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侨汇之数额估计及社会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侨汇论文,数额论文,清代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中的“侨汇”是指华侨寄给其国内亲属的钱款。①侨汇是晚清时期海外华侨对中国经济的最主要贡献。由于记载清代侨汇的资料分散及侨汇进入中国方式的复杂等因素，国内外学术界对清代侨汇的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②本文主要以来自南洋地区和美国的侨汇为例，试图较系统地研究清代尤其是晚清的侨汇问题，以期从一个侧面较客观地认识当时华侨与中国的互动关系。
一、清代侨汇产生的背景
清代侨汇的产生主要是由华侨男、女性别比例的悬殊和中国人孝、悌的传统观念所决定的。清代华侨大部分是男子，而且其中多数人把其家庭成员留在家乡。20世纪初以来，虽然也有人携家庭成员出国，但数量极少。直至二战前，华侨仍大部分是男性。1860年在美国的华侨的男、女比例是18比1；至1890年，这一比例继续扩大，达到20多比1。③在南洋地区，华侨的男、女比例差距更大，如1891年新加坡华侨的男、女比例是47比1。④在华侨移民较早的西婆罗洲(加里曼丹)，华侨的男、女比例虽没有这么大，但亦存在一定的差距。如1880年该处华侨的男、女比例是10比5.83，1905年是10比6.38。⑤华侨男、女比例的悬殊源于清代华侨多数是男子，其妻子、儿女、父母及姐妹等仍留在家乡，主要依靠华侨的接济和赡养，这就使华侨与家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侨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侨汇是华侨与家乡保持联系的最主要方式。
清代侨汇的产生还与中国人重视孝、悌的传统观念有关。孝、悌观念使得中国人形成了敬老、养亲的传统美德，因而多数华侨到侨居地后都尽其所能汇款接济家眷，发达者则兼济亲友甚而捐助公益事业。正如D·K·库尔普在其名著《华南的乡村生活》(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中提到的：“在中国的每一阶层中，‘孝’是深入人心的传统观念。海外华人严格地遵守孝道的最明显证明，莫过于每年大量地汇款回国，以孝敬父母。”⑥
二、鸦片战争前侨汇数额之估计
鸦片战争前即有华侨将钱款汇回或携返家乡。据印尼史专家范列尔(Van Leur)的研究，1637年居住在苏门答腊胡椒港占卑的15名华人人均寄回家乡40西班牙银元。⑦在婆罗洲矿区，据拉弗尔斯(Thomas Stamford Raffles)的计算，19世纪初华侨每年携返或汇到中国的钱款约200万西班牙银元。⑧在槟榔屿，1838年该地大约有3000名华侨，平均每年将约1万西班牙银元汇回家乡。⑨据新加坡华人富商佘有进估计，1846年至1847年海峡殖民地华人每年汇回中国的钱款在3万至7万海峡元之间。⑩当时该地华人人数估计为3.4万人，(11)他们每人年均汇款约0.9至2.1西班牙银元。参照1838年槟榔屿华人年均汇款数和佘有进估计的1846年至1847年海峡华人年均汇款数，范列尔和拉弗尔斯对华人汇款明显高估了，可能是包含了数量不小的贸易汇款。
鸦片战争前，中国向海外移民的地方主要是南洋地区。当时新加坡、菲律宾、槟榔屿等地的华商较多，他们的经济实力和汇款能力较强。印尼的土生华人比例大，因而他们向中国汇款的比例低。暹罗华人定居并与当地通婚成家者多，他们向中国汇款的比例亦低。17世纪初南洋华侨人数估计有10万人，(12)之后南洋华侨人数继续增长，至鸦片战争前，估计有150万人。(13)参照佘有进估计的海峡殖民地华人汇款数，可估计出鸦片战争之前清代的侨汇规模：清初之侨汇数年均为约9万西班牙银元(按华侨每人年均汇款数约0.9西班牙银元计算)，约折合6.453万两银子；(14)鸦片战争前之侨汇数年均为约315万西班牙银元(按华侨每人年均汇款数约2.1西班牙银元计算)，约折合225.855万两银子。
三、晚清来自南洋与美国的侨汇数额之分别估计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华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准许中国人与英、法立约出国，在两国所属各处或海外别地承工，(15)由此打开了西方列强掠夺和招募华工的方便之门，中国人以契约华工身份出国也形成高潮。据统计，1800年至1925年，海外的华工人数达300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在1850年至1900年间出国的。(16)海外华工人数的增加，及19世纪70、80年代起清政府先后在南洋和美洲等地设立领事馆保护华侨的利益，使得晚清华侨与其家乡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侨汇也越来越多。(17)因华侨汇款的方式多样，(18)所以很难准确估算晚清侨汇的数量，笔者只能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在分别估计南洋与美国侨汇数的基础上估计晚清侨汇的规模。
(一)南洋侨汇数额之估计
