代化转型特征不明显的近代“衰落城市”。吴相利将城市衰落界定为在发展过程中文化、社会、建筑及经济等方面出现停滞、倒退和衰减，或是在与其他城市比较过程中地位的降低。①何一民认为近代城市衰落是城市运动变化过程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是近代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反映。②关于衰落城市的特点，吴相利用“相对性与绝对性”、“暂时性与永久性”、“整体性与局部性”、“突发性与渐发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可调性与不可调性”等概念进行了描述。何一民则指出城市衰落主要表现为人口的不断减少以及严重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章开沅、戴钧良、隗瀛涛对近代中国城市衰落进行了宏观性研究，揭示出衰落城市多是传统的手工业及商业中心，或经不住资本主义入侵的竞争，或因商路的改变及新交通线的开辟，其重要性为其他城市所取代；华北、华中、东北、运河流域等地区的城市衰变说明交通与城市兴衰发展的密切关系，而内地城市发展的停滞和衰落是近代中国城市化严重滞迟的根本原因。③近代衰落城市的个案研究侧重于对衰落原因的挖掘。城市或因交通条件改变导致衰落，④或因区域优势地位丧失导致衰落，⑤或因经济基础薄弱、结构不合理、捐税过重、帝国主义者侵吞、所处地理环境不利等综合因素导致衰落。⑥上述研究都认为近代城市衰落是城市运动变化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既与外力的冲击关系密切，也与内力的变化相联系。然而，以市民生活及习俗传统为基础，从城市与生态环境的角度研究近代衰落城市进而揭示城市变迁的本质，至今鲜有触及。

       作为以人为主体、以自然环境为依托、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动态空间系统，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和社会支撑体系。生态民俗学提倡从生态学的视角，运用现代生态学的理论与原则，对民俗文化进行审视与研究；从民俗学的视角，考察生态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制约与影响，在人类行为与活动的深广背景下探索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双向性关系。生态民俗学认为自然环境对于人类民俗文化的生成与演化具有明显的制约与影响作用，而民俗文化在生成与演化过程中又对自然环境产生种种能动性的作用与影响，使自然面貌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同时，在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构织中，社会系统中的各种因素对这种耦合的渗透与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⑦生态民俗观照下城市研究着眼点是市民的日常生活及其习俗传统，通过审视近代城市衰落的过程，对生态系统、人文环境与社会心态的关联进行分析，探讨它们在城市变迁中的作用机制，可以为衰落城市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淮安⑧位于江苏省中北部，近长江而濒黄海，古淮水、泗水在此交汇，境内水网密布、河湖交错，自古为水运枢纽、南北要冲。隋唐以后，大运河成为连接南北交通的干线，淮安作为漕运要津的水运枢纽地位得到加强。明、清时期，漕政通乎七省的漕运总督驻节淮安，使其成为漕运指挥的中枢；黄河夺淮期间，淮安又是治理河道总督府驻节之所。至清中期，淮安成为了全国漕粮运输、河道治理、粮食储运、盐榷税务和船舶制造“五大中心”，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大运河沿线“四大都市”。清末民初，由于运河淤塞、漕运转海、津浦铁路通车等原因，淮安境内漕、盐、河、榷之利皆失，“乃夷为僻鄙，不复有问津者”，⑨市域社会每况愈下，加之内部缺少自我发展的动力机制，最终导致淮安在20世纪初期全面衰败。本文选择近代淮安为个案对象，探讨城市衰落过程中所体现的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揭示城市发展中自然——人文驱动机制，以期对当今的淮安城市建设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生态性本源之变：淮安衰落的起点

       城市民俗文化生成的生态性本源是指生态环境对城市形成、发展的作用，及城市与生态环境的磨合适应。自然环境是一个系统的、普遍联系的有机体，主要体现在地形地貌、水文、土壤、气候等方面。自然环境为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保障，人类社会的经济模式、文化习俗、思维观念等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产生又反作用于自然环境。特殊的自然条件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是构成淮安区位优势不可缺少的元素，又是城市发展的最大威胁。在完整的民俗生态链条上，自然环境的变化是引起近代淮安城市衰落的最初动因。

