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的演变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民主主义论文,第三条论文,轨迹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5月英国工党竞选获胜后由托尼·布莱尔上台执政，他所宣扬的新“第三条道路”，为世人所普遍关注和评述。因此，对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的演变轨迹作一番分析也就有了必要。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和生产关系的局部变革使社会生产力有一个巨大的飞跃。“令人陶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景象必然会辐射到国际工人运动中来，加上将近三、四十年在“和平”环境中进行合法斗争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导致运动内部出现道路选择的分歧。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提出通过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应成为改良政党的主张，在第二国际内部为愈来愈多的政党所接受。众所周知，当国际形势急剧动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第二国际被主张社会改良和阶级合作的社会民主主义所葬送，从此，国际工人运动一分为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列宁创建了共产国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继续为在全世界创建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以考茨基、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坚持社会改良的议会 道路，继续在工人运动中施展它们的影响，直到二次大战开始后，为法西斯势力所取缔而停止活动。
在本世纪的上半叶，载入史册的两个重大变化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巩固和发展，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一个星球上共存；人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力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形势的变化应该从本世纪的30年代说起，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1929-1933年空前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并导致法西斯势力上台而挑起新的世界战争；而社会主义的苏联，却取得了两个五年计划的辉煌成就，国家全面干预经济运行的计划经济模式显示了它的优越性。资本主义在危机的袭击下谋求出路，在罗斯福“新政”的启迪下，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二战后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出现了一大批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从一国扩展到多国，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于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政治经济运行机制在实践中经历了各自的变化进程。
现在又到了世纪之末，发人深思的问题确实不少。二战后至今半个多世纪，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政党经历着哪些变化？它们所选择的“第三条道路”的演变轨迹又是怎样的？本文拟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力求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着重研究这种社会思潮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向。
一
50年代初，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首次寻求“第三条道路”，这一探索发生在社会党国际的筹建和创立过程中。由于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在二战期间与共产党一起积极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在广大群众中扩大了它们的影响。战后初期，由英国工党发起，提出了重建社会党国际的要求。经过英国工党的积极筹备，1946年5月在克拉克顿举行的社会党战后第一次正式的国际代表会议，专门讨论重建社会党国际的问题。但在讨论中立刻发现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党国际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明显表现在新的社会党国际与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应是“合作的还是对立的？”虽然东欧与西欧的社民党在价值观念上是基本一致的，希望联合在一个国际组织中。但东欧国家的社民党主张与共产党和苏联进行合作，而西欧国家的社民党对苏联存有戒心，不愿与共产党合作。同年11月在英国伯恩默思举行的社会党第二次国际代表会议上，各国社民党似乎并不急于重建社会党国际了。这是因为国际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1946年3月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富尔敦发表的所谓“铁幕”演说，拉开了“冷战”的帷幕，接着，美国于1947年3月提出的杜鲁门主义和同年6月抛出的马歇尔计划，是美国推行其称霸世界战略的重要步骤。面对美国的挑战，苏联立即作出果断的反应，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47年9月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苏联代表日丹诺夫在情报局成立大会上的报告，明确提出“反帝的民主阵营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阵营。这标志着雅尔塔体制下的两极格局以“阵营”形式出现，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处于对峙态势。为此，正在筹备建立社会党国际的东、西欧社民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加剧起来。此时，原来在观点上摇摆不定的一些党，例如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莱昂·勃鲁姆提出了社会党应成为“第三种势力”的观点。他认为，①社会党与共产党联合是不可能的，因为共产党要实现其“最高纲领”，其结果必然导致发生内战，给人民带来灾难；②社会党人的任务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建立以社会党为首的新的政治力量联盟，这个联盟站在右派和共产党之间，能够保障国家向着和平、民主的方向发展；③主张“第三种势力”的人们，其任务是在两条路线上进行斗争，既反对右派集团，又反对左派集团。
