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管理研究前沿探析与未来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50(2010)11-0018-08
随着全球环境的不断恶化，企业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冲突日益引起企业、政府和学界的关注。针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诸多问题的绿色管理逐渐成为技术创新、战略管理、环境管理等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绿色管理(green management)也成了战略管理和创新管理研究的热点。2009年度国际管理学年会就以“Green Management Matters”为主题开展了大规模的绿色管理问题研讨，引起了全球管理学者的高度重视。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绿色管理的内涵、研究视角、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等方面对西方绿色管理研究现状进行了评介，指出了现有研究所存在的不足，并对未来研究进行了简要展望。
一、绿色管理的内涵与研究视角
绿色管理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和企业界对环境管理的关注。有关环境管理(environ-mental management)的研究表明，通过实施环境管理的“最佳实践”活动，企业可以显著降低经营活动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提高自身的竞争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起，绿色管理的内涵不断得到拓展，不同领域的学者采用不同的理论视角赋予绿色管理丰富的内涵。今天的绿色管理已经从环境管理扩展到了绿色技术、生态环境响应、绿色公司治理、企业的环境责任、环境利益相关者等诸多方面。研究视角也从演化适应扩展到资源基础观、生态响应、制度以及利益相关者等诸多理论。
资源基础观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所拥有的独特资源。Russo和Fouts(1997)指出，环境管理就是通过对独特资源的有效管理来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是企业提升其经营绩效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Aragón-Correa和Sharma(2003)指出，资源和能力是影响企业开展先动型环境战略的重要因素，但它们的影响过程同时受到外部环境等权变因素的调节。尽管基于资源基础观的现有绿色管理研究强调了外部环境(主要是经济、法律、社会、地理等)中的独特资源对企业形成长期竞争优势的重要调节作用，但却忽略了自然生态环境因素对企业构建长期竞争优势的影响。
Hart(1995)扩展了传统的资源基础观，提出了自然资源基础观(natural resource-based view)，并且把自然环境要素引入了基于资源基础观的绿色管理研究框架，形成了一种企业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新视角。他的自然资源基础观主要强调：企业实施环境或绿色管理本质上是一个企业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环境污染防治、针对环境的产品全面管理和可持续发展三个环节，其中污染防治和针对环境的产品全面管理涉及企业开展商业活动时如何保护环境、减少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三个环节彼此依赖、相互促进，从起因到结果不断循环，直到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该研究视角关注企业重视外部自然环境管理的重要意义——合理配置和利用自然资源，提升环境或绿色管理绩效，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生态响应观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生态组织，必须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及时对环境变化做出响应，并与外部环境共同演化。Bansal和Roth(2000)强调，绿色管理的本质就是企业对生态环境问题做出的响应，这种响应的动机受到合法性、利益相关者压力、经济机会以及领导者价值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生态响应观的贡献在于指出了企业采取绿色管理的各种动机以及管理情境因素对企业生态响应行为的影响。在扩展生态响应观的基础上，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驱动企业开展绿色管理、对外部环境做出先动反应的因素归根结底仍涉及利益问题，因为环境污染很可能伤害其他与环境有关的利益相关者(如政府、社区、周边居民及单位)。