      

       图1 明清黄河泛滥区域图

       (一)生态恶化带来的水系紊乱

       淮河流域是近代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带。古代淮河水系由独流入海的淮河干流和南北诸多支流组成，由于水系地貌的原因，自汉代起黄河中下游河道多次出现改道。1194年，黄河在阳武(今河南原阳县)决口，侵占淮河的入海河道。从此以后，黄河主流在郑州以下、淮安清口以上移动不定，由泗水、或汴水或涡水入淮，或由颍水入淮，或同时分几支入淮，再入黄海。挟带着亿万吨泥沙的黄水使下游入海通道淤塞，淮河被逼从洪泽湖南决入江，大量泥沙使原有河床抬高而成为“地上河”，淮安以下入海河道被夷为平地，整个淮河水系遭到彻底破坏，河湖决溢、潮灾、雨涝、坝水等灾害频繁发生。

       从生态变迁的角度来看，淮河中上游(含黄河中游)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地表丧失了涵养水土的能力，是淮河水患频发的主要原因。(11)唐宋时期开始，由于黄土高原的植被陆续遭到砍伐、破坏，黄河中游一带生态逐渐遭到破坏；明代力行边境屯田，在黄土高原地区频繁毁林开荒，大片森林植被遭到损毁；清代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垦荒数量剧增，植被遭到空前破坏，水土流失日趋严重，导致生态环境失衡。至清代中叶，黄河中游几无可供调蓄洪水的大型湖沼，自身的洪涝调节能力几乎完全丧失。黄河南泛带来的巨量泥沙逐渐淤垫淮河河床，由于河床抬升，汛期泄水不畅，最终导致河湖堤防决溢。

       作为黄、淮、运之交汇点，淮安是受害最为严重的地区。1855年以后，虽然黄河北徙复于山东入海，但是黄河对淮河流域的改造所带来的影响却远未消除。淮安境内的洪泽湖便是由于黄河倒灌入湖、泥沙沉淀而成的“悬湖”，一旦洪泽湖堤防馈决，则堤东里下河区域成汪洋一片。淮安民谚“倒了高家堰，淮扬两府都不见”，便反映了洪泽湖水患的严重性。从1575年黄河决于曹、丰、沛等县和桃源崔镇，“清江正河淤淀，淮口梗塞”，(12)至1855年黄河改道北流，洪泽湖高家堰决堤140余次，平均不到2年就有1次。另外，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还使得原淮河流域的土地被流沙泥砾掩埋，形成大量沙碱地，“为硗确者十之七，为斥卤者十之三”(13)，土壤肥力严重下降。至新中国成立之初仅淮安区约有沙碱地500多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0％。(14)

       (二)“保漕”政策加剧了水患的发生

       明清两代漕运航道为国脉之所在，漕运不通则中央政府无法正常维持运转。为保证运河畅通，朝廷往往把淮河水患的治理放在次要地位，甚至不惜牺牲生态利益和沿淮百姓的利益来保证漕运。“保漕”政策人为地堵绝黄河北流入海路线，逼黄由泗入淮出海，黄淮合一、淮运并涨、河道淤高而下泄受阻。此法轻则淮河中上游泛滥成灾，重则洪泽湖高家堰决口，淮安以东地区尽成泽国。

       由于运河在淮安附近借用黄河作为运道部分，黄、淮、运三者在此重叠，若黄河北徙，则山东境内运道淤塞，而淮安段运河则因水浅不能行舟。明万历年间政府为保漕运令河督潘季驯大筑高家堰，人为抬高洪泽湖水位，逼淮河水尽出清口“以水攻沙”全力冲黄，强使黄淮合流以利漕运。由此造成洪泽湖水面急剧扩大，下游河床逐渐淤积变为地上悬河，成为淮安地区严重的水灾隐患。因此，明代淮安水灾多发于保漕济运之后，据地方志记载，洪武元年至弘治二年(1368～1489)黄河分流时期的121年间，淮安府及山阳县发生水灾15次；弘治三年黄河全流入淮后至崇祯末年(1490～1643)的153年间发生水灾31次，数量增加了一倍还多。(15)

