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检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975（2000）03—0025—06
一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现代化问题首先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在被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用枪炮轰开闭锁的国门以后，中国人在民族危亡的重压下开始了救亡图存的自强运动，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的戊戌变法，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到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五四运动，都是以西方为参照以现代化为指向的自强运动。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四个现代化”的提出和改革开放的实行，更是这一自强运动的辉煌篇章。从这一运动过程可以看出，无论是器物变革、制度变革、文化变革，还是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始终把西方作为学习的榜样，不断地向西方靠扰或曰与国际接轨，虽然其间提出过“中学为体”、“中华文化本位”、“中国特色”等等概念，但总体的运动则趋向于西方化却是不争的事实。毋庸讳言，现代化运动是从西方开始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科学”、“民主”、“法制”这些现代西方社会最为崇尚的东西正是中国传统社会最为缺乏的，西方现代国家的强盛又是长期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中国所必须面对而无法回避的，这就使得人们很容易把现代化和西方化等同起来。
然而，现代化绝不等同于西方化。如果说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发达，我们应该吸收西方现代全部科学技术成果，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最直接的成果，属于知识的范畴，不分国家和民族，谁都可以加以利用，只要应用得法，一般都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人文社会科学就不是这样。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其历史发展不同，文化背景各异，生活环境有别，现实基础悬殊，很难有一个能被所有国家共同尊奉的发展模式和被所有民族共同信仰的生活方式，人文社会科学所反映的只能是某个民族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生存样式。一个民族当然可以也应该借鉴其他民族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但却不应该也不可能照搬其他民族的思想生活，如果是那样，这个民族也就不复存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说有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有美国文学、美国历史、美国文化，但绝不能说有中国数学、中国物理、中国化学，有美国数学、美国物理、美国化学。所谓中国的现代化绝不只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它必然包括中国人的现代化，而中国人的现代化又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发展密不可分，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现代发展不可能靠全盘引进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来实现，它只能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来发展，否则，它就不是中国的现代化，而只能是西方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其实就是殖民化），这就自然引出了现代化与民族传统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是摆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面前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然而，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中国饱受西方列强侵略而缺少民族自信心的时代，当时人所理解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因而从总体上说，所谓的现代化是以牺牲民族传统消融民族个性为代价的。中国文学学科的现代发展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是从引进西方现代文学观念转变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开始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虽然提出过“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等口号，这些口号只是为政治改良服务的，并未脱离传统文学思想的藩篱。章炳麟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对文学所下的定义仍然是：“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1〕1902年8月15日，清政府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略仿日本例”，在大学堂开设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开始用西方思想对学科进行分类。然而，文学科下分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七目，表明当时对文学的理解仍然固守着传统的观念。中国最早的一部文学史——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包括了文字、音韵、训诂、修辞、文法、群经、史传、诸子、散文、骈文等内容，也反映着当时人们对文学的基本认识。他如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对文学的认识，莫不如此。
辛亥革命以后，现代西方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人们的文学观念也不断向西方靠拢。1913年1月12日， 民国政府教育部在一份大学规程中宣布，今后大学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史学、地理四科，这便为文学与史学、哲学相区别以及独立的文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开辟了道路。然而，纵观当时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人们对文学、历史、哲学的学科分类并不明晰。例如，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1914）、曾毅的《中国文学史》（1915）、张之纯编纂蒋维乔校订的《中国文学史》（1915）等著作，仍然将经学、史学作为其重要内容，可见他们对文学的理解仍然局限在传统思想的范围之内。1918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设专章讨论有关文学的定义，这一章的目次为：“一、中国古来文学之定义，二、外国学者论文学之定义，三、文学研究法，四、文学之分类。”谢氏明确指出文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凡有写录，号称书籍”，即为广义之文学；“专为述作之殊名，惟宗主感情，以娱志为归者”，即为狭义之文学。〔2 〕谢氏关于文学的定义反映着当时人们的科学分类意识的增强和文学观念的进步。然而，谢氏的《中国大文学史》并没有采用狭义文学观念，而是采用了广义的文学观念，书中不仅有汉魏乐府、五代词曲、宋元杂剧、明清小说，而且有文字学、音韵学、经学、史学、诸子学、理学等等。这种现象表明，人们在接受现代西方文学观念时出现了多么深刻的困惑：用现代西方文学观念来考察中国文学史，似乎很难切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不用现代西方文学观念来考察中国文学史，似乎又不合时代潮流。