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抗战主张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陈独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之一，陈独秀的政治主张对中共的路线、方针及中国革命局势的变化，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以往人们对他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而对他在30年代以后的抗日主张，研究尚不充分。而这项研究，对于评价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以至于他的一生又非常重要。本文试图在这个问题上略陈管见，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
陈独秀早年就有抗日反侵略思想。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日，以托派中央名义先后两次起草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在托派刊物《火花》、《校内生活》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抗日。为了扩大影响，他于1931年12月5日又创办了自任主编的《热潮》周刊，作为宣传抗日的阵地。陈独秀公开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英美等国操纵国联袒护日本、欺压中国的阴谋，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主张武装抗日，抵制日货，对日绝交；抨击蒋介石对日妥协，出卖民族利益比袁世凯更甚（注：陈独秀：《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319页。），号召抗日反蒋。一二八事变后，陈独秀同情、支持学生运动，写文章抨击国民党迫害学生的行为。在抗日反蒋问题上，他主张“与自由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的联合行动”，并因此遭到托派分子的攻击。但陈独秀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且斥责托派宣扬所谓“工人无祖国”、“不爱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国家”是反动的。（注：陈独秀：《论对日宣战与排货》，任建树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此外，一二八事变后陈独秀和罗汉还曾向中共中央提出过合作反蒋抗日的建议，并专门写信托人送交中共中央，提议“马上召开一个联席会议，以决定在群众行动中一致步骤问题”（注：王光远：《陈独秀年谱》，第353页。），但当时在王明路线统治下的中共中央却认为与陈独秀的合作是“非常滑稽而有趣的事”而不予答复。
由于陈独秀宣传抗日反蒋，1932年10月被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逮捕入狱。在法庭上，他申述反对国民党的三个理由：（一）人民不自由，（二）贪官污吏横行，（三）政府不能彻底抗日；对当局予他的“罪名”进行抗辩。他还自撰数千言的《辩诉状》，猛烈抨击国民党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节节退让”，而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杀之囚之”、“威迫利诱”的罪行，并公开宣称自己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革命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注：陈独秀：《自撰辩诉状》，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7页。）该《辩诉状》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后与章士钊为陈独秀写的《辩护词》一起被选为上海沪江大学和苏州东吴大学法律系的教材，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
在九一八事变后至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陈独秀的抗日政治主张包括：对日绝交、武装全国民众抗战；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民众的革命政权，以国民会议代替国民党政府领导全国抗日；在抗日反蒋中与中国共产党、小资产阶级以及左翼自由资产阶级“共同行动”等等。这些主张表明，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对自己以前的观点作出重大修改，与托洛斯基主义的一些原则已相去甚远。正是因此，他在1935年2月被托派“开除出党”。
二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释放全部政治犯”的要求下，陈独秀被释放出狱。当时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时，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都纷纷提出各自抗日救国的主张。这种局势对一向关心抗战的陈独秀产生了深刻影响，何去何从，他面临着新的抉择。
陈独秀出狱后，各种政治势力都想拉拢他，胡适要他去美国写自传，后又拉他进“国防参议会”，都被拒绝。他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注：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转引自张永通、刘传学：《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这是陈独秀出狱后明确表示赞成国共合作。后来蒋介石又派亲信朱家骅以10万元经费、国民参政会5个名额为诱饵，要陈独秀“组织一个新共党”（注：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1页。），陈不为所动，表示坚决不干。在武汉时张国焘曾找到陈独秀，要陈和他一起另外组织共产党，陈回答说没这个能耐。（注：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01页。）
陈独秀拒绝这一切拉拢利诱，却在1937年8月两次主动约见中共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博古，表示他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明他已脱离托派组织，愿“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注：叶剑英、董必武、博古致《新华日报》的信，《新华日报》1938年3月20日，张永通、刘传学：《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235-236页。）后来，陈独秀的好朋友罗汉又与叶剑英、李克农会谈，提出与中共联合抗日的要求，并以个人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叶剑英等人认为与陈独秀合作事关重大，给罗汉开了介绍信并给了路费，让他去西安进一步接洽。罗汉到西安后，与林伯渠进行了会谈，经联系中共中央同意罗汉去延安，但因交通问题没去成。中央根据陈独秀、罗汉提出的要求，以毛泽东、张闻天的名义给西安复电，提出合作抗日的三个条件：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注：见叶剑英等前揭文，前揭书，第235-236页。）