       清承明制，为保持漕运畅通依然采用加高高家堰、以清刷黄的方法。清中期以后随着泥沙不断累积，黄淮形势日趋恶化，洪泽湖底和淮河下游河道日渐淤高，决口事件屡屡发生，沿用近两百年的“蓄清刷黄”之法彻底破产。而此时清口附近除张福河外相继淤塞，淮河入海之路受阻，被迫南下入江，清政府为保运道畅通，不得不开放洪泽湖各坝和运河上的归海坝，使地势较低的里下河地区常年洪水淤积，民田庐舍淹没、百姓流离失所。至清代后期，淮河已不能由清口东出刷黄，仅1804～1824年的20年中，洪泽湖淤塞决溢就有17次。(16)

       (三)民俗生态链的崩坏

       明清时期淮河流域频繁的水患不但使田庐荡溺，正河浅涸，给当地人民生产生活带来深重灾难，还对流域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淮水泛滥导致湖泊变迁、河流改道、土质恶化等负面影响，使土壤盐碱化、沙化程度严重，而沙卤之田产量极低，“三亩仅可当一亩”(17)。由于沙碱地无法保持水分，有雨则涝、无雨则旱，而汛期排水不畅又导致土壤的次生盐碱化，无法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耕作。土地生产力的严重下降又降低了区域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进入民国以后，水、旱、蝗虫等自然灾害更加频繁。

       水患造成除了造成地理环境和水利条件的改变，还对区域内社会风气、社会心理产生了长远的、消极的作用。淮河安流期间，淮安区域百姓乐安居、惮远出；明清时期自然灾害频发，生存环境恶化，黄淮运交汇的淮安地区“阡陌相属，春或不雨，鸣沙蔽天，暑涝骤降，数里不通牛马。昔志所谓四乡无十里之田，中农无一岁之蓄，赋三倍于邻封，漕院籴于他郡，农欲无病，不可得也”。(18)当地百姓“凛凛然鱼鳖之是忧”(19)，民风亦随之更易。水患发生时情势迅猛，往往导致粮食绝收，财产房屋一夜间漂没无寻，大批饥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大规模外出逃荒躲避水患，“脚不移，嘴不肥”的观念取代了传统的安土重迁。恶劣的自然环境还导致耕作制度改变，天不养人田荒不治，即使辛苦劳作也是颗粒无收，农民精耕细作的信心被打击，对农业生产的热情大大削弱，产生了“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的宿命心理。勤劳进取的民风逐渐消失，消极安贫、好斗尚武和逃荒风俗成为主流。

       生态环境变迁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互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复杂现象。生态平衡的破坏是近代淮安城市衰落的起点，继之引发民俗生态链条上其他环节的变动。至清嘉靖、道光年间，淮安段运河大量泥沙沉积淤塞，“底高一丈数尺，两滩淤积宽厚、中泓如线。向来河面宽三四十丈者，今只宽十丈至五六丈不等；河底深丈五六尺者，今只存水三四尺，并有深不及五寸者，舟只胶浅，进退两难。”(20)漕运陷于停顿。加上盐务、河工相继衰败，淮安的经济、社会蒙受巨大损失，光绪后益成弩末，并从此一蹶不振，再未复苏。

       二、区位优势丧失：城市全面衰败的推动力

       自然环境为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自然资源的质量与数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域分工格局，而已形成的地域分工则决定了人文地理环境的优劣。人文地理环境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形成，主要包括城市的军事、政治地位及经济、交通条件等要素，是影响城市发展演变的重要推动力，两者共同决定着城市的生存状态。隋代大运河开通后，地处南北要冲的淮安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州府重地。明政府迁都北京后，江北运道受到重视，大运河的漕运功能加强，淮安得到进一步发展。清中期淮安城市发展达到历史最高峰，区域人口规模20万，(21)“揽河槽、盐关之要，夙称繁盛，莫之与京”(22)。清末淮河水系混乱致运河淤塞，淮安的漕运中枢地位动摇，继而引发区域经济、社会的急剧衰落。