他们一方面在接受现代西方思想，一方面又摆脱不了传统的束缚，他们似乎更想在现代和传统之间找到一条出路。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也是反对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即已开始酝酿，其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就是拥护德先生（Democracy 民主）和赛先生 （Science科学），“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 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3〕1917年，胡适和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分别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可视为文学革命或曰新文学运动的真正开始。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即“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4〕次年，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将“八事”改为“八不主义”，将他的“文学革命论”归结为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且把白话文作为正式的文学语言，列为中国文学的正宗，主张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5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6〕1919 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编辑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并在《星期日》杂志上发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明确指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刚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辞，也算不得新文学”，新文学必须移植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土壤中。〔7〕这些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的文学革命思想， 给予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最为猛烈的冲击，现代西方文学观念从这时起才真正作为文学的主导思想迅速占领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1920年胡适在回答什么是文学的问题时明确提出：“文学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8〕同年， 鲁迅在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兼课时讲授了中国小说史课程，并印发了《小说史大略》讲义（北京新潮社1923年出版时更名为《中国小说史略》）。被封建文人视为“小道”主张“君子弗为”的小说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大学讲堂。也就在这一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被迫承认白话为“国语”，并通令全国采用。
文学观念的转变使得人们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了全新的认识。1922年凌独见公开批评章炳麟《国故论衡》中关于文学的定义不合现代要求，主张“文学就是人们情感、想象、思想、人格的表现”（见《国语文学史纲·通论》）。20年代编撰的中国文学史，普遍采用了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以诗歌、散文、小说、
剧为文学，明确地将文学与史学、哲学区分开来，如胡毓寰的《中国文学源流》（1924）、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纲》（1925）、曹聚仁的《中国平民文学概论》（1926）、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郑振铎的《文学大纲》（1927）、胡适的《国语文学史》（1927）、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1928）等等，都是以新文学观念为指导而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曾毅1929年修订再版自己的《中国文学史》时不无感慨地说：“但至今日，欧美文学之稗贩甚盛，颇掇拾其说，以为我文学之准的，谓诗歌曲剧小说为纯文学，此又今古形势之迥异也。”〔9 〕这种古今差别不仅体现了中西文学观念的差别，而且也体现了传统和现代的差别。
应该承认，本世纪20年代在中国完成的传统文学观念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变对于文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使文学与史学、哲学等学科分离开来，为文学学科的独立发展和文学史学科体系的建立开辟了道路，也使中国文学具有了与西方文学一样的形式特征和理论话语，实现了与西方文学的接轨。换一种说法就是，中国文学从此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人们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定在五四运动时期，显然是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
其实，五四时期不仅完成了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换，而且促进了中国文学创作的现代发展。也就是说，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不同于传统文学的现代特点，开始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程。
就诗歌创作而言，从1917年胡适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八首”和1918年《新青年》发表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的白话新诗，即被人们视为现代新诗的“第一次出现”〔10〕，到出版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新诗集《尝试集》（胡适，1920）和真正代表中国现代新诗成就的新诗集《女神》（郭沫若，1921），中国诗坛出现了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诗歌的现代新诗。
就小说而言，从1918年《新青年》发表的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到1919年《新潮》创刊后现代小说作家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1921年以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文学社团的勃兴，各种流派的现代小说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如人生派的问题小说，乡土派的乡土小说，浪漫派的自我小说，京派的韵味小说，以及社会分析小说、现实主义小说、革命的浪漫谛克小说等等，无论是内容、形式、语言、审美都与中国传统小说迥异，与明清通俗白话小说也有明显的区别，它们主要受西方特别是欧洲现代小说包括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等思潮的影响。中国小说现代化明显具有西方化的特点。
在剧领域，中国现代剧的创作是从译介西方剧开始的。1918年《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开了译介西方剧作品的先河。接着，莎士比亚、萧伯纳、王尔德、果戈里、席勒、莫里哀等剧家的作品也纷纷被译介到中国来，西方剧史上的各种流派逐渐为中国人所了解。1919年《新青年》发表的胡适的独幕剧《终身大事》，是中国现代剧的第一个作品，明显受易卜生的影响。即使是被人称之为“中国现代剧之父”〔11〕的欧阳予倩，也是在“一脑门子的易卜生”〔12〕的状态下创作了《泼妇》、《回家以后》、《潘金莲》等剧目。因此，说中国剧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一点也不过份。