陈独秀得知中共中央的条件后，对于“认错”和公开声明与托派脱离组织关系的要求十分不满，拒绝在托派问题上表态，但亲自写了一封信，提出抗日的10条纲领，让罗汉转交叶剑英等人作为答复。据罗汉说，博古看后表示，陈的纲领和中共中央的路线并无大的分岐。（注：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1938年4月24日、25日，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485页。）但由于陈独秀在托派问题上的僵硬态度，以及后来王明、康生等人在党内发动“整肃托派汉奸”运动，陈独秀最终没有回归中共党内。
尽管陈独秀身处国共两党之外，但他却赞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而他拒绝了托派分子劝他回上海重整旗鼓的请求，表示托派的宗派主义没有出路。他在南京以及去武汉后的抗日言论和活动，与托派主张推翻国民党政府、反对国共合作的传统立场相违背，遭到托派攻击。他讥讽托派分子“只会背老托的文章，于实际的政治斗争一无所知”，“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条件，总是将革命之所有能事归结于办一张可怜的报纸”。（注：唐宝林：《从总书记到反对派——陈独秀传》（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3页。）鄙夷托派“口里也说参加抗战，而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析的过高”，“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谁要是企图向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他认为，“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注：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183页。）
1938年3月21日，陈独秀发表了早些时候写给陈其昌等人的信，公开宣布他“只注重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注：陈独秀：《1937年11月21日给陈其昌等人的回信》，《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80页。）这个声明虽没有公开表示脱离托派组织，但因陈独秀的言行已与托派教义相去甚远，所以这个声明实际上表明了陈独秀与托派在组织上的决裂。
陈独秀不愿再与托派为伍，又感到与中共合作“很难实现”。（注：陈独秀：《1937年11月21日给陈其昌等人的回信》，《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80页。）于是便设想采取“新途径”培植力量，独立开辟新局面。他一面和第三党、救国会及部分民主人士接触，试图组成一个联合阵线，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不拥国（国民党），不阿共（共产党），以争取民主自由为目标”（注：王光远：《陈独秀年谱》，第353页。），一面又联络在武汉养病的国民党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并准备派人去何部做政治教育工作。后来因民主人士响应的不多，何基沣又被国民党免职，原准备派往何部中做政治工作的王文元、濮德治以及罗汉先后离他而去，各奔前程，罗章龙、高语罕等人也不予合作，使陈独秀“复兴事业”计划遭到失败。（注：《双山回忆录》，第241-243页；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494-495页。）
此后，陈独秀将主要精力用于抗日的文字宣传工作。他离开南京到武汉后，记者曾问他：“报纸上说，陈先生今后要专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是不是呢？”陈独秀毫不犹豫地回答：“不对！不对！……现在抗日运动，就是政治运动，我能够不参加抗日运动么？”（注：陈独秀：《目前对于抗战的种种问题》，王树棣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4年版，第542页。）实际上在他去武汉的途中，即已拟定五个题目，打算写一本关于抗日意见的小册子，一到武昌住下，就开始写。即后来发表的《我对于抗战的意见》一书。在武汉期间，陈独秀多次应邀到武汉大学、武昌华中大学、汉口青年会等地进行抗战讲演，并在各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宣传抗日。他在武汉一年的时间里共发表约16篇专门论述抗战的文章和讲演稿。陈独秀通过这些文章和讲演，对于抗战的性质、如何抗战以及抗战的前途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关于抗战的性质，陈独秀在1937年10月6日华中大学作的题为《抗日战争之意义》的讲演中指出：抗日战争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这次战争的历史意义乃是脱离帝国主义压迫与束缚，以完成中国独立与统一，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之机会”。从历史上看，“此次抗日战争，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北伐战争）之继续完成”。（注：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王树棣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40页。）陈独秀将抗日战争看作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这与把资产阶级视为主要敌人并极力降低反帝意义的托洛茨基主义观点已经是水火不相容的了。
关于如何抗战，陈独秀主张发动民众，持久抗战。他于1937年11月在武汉大学作的《怎样才能发动民众》讲演中，认为只有全民抗战，才能取得胜利。而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必须有三个条件，即解除民众自身的痛苦；必须让民众有经常的组织；必须让人民有政治的自由。他说，“中国对于抗战，利在发动全国民众蜂起参加，持久抗战，尽可能的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我们在军事上、经济上都不如敌人，但我们地大人众，只能采用持久消耗战的战略，和敌人拼。战争逾延长，敌人逾困难，愈加不能维持，胜利离我们愈近”。1937年冬他又发表《抗战中应有的纲领》，进一步阐述了对抗战的态度和主张，并提出10条具体建议：推翻帝国主义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是此次抗日战争的最终目的；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联合苏联及全世界工农民众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迫富人认购救国公债，不把战费加在工人、贫农及小商人、小职员身上；解除人民痛苦，减少工人工作时间，解决贫农耕地问题，限制高租高利，废除苛捐杂税和保甲制度，停止征工拉夫，提高民众抗战热情；恢复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等组织；改组全国军队，加强军队政治教育，密切军民关系；武装人民，尤其要武装工农民众，以肃清汉奸，巩固后方；召集国民大会，主持和战大局等。（注：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459页。）
