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与企业技术“低端锁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低端论文,技术论文,企业论文,FD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11]04-101012-0719
一、引言
2010年8月10日，美国《时代》杂志发表文章探讨马来西亚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文章认为，马来西亚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资主导型工业化战略，导致本土企业研发投入过低、创新不足，企业投资率不断下降，这是该国经济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核心原因。200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600美元，经济发展阶段逼近“中等收入陷阱”触发点，更为令人担忧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FDI吸收不断增加，经济体系甚至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外资依赖特征。张宇(2009)旗帜鲜明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外资依赖特征；中国遍及各类产业的外资依存度偏高现象不能通过开放程度及技术差距扩大而得到完整的解释。黄亚生(2005)通过国际比较认为，中国经济FDI依赖度非常高，即使和FDI依存度非常高的东南亚相比也是如此。
马来西亚FDI是通过导致本土企业研发投入过低、创新不足、企业投资率不断下降对经济发生作用，那么在中国FDI大量进入对本土企业的技术选择和技术创新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现有文献中，寇宗来(2009)利用模型发现，FDI起初强化企业资本技术倾向，但在一定临界点后，本土企业干脆放弃与FDI竞争，主动采取产品低端化以获取更多利润。Aitken和Harrison(1999)也认为，FDI对东道国企业具有市场窃取效应，市场份额缩减使资本密集型、高新技术投资变得十分不利，退守“低端技术”是理性选择。
在实证文献中，许多对中国FDI技术外溢的研究都证实了FDI促进企业技术水平、生产率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如Tong和Hu,2003)。但Ljungwall和Tingvall(2008)①发现，改革开放前期FDI对国内企业技术外溢非常显著，但近年来这种效应正在消失。Hale和Long(2007)对FDI对中国企业技术影响估计进行了方法批评，认为大都存在加总偏误、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误等，这些方法缺陷可能导致对中国FDI技术选择效应过度乐观。沈坤荣、李剑(2009)发现，中国内外资企业间技术外溢的方向是从内资到外资，研发收益率外溢比例在三种外溢测度下分别为30％、13％和23％。刘志彪、张晔(2005)利用苏州案例表明，中国沿海地区外资主导加工贸易模式极易导致当地产业结构高度化失衡，形成外资挤压性的二元发展格局。
显然，FDI对本土企业技术选择和技术创新的影响有两方面作用：提供先进资源、技术和管理等正向外溢效应，竞争压力导致本土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升技术水平等市场竞争效应；通过市场窃取效应、人力资本窃取效应和产业链压迫等手段，外资企业也可能给本土企业带来巨大的负面外溢效应。权衡正面和负面外溢效应应该可以产生一个最优的外资企业进入程度。借鉴Aitken和Harrison(1999)，我们将FDI的正向效应界定为与FDI合资的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提升，具体测度方式下文细述。Teece(1977)发现，和FDI合资建立企业，会大大增加企业间默示性知识传递效率、降低技术吸收成本。本文界定的FDI负向外溢效应主要有两种：对合资企业所在行业其他企业的市场窃取效应，对合资企业所在地区其他企业的人力资本窃取效应。当然这种界定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人力资本的通用性和产品市场替代性较弱的假设。
与文献相比，本文使用资本结构指标(人均资本、人均计算机资本、人均其他资本)、劳动结构指标(技能员工占企业总员工的比重)和TFP来测度企业技术选择和技术创新。然后，企业层面数据使用可避免Hale和Long(2007)批评的加总偏误，联立方程法处理可解决内生性问题、产业部门和地区控制以避免样本选择偏误。
二、研究设计
本文将采用企业层面的技术选择决策影响因素计量模型，借鉴文献以人均资本、技能员工比重、TFP等方法来测度企业技术水平，检验FDI存在(合资企业内存在、合资企业所在行业与所在城市存在)与技术选择、技术创新的关系。各解释变量选择既来自于既有理论和实证的成熟成果，同时也来自对中国转型背景中特定因素的现实考察。这个模型的基本形式可以写为：
解释变量中，首先我们关注“FDI在合资企业股份中的份额”(FDI)、“FDI在合资企业所在行业部门中份额”(FDI_industry)和“FDI在合资企业所在城市中份额”(FDI_city)的系数和显著性。合资企业所在行业部门、所在城市的FDI比重计算，我们使用企业雇员比重为权重进行加总。Aitken和Harrison(1999)证实采用企业固定资产比重、企业销售额比重作为权重加权得到的结果非常类似。根据前文理论推测，FDI对合资企业技术水平自我效应应该是正向的，当然这里要考虑不同测度方式的稳健性，同时也要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即外资企业可能倾向于投资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而FDI_industry、FDI_city的符号则是负向的，总效应符号则取决于两种力量相互比较。