       (一)运河淤塞与交通中枢地位丧失

       清中叶以后，京杭大运河因黄河、淮河泛滥不断淤塞。道光二十八年(1848)，漕粮运输试行海运；咸丰二年(1852)，江浙漕粮改行海运；次年，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漕粮改折银两或其他物品代替。1855年铜瓦厢决后黄河改道，旧河身淤垫过高，不能复淮、徐故道，而于山东入海，运河淤塞现象日益严重。至借黄济运、筑堤束水，与导卫济运之法同一难行。从江南北上而来的物资到淮安后，除钱粮外其他的货物只能上岸改用陆路运输。同时，漕运官员的贪渎行为以及太平军、捻军在江浙一带的活动，也极大地危害了漕运秩序的正常运行，朝廷不得不考虑用其他运输方式来解决漕运中遇到的诸多困难。

       鸦片战争后，铁路、轮船等先进交通运输工具传入国内。同治十二年(1873)轮船招商局创办，李鸿章主张停止河运采买粮食推广海运。次年，江西在沪采买的漕粮八万石，交招商局由海运津。光绪元年(1875)，湖南漕粮采办正耗米二万三百四十五石、湖北采办三万石均由招商局由海运津。轮船运输速度快、吨位大且抗风险能力强，对原有的漕运秩序带来巨大的冲击。光绪二十六年(1900)，南漕改用火车，由天津运往北京，运输的质量和效率大大提高，且避免了过去漕运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人为弊端。如此，河运被轮船及铁路所代替已成必然的趋势。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宣布漕运制度结束，“此后屯丁、运军名目，概行删除。其原设之卫守备、千总等官，并著裁撤，改归营用”，(23)自隋唐以来对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漕运体系解体。1912年11月，津浦铁路的全线通车给淮安的运河运输以致命一击，作为漕运枢纽、贸易中转站的交通区位优势至此几乎完全丧失，昔日“七省通衢”之都会盛景遂成明日黄花。由于城市与外界经济联系纽带被切断，淮安在长江下游区域经济发展中逐渐被边缘化。

       (二)区域经济中心地位被取代

       农业社会区域经济中心的产生和转移往往源于商业交通路线的改变。位于运河沿线的区位优势，使得淮安在明至清中期兴盛起来。江南多省漕船的过往带来大量的流动人口，除漕船、防河官兵，还有众多为漕船服务的人员，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拉动了淮安的酿酒业、饮食业、服务业的发展。漕船携带的大量“土宜”则丰富了淮安的商品市场，加上聚集于此的南北商船进一步拉动了消费，因此淮安商业早在明代已相当繁盛。据淮安府志记载：明天启年间该府“豪右趋势逐利，以财力侈靡相雄长，细民逐趋末利”；“第以水陆之冲，四方辐辏，百工居肆，倍于土著”。(24)至清中期，淮安成为全国闻名的商品集散地，经济发展达到顶峰。“舟车阗咽，利之所在，百族聚焉，第宅服食，嬉游歌舞”，“河督开府清江浦，文武厅营星罗棋布，俨然一省会”，(25)成为典型的消费型城市。

       淮安城市的繁荣主要依赖于地缘优势和政府的优惠政策，城市自身没有培育起良好的产业基础和经济结构。淮安城市内部生产部门极其微弱，单一的经济结构使城市面临转型时缺乏应变的能力，因漕运而兴起的造船业，在乾隆年间已随着漕船厂的裁撤而没落。作为区域内经济贸易交往的枢纽，一旦在运输链条上失去了中介的价值，原经济中心城市在区域市场体系中的聚集、辐射力就会减弱，随之而来的是人口聚集效益、市场效益、信息效益等的普遍降低。又因频繁的自然灾害，农业经济凋敝，民间手工业手规模较小，城市发展缺乏相应的腹地支撑。在运河淤塞、漕运衰废、交通路线发生变化之后，城市自身无法独立发展，昙花一现的短暂辉煌后，衰落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三)行政地位一落千丈