关于抗战前途，陈独秀主张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并对胜利充满信心。他说，“此次抗战只有两个前途，中途妥协，对日投降；或者发动民众，抗战到底。每一个自命为拥护民族利益的人，都必须采取后一种前途”（注：陈独秀：《战败后的对日抗战》，《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81页。）；“敌军一天在我国领土之内，一天都不能言和；如此而言和，不能不说是汉奸卖国行为！”（注：陈独秀：《“言和即为汉奸”》，《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47页。）认为“只要政府能领导人民抗战到底，牺牲到底，日本是断然要屈服的！”（注：陈独秀：《战败后的对日抗战》，《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81页。）他要求政府在民众运动上、在财政上、在处置汉奸问题上、在商业上、在军事上都要采取积极态度。各方面消极态度不改变，会形成抗战的致命伤。“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必须战胜我们自己的消极态度”。（注：陈独秀：《打倒消极先生》，《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72页。）
综上所述，陈独秀出狱后，在抗战全面爆发，民族危机深重的形势下，不仅及时转变了政治主张，由抗日反蒋转变到拥蒋抗日，坚持了拥护国共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立场；而且提出发动、武装民众，坚持全面持久抗战，反对中途妥协，力争最后胜利等一系列有利于抗战事业的正确主张。这些主张应予肯定。
在抗战领导权问题上，他主张全国各党派都要一致拥护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一致承认国民党政权对于抗日战争之最高军事统帅权，要求“在野的各党派应该心口如一的援助政府抗战，不应该有保存实力趁火打劫的企图”。认为只要人民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相信政府更能抗战到底，不会中途妥协而言和”。（注：陈独秀：《抗战一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03页。）
三
陈独秀在抗战初期，积极进行抗日的文字宣传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主张和建议，政治上较为活跃。但在离开武汉入川后，随着时局及所处环境的变化，陈独秀思想也发生了变化。
1938年7月，陈独秀从武汉迁至四川重庆，不久又迁居江津，远离抗日前方。到1938年末，抗战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正面战场节节后退，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叛国，国内掀起一股妥协、投降和反共的逆流。形势的变化，使陈独秀对抗战的看法也发生一些变化。
首先，对抗战前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局的估计，陈独秀忧虑重重，不再像一年前那么乐观和充满信心。
抗战初期，因国民党积极抗日，陈独秀曾乐观地认为“只要政府领导人民抗战到底，敌人是一定会屈服的”。但国民党军事上失败、政治上腐败使陈独秀对它由期望变为失望。他面对“抗战一年了，农民仍是隔岸观火，商人大做其经济的汉奸，买办和银行家……出身的官僚，利用国家机关，来投机外汇，或垄断国产阻碍出口贸易，以大饱私囊；士大夫土豪劣绅纷纷充当汉奸”的混乱腐败现象，发出感叹：“为抗战尽力而牺牲的只是一部分有民族意识的工业家、工人、军人或受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洗礼的青年；所谓全民抗战，不过是一句宣传的口号。”（注：陈独秀：《民族野心》，《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10页。）他谴责国民党开战前无作战意识，仓促迎战，没有足够的准备；开战后又以“反革命的方法，来执行民主革命的任务，所以军事失败”。（注：陈独秀：《八一三》，《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26页。）
残酷的现实打破了陈独秀的幻想，对抗战的前途不再像一年前那么有信心。他在1938年8月15日为纪念上海“八一三”抗战写的《八一三》一文中说：“我们并不奢望能够打死这暴发户，只要拼得它无可奈何，不得不对我们稍微客气的说话，我们便算是胜利了。”（注：陈独秀：《八一三》，《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26页。）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他更悲观地认为：“汉口陷落后，大规模的战争是不会有的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各农村、小城市领导的零碎的反日斗争，在相当长时间还会普遍的存在着。在近代战争中，这只是一种余波，不能构成集中的力量，击退敌人。”“日本国内和国际如果没有巨大的事变，中国是没有力量赶它出去的。”“就目前局势，中国有三个前途：一是经过英法等国调停，蒋介石承认日本之要求而屈服；二是蒋介石政权退守四川、贵州、云南，事实上停止战争；三是日本攻入云南，蒋介石逃往外国”。（注：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181页。）这样，在他看来，中国抗战的结局只能是妥协或投降。
陈独秀对世界形势和大战结局的估计也很悲观，他认为，“整个大战是英美和德国两大帝国主义互争世界奴隶统治权的战争”，此次大战不外三种结果：“一是英美和德日不分胜负而议和……这种可能性最小”；“二是胜利属于英美”；“三是胜利属于德日”。这两种可能“以现状观之，自然是德日占优势”。他还错误地认为，无论胜利属于何方，将来都是帝国主义的天下；他否定大战中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落后国家及弱小民族之‘民族自决’、‘民族解放’本是一种幻想”，“若是美国胜利了，我们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为殖民地，连南京的傀儡政府不久都会滚蛋”。（注：陈独秀：《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211页。）
其次，陈独秀对游击队和游击战的看法，入川先后也发生迥然不同的变化。
陈独秀在1938年3月写的《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一文中还认为，“这几千万武装民众之游击战的洪流，不但能够使政府的正式军队有反攻之可能，并且使敌人已经占领的地方，一夕数惊，不能统治，敌人越深入，占领的地方越扩大，它们的危险便越厉害”。（注：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81页。）但在4个月后他发表的《论游击队》中，却对游击队和游击战大加贬斥。他说，“妄想拿农村来做抗日根据地，这正是敌人求之不得的事”。“在这次战争中，如果过分估计游击队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占领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没有大城市便没有国家”。（注：陈独秀：《论游击队》，《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12页。）还攻击中共领导的游击队是“在民众之外，在民众之上向民众征发军器粮食的游击队”，“往往为社会国家之累”。（注：陈独秀：《论游击队》，《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12页。）
