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与日本出境游互动变化规律探究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日本论文,汇率论文,出境游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际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外汇储备加速增长，国际贸易争端不断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人民币升值将成为必然趋势。上个世纪日本经历了日元大幅升值过程，日本出境游也发生剧烈变化，日元汇率变化与其出境游的互动过程、日本所采取的策略及其作用效果，对于发展中国出境旅游具有借鉴价值。
一、相关研究进展
众所周知，闲暇时间、个人可支配收入及旅游产品价格是影响旅游需求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旅游产品价格相对稳定，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金融汇率变动会成为影响旅游者个人可支配收入、旅游成本变动的关键因素之一。客源地的币值升值，则相对于目的地而言，旅游者的可支配收入相应增加，且去目的地旅游成本相应降低，这会激励旅游者出游；反之，则相反，客源地的币值贬值会成为阻碍旅游者出游的一大因素。可以说，汇率是影响国际旅游流的重要因素，而且不少研究认为旅游者出游更加注重的是对汇率的感知，而不是直接的价格。[1-3]
Dwyer等分析了通胀、汇率等对于旅游价格的影响，以及旅游价格因素对旅游市场的影响[4]；Qu分析认为汇率是影响大陆游客去香港旅游的因素之一[5]；Webber指出汇率是影响澳大利亚旅游市场的重要因素[6]。国内不少学者对于日本的国际旅游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探究。匡林分析了日本出境游的特征，并指出经济因素是影响出境游的重要因素，但未就汇率具体影响过程进行过深入分析[7]；凌强分析总结了日本国际旅游业的经验和教训[8；9]；柴亚林等分析了日本旅游产业政策变迁过程[10]。可见，汇率是国际旅游流研究的重要选题。中国实行汇改以来汇率变动频繁，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日本的研究以期对引导中国出境游的发展。
二、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从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两个方面分析日本出境游与汇率之间的互动关系，即：一方面，基于多年的统计数据分析出境游与汇率之间长期的动态关系特征；另一方面，基于多年的统计数据探究出境游的变化与汇率变动之间的关系特征，发现短期内两要素各自波动所产生的交互影响特征。数据源于日本统计部门[11；12]，汇率利用年平均汇率，出境游选择出境人数作为分析依据，鉴于1964年日本旅游法颁布实施，自此日本出境游快速发展，同时期间经历汇率稳定期、快速升值期和波动期。时段选择从1964年至2006年间，所选时段用于实证研究比较理想。
三、日本出境游与汇率互动特征分析
(一)长期趋势
从1964年至2006年，日本出境游客由12.8万人次递增至1753.5万人次，年平均递增率为12.4％。此间，日元不断升值，1美元兑换日元由358.3变化为118.9，年平均递增率为2.66％(图1)。出境人数与汇率(1日元兑换美元)的相关系数为0.93435。可见，两者之间交互影响显著。为定量测度出境游与汇率之间的动态演化趋势，本研究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方程拟合两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出境人数为应变量，汇率为自变量，方程为：
y为出境人数(千人)，x为汇率(1日元兑换美元的年汇率)，运用最小二乘法，可得到方程参数a和b值及相应的检验系数(表1)，其中，R2和调整后的R2分别为0.873011、0.869914。检验结果表明，方程具有可信性，方程参数拒绝零假设。拟合方程表明，从1964年至2006年，汇率是影响日本出境游的重要因素，日元升值，出境人数增加，反之，则相反；而且汇率所引致的出境游变化大。
图1 日元汇率及出境旅游人次
Fig.1 Yen exchange rate and Japanese outbound tourists
(二)短期波动特征
长期看趋势，短期看变化。本研究试图通过出境游与汇率的年际变化分析短期内或阶段内的出境游与汇率之间的互动影响特征，主要利用两项指标：年际波动幅度和年际变化率。计算结果：出境人数变化(当年值减去上年值)与汇率(1美元兑换日元)变化(上年值减去当年值)的相关系数为-0.0367；出境人数年变化率与汇率的年变化率的相关系数为0.0745。可见，从短期变化分析发现，出境游的变化与汇率变化不相关，即汇率的年际波动与出境游的年际波动之间无统计学上的联系(图2)。
图2 日元汇率变化及出境旅游人次变化
Fig.2 Change of Yen exchange rate and Japanese outbound tourists