除以上研究视角之外，有学者基于制度视角探讨了影响企业开展绿色管理活动的外部制度因素。基于制度理论的绿色管理研究明确指出，规则、规范和认知(或文化)三个维度是影响企业绿色管理行为的重要因素。三维度制度观逐渐成为从制度视角解释外部权变因素影响绿色管理行为的重要理论支撑。例如，Jennings和Zandbergen(1995)运用制度理论分析了规则、规范和认知三维制度因素对企业进行绿色管理的影响，他们认为绿色管理就是企业通过运用和投资于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自然资源来适应制度环境，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尽管目前西方学者对绿色管理内涵的界定并不一致，但都认为绿色管理是以与企业相关的自然环境为主要对象的资源管理及创新活动，并且还认为企业进行绿色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绿色管理研究述评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现有绿色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绿色管理的理论框架(即说明绿色管理包含哪些内容)；(2)绿色管理的影响因素(即解释哪些因素影响绿色管理)；(3)绿色管理的绩效产出(即实证绿色管理的结果)；(4)绿色管理的情境因素(即分析哪些因素影响绿色管理的效率)。
(一)绿色管理研究的理论框架
当前的绿色管理研究从不同视角构建了企业环境管理或绿色管理的理论框架，试图从全新的视角来构建绿色管理的理论模型，从而为实证研究创造条件并为企业绿色管理实践提供指导。Hart(1995)提出了基于自然资源基础观的企业环境战略管理框架，这个框架被后来的学者广泛引用。Hart扩展了资源基础观，并且指出除了企业内部的资源之外，企业的外部自然环境管理战略也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自然环境管理战略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战略维度，即污染预防、产品监控和可持续发展。其中，污染预防的战略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杜绝资源浪费，降低交易成本；产品监控旨在减少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总成本；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减少环境问题给企业发展带来的负担，帮助企业构建未来的竞争地位。这三个战略维度的有效实施都离不开资源的支持。Sharma(2000)提出了分析企业环境战略选择的理论框架，从管理者诠释(即对外部环境的认知)的角度分析了企业环境战略选择的过程。同时，他将企业的环境战略分为服从型(conformance)和自愿型(voluntary)两种。服从型环境战略是指企业遵守环境制度规范并实施标准化的环境行为，而自愿型环境战略是指企业不仅遵守环境制度规范，而且还尽可能地减少其商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Aragón-Correa和Sharma(2003)整合了权变、动态能力和自然资源基础观三种视角，提出了企业先动型环境战略的理论框架。他们认为，企业应当主动解决商业发展过程所涉及的自然环境问题，确保企业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他们把企业实施先动型环境战略管理看作是一种企业必须具备的动态能力，并且认为这种能力要受企业现有资源和能力集合的影响，但企业也可利用这种动态能力来适应外部自然环境的变化，从而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除此之外，他们还在自己提出的理论框架中解释了商业环境的不确定特征(包括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包容性)对先动型环境战略管理与竞争优势间关系的动态调节作用。Jennings和Zandbergen(1995)基于制度理论解释了制度在企业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管理中的作用。他们认为，从制度视角分析企业的环境行为，一方面可以帮助企业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企业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有利于企业把制度观作为支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
在绿色管理的相关研究文献中，许多学者常常从生态学的视角来分析和探讨企业的环境战略问题。例如，Starik和Rands(1995)从企业组织的不同层面分析了企业发展的生态可持续性，并且提出了一个基于多层次或多系统关系(multilevel/multisystem relationships)网络的生态可持续发展模型。他们从个人、组织、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不同方面检验了组织和外部环境之间的二元关系，强调了组织的生态行为是影响组织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生态响应视角出发，生态环境管理可反映企业向外界传递已采取环保行为的信息。基于生态响应视角，Bansal和Roth(2000)重点构建了分析企业经营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的行为选择模型，强调了组织凝聚力、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员工个人关注程度对企业生态响应行为的影响。
除此之外，Daily和Huang(2001)从人力资源视角出发，提出了企业环境管理系统一人力资源(EMS-HR)概念模型。他们认为，企业的环境管理系统(EMS)包括承诺与政策、规划、实施、测量与评价、检讨与改善五个方面。人力资源(HR)问题包括最高管理层的支持、环保培训、员工受权、团队合作和奖惩制度等五个方面，这些方面相互作用是有效实施上述五方面环境管理的必要条件。
(二)绿色管理影响因素研究