据1890年薛福成的估计，新加坡“设立领事已十三年……而商拥十四五万人其前后携寄回华者，当亦不下一二千万两”。(19)据此可估算，1877年至1890年，新加坡华人每年寄回或携返中国的钱款约合76.9万至153.8万两银子，按有15万华人来计算，人均每年寄回或携返中国的钱款约合5.1至10.3两银子，大致人均每年汇回7.5两银子。按19世纪80年代南洋华人人数约300万计算，(20)19世纪80年代来自南洋的侨汇约合2250万两银子。1902年荷兰东印度的葛罗巴(即今印尼雅加达市)华商提到了南洋的侨汇规模：“所有经商及佣工之人(指南洋华人——引者注)寄资回籍养家立业者，约有洋六千万元之谱。”(21)即南洋华侨汇至中国的侨汇约为6000万墨西哥银元，约值4302万两银子。1906年驻德国大使杨晟估计南洋之侨汇数额时说：“(南洋)留驻者有四百余万人，来往者每岁十余万人……怀归故国，系念宗亲，寄俯仰之资，以赡家族者，一岁中统计之，且溢千万以外。”(22)他认为，南洋的年均侨汇超出1000万两银子。20世纪初台湾银行总务部调查课估计，当时东南亚华侨每年汇至中国的侨汇约为5700万美元，(23)约值8466万两银子。(24)根据荷兰东印度华商提到的南洋侨汇数额来看，台湾银行总务部高估了南洋华侨的汇款能力。
据以上所述可估计，19世纪80年代来自南洋的侨汇年均约合2000多万两银子，至20世纪初来自南洋的侨汇年均约合4000多万两银子。
(二)美国侨汇数额之估计
在清代，美国华侨人数不多，其中大商人更少，但由于美国劳工工资水平远高于东南亚，华侨向中国(主要是广东侨乡)的汇款数额却不低。美国华侨汇款至中国多通过旧金山银行。(25)1884年，由旧金山汇到香港的钱款为约800万墨西哥银元。华侨亲自携带回中国的钱款数量不多。(26)
1890年薛福成提到：“公度(指黄遵宪——引者注)言：前为旧金山领事时，查沿海汇票，华民每年汇银至广东者，多则一千五六百万元，少则一千余万元，四年扯算，每年洋银入中国者可一千二百万元。”(27)黄氏估计从美国汇往广东的侨汇是年均约1200万墨西哥银元，约值860万两银子。他在1882年至1885年间曾在美国旧金山任总领事，为维护华侨的正当利益做了不少工作，深受华侨的爱戴。该数大体上反映了美国侨汇的实情。1903年纽约的《尊奴卢报》报道了美国华侨的汇款数额：“四年半之间，由彼等寄出本国者，实有5000万美金。”(28)按梁启超的估计，1903年来自美国的侨汇不超过1200万美金，(29)约值1894万两银子。1905年山西道监察御史张仁在奏折中提到，美国华侨人数有10万人，“近已递减”，然而每年汇回中国的佣工侨汇“尚及千万”。(30)即美国侨汇年均刚好超出1000万两银子。20世纪初郑观应提到，美国商团认为旅美华侨每年汇到中国的侨汇为6000万两银子。(31)根据黄遵宪、张仁、梁启超的估算和《尊奴卢报》的报道中提到的侨汇数额来看，美国商团明显高估了美国的侨汇数。
据以上所述可大致推算出，19世纪80年代美国侨汇数额年均约合700万至800万两银子；至20世纪初期，美国侨汇数额年均约合1000万—1200万两银子。
四、晚清侨汇数额之估计
在旧金山总领事任内，黄遵宪估计了晚清的年均侨汇规模：“大约与中国每年流出的白银总数相等。”(32)他曾查阅当时海关进出口货值情况，中国每年流出近2000万两银子。(33)据此可知，19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中国的年均侨汇约近2000万两银子。1886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朝廷时提到：“综计诸洋出洋华民数逾百万，除世居海外及孤身出洋约十之八，有家属通音问者约十之二，尚有二十万人，每年寄家少者数十，多者千百，酌中牵算，人以百元为率，亦有二千万元，为银一千数百万两。”(34)其估计华侨每年寄回的侨汇可达2000万墨西哥银元，约值1400万两银子。(35)这是较保守的估计，当时华侨人数估计有300万人。(36)清代末期郑观应提到，根据海关报告，华侨每年寄回的侨汇“约有华银七千万元”，(37)约值5019万两银子。马士(Morse)是较早研究晚清侨汇并把侨汇列入中国国际收支项目的外国人。他估计1903年的侨汇(包括华侨自身携款数)约合关平银7300万两，(38)折合7373万两银子。此数是他推算该年侨汇最多数(关平银1.25亿两)与侨汇最少数(关平银5300万两)的中间数字。这是他根据从一两家银行取得的侨汇数额，再参照华侨居住地的经济情况和华侨每人年均汇寄款数而估计出来的。(39)他还估计了1906年的侨汇，约合关平银9975万两，(40)折合1.0075亿两银子。另据瓦括尔(S.R.Wagel)估计，1864年至1913年侨汇数为关平银8.45亿两，(41)约值8.534亿两银子，年均约1707万两银子。20世纪初据日本东亚同文会估计，19世纪80年代华侨大约为500万人，他们每年汇回中国的钱款约2400万到2500万两银子。(42)雷麦(C.F.Remer)根据各时期的华侨估计人数，参考马士和葛德华(Gottwaldt)的估计，结合中国的海关贸易和统计报告，并综合考虑清代后期华侨汇款更多地利用银行以及民国时期华侨对国内学校捐款数目较大等因素，对1871年至1913年的侨汇数额做了较为可信的估计(详见表1)。