       封建社会区域最高官员的设置与职责变化典型地反映出城市行政地位的高低。为了保障漕运顺畅，明、清政府都设立了一整套管理机构，漕运总督均驻节淮安。明景泰二年(1451)，副都御史王宏为漕运总督，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26)后又设漕运府总兵官、总督，设立漕运衙门于淮安。清初亦置漕运总督，从一品，驻淮安。作为中央政府之直属派出机构，漕运总督主管全国漕运事宜，不仅总督漕运、提督军务，还兼巡抚周边各府，因此也称漕抚。为了配合漕运，朝廷又在淮安设刑部分司维持漕运秩序；设工部分司主管造船；设户部分司主管漕仓。黄河夺淮后，位于黄、淮、运交汇处的淮安成为黄河河工重地所在，清政府置治理江南河道总督，驻节淮安清江浦，督办黄河、运河堤防、疏浚工程。河道总督衔为从一品或正二品，均加兵部尚书或侍郎官衔，地位远高于巡抚。这些机构的设立不仅强化了封建国家对漕运的管理，同时也提高了淮安府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康熙和乾隆南巡都曾多次驻跸淮安，可见其战略地位之重要。

       清中后期，运河河道淤塞，漕运处于瘫痪状态，因征运漕粮而设置的机构被逐渐革除。咸丰十一年(1861)，清廷正式裁撤江南河道总督，将驻节淮安的漕运总督移驻于原南河总督衙署内，兼管河务。光绪三十年(1904)，鉴于漕运早已停顿，清廷裁撤漕运总督及各省粮道等官，将漕运总督改称江淮巡抚，仍驻节淮安。次年，裁撤江淮巡抚，以原淮扬镇总兵刘永庆为江北提督，加兵部侍郎衔，从一品，成为清末苏北级别最高的官员。辛亥革命后苏北地区为谋求政治地位的恢复，推举蒋雁行为江北都督，后又宣布“分省独立”谋建江北省。分省运动失败后，“都督”取消，改派江北护军使，后亦被取消，另置淮扬镇守，均驻淮安清江浦。1914年，废府设道，置淮扬道，道尹衙门也设在清江浦。上述变化反映了淮安区域政治地位的明显下降，作为社会深层变动的表象，实则体现了淮安城市的全面衰落。

       人文地理环境是人类活动与区域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人文地理环境的变化对近代淮安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深刻的和根本性的。漕运中转站地位丧失，商业活动日渐衰微；大量驻淮机构被裁撤，城市的政治地位下降，原本赖以存在的许多消费性行业萎缩，社会呈现出全面颓败之势。

       三、社会心态失衡——城市发展精神动力的丧失

       社会心态是社会心理的动态表现，是社会运行或变迁过程中社会群体的情绪、情感、社会认知、行为意向和价值取向的总和。(27)解放、激发社会个体、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内在心理，是社会个体与社会群体进行社会发展、价值创造活动的最深刻、最持久的精神动力源泉。由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诸多差异，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性特点的社会心态模式，并以带有地域性和集团性的风俗习惯行为表现出来。12世纪以前，淮河安流、尾闾畅通，洪涝灾害很少发生。和谐的水环境和汇集南北农作物精华的渔稻生产相结合，产生了带有明显的生态化倾向的稳定的小农经济。民间亦有“走千串万，比不上淮河两岸，吃米有米，吃面有面。”之说。这一生态链原点上生发的经济基础孕育了乐观向上、质朴善和的社会心态。黄河夺淮后，频繁的灾害、贫困的生活使得淮安人的心理整体性趋于消极、保守、宿命。明清时期经济的畸形繁荣使民风日趋奢靡和浮夸，各驻淮机构的贪腐渎职之风又造成了人心的消极、涣散。自然生态与人文条件的相互渗透，逐渐形成了近世淮安独特的民俗生态链，即环境、社会、心态的非良性循环。