从阶段特征来看(图1)，1964年后日本出境游快速发展，1964年至1973年出境游平均增速为37.8％，年增加人数24万人，此后几年受到两次石油危机影响，出境游增幅明显下降；1985年后至1992年出境游又呈高速增长态势，年平均增速为13.2％，年增加人数97.8万人，增幅规模很大。1971年前日元汇率相对稳定，1971年至1973年日元升值幅度较大，1美元兑换日元汇率由314.75日元升值为280日元，年增长率为6％；此后几经波动，由1974年的1美元兑换300.95日元升值为1984年的251.58，年增长率为1.8％；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自1984年至1994年，日元兑美元的年增长率为9.7％；此后，日元汇率几经波动，幅度在1美元兑90—140日元之间。
从各个阶段分析发现，出境游变化与汇率变化之间存在一定关系，既有同方向变化过程，即日元升值，出境人数增加，日元贬值，出境人数递减；也有反方向变化过程，即日元贬值或稳定，出境人数增加，日元升值或稳定，出境人数递减。很多情况下，日本出境游变化与汇率变化之间呈现同方向变化。可见，在日本出境游的不同发展阶段，汇率是一重要影响因素，它对出境游的影响强弱，以及如何与其他影响因素共同作用，还有待于分析。
四、讨论
(一)汇率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对出境游会产生放大效应
1.与经济的互动作用。
一般而言，经济高速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在政策支持下，出境游会呈高速增长态势，若本币升值则其对出境游的促进作用会更加突出。1964年至1971年间，在经济与政策的支持下，日本出境游高速增长，此后三年，日元经历了战后以来的第一次大幅升值过程。另外，受到居民出国换汇管制放松的支持作用，出境游得以更高速度增长。1973年前，日本经济高速增长，1955年至197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15.6％。1964年《旅游基本法》实施，出境游高速增长，特别是1971-1973年日元大幅升值期间，出境人数年增长率分别为44.9％、45.0％、64.3％，比1964-1971年间平均高出20多个百分点。可见，在经济发展、政策支持下，本币升值引致了很多居民出境游的动机和行为，表现出对出境游的显著促进作用，产生累积放大效应。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减缓，居民收入减少，出境游会减速，若本币贬值则其对出境游的阻碍作用会更加突出，汇率变动与其它因素一起会产生累积负效应。日本受到两次石油危机影响阶段，经济发展减缓，出境游显著下降，日元贬值加速了出境游的下降。比如，1974年、1975年及1980年至1983年出境游增幅显著下降，尤其是1974年和1980年。
2.与政府政策的互动作用。
政府政策取向是影响居民出境游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因素与汇率一起作用往往会产生显著的共振效应。20世纪60年代初期，经济高速成长未能激发日本出境游高速发展，但自1964年《旅游基本法》颁布后，日本出境游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可见政府扶持政策对于发展出境游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与60年代及70年代初相比较，日本在80年代的经济增速明显减缓，1973年至1991年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为8％。在1985年后，日本为缓和国际贸易矛盾，日元大幅升值，并出台了旅游倍增计划，日本出境游经历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第二次高速增长过程。1985年至1992年出境游年平均增速为13.2％，年平均增加人数97.8万人，此规模远大于60年代末。这说明经济增长固然重要，有利的政策和日元升值对出境旅游也会产生重大影响。这是因为经济发展通常会赋予先富居民出境游的机会，这仅使一部分人受益，而政策因素与汇率因素会使国内所有愿意出境旅游的居民受益，惠及人口多，对出境游所产生的积极效果非常显著。
3.一定条件下，经济因素与政策因素对出境游的影响更为突出。
汇率因素往往不是居民出境游的根本动力，在与经济因素、政策因素相比较中，经济因素、政策因素的作用往往更为突出。在日元贬值过程中，出境游增速相当可观，比如1979年、1981年、1982年、1984年、1988-1989年、1995-1997年、2000年、2005年。这些数据说明，在特定的政策背景、经济条件下，汇率是影响出境游的因素之一，但不能作为主导因素，其升值与贬值不足以对出境游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它通常会在其中起到促进和抑制作用。
(二)汇率波动过程中，一些事件对出境游的影响更为突出
汇率波动是影响出境游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对出境游产生共振效应，但其影响与特殊事件相比较，特殊事件对于出境游的影响会更为突出，日本出境游的发展历程说明了这个事实。比如1980年、1991年、1998年、2001年、2003年尽管日元处于升值态势，但由于石油危机、海湾战争、金融危机、9·11事件、SARS事件的影响而使得出境游呈现大幅下降态势，这说明日元升值不足以影响这些事件对出境游造成的负面影响。
五、对中国出境游的启示
(一)出境旅游管理应由数量管制转向制度调控
