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旅游文学源流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流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旅游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浩浩长河中，以游记和山水诗为主要形式的旅游文学好似一条支流，虽无奔腾浩荡之势，却也源远流长，清幽可爱。它从哪里来？又向何处去？在它的发展历程中，有些什么引人注目的变迁？各时期旅游文学有何特点与价值？探讨我国古代旅游文学的源流演变对我们今天有何启示？这些便是本文打算论述的问题。
一、从旅行到旅游
人类在创建文明的进程中，与大自然建立了相依相亲的关系。他们中的一些先觉者，首先发现并认识了大自然的美。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就指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1]这已意味着， 山水之美已为聪明人和仁人（即“智者”与“仁者”）所认识和领略；而所谓“乐”，则是他们在对大自然的审美活动中所产生的某种快感。大自然的美妙神奇吸引人们去寻幽揽胜、历险探奇，于是便有了“游山玩水”。而往往与山川名胜融为一体的文物古迹也吸引人们去考察、鉴赏、瞻仰、凭吊，于是在游山玩水中又赋予了严肃深沉的内容。如此说来，自觉的旅游活动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产生的。
然而真正自觉的旅游产生较晚。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从旅行到旅游的漫长历史过程。古时候，人们最初出于现实的需要，从事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或经商，或迁徙，或服役，或征战，或求学，或游说，或出使，都免不了远途跋涉，时亦经历名山大川；但这只能说是不得已的旅行或远足，而不能说是自觉的旅游，更不具备我们今天所说的旅游的意义。这样的旅行，在古代称之为“行”或“游”；这样的旅行者，则一般称之为“行人”、“游子”或“征夫”。春秋时期，“行人”还曾作为奉国君之命出使四方的外交官员的通称。《左传》就记载了不少“行人”的外交活动。他们受命出使，勤于“王事”，虽常往来诸侯各国，但与“旅游”实不相干。《诗经》中有不少抒写兵役、徭役之苦的征役诗，反映“征夫”被迫行役四方的内心苦痛。他们怅恨“山川悠远”[2]，哀叹“熖熖不归”[3]，即使历经佳山秀水，也毫无驻足赏玩的闲情逸致。孔子曾周游宋、卫、陈、蔡等国，那是为了传道、求仕，以行其政教。他还曾“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4]，登高望远顿觉胸襟开张，故有“一览众山小”[5]的真实感受，但其登山却并非以游赏为目的。孟子也曾“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6]。那只是为了游说从政，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 虽然周游列国，却并非从事自觉的旅游活动。至于诸子横议，奔走四方；策士竞进，游说诸侯，虽行历天下，也只可说是“旅行”而非“旅游”。
及至汉代，情况有所变化。司马迁发愤而作《史记》，年20即壮游天下，“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7]，可谓“周览四海名山大川”[8]。他为搜求和了解第一手史料而作游历考察，不辞劳苦地深入实地，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这样的周游，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显然已不同于一般的旅行了；因其游历始终贯注了自觉的意识，名山大川本身成了游历的对象。正是从这个意义说来，司马迁的壮游成为我国旅游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一般意义的旅行向充满自觉意识的旅游的发展。到六朝之时，旅游渐成风气。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集《文选》，在其“诗”、“赋”二类中，已有“行旅”、“游览”之目，与“畋猎”、“祖饯”等目并列，足见当时自觉的旅游已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描写旅游的诗文也已步入文坛，占有一席之地了。
从“旅行”到“旅游”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历史演变，那么，究竟怎样才能称为“自觉的旅游”或“旅游的自觉”呢？笔者认为，这至少应具备三项条件：第一，旅游的主体即旅游者具有比较明确的“游山玩水”或“调查研究”之类的自我意识。或者说，其登山临水、寻幽探胜是把游览、赏玩、猎奇、探险或吊古、考察作为主要目的，从而自觉地去从事这一活动。第二，旅游的客体即旅游对象应是在自然风光、人文、地理、历史、文化或风俗、民情等方面具有某种值得游览的价值。或者说，正是由于具有这样的价值使之成为佳山秀水、名胜古迹，因而产生了对旅游者的吸引力。第三，旅游主体向客体的全身心投入，亦即旅游活动的实际进行。这是旅游者为了实现其旅游目的而亲身从事的游历实践。在这样的实践活动中，旅游主体与客体融而为一，旅游者投身入大自然的怀抱，在对自然风光或名胜古迹的审美活动中获得某种快感，自己的精神境界也随之而升华。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据现有资料看来，我国古代自觉的旅游大约出现于汉代而兴盛于六朝。
二、旅游文学的产生