       (一)扭曲的生存观念

       频发的自然灾害使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被破坏，这种紊乱状态对区域社会心理最大的影响就是面对恶劣环境日趋消极畏缩，生存观念的扭曲就是其典型表现。由于随时降临的天灾使辛勤劳作得不偿本，百姓只能广种薄获，授权于天。灾害来临时，或外出逃荒或坐等赈济，如此往复循环，田日以瘠，民日以贫。清人形容淮安水患过后“燕巢破屋愁无主，鬼哭荒原悔作人”(28)，对“人”的生存意义提出了质疑和否定，表现了时人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的生存态度。频繁的灾害“好像上帝所为，于是人们吃掉耕畜，吃光种籽，卖掉土地，用尽钱财。”(29)甚至为求生存不惜落草为寇、铤而走险。自清末以来淮安地区一直匪祸猖獗，1935年国民政府进行剿匪，从4月到7月仅淮阴县就捕获土匪200多人，土匪之猖獗可见一斑。(30)

       城市的畸形繁荣也促成了生存观念的扭曲。明清淮安的经济主要依赖于官员驻节和漕运服务。政府每年调拨的数百万官款，“河取其三，官取其七，大小官吏，凡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类，莫不斗奇竞巧”(31)。巨大的官府消费带来了饮食、洗浴等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加上商客往来，百货集散，城市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一边是灾害频发、经济凋敝的乡村，一边是灯红酒绿、畸形繁华的城市；一边饿殍遍野，一边琼厨金穴，城乡间的巨大反差诱使当地居民弃农耕而游惰，依恃市井为生，“巧黠者托迹于公门，驽钝者肩佣以自给”(32)。久而久之，居民“惮于远涉，百物取给于远商，即有行贩，自粱秫麦菽醃园蔬水鲜之外无闻焉，若布帛、盐鹾诸利薮，则皆晋、徽侨寓大力者负之而趋矣。”(33)

       (二)异化的社会心态

       社会心态异化是社会成员对社会生活变化过程的一种错位、失衡的综合性心理反应，是与人的本质相对立的社会认知、态度。生存环境的恶化、社会秩序的紊乱都会引起社会成员强烈的心理反应和心理冲突，导致社会成员的心态出现异化。

       如前所述，作为漕运和河防重地，政府机构的驻节刺激了淮安城市消费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漕运、河防、盐务给当地居民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春夏有粮艘之载挽，秋冬有盐引之经通，河防草土之事，四时之中无日休息。贫民失业，力食能饱，或白手空游而得厚实”。(34)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和集中，“惟市井是食，语及田夫则退让不屑”，“中家以上皆仰食于佃户，游手贫民则皆次生于漕河盐筴”，(35)由于河流淤塞、决口发生后政府会对漕运重地调拨大量财物赈济，百姓“则惟偏灾是望，相率侥幸于国家豁免之(田赋)”(36)，甚至出现盼望灾害发生的畸形心理。而河渠疏导、水利修缮，又可带来大量工作机会，以至于“山东侯家林民堰决河，南涨逶逦入微山湖骆马诸湖，浸浸至于海沭”之时，“其昔之衣食于土石薪刍者，则大喜曰：‘德水至矣’。”(37)

       清中叶以后，漕运腐败呈蔓延之势，官员争相谋取私利、互相欺瞒，不但利用职务侵吞、挥霍国家资财，使脂膏流于街衢，还经常欺诈和刁难过往商民。此种现象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心态产生消极影响，滋长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和不满情绪，加剧了价值观的混乱和倾斜。淮安的全民贩私之风便是其表现。淮安周边盐场密布，而漕船北上、南下又给淮盐运输提供了便利条件，除了有组织的盐枭集团与漕船交通、搭载私盐外，亦有大量淮民参与私盐贩运活动。百姓往往与盐枭集团相互勾结，依盐枭的号令行事，将私盐贩运到指定地点进行售卖。私盐交易不再偷偷摸摸，“其自场至卡至坝，有私巢之窝藏，有枭匪之兴贩，其人多系强横不法，盐官毫无权势，法令有所不行”，(38)形成了“供、运”一体化的私盐交易系统。