已有的绿色管理研究已经提出了有关绿色管理问题的多种理论框架。基于这些理论框架，许多学者开始对绿色管理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其中，环境管理或者绿色管理绩效影响因素以及企业开展环境管理或绿色管理的行为和动机是相关实证研究关注的重点。
Aragón-Correa(1998)通过对105家西班牙企业的调研，实证检验了企业的战略先动性影响企业自然环境管理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的战略先动性越强，企业就越能够获得比竞争对手更好的绿色管理绩效。Hoffman(1999)通过分析1960-1993年美国企业的环境保护问题，认为在一定的组织领域内多种竞争性制度常常同时出现；随着这些制度的演化发展，与制度相关的规则、规范和认知间的关联度会逐渐增强，这些制度要素间关联度的增强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环境管理绩效。Sharma(2000)提出了一个影响企业环境战略选择的理论框架，从管理者诠释的角度分析了企业进行环境战略选择的过程。管理者诠释体现了企业管理者对外部环境威胁和机会的辨识和认知，这种辨识和认知会影响企业的环境战略选择。具体地讲，如果企业管理者认为外部环境是充满机会的，那么就倾向于选择自愿型环境战略；如果他们认为外部环境是充满威胁的，则倾向于选择服从型环境战略。不同的环境战略是企业在不同的外部环境认知下做出的不同战略选择，无论哪种战略选择，都有利于企业在被认知的外部环境下开展绿色管理活动。此外，Sharma还认为，企业的规模和经营范围也会影响企业的环境战略选择和绿色管理绩效。Bansal和Roth(2000)利用英国和日本55家企业的调研数据，研究了企业的竞争性、合法性和生态责任心对企业绿色生态响应活动和环境管理绩效的影响。他们认为，企业的竞争性、合法性和生态责任心是企业对外部环境进行生态响应的主要影响因素；而企业的生态响应行为本质上又是企业实施环境管理或绿色管理活动的重要行为方式。因此，根据他们的研究，竞争性、合法性和生态责任心可以作为企业通过生态响应开展绿色管理的重要前因变量。
归纳起来，影响企业环境管理或绿色管理绩效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制度、战略和运营三个层面。制度层面的影响因素包括制度规则、文化(或认知)、合法性、管理者诠释等；战略层面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战略选择(服从型或自愿型)、战略先动性等；而运营层面的影响因素则主要包括企业的竞争性行为、生态响应行为等。尽管相关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绿色管理影响因素的认识，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首先，现有的相关研究更多地强调制度因素的影响作用，而较少探究影响绿色管理战略和运营层面的因素。其次，对绿色管理前因变量的认识仍然不够全面，相关研究仍局限于生态响应、制度和资源观等视角，因而难以全面、深入地探究绿色管理的影响因素。
(三)绿色管理产出研究
自然资源基础观认为，绿色管理是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现有研究主要从绿色管理影响企业环境绩效、财务绩效和竞争优势的角度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在绿色管理影响企业环境绩效方面，Klassen和Whybark(1999)实证发现，绿色管理技术(如污染预防技术和污染控制技术)会对企业的生产绩效和环境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他们发现污染预防技术有助于同时提高企业的生产和环境绩效，而污染控制技术则不利于企业改善生产绩效，同时对于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也没有显著的作用。Theyel(2000)通过大样本调研考察了环境管理实践对环境管理创新和环境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管理实践(如全面质量管理、供应商认证、研发、员工参与等)可以有效改善企业在环境创新和环境绩效方面的产出效果。其次，为研究绿色管理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Klassen和McLaughlin(1996)利用国外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环境管理强度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管理强度越大，公司股票的市场表现就越好。这一结论说明绿色管理活动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类似地，Russo和Fouts(1997)运用资源基础观分析了243家企业的绿色管理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的绿色管理活动对企业的财务绩效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从而支持和扩展了Klassen和McLaughlin(1996)的研究结论。Christmann(2000)通过调查88家化工企业的绿色管理状况，分析了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对企业成本优势的影响。他的研究证明，企业的污染预防技术水平越高、创新性越强，从环境管理活动中获得的成本优势就越大。同样，企业制定和实施环境战略越早，就越能从环境管理活动中获得成本优势，从而越有利于企业直接提升环境管理或绿色管理产出，进而提升财务绩效。