近年来，国际局势趋向缓和，但局部动荡仍然存在，而且突发危机事件发生频率明显加快，对出境旅游影响大。一味强调从数量上控制出境规模，难以满足国人出境旅游需求，也不利于经营出境旅游的国内企业稳步发展。应根据经济发展态势以及居民旅游需求，制定出出境旅游的政策，让制度调控成为主要手段。具体措施包括：完善出境市场规章制度，保障游客权益，促进企业公平竞争，充分发挥市场自身调节作用。比如：变特许经营为一般经营，政府逐渐减少干预；变直接控制为间接管理，逐步结束总量控制和配额管理的办法[17]。早在1963年日本政府制定出《观光基本法》，该法律成为指导日本旅游业发展的基本法，明确提出把旅游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来发展。该法律促使日本旅游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二)利用汇率变化，积极引导出境旅游
汇率变动对出境旅游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在一定的条件下，客源地的旅游政策、经济因素等会比汇率变化所产生的作用更为突出。一般而言，政府难以控制受国际贸易影响的汇率变化，在人民币升值之际，国内经济稳步发展，可积极推进国民出境旅游；如果国内经济形势趋紧，可通过政策对出境游加以引导，推动国内旅游发展。这样，基于汇率变化与出境游互动规律的基础上，对出境游采取灵活有度的引导策略，可促进中国旅游业持续稳定发展。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实行自由汇率制，汇率大幅升值，国内经济高速发展，日本政府不但未控制出境游，相反放宽乃至取消了居民的换汇额度，促进出境旅游的发展；80年代中期，迫于国际压力，日元大幅升值，日本顺势而为提出旅游倍增计划，鼓励国民出境旅游，普及国民出境旅游，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这成为提升国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措施。
(三)发展出境旅游服务企业，鼓励国内企业直接对外投资
国内旅游市场是国内中小旅游企业生存之本，发展出境市场是帮助国内中小企业做强做大的重要措施，是帮助中小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换句话说，国内中小旅游企业做强做大必须有出境市场的支撑，出境旅游对本国旅游企业来说，不仅可以控制客源，而且是高利润产品，利润一般是国内旅游的8—10倍。根据有关研究表明，世界上的跨国旅游集团绝大多数产生于旅游客源大国，旅游业的国际化经营主体与客源国具有高度相关性[18]。出境旅游市场的规模与潜力是旅游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基本支撑点。再者，伴随旅游业的进一步开放，国内中小旅游企业将会面临国际旅游巨头的冲击，拱手让出出境旅游市场，许多中小企业必将面临生存危机。从目前情况看，企业发展落后于出境人数增加，2010年预测出境人数近6233万人次，当前出境旅游组团社仅有800家，照此估算，平均每个组团社要接待7.8万人，每天要送走游客约250人，这是根本完成不了的任务，发展出境旅游企业势在必行。
在人民币升值的前提下，加工业产品出口受阻，发展入境旅游有压力，在这种背景下，利用国际旅游资源，投资开发国际旅游产品，以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出境旅游需求，不失为一种良策。首先，规模不断扩大的出境旅游市场是旅游企业“走出去”的强大支撑点。因为在旅游业竞争中，谁掌握了客源谁就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在竞争中就处于优势地位[19]。其次，引导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发国际旅游资源，吸引国内游客，满足国民出境旅游需求。一方面，减少因居民出境花费而造成的外汇流失；另一方面，可以保留国内一些稀缺的旅游资源；再次，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直接投资外国，一方面可以减轻本币升值压力，另一方面，可以为资本增值找到发展空间。比如，在日本政府推行旅游倍增计划后，日元升值背景下，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日本企业加快与旅游相关的饭店、度假地、交通系统和餐馆的广泛投资，尤以饭店和度假地方面的投资为甚，其中夏威夷约有60％以上的饭店为日本企业所拥有。[20]
(四)利用出境旅游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在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贸易顺差日益扩大的新形势下，中国旅游业研究应开阔视野，将旅游业上升到国家现代化战略的层面和国家整体利益的高度来认识出境旅游[21]。国际贸易收支不平衡是引致国际贸易争端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在汇率升降过程中，灵活地引导国民出境旅游市场的发展，对于缓解人民币的升值或贬值压力，减少国际贸易争端具有重要意义。人民币升值，发展出境游可以减少服务贸易顺差，促进收支平衡；本币贬值，规范和适度发展出境游，减少外汇流失，促进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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