雷麦还根据对厦门、香港、汕头以及美国等地侨汇经营的考察，重新估算了1902年至1913年的侨汇(包括贸易汇款和投资汇款)数额，认为比较恰当的数字是约1.5亿元法币，(43)按1元法币约值关平银0.642两(下文法币与关平银的换算比例同此)计算，(44)约值9630万两关平银，折合9726万两银子。郑林宽参照厦门一家银行对1905年至1911年厦门侨汇数额的估计，以及汕头、广州、香港、上海等地转送侨汇数额的情况，估计了1905年至1911年的福建侨汇数额。在此基础上，他结合前人估计的侨汇数额，参照同期厦门侨汇数额逐年增减趋势，采用假定厦门侨汇数额与全国保持一定比例等方法，对1905年至1911年的全国侨汇数额做了估计(详见表2)。(45)
根据表2可知，郑林宽估计1905年至1911年中国年均收到侨汇约合7708.8万两银子。参照郑观应估计的清代末期中国年均侨汇数额(约5019万两银子)、雷麦第一次估计的中国年均侨汇数额(约7070万两银子)和20世纪初期华侨经济的增长，郑林宽对20世纪初期中国侨汇数额的估计比较可信。表2亦揭示，福建籍的华侨虽然人数不少，且其经济条件较其他省籍的华侨好，但他们汇回福建的侨汇数额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却不大，仅占17.5％。这与福建籍的华侨全家移民到南洋较多、不少人已融入南洋社会有关。在日本东亚同文会和雷麦对19世纪80年代侨汇数额的估计的基础上，张仲礼按华侨大约500万人、每位华侨年均汇款5两银子来推算，估计19世纪80年代中国年均侨汇数额为约2500万两银子。(46)法国学者马里亚尼·巴斯蒂·布律吉埃认为，1907年中国的侨汇数额为7300万两银子。(47)庄国土认为，郑观应、郑林宽的估计似乎较为可信，而西方人对中国侨汇数额的估计包含了贸易汇款和投资汇款，不能都归入侨汇，所以，清末侨汇数额年均为约7000万至9000万元，(48)折合5019万至6453万两银子。何安举认为，结合有关中国侨汇的资料，如1903年纽约一家报纸对美国华侨汇款数额(4年半间有5000万美金)的报道、山西道监察御使张仁1905年提到的美国华侨汇款数额(尚及千万)、薛福成1890年对南洋华侨汇款数额(一二千万两)与美国华侨汇款数额(800万两)的估计、《檀香山采风记》的作者梁联芳1900年对檀香山华侨汇款数额(240万银洋)的估计，以及考虑到美国华工收入较高、古巴华工收入较低、新加坡和马来亚19世纪中叶农业工人年平均工资(100美元左右)等因素，认为雷麦估计的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侨汇数额比较可信。(49)
上述各家的估计中，马士估计的数额偏大，因为他在估算侨汇数额时，将投资汇款也计算在内了；张之洞估计的数额略小；瓦括尔的估计较难反映晚清侨汇数额的变动；黄遵宪与日本东亚同文会、雷麦、张仲礼对19世纪80年代侨汇数额的估计相差不太大；郑观应、郑林宽、雷麦(第一次)估计的19世纪90年代至1911年的侨汇数额较符合事实；雷麦的第二次估计与郑观应、郑林宽的估计相差较大，主要是包含了投资汇款、贸易汇款；马里亚尼·巴斯蒂·布律吉埃的估计也包括投资汇款；庄国土对晚清末期中国侨汇数额的估计，似乎显得略少。侨汇数额估计方法较为严谨的当属雷麦和郑林宽。
根据上述分析，加上其他侨居地如澳洲、日本等存在一定的侨汇数额，可以保守地估算，19世纪80至90年代中期中国的侨汇数额年均为约2700多万至3000多万两银子，19世纪90年代末至清灭亡中国的年均侨汇数额为约5000多万至7000多万两银子。根据海外华人的发展史，此前清代的侨汇数额年均估计不超过2000万两银子。
五、清代侨汇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侨汇是华侨对中国的最主要经济贡献，它对清代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侨汇对晚清时期中国的财政收支平衡乃至维护清政府的统治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侨汇是中国除商品出口之外，维持晚清国际收支平衡贷方项目中的主要项目。(50)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存在着逆差。据当时中国海关统计，中国每年贸易逆差少则4000余万两银子，多则7000多万两银子。(51)在这种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的状况下，侨汇对维护晚清的国际收支平衡起了重要的作用。鸦片战争以后，清朝财政越来越困难，除了要支付高达7亿多两银子的战争赔款外，(52)还要创办洋务、发展实业，财政收入早已无法应付支出。因此，侨汇对平衡清朝的财政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使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能苟延残喘。
2.对晚清侨汇重要性的认识是张之洞、薛福成等官员推动清朝在海外设置领事馆和废除海禁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张之洞在任两广总督时即认识到侨汇的重要性。1886年他上奏朝廷时提到，估计每年的侨汇可达1400万两银子，如果朝廷能对华侨“保护无虞”，则华侨可同中国从此联系不断，长久下去的话，可以减缓沿海各省人民生活日益窘迫的惨境，“实为中国无形之益”。(53)尽管张之洞没有提出吸收侨资的具体计划，但他已认识到华侨的财富和经济潜力。他认为，当中国因遭遇自然灾害而急需赈济费用时，华侨可以大量捐献，亦能为海防计划捐款购买军舰，还可以在中国投资，以支持正在开展的洋务运动，但是需要在华人社会中设立一个机构来协调这些筹款活动，在海外设置领事馆似乎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54)