       (三)保守的价值观

       思想观念保守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一般说来，越是经济曾经发达的地区的传统精英阶层越容易因循守旧，(39)对社会发展起着严重的制约作用，即便是在生态环境治理结束、交通便利后，仍有强大的后续影响。淮地民众的消极保守是在水害频发、地理条件恶化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种安贫宿命观一旦形成，就会对新事物产生极强的抵制力。清乾隆年间地方官员为提高生产、改善民生劝谕淮民“以植桑、种棉、习纺织为务，并为之募师制具，设立程度以诱之，而民莫应其后”(40)，便是保守思想的典型表现。

       明清时期淮安学风兴盛，除了府学、县学外，还有丽正、奎文、勺湖等知名书院近20所，仅山阳一县就有进士200余人，举人700余名。清末民初以来，作为社会主流的地方士绅少有身份和观念的转化，仍保持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其意识通过各种渠道展延至一般民众，造成了民风的闲散与保守，缺乏开拓创新精神，阻碍了新观念的传播和社会的变迁。清末新政期间，淮安虽在漕运总督陈夔龙的领导下开始实施新政，创办江北大学堂、设立种牧养工艺公司等，但是发展迟缓效果欠佳。1906年上海人顾馨一在淮安投资创办大丰盈记面粉厂，有磨机12台，每年可产面粉60万包。但由于当地居民思想保守，难以接受新生事物，面粉销量受限，该厂到宣统初年即停产。民国前期，江苏工业发展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出现过发展高潮，与苏南工业迅速崛起相比较，整个苏北区域经济发展迟缓，1901年至1927年新建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企业30个左右，其中昔日的区域中心淮安只有七家。

      

       四、结语

       城市是由多要素组成的复杂空间系统，与自然、社会发展变迁紧密联系，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生态环境系统的变化是促使城市民俗系统演化的深层动因。不同的民俗文化建构于不同的资源生态位，生成于不同的生态系统，生态环境的自然演替直接作用和改变了区域社会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工及其习俗惯制，已形成的地域分工则决定了军事、政治、交通等人文地理环境的优劣。社会心态在区域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活动相互作用下产生，镌刻着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痕迹，体现于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之中，并通过对自然的态度、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传导至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最终决定城市的发展模式，成为城市发展原动力，或者城市衰落的逆动力。自然生态条件发生变化，相应的民俗也会进行适应性调整，当原有的资源关系不复存在时，相应的民俗事象也就没有了立足之地。从某种程度上看，民俗文化的变迁体现了城市变迁的本质特征。

       生态环境恶化是近代淮安城市衰落的起点，以自然环境为物质基础，其变动引发了民俗生态链条上的相应变化。无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还是精神民俗，都具有体现地方社会生活整体特征的象征意味，蕴含城市历史发展的特殊进程与外部交往的经验，体现了当地民众的生存智慧和发展能力，也是一个城市的标志性文化特征。淮安城市的衰落过程即是其标志性文化特征消逝的过程。时至今日，随着大运河申遗成功，沿岸城市面临巨大发展机遇，只有以史为鉴，汲取近代淮安城市发展的经验教训，把握城市变迁的本质，才能找到淮安城市崛起的动力。

       注释：

       ①吴相利：《论城市的衰退与复兴》，《绥化师专学报》第20卷第3期。

       ②何一民：《近代中国衰落城市：一个被忽视的重要研究领域》，《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4期。

       ③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戴钧良：《中国城市发展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④朱和平：《朱仙镇衰落原因与复兴途径试探》，《许昌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

       ⑤张文驹：《汴京的衰落和中原城市群的兴起》，《中国地质矿产经济》2000年第8期；申维丞的《辽东湾畔轻纺工业港城——营口》，载胡序威、杨冠雄主编：《中国沿海港口城市》，科学出版社，1990年；斯波义信：《宁波及其腹地》，载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2年。

