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趋势的再思考——兼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历史论文,阶段性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问世至今已有150年历史了。 在这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和成熟的不朽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揭示和阐述了一个伟大而又经典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必须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150 年过后的今天，世界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社会的脚步即将迈进21世纪，面对资本主义发展所发生的新情况，市民社会中以及理论界都有人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经典论断产生怀疑和质问。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的教育问题。本文就此谈点个人的拙识，以求引起讨论。
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地方本来可以做某些修改。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注：《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版，第3页。）这段话恩格斯在1888 年英文版序言中重又引录，可见这段话的重要性。它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宣言》中的基本精神是永存的。不论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还是从今天世界历史发展来看，“还是完全正确的”；第二，由于时代发展和变化，历史的演进出现了无数的变量，《宣言》中基本原理的运用，必须从具体实际出发，而不能把它当作教条。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必然趋势，体现在历史演进过程出现的无数变量的偶然性之中。没有偶然性，就不可能有必然性，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产主义”（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2版，第603、243、164页。 ）这一客观规律是怎样在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偶然性变量中体现出来的呢？这就需要我们先来认清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列宁曾经精辟地指出：“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象自然科学家提出某一新的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改进的。”（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2版，第603、 243 、164页。）只有清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变种”， 才能看明它演变的历史趋向。
对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我们曾经坚持两个阶段论，即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和垄断的资本主义。这一论断是根据列宁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有关论述而提出来的。应该肯定，列宁对当时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经济特征的论述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列宁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成熟度也作了过高的估计，提出了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论断。如果我们站在历史高度进行分析，不难看出，列宁所处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必须善于抓住时代提供给他完成社会变革使命的历史机遇。因此，列宁所使用的“帝国主义”概念，更多地是一种政治术语，而“最高阶段”的论述主要是为了指导当时革命斗争。正如列宁自己在《帝国主义论》的俄文版序言中所说的：“不研究这个问题（按：指帝国主义。——作者），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估计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2版，第731页。）即使这样， 列宁当时也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动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并对此进行了具有世界历史发展意义的经典论述。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从列宁逝世以后，人们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不仅没有跳出“最高阶段”这一框框，反而逐渐把它推到了极端的认识。当我们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人们发现当今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但没有走到它的尽头，反而还呈现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一严酷的事实与我们过去所进行的那种苍白的说教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一反差造成人们“二律背反”的认识：一方面，人们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发展的现状，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另一方面，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产生疑虑，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两种认识归根到底就是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产生疑惑。要想消除这种疑惑，就必须突破传统观念，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按照客观实际去认识，实事求是地作出科学划分。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迄今已经历几百年的历史。在这几百年的进程中，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自由竞争阶段、垄断阶段、（亦称私人垄断或一般垄断阶段）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当代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把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合一而论，不但没有分清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的特征及区别，而且也不利于我们认清资本主义在其演进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趋势。尽管两者同出于一个母体，然而它们却是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各自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特征。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理论中有一个基本观点，这就是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就提出两个问题需要思考：第一，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其动力是什么？第二，这一“自然历史过程”的运动方向是什么？解答第一个问题无异于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再复述一遍，这里不赘述。我们重点讨论的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解决为回答第二个问题奠定了基础。因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原动力的“自然历史过程”肯定意味着社会的进步趋势，即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不仅体现在社会形态交替过程中，同时也体现在同一社会形态不同的发展阶段过程中。列宁曾指出：“辩证法是要我们把社会看做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的。”（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2版，第54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因此在同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性质不变的条件下，其内部的社会经济关系亦或生产关系也会发生阶段性的变化。因为“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版，第363页。 ）而这种阶段性变化则意味着社会生产关系发生某种程度的“变革”，这种“变革”也就意味着历史的前进。恩格斯将原始社会分为蒙味时代和野蛮时代，马克思也把奴隶制分为家长奴隶制和劳动奴隶制，我们把封建社会演进的基本过程分为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就证明了这一点。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划分同样是这个道理。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的形成主要是由经济竞争产生的自发结果，因而经济和政治的结合度还不高；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尽管比以前有了巨大的发展，但还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程度；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况及生产的盲目性还不能得到较有效的控制，因而经济危机发生的程度仍然很严重。但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已高度发展，要求国家自觉地干预社会经济活动，所以经济和政治的结合度已逐渐达到空前的程度；垄断的规模和程度比以往大大发展了，以至于国家不能坐视旁观，出现了国家垄断的现象；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况及生产的盲目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控制，使经济危机对生产力的破坏程度有了缓减。对于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性，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指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注：《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版，第27页。）列宁也曾明确地说过：“资本主义不可能有一分钟停止不动，它必须不断地前进”。（注：《列宁全集》第20卷，第1版，第145页。）
