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与中国公司法的完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司法论文,中国论文,WT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WTO规则作为国际法准则和构成部分，充分体现出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法律发展趋同 化的特点和精神。因此，我们在考虑公司法与WTO规则协调时，不仅要注意到二者直接 存在的冲突，更要着眼于考虑公司法如何适应公司发展的国际化趋势的问题。现行公司 法与WTO规则的不协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公司法的实施存在着不统一的情况。WTO规则非常强调成员方法制的统一。所谓法 制统一，应当指“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下位法不 能与上位法相抵触，否则就是无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 2条规定：“中国应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适用和实施中央政府有关或影响货物贸 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S)或外汇管制的所有法律、法规及其他措 施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发布或适用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措施。”《中国加入世贸组 织议定书》第2条又规定：“中国应建立一种机制，使个人和企业可据以提请国家主管 机关注意贸易制度未统一适用的情况。”
目前调整公司的法律规范如果从广义上看，应当包括《公司法》及其相关的法律法规 在内的公司法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除了公司法外，还包括证券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委规章，地方性法规等内容。目前在公司法适用的过程中，不 同程度存在着不统一现象，主要涉及到下位法修改上位法的情况。
首先，关于对外商投资财产的价值鉴定。按照《公司法》规定，一般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以非货币作为出资，必须要进行价值鉴定；而按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5条第4 款规定，对外商投入的非货币出资，是否进行价值鉴定，取决于双方的意愿，或者说法 律对外商投资财产采取了自愿申请鉴定而非强制鉴定的做法。两个法律对此出现的冲突 ，按照公司法第18条的规定，对外商非货币投资的价值鉴定，应当优先适用《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法》的规定。
其次，关于对公司董事行为的规范。在涉及公司的法规中，中国证监会针对上市公司 颁布的大量规范性文件在公司法律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些法规对当前完善公 司法人治理结构，规范上市公司行为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其中的一些内容也存在 着对公司法作出了实质性的修改的问题。如公司法第118条规定了董事对董事会决议违 法应当承担的责任，构成该责任的必要条件之一为“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111也规定了与《公司法》第118条基本一致的内容，但在 对违法行为给公司造成的损失的表述上却没有使用“严重”二字。这一改动无疑会对具 体确定董事是否承担责任产生重要的影响。虽然《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规定也许更切 合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但它毕竟是对《公司法》规定作出的实质性的修改，因此 也必然对公司法的统一实施构成影响。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现行公司法与WTO规则的不协调，主要症结来自于公司法自身 的不足和缺陷。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对现行公司法作出必要的修改，目 前有关部门也正在酝酿和着手这一工作。虽然笔者对修改的具体内容尚有不少建议，但 限于本文讨论的主题，这里只就现行公司法与WTO规则协调的问题提出一些原则性思考 。
1、公司法应当着眼于“大改”。从目前对修改公司法所作的研究看，公司法存在的不 足和缺陷并非个别地方，也不是通过小范围的修改就能够达到相对完善的地步。因此， 应当从大范围、深程度上来通盘考虑对公司法的修改。目前对公司法作大范围的修改的 时机已经成熟，条件也基本具备，主要为：首先，近年来丰富的公司实践，积累了大量 涉及公司法的审判案例，既使公司法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显露得较为充分，同时也为公司 法修改提供了足够的可供概括抽象的实例；其次，学界对公司法研究的不断深化，对国 外公司法多方位的研究评析，为立法者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全面审视现行公司法，明确修 改的思路和内容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第三，国有企业向公司的改制已基本完成，使 公司法修改的价值取向无需再偏向国有企业，从而可以更多地从立法的科学性、充分发 挥公司自身功能的角度来考虑；第四，我国加入WTO对公司法适应公司发展的国际化趋 势提出的现实需求，使公司法进行较大范围修改必要性和迫切性更为突出。正是基于上 述理由，这次修改公司法完全可以摒弃以前的“小打小闹”的做法，来一次“伤筋动骨 ”式的修改，这一修改尽管不能指望一次达到臻于至善，但也应达到使近年来公司法实 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的目标。
2、公司法修改时可考虑与外商投资企业法并轨。这是为适应加入WTO的需要而作出的 考虑。其主要理由是：首先，从法律的具体内容上看，尽管外商投资公司与公司法规定 的一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还存在一些差异，但在基本的方面是相同的。因此 ，立法者不应当、也没有必要就外商投资公司相同内容作出与公司法相重叠的规定，不 必要的立法内容的重叠，是立法技术粗糙的表现。重复的立法，不仅是立法资源的一种 浪费，还可以出现本应相同的内容却在不同法律上相互冲突抵触的情况。其次，可以较 好地解决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适用问题。中外合资的股份有限公司是随着证券 市场的发展而出现的外商投资公司形式。在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中，由于只涉及到有限 责任公司的规定，因此对经济生活中出现外商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只能适用公司法中 对一般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来调整。除此之外，调整其行为的规范性文件就只有部门规 章(如外经贸部1995年《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和地方 性法规(如《广东省经济特区涉外公司条例》)。既然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法律适用 上可以不超出现行公司法的框架，也就意味着公司法与外商投资企业法完全可以并轨。 第三，利用这次全面修改公司法之机来实现并轨，从立法成本上考虑是最低的选择；第 四，公司法与外商投资企业法实现并轨后，为了不影响外商投资的积极性，保持目前对 外商投资的优惠做法，完全可考虑通过另行制定外商投资促进法。
公司法与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并轨后，可考虑立即废止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将外商 投资企业中的主要部分——外商投资公司纳入公司法调整范围，涉及外商投资公司设立 、组织机构、股东权、合并、分立、破产、解散、清算和财务、会计等事项，都应与其 他内资公司一并规范。这不仅可以节约立法成本，而且可以大大减少现行外商投资企业 法律的不足。对于不采取法人形式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分别纳入合伙企业法、个人独 资企业法和合作社法来调整。
3、注重公司立法主渠道之外有关法律制度的建设。通过主渠道制订或修改的法律或行 政法规，具有普遍适用的法律效力，有的问题是不可能指望这一主渠道完全解决的。如 近年来人们热衷于讨论的公司人格否认问题，即使是在国外，也往往不是通过立法预设 来解决，而是通过司法救济程序来补救。因此，注重公司立法主渠道之外的有关法律制 度的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公司法的修改同样重要。这些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容主要包 括：第一，加强司法解释力度，使人民法院对涉及公司法的案件能够依法受理和审理； 第二，在公司法框架内抓紧制订有关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明确公司法有关适用原则 ；第三，增大司法判例的指导作用。可由最高人民法院收集各地出现的相关司法案例， 精心编印后下发，对各地方法院办理相关案件进行具体指导，不断提高办案法官的相关 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