在散文领域，杂文和报告文学的兴起，也同样可以看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
从此以后，中国文学便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之路。
总之，无论是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体系的建立，还是中国文学的现代创造，都是在以西方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为参照，通过批判中国传统文学，学习甚至摹仿西方现代文学来实现的。或者换一个说法，中国文学学科的现代化主要不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是向西方的学习和借鉴。
二
中国文学现代化所取得的理论成就和创作实绩有目共睹，我们不能否定也不应该否定，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忽视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所掩藏的矛盾和问题。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所掩藏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中国文学现代化与继承民族传统、弘扬民族精神的关系的矛盾和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主要是西方文学）的同时如何坚持民族性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出来。这里我们不拟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发表意见，只想就中国文学史学科建构中涉及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或者说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谈点看法。
最能反映中国文学传统和文学现代化关系的莫过于20世纪所创建的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因为这个体系是以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为核心、以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为权力话语建立起来的，所以它具有符合西方现代学术规范的学科体系特征，而这个体系所描述的对象，又是传统的中国文学，因而它不可能不对中国文学传统表明态度。如果这个体系完全符合它所描述的对象的实际，而我们又完成了对于传统的现代化转换，这当然是值得欢迎和大书特书的。如果这个体系并不符合和并不完全符合它所描述的对象的实际，或者说它所描述的对象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是根据体系的需要剪裁所得，不是在对事实的全面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自身的体系，而是移植一种外来的理论框架并根据需要选择这一框架所能容纳的内容，它就不可能处理好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这一体系的价值也就要大打折扣了。应该说，本世纪建立的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属于后者而非前者。
文学史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核心是文学观念，文学观念不同，所认定的文学事实就会两样。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与西方现代文学观念有着巨大的差异，这是不争的事实。20世纪初的学者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建构中国文学史体系时颇感困惑，选择叙述对象也颇费斟酌。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建立了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后，学者们也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体系不是根据中国的传统而是按照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建构起来的，不仅20年代末曾毅就有文学观念“今古形势之迥异”的论断，1934年鲁迅在《门外文谈·不识字的作家》中也说：“（古人）用那么艰难的文字写出来的古语摘要，我们先前也叫‘文’，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13〕西方的现代文学观念强调文学作品应该具备语言通俗、情感贯注和审美追求三个基本要素，胡适不仅是这一观念的最早传播者，也是按照这一观念建构中国文学史体系的最坚定的实践者，他编撰的《国语文学史》（1927）和在此基础上改写而成的《白话文学史》（1928），不仅将诸子散文、史传文、汉赋、骈文等排斥在文学史的视野之外，而且将《诗经》、《楚辞》也排斥在文学史的视野之外，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的巨大损失。这样彻底的做法当然很难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所以后来的文学史家撰写中国文学史几乎都没有采用这一体系。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胡适的眼光是真正现代西方的眼光，其他学者所不能割舍的正是被胡适彻底批判了的中国的文学传统，而丢掉了这些传统，中国文学史就失去了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也即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性。
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念由孔子所揭橥。孔子在总结春秋以前的中华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的基础上，在以文为教的社会实践中，提出了关于文学的观念。孔子的文学观念内涵十分丰富：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对西周以来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概括；从教育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培养人才的一种类型；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鼓励学生从政的一种方式；从文化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对儒家学术文化的一种指称。（详见第三章）即使把文学限定在可视文本的范围，文学也包括了由孔子选择并阐释的体现其学术思想的历史文献和寄寓其政治理想的典章制度，《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都在其中。这样理解文学，的确过于宽泛，也过于政治化、伦理化、学术化。然而，中国初始的文学观念又的确包蕴了社会意识形态的许多方面的内容，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在当时混而未分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孔子揭橥的文学观念扬弃了商代文化的“鬼治主义”〔14〕，在肯定西周文化世俗性、人间性的同时，把人文教化提高到社会意识形态的中心位置，这便使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与社会政治伦理密不可分。（详见第二章）即使后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各类社会意识形态逐渐分离，文学也仍然保持着与社会政治伦理的紧密联系。原道、宗经、征圣，始终是文学家们恪守不违的基本准则，“诗言志”、“文以载道”成为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思想指南。中国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无不有着强烈的社会政治色彩和自觉的人文道德关怀。《诗经》中的诗歌人，不是用作宗庙祭祀就是用作天子听政，都是为当时政治伦理服务的。《楚辞》可以说都是地道的政治抒情诗。诸子散文所论述的都是治政方略。