可见，垄断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有着明显不同的两个发展阶段。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为后者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准备了必要条件，后者是前者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着后者发展方向的前进性。因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重要的历史阶段。
二
对划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性的根据，理论界有不同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版，第478页。）由此可知， 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性的根据不是一个单因素，而是一个综合因素。当然，这其中必有一个是根本因素，但也仅仅是从归根到底意义上讲的，并不意味着否定其它因素，恩格斯1890年9月在写给布洛赫的一封信中就讲到，“根据唯物史观， 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版，第477页。）根据这一唯物史观，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认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种”，从中可以透视出其演变的方向。
（一）从生产力方面来看。这是区分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测量器”和“指示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注：《资本论》第1卷，第204、8页。）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已经发生过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第一次开始于18世纪中期，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主要标志；第二次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电动机和电力的应用为主要标志；第三次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它萌芽于本世纪初，开始发展于50年代，而今正处于新的、高速发展时期，被西方学者称为“第三次浪潮”。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电子技术和微电脑的诞生和发展；宇宙空间的探索和开发；新型合成材料的运用，以及社会分工的更加精细等等，共同构成了这次“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的主要标志。尤其是进入80年代末期，冷战结束后，这种高科技、自动化、高信息化技术更是得到了迅猛发展，形成了一个高科技产业群，它标志着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至于1990年联合国有关研究机构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由此表明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开始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浪潮，给当代资本主义带来巨大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远远超过了恩格斯当年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所作的评价，也与列宁所处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生产力发展不能同日而语。它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领域和层次的面貌；它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产业结构发生深远的变化，不但出现了许多新兴的产业，而且使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比重缩小，非物质生产部门比重不断扩大，形成了庞大的第三产业部门；它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打破了国土的界限，走向了国际化道路，许多国家实际上已成为各种产品世界生产流水线的组成部分；同时，它也使资本关系进一步发展为“社会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应，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的扬弃。”（注：《资本论》第3卷，第493、496、 497 、498页。）此外，我们曾经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之一——三大差别，其鸿沟也正在缩小，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体之间已出现了“趋同”形势。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版，第3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如果我们按照“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个公式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不难发现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正是为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做好了物质上的准备。而这一点恰恰证明了《共产党宣言》中揭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注：《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版，第36页。）难道这不正是预示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呢？
（二）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这是与生产力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划分社会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一个重要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到，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注：《资本论》第1卷，第204、8页。）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考察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制关系，就会发现其所有制已经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制，绝不是“原始”意义上的私有制，也非资本主义古典意义上的私有制。如果把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私有制，由于是单个资本的特点而称为“个体私有制”，把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私有制，由于股份制的出现而具有多元资本结构的特点称为“集团私有制”的话，那么，当代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出现了国家与垄断私有制相结合的新特点，可以把它称为“国家私有制”。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毕竟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因而无论国家怎样参与所有制的构成，也无论国有化程度有多高，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性质没有发生最终的改变，正如恩格斯说的“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版，第436页。）而这种“国家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高级形式。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个体私有制→集团私有制→国家私有制”这一历史演进过程中，看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所有制关系上所显现出来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其允许范围内所进行的自我扬弃的过程和表现形式，其中不乏也包含着由私有制逐步向公有制转化的态势。这一转化轨迹中的“过渡点”就是股份制。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股份制时指出：“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注：《资本论》第3卷，第493、496、497、498 页。）“在股份制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注：《资本论》第3卷，第493、496、497、498 页。）因此马克思认为，应当把资本主义股份制“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注：《资本论》第3卷，第493、496、497、498页。）虽然马克思指出这种“过渡”是消极地扬弃，但它已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走向自我否定之路。
此外，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就出现了“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对这种具有劳动集体所有制形式的经济制度，马克思当年就明确指出，这“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因为在这种合作工厂内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被扬弃了，“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所以，马克思称这种“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范围的积极扬弃。（注：《资本论》第3卷，第 493 、496、497、498页。）到了本世纪50年代之后，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中，这种具有劳动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合作企业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平均达到10%左右。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这种所有制关系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的多少，问题在于它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自然规律”，“正在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注：《资本论》第1卷，第204、8页。）