1947年以后，两大阵营对立为特征的国际格局逐渐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反苏反共”，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按日丹诺夫的说法“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它的英国和法国同盟者，反对右翼社会党首先是反对英国和法国的右翼社会党人”。这个说法还表明，苏联在战后初期仍坚持它在共产国际时期的策略，把社会党人列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边，视为工人阶级的敌人。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筹建社会党国际的过程中，西欧的一些社民党制造借口将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的社会党开除出去，波兰社会党受到警告后被迫退出。到1951年6月30日至7月3日建立的社会党国际，只有西方阵营中的社民党参加，包括主张“第三种势力”的法、意等国的社会党人，他们都集合在“反苏反共”的旗帜下。
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概括地阐明了50年代初重建的社会党国际的纲领和政策。其理论纲领是：多元化的思想渊源，超阶级的国家观，寻求“第三条道路”。他们宣布要在国家官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走一条“第三条道路”，既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使人分裂成对立的阶级，导致经济上的不公平，贫富差距悬殊；又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极权统治”，一党专政，没有民主。他们所设计的“第三条道路”，是追求实现一个理想的“民主、自由、公正和互助的社会”，这不是一种社会制度，而是一个“永无完结的过程”。其政策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与进步、国际民主。在战后初期，社会党国际所提倡的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经济上的改良主义，国际上的和平主义是颇得人心的，特别是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苦难的欧洲人民，是很乐意接受这些价值观念的。因此，社会党国际的队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实践表明，在西方社会中的社民党，他们是代表中间阶层和广大劳动群众，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致力于谋求社会改良的左翼政党。
二
战后初期，世界各国都经历了经济恢复和调整阶段，随后，大致有20来年的时间里，一个星球上两种社会制度和不同的经济政治运转机制，在实践中日益显示出各自的长处和弊端。
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美国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霸主，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对西欧国家和日本的援助，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恢复确实起着“输血”的作用。西方国家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结果，使国家成为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西方各国根据本民族的传统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推行了行之有效的运转机制：美英两国的有宏观协调的市场经济体制、联邦德国的有宏观协调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法、日、瑞典等国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等；新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于是出现了战后资本主义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20年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5.5%左右，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时间里，这些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2.3%，不及战后这20年的一半。经济的大幅度增长为推行“福利国家”政策提供了物质基础。美国从1950年—1970年，社会福利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从8.9%上升到15.2%，联邦德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同期内增长了5倍以上，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为经济的较快增长提供了较好的社会条件。事实充分表明，资本主义制度还有生命力，它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
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行走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它们以主张国家干预和推行社会福利政策为其政策重点。当社民党处于执政地位时（如以勃兰特为首的德国社民党），实施国有化政策使国有经济有较大的增长，国家对经济进行有效的调控，出现对经济进行规划和调节的各种形式，生产技术工艺得到改进，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卫生和教育部门实行改革和社会保险事业得到改善等，在西北欧确实出现了一批“福利国家”。这些事实说明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念已融入资本主义社会，继续扩大了社民党在西欧政治生活中的影响。