有了自觉的旅游活动，旅游文学的产生便有了客观的现实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同时并生。因为文学作品不仅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而且是作家心灵的写照，所以还有赖于作家的艺术创造。作家借语言作载体，以诗、文为形式，记游、写景、叙事、抒情或议论，在模山范水中渗透了他们的生活情趣和审美心理，字里行间充溢着他们的主观意识、审美个性和独特情感，这样就产生了旅游文学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古代旅游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作品是属于散文的游记。据现有资料看来，我国古代第一篇游记当推东汉马第伯所作的《封禅仪记》。应该指出，此文的产生与祭祀泰山有关。其实，在我国古代，祭祀山川就称为“旅”。《论语·八佾》：“季氏旅于泰山”，说的就是鲁国大夫季氏竟然去祭祀泰山。在当时，按“礼”制规定，只有天子和诸侯才有祭祀名山大川的资格，因而孔子斥责季氏的行为是“僭礼”。这样说来，我国第一篇旅游文学作品在祭祀泰山的礼乐声中诞生，既有赖于这一特殊的背景，也可谓势所必至，理所当然。
《封禅仪记》写的是作者马第伯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二月随从光武帝刘秀封禅泰山的经过。文中记叙了登山途中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描绘了泰山的峻险，刻画了攀登的艰难。其记行写景，真切朴拙，生动感人。虽然严格说来，封禅泰山还不能算是完全自觉的旅游，《封禅仪记》也还称不上是典型的游记，但它显然已具备了游记的基本特征，无愧为我国古代游记的开山之作。
《封禅仪记》之后，山水游记之作在汉魏六朝时期不绝如缕。虽然传世者不多，但其中亦有佳篇。如东晋高僧慧远所作记庐山之游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北魏著名地理学家、文学家郦道元所作《水经注》中描写“巫峡”、“孟门山”等山水名胜的篇章等，尽管作为游记，形式尚不够成熟，写景状物也较粗泛；但它们都独具特色，各显风采，并且特有开创之功，为后世游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最早的旅游诗歌作品则是产生于南朝宋初的山水诗。《文心雕龙·明诗》指出：“宋初文运，体有因革，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这就是说，南朝刘宋初年的诗风，有继承也有变革，宣扬老庄、崇尚虚谈的“玄言诗”退出文坛，歌吟山水景物的“山水诗”应运而生。山水诗的开派人物为世称“大、小谢”的谢灵运和谢朓， 代表作有谢灵运的《登江中孤屿》、《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谢朓的《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和《游东田》等。他们“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9]，由娱情山水到寄情山水，以奇章秀句写山容水态， 可谓另辟蹊径，别开生面，在诗坛上树起了一面新的旗帜。
山水游记和山水诗的相继问世，标志着旅游文学的产生。因此可以说，汉魏六朝时期翻开了我国古代旅游文学的第一章。
三、旅游文学的发展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10]，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旅游文学的发展也不例外。随着时代的变迁，山水诗文也相应而变，在各个时代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先说山水游记。
在中国古代旅游文学中，就总体而论，山水游记的成就似乎高于山水诗。并且从旅游文学的特点着眼，也许山水游记才堪称“正宗”代表。不仅它的产生早于山水诗，而且其散文的形式比较自由，无论写景、叙事、抒情、议论都可以随意挥洒，得心应手。具体说来，游记之体在描写的细致、叙事的周详、抒情的随心、议论的尽意等方面，无疑都有一定优势。不像山水诗由于诗歌形式的种种规范而受到一定限制。这就难怪山水游记在旅游文学中位居前列，成就也更为突出了。
我国古代山水游记的发展历程清晰可辨。
汉魏六朝是游记文学的草创期，唐代是游记文学的成熟期。游记作为散文的一种，与唐代古文运动同步发展，日趋成熟。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游记作为一种文体，实现了自身的独立，从此在散文的百花园中，成为竞秀争妍的一支奇葩；其二，有较多的作家自觉从事游记的创作，游记佳作不断涌现；其三，表现形式有了不少创新发展，形成了一套游记所特有的体式和手法。这些特点，无疑是游记文学成熟的标志。在唐代游记作家群中，以古文大家柳宗元最为杰出。他被贬到永州、柳州后，寄情大自然，醉心山水之美，写下了《永州八记》等异彩纷呈的游记杰作。他以绘形绘神之笔，摹山状水，借以寄托幽清抑郁的情怀。其游记创作成就空前，在文学史上高标卓立，影响深远。
宋代是游记文学的兴盛期。这一时期，游记作家辈出，其中不仅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秦观、陆游、范成大等诗文名家，而且有朱熹、陆九渊等著名学者、可谓高手云集。他们留下了不少流光溢彩的游记作品，堪称名篇荟萃。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前赤壁赋》、《石钟山记》、陆游的《入蜀记》等等，都是久经传诵之作。它们形式多样，风格各异，表现手法多姿多彩。作者往往熔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为一炉，将景、情、事、理、趣有机地融为一体，用笔灵活，挥洒自如，标志着游记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出类拔萃的游记作家是横放杰出的苏轼。他才华横溢，性情旷达，行文恣肆，风格豪放。其游记作品充分体现了他“文理自然，姿态横生”[11]的论文主张，成为千古不朽的游记精品。