根据FDI与技术选择研究文献和数据可得性，本文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1)企业出口额占总体销售额的比重(export)。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在全球分工体系内，发达国家企业主要从事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产品生产属技能环节，而发展中国家企业主要从事高产量产品的生产，产品生产属非技能环节，这必然会诱使企业采用不同的技术选择(徐毅、张二震，2008)。当然，国外消费者严苛的产品要求也可能会提高对出口企业的技术要求(张杰、张培丽和黄泰岩，2010)。(2)企业的规模(size)。很显然，企业规模是决定企业技术选择的重要因素，规模较大可以采用更先进技术，规模企业更容易获得信贷资金，这里企业规模使用企业员工数来测度。(3)企业的竞争对手数量(competitor)。企业竞争对手越多可能说明行业集中度较低，行业技术要求相对较低。当然，也可能由于竞争压力巨大，企业竞相引进先进技术。(4)企业是否制造业(industry)。本文数据中企业既有制造业也有服务业，我们加入这一控制变量控制行业性质。(5)企业年龄(age)。一般而言，企业年代越久远可能采用技术越落后，这些并不能完全通过资本等来进行测度。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2001年竞争力、技术和企业联系调查，这个调查由两个问卷组成，有关企业基本技术情况由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回答，有关企业财务和人事情况则由企业财务和人事经理来回答。文中涉及的大多数变量都是报告的2000年数值，但企业投入(包括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劳动力队伍组成)、产出数据也报告了1998年或追溯到1997年的数据。数据采集方式使用的是分层随机化方式，除广州为348家企业外，样本在每一个分层城市抽取300个样本，5个城市北京、成都、广州、上海和天津共获取了1548个样本。企业涉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10个部门：会计及相关服务(112家)、广告与市场营销(90家)、服装皮革产品制造(224家)、商业后勤服务(115家)、通信服务(73家)、消费品制造(167家)、电子设备制造(211家)、电子元件制造(199家)、信息技术制造(138家)和汽车部件制造(219家)。
三、计量结果与解释
1.企业技术选择基本回归的结果与解释
(1)FDI因素
表1报告了采用异方差稳健OLS对计量模型(1)的回归结果，这里因变量分别是几种不同技术测度方式：人均资本、人均计算机外资本、人均计算机资本和技能员工比重，我们考虑了可能出现的多重共线问题，至于可能出现违背经典假设的内生性问题在稳健性检验部分进行处理。回归结果显示：FDI在合资企业股份中份额越大，则企业采用的以人均资本、人均其他资本、人均计算机资本测度的技术水平都会越高。但FDI在合资企业份额越大对以技能员工比重测度的技术水平并不具有统计上显著的效应。这可能证实FDI具有资本密集型技术，FDI进入强化了合资企业的资本型技术的学习，但外资进入东道国并没有增加企业技能员工使用型技术，对计算机资本的效应比其他资本要略高一些。
与FDI自我效应显著不同，FDI在企业所在行业部门中的份额越大，企业以人均资本、人均其他资本测度的技术水平则越低，说明FDI在帮助合资企业技术水平提高的同时，对行业其他企业不具有正向外溢或正向外溢小于市场窃取效应，这与国外研究结果一致。但FDI在所在行业部门中份额对人均计算机资本测度的技术水平不具有统计上显著的负效应，说明对于先进技术可能正向外溢效应和市场窃取效应相当。FDI在所在行业部门中的份额对以技能员工比重测度的技术水平具有统计上显著的负效应，这与人力资本窃取效应分析是一致的。FDI在所在城市中份额对以人均资本、人均其他资本测度技术水平也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这与Aitken和Harrison(1999)的结果略有不同，在区域内部FDI对非相关产业技术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可能是“技能员工窃取效应”导致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政策环境扭曲导致的。FDI在所在城市中的份额对以人均计算机资本、技能员工比重测度的技术水平不具有统计上显著的效应。
(2)控制变量
出口额占企业销售额的比重对企业以人均资本测度的技术选择没有显著的效应，虽然从符号上讲都是负的，但出口额占企业销售额的比重对企业以技能员工占企业总员工比重测度的技术选择则有统计上十分显著的负效应，这里的结果都是稳健的。这说明出口一方面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大量使用简单劳动力，同时也促进了简单劳动互补资本的使用。以企业员工数测度的企业规模对企业以人均资本、人均其他资本测度的技术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人均计算机资本测度的技术选择则没有显著的影响，对技能员工占企业总员工比重测度的技术选择则也是十分显著的负效应。这说明企业规模大只是增加了较低资本的使用，而且主要是与简单劳动互补的低端技术资本。企业年龄的增加并没有增加企业的资本使用，这与一般文献的结论是一致的。特别对于高新技术的使用还有所减少，但令人奇怪的是企业年龄越久却使用了更多的技能员工，这可能与国企的社会保障较好能够吸引更多的高知识劳动力有关，也可能是年龄较大的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官僚机构有更多的高层管理人员，我们的技能员工测度方式决定了这一相关关系。企业竞争者数量似乎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企业的技术选择没有显著的影响，除了对以计算机资本测度的技术选择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外，这可能说明上文叙述的竞争强化技术创新和引进效应与利润稀薄导致的技术吸收不足两者相互抵消，而对高新技术的显著负效应可能说明竞争强化的技术创新和引进主要是低端技术的创新和引进，中国企业技术“低端锁定”问题较为严重。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效应通过部门控制消除了。
2.稳健性和内生性处理
上述变量间关系是否与变量测度方式有关，这是稳健性检验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检测的是企业技术选择的测度，变量变化后是否上述结果仍具有一些类似性，我们这里采用传统文献经常使用的TFP测度法，这里的处理办法类似于Aitken和Harrison(1999)。回归结果显示：在不控制部门和城市的情况下，FDI在合资企业股份中的份额对以TFP测度的企业技术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果是相对稳健的；但一旦控制了部门和城市，其效应马上变为稳健的不显著。这里的结果可能说明，FDI投资倾向于投资在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这是内生性问题存在的最显著的证据。FDI在企业所在行业部门中的份额在不控制部门和城市的情况下，对企业TFP测度的企业技术选择具有负向的影响，虽然这一结果是不稳健显著的，但在控制部门和城市的情况下则是正向显著的，这一结果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FDI可能倾向于投入在TFP更高的部门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没有得到处理，包含投入在内的过多行业变量进入可能加剧了多重共线性问题。FDI在企业所在城市中的份额对TFP测度的企业技术选择没有显著的效应。