战后初期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通过社会改革，东欧8个人民民主国家于50年代初都建立了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由共产党（原共产党与社民党合并而成）执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在外交上与苏联“保持一致”，在国内建设方面，按照斯大林的旨意，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视为楷模，全盘照搬，都建立了中央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式的经济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在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曾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其弊端日益暴露，特别是中欧的波、匈、捷等国，其民族传统和文化影响更倾向于西方。于是从斯大林逝世后的50年代中期开始，将近20年的时间里，体制改革的潮流不断展现出来。
具有较强民族独立传统的波兰，在50年代中期掀起了波及全国的改革浪潮，从1956年6月波兹南事件到10月的波苏会谈，在民族主义意识高涨的形势下，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作出让步，容忍主张民族独立和体制改革的哥穆尔卡等人上台执政。可惜仅仅两年的政策调整(1956—1958)，哥穆尔卡迫于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只得放弃改革的设想，重新陷入旧体制的巢臼之中。受波兰改革浪潮的推动，匈牙利以更为激进的方式积极行动起来，被推到政治舞台前沿的是纳吉·伊姆雷，他所推崇的纲领是：多党议会民主制，退出华约奉行中立的外交政策。这当然是苏联所不能容忍的，最终酿成一场悲剧，以纳吉的被处死而了结。10年后，再次掀起改革浪潮的是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4月杜布切克任党的第一书记，以捷共中央所通过的4月纲领为开端，迎来了“布拉格之春”，到8月改革进入高潮。苏联勃列日涅夫政权则用华约五国军队的直驱捷全境而将改革淹没于血泊之中。改革既然受挫，僵化的旧体制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20年来两种社会制度和不同的运转机制的较量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波、匈、捷等国的改革派们要否定的是现实社会主义的运转机制——斯大林模式。但他们所要追求的又是什么样的道路呢？在杜布切克当政时期的副总理、“布拉格之春”的领导人之一，在8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流亡西方的奥塔·希克是典型的代表。如果说他在1964年提出改革方案是设想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改革的话，那么到苏军侵捷后他要求彻底抛掉斯大林模式。他说：“我决定离开故乡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进一步专心致志地从理论上加深和完善改革思想。”他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制度”都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危机，存在着严重的利益矛盾，即所有者和无产阶级、官僚主义管理和生产性劳动之间的矛盾。因此，他要“全面地设计一个民主和人道社会的模式”，“取代今日的共产主义体制”，克服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体制的基本消极方面；并称他所设想的方案是“第三条道路”。他于7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书名为《第三条道路》、《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论据》等专著，他提出的未来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四点：①要求资本集体化，反对教条主义的国有化，因为国有化将导致普遍的官僚化；②对宏观经济实行民主的方向性的计划管理，使之趋向于人道的目标；③保持市场的基本职能，对宏观经济实行有计划的调节，这也是现实存在的多数人的利益所在；④政治民主必须进一步加强，实现真正的社会改革，使一切政治和经济机关不再为政党和政治利益所垄断，使民主的代议制和科学的利益分析相结合。
70年代初奥塔·希克设想的“第三条道路”与50年代初社会党国际设计的“第三条道路”有什么异同呢？概而言之，其共同点在于：第一，两者都抽象地否定“共产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希克认为，它们都存在着“结构性危机”和“严重的利益矛盾”，应选择另一条道路，创立另一种模式，希克称之为“民主和人道社会的模式”；第二，两者所设计的“第三条道路”，不是从天而降，而是在经过改革的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出现的。政治民主体现为实行“民主的代议制”；经济民主体现为“对宏观经济实行民主的方向性的计划管理”；而社会民主则体现为通过平等竞争的市场机制，维护“现实存在的多数人的利益”，从而实现“民主”、“平等”、“人道”等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念。其不同点在于，在希克设想的体制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只“要求资本集体化”，而其批判的矛头直接针对斯大林模式、针对寓于斯大林模式中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基本特征。他指责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国有化”的结果导致“普遍的官僚化”；他反对共产党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统一领导，认为加强政治民主，“实现真正的社会改革，使一切政治和经济机关不再为政党和政治利益所垄断”，也即摆脱共产党的一党领导（按西方的说法即所谓的“一党专政”）。
奥塔·希克的设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他在20多年的实际生活中，深切体会到强加给自己国家的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弊端，阻碍了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特别是这种模式的创始者——苏联，粗暴干预东欧诸国的体制改革，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严重伤害了东欧人民的民族感情，甚至不惜制造流血事件，从而铸成了民族国家之间的仇恨。这也预示着斯大林模式必然要走向它的终结。
三
从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发生的急剧变化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它却是严峻的事实。