（三）从上层建筑的变化来看。这也是区分不同历史阶段不能忽视的因素。因为上层建筑一经产生之后，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对产生它的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而这种反作用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殊性。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主要就“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来看它的变化。
“国家”的作用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作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经济的运行主要是受市场机制的支配，在垄断时期是受垄断竞争市场机制的支配，这时的“国家”虽也有一定的经济职能，但其作用甚微，马克思恩格斯曾形象地比喻说：这时的国家只起资本主义“守夜人”的作用。而当代资本主义则完全不同了，“国家”以总资本家、总垄断资本家的身份，参与和指挥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越来越加强，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日益结合，产生了“混合型经济”。过去主要由那些“看不见的手”来发挥作用，现在已经出现了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来发挥作用的趋势。这种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活动的态势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国家已不是单纯作为上层建筑起维护经济基础的作用，更成为社会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仅以美国为例，从1970年到1987年，政府投资每年都在200—300亿美元左右，用于公共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90 年代以后这个数字又有增长； 这期间政府采购的开支增长了237%，到1990年政府支出就达11972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1.8%；据统计，1988年美国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支出总额为994 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其中有33.2%的资金是来自政府支出。（注：资料来源：《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大观》：郭建清、刘凤良、宋利芳编著。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版。）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强调说，在过去20年中，美国市场表现出来的灵活性，金融体制和机构表现出来的强有力性，以及商业环境的改善等，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都得益于政府协调的成功。
由于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和调节，使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程度有所减缓。对此，有的学者把政府的这种作用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给自身增设的新功能”，称之为“经济调节器”是不无道理的。此外，上层建筑的其他领域也同样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变化。比如，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新文明的兴起、管理制度的改善等等，这一切都证明当代资本主义已今非昔比。它在自身允许的范围内所进行的制度创新，尽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内在矛盾，但毕竟是朝着适应生产力发展方向所做出的调整，它使资本主义大大发展了自身的延续性和伸缩力。这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母体”中发生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部分质变，已经孕育社会主义的“胚胎”。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明确指出：“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版，第434 页。）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版，第435页。 ）当然这并没有消灭资本关系，反而把它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制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版，第436页。 ）历史的发展完全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结论的正确性。
三
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进行再思考，这里的“再思考”之意，在于必须澄清和冲破过去长期深植于我们头脑中的一个传统观点，即资本主义的萌芽可以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而社会主义的胚胎绝不可能在资本主义“母体”中产生。并把这一观点当作马列主义真理坚持了几十年，甚至到今天还有相当可观的人这样认为。殊不知，这是割断历史发展联系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这并非是扣帽子。如果不冲破这一非马列主义理论的桎梏，就不能正确理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也不能认清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
实际上，经典作家们并没有作过如是之论，而且恰恰相反。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注：《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版，第43页。）并据此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怎样从封建制中产生，同时也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进行着类似的运动，即社会主义的因素如何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孕育着。基于这一思想，马克思后来在研究资本主义股份制时，曾于计划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结构的第一分册《资本》里的第四篇《股份资本》中提示，“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这里的“导向”表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导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一种形式。这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7章有关股份制的论述中， 表达得更加清楚，股份制“表现为迈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当马克思谈到资本主义条件下出现了“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这一产物时，明确指出，“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中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注：《资本论》第3卷，第493、496、497 、 498页。）列宁继承了马恩的这一思想， 在他研究了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后，更加直接了当地指出：“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每前进一步的每一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都直接而实际地显现出来了。”（注： 《列宁选集》第3卷，第2版，第603、243、164页。）这些都表明了在经典作家们看来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在资本主义社会“母体”中，完全可能“自然而然地”萌芽出社会主义的因素，准备好为社会主义所利用的一切成果。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完全割裂开来，既不符合历史辩证法，也不利于认清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同时也失去了社会主义富有生命力存在的意义。正象黑格尔讲过的，割下来的手就失去了它的独立存在，就不象长在身体上那样灵活，富有生命力，而且是要腐烂的。
在解决了上述问题之后，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正在被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所证明，因为当代资本主义正处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列宁在对其进行研究之后曾明确指出：“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这就是历史辩证法。”并且进一步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2版，第603、243、164页。）列宁在这里不仅区分了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且指明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
历史实践完全证实了经典作家们的科学论述。从我们前面论述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由“个体私有制→集团私有制→国家私有制”这一过程中，难道不表明社会主义的“胚胎”已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扬弃”中“显现出来”吗？难道不证明“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一切窗口中出现”了吗？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是资本主义的成熟阶段，同时也是社会主义“胚胎”的孕育和形成阶段。如果离开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无法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最终如何被社会主义所代替。可见，冲破传统观念，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正确认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来龙去脉”，对于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的历史趋势是有帮助的。同时，对于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保持清醒头脑，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交叉发展的历史竞赛中，制订出积极的战略方针和对策，抓住加速发展的大好时机是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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