薛福成亦看到侨汇的重要性。他认为，侨汇可以弥补中国与各国贸易之“亏短甚巨”状况。(55)而且重商主义观使他能从远处着想。(56)他坚决主张改变清朝过去禁止中国百姓出国和迫害回国华侨的政策。在得到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有关南洋华侨在海外生存状况及建议朝廷废除海禁政策等汇报后，他于1893年2月上奏，呼吁朝廷申明“保护出洋华民良法”，废除海禁政策，“以护商民而广招徕”，最终达到利用华侨的财力挽救晚清积贫、积弱的局面。同年9月朝廷正式批准了薛福成的奏请，(57)海禁政策正式废除。
3.侨汇对晚清闽粤侨乡社会的影响。
首先，侨汇对侨眷的接济作用，使得闽、粤侨乡避免“化为沟中之瘠，而内乱且作”。 (58)
其次，侨汇使侨眷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变化。大多数侨眷原先靠种田、捕鱼等为生，后来则主要依赖侨汇过活了。(59)如晚清时期的潮州，依赖侨汇为生的潮州人占潮州全部人口的40％—50％。(60)侨眷依赖侨汇生活，进而刺激了侨乡地区商业的发展。如20世纪初期的台山县城和各个圩镇，以侨眷为主要顾客的钱庄、金银铺、布匹店、杂货店、酒楼饭店、建筑材料店密集分布，相当繁荣。(61)侨汇使侨眷的生活比以前更舒适。如19世纪80年代的厦门，许多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带回了足够的资产”，从而使侨眷的生活比华侨“离家出国前更舒适”。(62)
再次，不少侨汇被用于侨乡的房屋建筑，如柔佛华侨领袖陈旭年在潮州修建的“资政第”，建筑规模宏伟，令人叹为观止。(63)1902年至1911年，厦门鼓浪屿最好的房屋是“属于那些有幸在西贡、海峡殖民地、马尼拉和台湾等地发迹的商人后裔所有”，厦门远离市中心的一些西式洋楼亦是“那些在海外发了财的人所盖的”。(64)
最后，侨汇的大量涌入对侨乡的金融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以前，厦门不曾设立银行。1873年，汇丰银行首先在厦门设立代理处，1878年改设为分行。之后，有利银行、渣打银行、万国宝通银行、和记洋行、德记洋行以及宝记洋行等在厦门设代理处。19世纪70年代起外国银行在厦门的兴起，原因之一就是侨汇的日渐增多。(65)
晚清侨汇也推动了厦门侨批局的产生和发展。1877年，厦门出现了第一家侨批局——黄日兴信局。至19世纪80年代末，厦门已有8家侨批局。它们拥有相当数量的资本，专门从事厦门与海峡殖民地、马尼拉、西贡、暹罗及其他外国口岸的侨汇、侨批业务。至1911年，厦门侨批局数量已增加到24家。(66)晚清侨汇还推动了厦门钱庄业的发展。1880年厦门仅有6家钱庄。20世纪初，由于来自南洋的侨汇增加，厦门钱庄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增加至39家。(67)
注释：
①除特别指明外，本文中的侨汇不包括华侨自身携带的钱款、贸易汇款、投资汇款及捐赠汇款。
②学术界对清代侨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晚清侨汇的研究，论述较深刻的成果主要有：C.F.Remer,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The Commercial Press,Shanghai,China,1926；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40年；林金枝：《略论近代福建华侨汇款》，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新加]夏诚华：《近代广东省侨汇研究(1862-1949年)》，新加坡南洋学会，1992年；林家劲等：《近代广东侨汇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日]滨下武志著，高淑娟、孙彬译：《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③参见成露西：《美国华人历史与社会》，载《华侨论文集》(第二辑)，广东华侨历史学会编印，1982年，第81页。
④参见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53页。
⑤参见[英]W·J·凯特著，王云翔、蔡寿康等译：《荷属东印度华人的经济地位》，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75页。
⑥Yen Ching-hwang,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p.19 。
⑦参见[荷]包乐史(L.Blusse)著、庄国土等译：《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5—26页。
⑧参见Thomas Stamford Raffles,The History of Java,Oxfo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1982,p.237。