由于担心存在内生性问题影响我们对变量间关系的判断，我们对相关回归变量进行了Hausman检验，确实发现FDI在合资企业股份中的份额与企业产出之间存在着统计上无法拒绝的内生性问题(方程2)，幸运的是FDI在企业所在行业部门中的份额和FDI在企业所在城市中的份额没有内生性问题。这也符合我们一般的判断，企业选择不会影响行业部门和城市层面的变量选择，但企业内部作为一个系统，其选择则可能产生内生性问题。由于IV回归法的工具变量选择困难，我们采用一种相对简单的工具变量选取办法，即联立方程法。我们选择的企业外资份额(FDI)的外生工具变量是出口占总销售额比重(export)、企业年龄(age)、企业竞争对手的数目(competitor)，然后进行回归，结果放在表2第(7)、(8)列。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之后，相关回归的结果与我们上文的回归是一致的，这证明了结果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健性。但表(1)回归也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我们利用同样方法进行处理，结果相对于前文略有变化，主要是FDI在合资企业股份中份额对以人均其他资本测度的技术选择效应不显著了，而对企业技能员工比重具有显著的负效应，FDI在企业所在城市份额的影响对技能员工的影响则是正向的，这是一个正面效应的令人鼓舞的证据，但总体上我们的结论没有受到明显的挑战③。
3.进一步讨论
在上述回归中，FDI在合资企业股份中份额、FDI在企业所在行业部门中份额和FDI在企业所在城市中份额三者单位相同且意义相近，我们可以对之进行加总。使用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回归系数加总，我们发现，FDI对企业技术选择具有整体上的负面效应，其中对以技能员工占企业总员工比重测度的技术选择影响最为严重。20世纪90年代前中期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FDI在中国经济中尤其是在东南沿海某些省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但遗憾的是FDI却对企业技术选择具有整体上的负面影响，因此本文认为FDI可能是中国企业技术“低端锁定”的重要原因。
对FDI整体效应的评估及企业自我效应、产业部门效应、所在城市效应的整理有利于我们反思中国的FDI引进政策。时磊(2010)系统反思当前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恶化和国内资源环境困境后认为，外资主导型出口导向战略是中国诸多问题产生的根源，在经济发展早期，FDI带来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但随经济深入发展FDI正向效应在逐步消散，甚至开始阻碍中国未来开拓国内市场、摆脱资源环境困境，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经济深入发展，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各种问题已不同程度地开始凸显，如何规避和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命题。本文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可能源于从低收入经济体到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增长方式与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到高收入经济体是不同的，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对原有经济发展方式进行颠覆性的改革：从依赖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和其他要素向更多依赖研发投入、技能员工和自主创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所经历的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迅速摆脱自身的贫困状况，是东亚国家共同经历的。但随收入增长，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经济增长的动力不断衰竭，这时候国家需要沿着产业价值链攀升，但没有创新和不能更有效率地使用资本和劳动是不可能实现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不再是仅仅对国外设计产品进行简单的装配，而是要更多更大程度地投入研发、更多地雇佣技能员工，将这些投入转变成产品和利润是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
但中国经济发展中正在经历着类似马来西亚的外资依赖倾向加速，而本文的研究证实，FDI对本土企业的影响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是不一致的，这说明我们需要对外资政策进行新的思考和评估。通过深入研究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内在冲动的激励，从而遏制继续将大量资源投入招商引资竞赛应该成为当前经济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当然，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FDI吸引政策可能还不能简单地“一刀切”了事，在充分利用FDI合资企业自我效应，减少FDI对所在行业、所在城市和地区的负向效应的基础上，各地应该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实施不同的FDI政策。当然，本文的研究可能仍存在一些缺陷，如数据只是使用几个核心城市的数据，数据时间点局限在中国加入世贸以前，这些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作进一步改进。
注释：
①http://www.hiebs.hku.hk/events_updates/pdf/tongyueting.pdf.
②文献处理表明，三种测度方式相关系数很高(Autor，Katz和Krueger,1998)。
③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不具表报告，有兴趣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