       ⑥黄桂兰、白水：《略论近代九江城市经济衰退的原因》，《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戴迎华：《论近代镇江经济衰落的原因》，《江苏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⑦江帆：《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⑧淮安市原名淮阴市，其地区的行政区划进行过多次调整。淮阴之名始于秦，后曾称清河、清江浦，民国时期复称淮阴。1945年将淮阴与淮安县合并为两淮市，1951年原两淮市调整成立清江市，1983年更名为淮阴市，并上升为省辖市。2001年原地级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原县级淮安市因更名为淮安市楚州区，原淮阴县更名为淮安市淮阴区。2012年，楚州区改称淮安区。今天的淮安市辖清河、清浦、淮阴、淮安四个城区和涟水、洪泽、盱眙、金湖四县。本文中淮安指淮安主城区。

       ⑨(清)张煦侯编著，荀德麟点校：《王家营志·序》，方志出版社，2006年，第205页。

       ⑩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30页。

       (11)卢勇：《明清时期淮河水患与生态、社会关系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12)(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四《河渠志二》，中华书局，2000年，第1375页。

       (13)(清)卫哲治修，(清)叶长扬纂，荀德麟点校：《乾隆淮安府志》(上)，卷一二《积贮》，方志出版社，2008年，第325页。

       (14)淮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淮阴市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78页。

       (15)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水利局：《江苏省近两千年洪涝、旱、潮自然灾害年表》，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水利局，1976年，第32页。

       (16)《淮河志通讯》，1984年第二期。

       (17)(清)胡裕燕等修：光绪《清河县志》，卷五《川渎》，中国方志丛书(465)，(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4年，第75页。

       (18)(清)鲁一同纂：《清河风俗物产志》(一)，(清)王锡祺编纂：《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光绪十七年(1891)上海着易堂铅印本。

       (19)(清)程国栋修，(清)黄垣续修，(清)沈岩续纂：乾隆《盐城县志》，卷一五，《艺文》，1960年油印本，第55页。

       (20)(清)赵尔巽：《清史稿·河渠志二》，载周魁一等注：《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0年，第579页。

       (21)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50页。

       (22)“清淮绅商士庶公建恩公路碑”，光绪三十一年(1905)。

       (23)(清)朱寿朋：《续东华录·光绪二十八年正月戊寅》，中华书局，1958年，第4829页。

       (24)(清)陈梦雷编纂：《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七四八《淮安府风俗考》，中华书局缩印本。

       (25)(民国)王光伯辑，(民国)程景韩增订，荀德麟点校：《淮安河下志》，方志出版社，2006年，第45页。

       (26)李治亭：《中国漕运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第232页。

       (27)马广海：《论社会心态：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

       (28)(清)黄均宰：《金壶七墨全集·金壶浪墨》，卷三，(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63页。

       (29)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8页。

       (30)金兵、王卫平：《论近代清江浦城市衰落的原因》，《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31)(清)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光绪二十三年(1897)遗经楼刊巾箱本。

       (32)高寿仙：《漕盐转运与明代淮安城镇经济的发展》，《学海》2007年第2期。

       (33)(清)陈梦雷编纂：《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七四八《淮安府风俗考》，中华书局缩印本。

       (34)(清)胡裕燕等修：光绪《清河县志》，卷二《疆域》，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4年，第35页。

       (35)(清)孙云锦·修，(清)吴昆田、高延第纂，荀德麟等点校，《光绪淮安府志》(上)，卷二《疆域》，方志出版社，2010年，第26页。

       (36)(清)胡裕燕等修：光绪《清河县志》，卷七《民赋》，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4年，第76页。

       (37)(清)吴昆田纂：同治《清河县志再续编》，卷一《川渎》，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38)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3页。

       (39)何一民：《中国传统工商业城市在近代的衰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40)(清)孙云锦修，(清)吴昆田、高延第纂，荀德麟等点校，《光绪淮安府志》(上)，卷六《河防》，方志出版社，2010年，第85页。

       (41)根据《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江苏实业志》、《中国近代工业史料》及部分地方文史资料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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