一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这是一次政治大地震。苏联东欧9个国家无例外地发生了制度变迁，苏联在剧变中解体，标志着雅尔塔体制下两极格局的结束。在震荡中，体现了欧洲的特色，源远流长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起着重要的作用。东欧8国的共同点是执政的共产党在社会动荡的紧要关头，都抛掉了科学社会主义旗帜，改换门庭，转为信奉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念的社会民主党。东欧的社民党有三个特点：①它们与奥塔·希克的思维方式一样，在摒弃斯大林模式的传统体制的同时，全盘否定45年的现实社会主义；②他们强调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这对靠议会竞选来争取重返政坛的社民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③针对45年来受苏联控制的历史教训，把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放在突出的地位。它们的对外政策是力求早日“回归欧洲”——参加北约和欧盟，争取成为社会党国际的成员。看来，东西欧的社民党终于又走到一起了。
东欧剧变后仅5年左右的时间，那里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由原执政的共产党转变过来的社民党在1993—1995年的新一轮竞选中纷纷上台执政或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虽然从1997年开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的社民党在议会中处于劣势而又成为在野党，但东欧各国的社民党都已成为这些国家政坛上一支有份量的左翼势力。
二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震荡。在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出现的“奇迹般”的经济大发展时期，虽然于1957—1958年曾发生过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美国工业生产率下降13.5%，日本下降10%），但总体上发展势头是强劲的，所以，这次危机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可是，当人们还在为它的繁荣景象大唱赞歌的时候，似乎从远处飘来片片阴云：先是1973—1975年爆发了战后第二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时隔仅5年，于1979—1982年又陷入另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经过战后20多年迅速发展后必然出现的一个阶段。此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信用膨胀、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酿成前所未有的经济“滞胀”。这种经济滞胀是资本主义矛盾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采取的一种新的爆发形式。一时间，似乎凯恩斯主义已经失灵，执政的社民党纷纷下野。以称之为撒切尔主义的货币学派和里根经济学的新供应学派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思潮迅速蔓延开来，他们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但是，私有化浪潮和片面强调市场竞争措施并未解决“低速发展”和欧洲的高失业率，反而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加之生态环境的更加恶化，出现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90年代初，还未呈现出令人鼓舞的新的经济高涨，从1991年第三季度开始到1994年陷入又一次经济衰退，在此期间，1992年9月和1993年1月欧洲货币体系陷入危机，刮起了两次金融风暴。亚洲从1997年开始的金融风暴引发了再一次经济危机，目前正在走向复苏。在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的形势下，从1997年开始在西方几个主要国家的大选中保守党连连失势：1997年5月大选中在野18年的英国工党获胜，工党领导人托尼·布莱尔接替梅杰任英国首相；1997年6月法国大选中社会党领导人若斯潘当选为总理；1998年9月德国社民党领导人施罗德接替执政16年的科尔；1998年10月意大利左翼民主党（其前身是意大利共产党）巴西莫·达莱马当选为总理，成为在西欧领导一国政府的第一位前共产党人。目前，在欧盟的15国中，有11国由“新左翼”执政。
作为各国社民党的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半个世纪以来，确实有很大的发展。当1951年社会国际成立时，共有34个成员党，拥有4353.4万选民。到1999年，11月“二十一大”时，它已拥有143个成员党和组织，并拥有2亿选民。社会民主主义发源于欧洲，迄今仍以西欧为最重要的基地。西欧26个社会民主党，共有1100万党员，选民约7000万。1999年6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共626个议席中，社会党国际的成员组织“欧洲社会党”获得180个议席，是第二大党。现在，这些“新左翼”上台执政，他们要将欧洲引向何方？以英国工党布莱尔为代表再次寻求“第三条道路”。
布莱尔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已不是在“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因为，在他看来，苏联垮台了，东欧各国都已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这条道路已不存在了，代替它的是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因此，应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80年代以来保守党提出的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其价值观念为：全体公民共享的“社会平等、机会、责任与和睦”。
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在经济上，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主张国有化，以混合经济改造资本主义；而右翼的新自由主义，则主张市场经济，掀起私有化浪潮，取消国有经济。布莱尔认为，英国工党1918年制定的党章第4条公有制条款作为英国工党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必须取消。经过数十年长期争论，始终未取消，这次总算取消了。这就是布莱尔所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寿终正寝。”他主张走市场社会主义道路，提出新的“混合经济”，各种经济在市场上进行竞争，遵循市场竞争规划，而不应该强调所有制。