陈独秀对游击队的作用由肯定到完全否定，与他对抗战形势的认识有关，但主要是由于其头脑中固有的城市中心论使然。陈独秀认为，“近代国家已经是工业支配了农业，城市支配了乡村”，“离开正规军，而幻想专靠游击队来保国家，便是天大的错误”。“过去的所谓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因为在军器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独立存在”。他固执坚持“近代的一切大运动都必然是城市领导农村”，提出“必须把所谓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混乱思想从根铲除”。（注：陈独秀：《论游击队》，《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12页。）
陈独秀产生上述错误思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王明、康生制造“托派汉奸案”，使陈独秀对中共产生强烈不满和对立情绪，也是导致他在一些抗战主张上倒退的因素之一。
自1938年初王明等人制造诬蔑陈独秀是托匪汉奸的事件后，在陈独秀发表的文章中便不断出现对中共的讽刺和攻击。如指责中共“轻浮的狂妄的高喊‘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是“失败的道路”；说中共是“以最前进政党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论，大唱其‘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大吹其‘大刀旋舞起来，皇军便要发抖’的法螺”；攻击中共的游击队“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等等。（注：陈独秀：《民族野心》，《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10页。）这些讽刺和攻击，流露了陈独秀因王明诬陷他汉奸而迁怒于中共的强烈不满情绪。
再次，陈独秀在抗战建国问题上，也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主张中国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向何处去，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各个政治党派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的科学理论回答了这一问题。但陈独秀却站在所谓客观主义立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主张中国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认为，要明白战后建立什么形态的国家，首先必须明白现在处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什么时代。而现今所处的时代“本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时代”，所要完成的任务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因此，抗日战争固然是为民族独立生存而战，更正确明瞭的说法应该是为民族工业而战。他否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说“如果中国的社会真如共产党所说，还是封建或半封建，则对于资本主义之发展，还没有势不两立的致命冲突，对日抗战匪独不必要，而且不可能”。（注：陈独秀：《我们为什么而战》，《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23页。）他认为，“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有发展的余地”，坚定主张中国必须毅然决然采取资本主义制度来发展工业。他说，“现代的经济制度只有两个：一是资本主义制度，一是社会主义制度，没有第三个”。他认为，社会主义固然好过资本主义，但其成败由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决定，不依人们的好恶取舍。“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毕竟都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注：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32页。）因此，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问题。（注：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16页。）他明确反对中共提出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的主张，攻击中共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既不懂得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又厌恶害怕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于是乃提出力争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说法”。（注：陈独秀：《你们当真反对资本主义吗？》，《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21页。）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在中国之经济成熟，自然是无稽之谈”，“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然谈不上政治的成熟”（注：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16页。）；因为没有资本主义，“小有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没有集中的大产业，因此也没有能够领导一般平民执行社会主义任务的产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因此，“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他说，“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就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消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注：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36页。）陈独秀关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是他晚年政治思想中一个重要内容。他曾写《资本主义在中国》、《你们当真反对资本主义吗？》、《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等一系列文章专门论述，似乎是深思熟虑之见，但事实证明，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世界形势变化下，这一主张，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的嬗变除他本身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等残余思想及晚年脱离斗争实践、孤寂冷清的生活环境的影响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和现实根源。