即使是被称做“文学的自觉的时代”的魏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都对政治和人生有着热切的关怀，“三曹”、“七子”不必说，即如“师心以遣论”（《文心雕龙·才略》）的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的阮籍，他们崇尚“自然”以与“名教”相抗衡，只不过表现了他们对现实政治的极度失望和强烈批判，以及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他们对社会政治的热切关怀并不在“三曹”、“七子”之下。在现代西方，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对文学发展一直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在中国古代，不是说完全没有与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类似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始终没有成为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主流，也不为绝大多数文学家所肯定。即使是受主流社会思潮影响较小的非正统文学，如小说、曲之类，也常常把劝善惩恶作为创作的圭臬，所谓“不关风化体，纵好亦徒然”（《琵琶记》第一出），“闻者或悲或叹，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也有所惭恧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今古奇观序》），为文学而文学在中国古代的确很少有自己的市场。中国的历史一再证明，文学对社会政治的疏离，就是文学边缘化的开始。不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出发，只把符合西方现代文学标准的作品当做文学，当然不可能准确描绘中国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也无法解释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何以有那样明显的差别。
中国的“文”的概念有一个从人的外在形体向人的内在精神深化的发展过程，中国的文学观念也是将内外本末打成一片，从一开始就有比较自觉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将人与文紧密地联系起来，不仅使文学成为作者个体身心的一部分，而且使文学成为社会群体精神的一部分，以达到自觉与觉人的目的。（详见第二章）因此，文章不仅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而且“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修辞立其诚”（《易·乾·文言》），文学也是个体道德人格的表现。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篇》云：“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内外，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尝就文词之中言其有才、有学、有识又有文之德也。”因此，中国传统的为文的标准常常也是做人的标准，孟子有“知人论世”之说，扬雄有“言为心声”之论，这种观念对文学创造和文学批评有着深远的影响。钱钟书先生30年代就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有一个与西方文学批评截然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A nimism）”〔15〕。他指出，西方文评中不是没有以文比人的议论，但西方文评中的人与文是二元的、分离的，文是脱离人而独立的自足体，以人比文只是一种比喻；而中国传统文评中人与文是统一的，“文如其人”，文品即是人品，文里面有人所具有的一切，文即是人，所以可以用评人的一切标准来评文，评文就是评人。正因为西方人认为文学是独立自足的，所以他们十分注重文体的区分，诗歌、散文、小说、剧成了文学的基本形式。而中国人“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因此一切人化和生命化的文章都可视为文学，反而不太注重文学文体和非文学文体的区分。例如，现存中国第一部文学选集《昭明文选》不仅有赋、诗、骚、七、文、辞等文体，还有诏、册、令、教、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文体，如果按照西方的文学文体标准，《昭明文选》所选的绝大多数作品都不符合，都不应该算是文学。再如，我们引以自豪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其文体论部分不仅有《辨骚》、《明诗》、《乐府》、《诠赋》等，还有《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文心雕龙》的绝大部分内容也不是在谈文学，因而它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一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顶多算是一部写作学教程。然而，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念，《昭明文选》在中国人眼里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文学选集。因为它所选择的作品都是“人化和生命化”的。同样，《文心雕龙》也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因为它是真正按照“人化和生命化”的中国标准来阐述创作理论和进行文体批评的。许多在西方人眼中纯粹是应用文的文体，在中国古人那里却写出了无可置疑的美文。不仅朝廷的诏诰册令写得很美，臣子的章奏表启写得很美，文人的哀诔吊祭写得很美，甚至连政府的榜文布告也写得很美。中国古代的文学家们常常把人生艺术化，同时又把文章生命化和人化，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这种态度和这种处理，却不能无视中国文学的这种传统和这些事实。如此看来，由于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差异，人们对文学史实的认定不仅会大异其趣甚至会截然不同。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按照西方现代文学观念所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并不完全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为了全盘接受西方的文学思想和文学观念，我们放弃了我们民族最有特点也极有价值的文学思想和文学观念。为了遵从西方权力话语，我们放弃了自己的民族话语。为了对应西方文学文体的分类，我们丢掉了中国古已有之的许多有益于社会和人生的文学形式。文与人的分离，文学文体与非文学文体的严格区分，虽然促进了文学的独立发展，但也带来了文学自身的迷茫。当前，所谓的纯文学刊物越来越没有市场，纯文学作品也越来越失去读者，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而80年代后期掀起直到今天仍未停歇的“重写文学史”的社会思潮，也表明了人们对本世纪所创建的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的不满以及寻找新的出路的努力。
21世纪将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世纪。文学观念的转换曾经带动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发展，而救亡图存的社会现实和崇洋迷外的文化心理又使得20世纪的中国文学缺少清醒的民族意识，没有能够形成鲜明的民族特色，这是极不利于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走向世界的，当然也不利于学科自身的发展。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一定会从中国文学的实际出发，转换观念，以完全平等的心态担负起与世界各国人民进行文化交流的责任。中国文学学科将随着中华民族的腾飞而振兴，中国文学研究一定会有一个辉煌的未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文学研究者应首先树立民族自信心，努力发掘中国文学的民族特点和文化精神，拿出能和西方平等对话和双向交流的学术成果，呼唤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应该成为相当长时间内中国文学研究者的共同心声。我们期待着这一局面的形成。
收稿日期：1999—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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