⑨参见黄建淳：《晚清新马华侨对国家认同之研究——以赈捐、投资、封爵为例》，台湾海外华人研究学会，1993年，第129页。
⑩参见Yen Ching-hwang,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p.249。
(11)参见[英]布赛尔著、徐平等译：《东南亚的中国人》，载《南洋资料译丛》，1958年第2、3期合刊，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1958年，第30—32页。
(12)参见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8页。
(13)同上，第177页。
(14)19世纪时，西班牙银元和墨西哥银元与银两的兑换比例一般为1：0.717，文中西班牙银元和墨西哥银元与银两的兑换比例均以此为参照。 参见 Yen Ching-hwang， Coolies and Mandarins:China's Prote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during the Late Ching Period(1851-1911),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85,p.251 。
(15)参见田涛主编：《清朝条约全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第1卷，第256、261页。
(16)参见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第176—178页。
(17)参见[新加]夏诚华：《近代广东省侨汇研究(1862-1949年)，第258—259页。
(18)清代侨汇最早是由华侨自身携款或委托他人携款带回家乡，之后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委托“水客”携款带回家乡。19世纪20年代产生了专营华侨信、款的批局(或称“民信局”、“批馆”、“汇兑局”等)，它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是侨汇的主要渠道。至于现代性经营侨汇的机构如银行、邮政局等，在晚清时期处于刚刚运作的阶段。
(19)薛福成著、蔡少卿整理：《薛福成日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595页。
(20)参见薛福成著、蔡少卿整理：《薛福成日记》，第595页。
(21)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166，1933年铅印本，第9页。
(22)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85年，第460页。
(23)参见[日]滨下武志著，高淑娟、孙彬译：《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第152页。
(24)晚清关平银(或称“海关两”)1两折合银子1.01两，在不同年份关平银1两折合0.63至1.6美元。本文中的关平银、银两和美元的换算比例皆照此。参见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7年，第81、298—299页。
(25)参见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第267页。
(26)参见刘伯骥：《美国华侨史》，黎明文化出版社，1982年，第253页。
(27)薛福成著、蔡少卿整理：《薛福成日记》，第525页。
(28)转引自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三集，据《乙丑重编印冰室文集》〈中华书局，1926年〉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31—1932页。
(29)梁启超认为，该年美国华侨总计不过12 万人，每人年均可挣1000美金，然而因为赌博恶习的影响，最终到中国的侨汇不到1/10。参见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414、419页。
(30)参见朱士嘉编：《美国迫害华工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第153页。
(31)参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31页。
(32)郑海麟：《黄遵宪传附黄遵楷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140页。
(33)参见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第487—488页。
(3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第25页。
(35)参见杨建成主编：《三十年代南洋华侨侨汇投资调查报告书》，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年，第45—46页。