首先，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使陈独秀认识到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国并未真正完成，中国仍需要一个民族民主革命，对外寻求民族独立，对内建立民主制度。他正确地认识到抗日战争的性质是民主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感到托派宣扬的“不断革命论”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与中国实情不符，主张在中国应先求得经济的发展，进而才会有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成熟。但他在抛弃托洛斯基主义的同时，又倒退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其次，陈独秀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经验进行深入思考和重新审视后，认为十月革命“本是政治的成熟，而非经济的成熟”，“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注：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36页。）因此，他认为，经济条件不成熟，即使在名义上建成了社会主义也不会走出资本主义范畴，实行社会主义决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只有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是包含资本主义民主内容且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层次的民主。（注：陈独秀：《给西流的信》，《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197页。）
最后，陈独秀在理论上的反复也反映了中国国情的特殊复杂性和认识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特殊艰难性。经济文化极度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本是一个脱离了人类历史发展正常轨道的畸形社会形态。是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先进人资本主义社会，然后条件成熟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走别的什么道路？这是困扰中国几代人的极为艰难复杂的历史课题。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经历了几次曲折，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再到托洛茨基主义者，又对托洛茨基主义及其“不断革命论”由怀疑到抛弃。当他重新考察了中国国情，特别是重新估价了苏联经验后，感到中国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民主；苏联经验证明，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能建立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没有民主，就不能称其为社会主义。于是他反对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提法，主张在中国先发展资本主义，为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做准备。
不可否认，陈独秀关于中国出路的论述，确有许多真知灼见，如他敏锐地意识到实现社会主义在生产力上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有值得继承和借鉴的地方；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的民主，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等等。但他片面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把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对立起来，过分强调民主，甚至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无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情下，中国不可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残酷统治下，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保障人民大众基本民主的事实；看不到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民主的可能性。把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错误地推到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后遥遥无期的未来。
纵观陈独秀晚年关于抗战的言论行动，我认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审视，陈独秀始终坚持抗日的主张，保持了作为爱国主义者的晚节。但是，随着战争局势与个人处境的变化，他也曾对抗战前途发生悲观的看法，在一些主张上甚至出现倒退，他主张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脱离了中国国情，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是错误的。第二，从理论信仰的角度来审视，陈独秀始终没有放弃对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的追求。他的关于民主的思考，以及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经验教训的总结，表现出一种少有的理性和远见卓识。尽管他脱离实际的、错误的提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但他主张的发展资本主义是为实现更高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做准备，这并不表明他放弃了社会主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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