金元诗文远逊唐、宋，游记成就也颇为平常。这一时期的游记作家，以元好问最为著名。他的《济南行记》和周密的《观潮》以及李孝光的《大龙湫记》，是金、元游记中的出色之作。
明代是游记文学的繁荣期。这一时期，游记作家之众，作品之多，均胜于前代。明代文学流派林立，论争激烈，各立门户，笔舌交攻，其作品各具风采，争奇斗胜，在客观上推动了游记文学的繁荣。其中，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和晚明小品作家在游记创作中成就较为突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出现了著名的旅行家，杰出的地理学家徐宏祖。他艰苦跋涉30余年，几乎踏遍大半个中国，所到之处皆作科学考察，并用日记形式详作载录，为后人留下了被誉为“古今游记第一”的杰作《徐霞客游记》。这部非凡的专著是文学与科学联姻的产儿，它不仅为研究我国地理、地质、生物、民俗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而且为我国旅游文学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在中国古代旅游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清代是游记文学的衰落期。这一时期，随着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进入尾声，古代游记也由盛而衰，渐趋没落。清代文坛活跃，作家众多，作品不少，如桐城派巨子刘大櫆、姚鼐，标榜“性灵”的风流才子袁枚等，都是著名的游记作家。刘大櫆的《三游洞记》、姚鼐的《登泰山记》、袁枚的《游桂林诸山记》等，都是有影响的游记佳作。这些作品，或雅洁严谨、气韵生动，或清隽通脱、情趣盎然，确乎技巧圆熟，文笔精炼，颇为后世所称道。但从总的趋向看来，清代文网甚密，作家思想深受钳制。这时候的游记作品大多远离现实生活，缺乏思想深度，只求在形式上花样翻新，而真正富于生气、勇于创新的作品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古代游记日渐衰微，终于同古代散文一样，走完了自己的历程。
再说山水诗。
六朝之后，山水诗的发展，显示了自身的特定轨迹。在诗人辈出、诗坛百花争艳的唐代，山水诗大兴于时。较之六朝，有了长足进展。其主要表现有三：一是作者更众，诗作更多。不仅涌现出孟浩然、王维、储光羲、綦毋潜等以“山水田园”名派的诗人，而且诗坛大家王昌龄、李白、杜甫、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杜牧等也都写过与旅游密切相关的山水诗，可谓群星灿烂，佳作迭出。二是描写对象扩大，境界更为开阔。他们几乎写遍祖国的名山大川，留下了一幅幅描绘祖国壮丽山河的迷人画卷。三是表现手法更为灵活多样。他们以独特的艺术匠心，多方位、多层面地刻画山水，发掘丰富多彩的自然美，具有更高的美学价值。这一时期的旅游山水诗作，以其特有的“唐人气象”，在中国旅游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到了宋代，旅游山水诗焕发出新的光彩。不仅其创作盛况不亚于唐代，而且自具面目，特色鲜明。在思想的深邃，意境的开拓，景、情、理的交融和语言的清新平易等方面，都较前代有所创新和发展。这一时期，以北宋苏舜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和南宋杨万里、陆游为代表的诗人，创作了不少出色的旅游山水诗，在文学史上大放异彩。特别是苏轼和陆游，一生颠沛流离，经历非凡，每有山水之咏，脍炙人口，堪称宋代旅游山水诗的杰出代表。
然而自宋代以降，迄于明、清，旅游山水诗未能再现辉煌。虽然作者代不乏人，作品亦为数不少，但令人叹赏的佳作甚为罕见，由于少有艺术创新，缺乏鲜明特色，成就平平，实难与唐、宋同日而语。旅游山水诗由盛而衰，从此走上了下坡路。
简略回顾山水游记和山水诗的发展历程，对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旅游文学的源流、演变和特点，进而揭示其发展规律，当有一定启发意义。
四、结语
在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学宝库中，以游记和山水诗为代表的旅游文学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份宝贵遗产。它不仅以其艺术的辉煌展现了自身的价值，而且为新时期旅游文学的革新和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和经验。它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产生，又应和着时代前进的足音而发展。“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2]，毫无疑问，“世情”之变迁，“时序”之移易，乃是中国古代旅游文学产生、发展、兴衰和更新的主要契机。新的时代呼唤着旅游文学的变革，它也必将在变革中求得发展，在创新中长盛不衰。
注释：
[1] 《论语·雍也》。
[2] 《诗经·小雅·渐渐之石》。
[3] 《诗经·豳风·东山》。
[4] 《孟子·尽心上》。
[5] 杜甫《望岳》。
[6] 《孟子·滕文公下》。
[7] 《史记·太史公自序》。
[8] 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
[9]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10][12]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11] 苏轼《答谢民师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