(36)参见薛福成著、蔡少卿整理：《薛福成日记》，第595页。
(37)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第583页。
(38)参见[日]滨下武志著，高淑娟、孙彬译：《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第144—146、154页。
(39)参见杨建成主编：《三十年代南洋华侨侨汇投资调查报告书》，第45—46页。
(40)参见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第26页。
(41)参见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第26页。
(42)参见张仲礼著，费成康、王寅通译：《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335页。
(43)参见[美]雷麦著，蒋学楷、赵康节译：《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40页。
(44)参见郑林宽著：《福建华侨汇款》，第26页。
(45)同上，第24—41页。
(46)参见张仲礼著，费成康、王寅通译：《中国绅士的收入》，第335页。
(47)参见[美]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编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69页。
(48)参见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第268页。
(49)参见林家劲等：《近代广东侨汇研究》，第105页。
(50)参见C.F.Remer，The ForeignTrade of China，p.226。
(51)参见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166，第9页。
(52)参见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2页。
(53)参见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一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2—403页。
(54)参见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一册)，第403—404页；Yen Ching-hwang，Coolies and Mandarins：China's Prote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during the Late Ching Period(1851-1911)， pp.1545 - 1555 。
(55)参见薛福成著、蔡少卿整理：《薛福成日记》，第595页。
(56)参见Yen Ching-hwang， Coolies and Mandarins:China's Prote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during the Late Ching Period(1851-1911),pp.1545-1555。
(57)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第91—94、189—191页。
(58)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460页。
(59)参见孙谦：《清代华侨与闽粤社会变迁》，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5页。
(60)参见冯尔康：《生活在清朝的人们》，中华书局，2005年，第181页。
(61)参见郑德华、吴行赐：《一批有价值的华侨史料——台山解放前出版的杂志、族刊评价》，载《华侨论文集》(第一辑)，广东华侨历史学会编印，1982年，第459页。
(62)参见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厦门海关志》编委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第270页。
(63)参见杨群熙缉编点校：《潮汕地区侨批业资料》，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市文化局、汕头市图书馆，2004年，第338页。
(64)参见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厦门海关志》编委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第270页。
(65)参见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4—215页。
(66)同上，第218页。
(67)同上，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