至于国家的作用，既反对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所长期实行的国家对经济、社会的过度干预，也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放任主义”。但是，国家权力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应发挥积极的作用，政府应当致力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市民社会的繁荣。
2.在政治上，反对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分野，主张用“联合体”的概念取代阶级的概念，提出以中间阶层为社会的主流与基础，广泛争取各阶层的支持。布莱尔甚至提出工党要成为“商业界和企业界的党”。因此，工党应从工人阶级的政党，转向“相关利益者”的政党。
3.在“福利国家”方面，既反对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推崇的“福利国家”，又不同意右翼的新自由主义反对搞“福利国家”，而是将投资重点由公益事业转向“人力资本投资”。从左翼强调的享受福利的权利转到强调“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提出“责任是健全社会的基石”。作为个人要积极回报社会的关爱，为社会和他人承担义务，真正实现基于现代意义的社会公正——“有予有取”，即机会和权利共享，风险和义务共担。布莱尔要对福利国家进行改造，强调从社会索取福利保障的权利和为社会尽责的义务同时存在。其核心思想是，运用保障和风险合理平衡机制，促进人们奋进。
4.在国际问题上，左翼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右翼过分强调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而“第三条道路”提出“世界民族”的概念，赞赏“模糊民族主义”和“多元主权”。主张欧盟的发展应在民族国家与“邦联”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
在实践中，布莱尔政府在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1.减少政府干预，放宽市场管制。例如，布莱尔执政伊始就把确定利率的决策权放给英吉利银行；
2.改革福利制度，增加社会就业；
3.改革宪政体制，扩大地方自治，今后还将涉及英国议会和君主制等方面；
4.改革教育体制，改善国民医疗卫生。
这样的“第三条道路”，其特征在于：从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方面汲取营养，既要吸纳市场经济中个体自由主义的作用，又要兼顾以国家为媒介去实现“社会正义”的力量。从过去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相互借用、分野不清的状态，到现在的“第三条道路”，顺应形势，合二为一，并藉此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国民经济增长缓慢，生产率低下；教育水平下降；社会两极分化和犯罪率上升等。布莱尔认为，这个“第三条道路”是“一条永恒的修正主义”，是西方“走向21世纪道路的探索和尝试”。
对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有各种评论。英国卫报记者苏马斯·米尔纳在《外交世界》1998年第12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的经过伪装的改良主义》的文章，对布莱尔提出尖锐的批评。文章指出，布莱尔不停地表示要继承撒切尔夫人的遗产，他最近还重申“铁女人”政府的某些改变是“现代化的必要行动”。他在提到80年代的大批私有化时说，为了使工业部门向改良和竞争开放，这是应该做的。有人说布莱尔“穿走了保守党的衣裳”，“布莱尔政策中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福利政策和减免税收，基本上是保守主义的货色。”这些评论至少使人感到：左右翼的界线愈来愈模糊。克林顿与布莱尔在1998年先后举行两次会晤，讨论“第三条道路”的发展战略问题。1998年9月在纽约，根据克林顿和布莱尔的倡议，一些“中左”国家领导人举行了以“第三条道路”为题的国际研讨会。这些活动充分表明，当前西方国家流行起来的“第三条道路”，其主要特征是左翼正在向“右摆”。
四
从二战后半个世纪以来社会民主主义所经历的变化，以及它所选择“第三条道路”的演变轨迹，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1.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它的载体——社会民主党，它们为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注意不断地调整其理论、纲领、路线、政策，重新塑造自身的形象。他们的活动已同资本主义社会融为一体，它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因素，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虽然他们在70—80年代曾面临困难和危机，但从总体上来看，这半个世界以来，它们的队伍在不断地扩大，它们的政治影响还在增长过程中。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当代资本主义制度还具有生命力和自我调整的能力，还将经历漫长的发展道路。那么，生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改良主义派别——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只要不断关注自身的变革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它们也将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
2.社会民主主义所选择的“第三条道路”，其内涵也在不断变化中。它们所代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间偏左的社会力量，常常处于摇摆的态势。当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蓬勃发展时期，它们往往向左摆；而当右翼势力嚣张，国际共运发生严重挫折时，它们就向右摆。50年代、70年代、9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三次寻求“第三条道路”，其演变轨迹是一次比一次更向右摇摆。看来，在目前形势下，改良主义思潮风靡一时也是合乎规律的现象。
3.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来说，应经常关注和研究社会民主主义在理论、纲领、路线、政策方面的变化情况，注意其发展动向，才能制定正确的策略，并在“求同存异”的大前提下，团结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内的各种左翼政党和派别，共同为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斗争，这是重新振兴国际共运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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