Melnyk、Sroufe和Calantone(2003)实证分析了企业建立环境管理系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如果不建立环境管理系统，就会阻碍企业绩效的提升；同时，正式的环境管理系统和ISO 14001认证体系能够更加显著地共同推动企业绩效的提升。除此之外，McWilliams和Siegel(2000)基于社会责任视角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包括环保责任)会对其财务绩效产生正向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McWilliams和Siegel的研究结论也说明，企业履行绿色管理方面的社会责任，也有利于改善财务绩效。最后，为了研究绿色管理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Sharma和Vredenburg(1998)先通过案例比较分析了资源基础观对企业环境响应行为的解释力，然后通过定量数据分析发现环境响应战略可以帮助企业构建竞争能力，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并促进竞争优势的形成。
综上所述，现有的绿色管理产出研究主要考察了绿色管理对企业环境绩效、财务绩效和竞争优势形成的影响。相关实证研究主要以自然资源基础观、资源基础观、交易成本理论、环境管理系统理论、社会责任观和环境响应论等为理论依据，尽管相关实证研究采用了不同的理论视角和逻辑，但结果都表明企业的绿色管理活动对于企业提升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四)绿色管理情境因素研究
从广义上讲，绿色管理情境因素不仅包括影响企业绿色管理的外部自然环境、市场环境、制度环境等因素，还包括所有影响绿色管理活动效率的条件或环境特征。目前有关绿色管理情境因素的研究主要从微观(如企业自身的特征)、中观(如产业特征)和宏观(如经济和市场环境)三个层面来探讨影响绿色管理效率的情境因素，但总的来说，不但为数不多，而且还缺乏深度。
现有的绿色管理情境因素研究较多地聚焦于微观层面的情境因素分析。例如，Christmann(2000)在分析企业环境战略对企业成本优势的影响时，强调了企业的组织能力作为企业的一种互补性资产在实施环境战略、构建成本优势方面的调节作用。他认为，企业的过程创新和执行能力越强，企业就越能够通过采用污染预防技术、实施污染预防技术创新和环境战略来获得成本优势。Christmann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把组织能力作为一种互补性资产，并且强调了组织能力在绿色环境管理中的调节作用，扩展了互补性资产理论在绿色管理中的应用。与此同时，Theyel(2000)实证发现，企业自身的微观特征是影响其绿色管理的重要情境因素，并且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他认为，影响企业绿色管理的自身微观特征包括企业的规模、所属产业、产权关系等等。企业的环境管理实践能否有效改善其环境绩效，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企业特征。例如，企业规模越大，越缺乏实施环境管理的动机，就越不可能开展环境创新来减少污染，从而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此外，如果企业属于某个成熟产业，就倾向于开展环境管理，旨在通过环境管理来减少废弃物的排放，从而改善环境绩效并提升竞争优势。对于自身具有污染项目的企业，所处产业的成熟度越高，就越愿意通过实施环保技术创新而不是产品多元化战略来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
在绿色管理中观情境因素研究方面，Russo和Fouts(1997)考察了产业成长因素在企业开展绿色环境管理、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他们的实证结果显示，企业所处的产业成长速度越快，企业通过开展绿色管理能获得的经济利益就越大。也就是说，产业成长作为企业开展绿色管理的情境因素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绿色管理效率。中观情境因素研究目前仅仅限于产业成长这个因素，而诸多其他中观情境因素，如产业竞争程度、产业技术发展趋势、产业政策、行业联盟等，都被现有相关研究所忽略。
Aragón-Correa和Sharma(2003)进行了绿色管理宏观情境因素分析，并且认为当企业实施先动型环境战略时，企业的资源和能力是其实施绿色管理的主要前因而不是情境因素。但是，企业的资源和能力在影响企业实施先动型环境战略的过程中又受到许多权变因素的影响。据此，他提出了“权变的资源基础观”，把多种权变因素纳放了环境战略管理框架。被他纳入框架的权变因素包括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组织影响和决策反应的不确定性、外部商业环境的复杂性和包容性等。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增加企业利用自己的资源和能力实施先动型环境战略的可能性；而组织影响和决策反应的不确定性则会减弱企业资源和能力影响其实施先动型环境战略的强度。此外，外部商业环境的复杂性也会降低企业运用资源和能力实施先动型环境战略的可能性，而外部商业环境的包容性则能提高这种可能性。Aragón-Correa和Sharma所论及的权变因素，实际上既包括宏观情境因素(如环境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包容性)，又包括微观层面的企业情境因素(如组织影响和决策反应的不确定性)。他们把不同层面的情境因素融入同一研究框架，对于绿色管理情境因素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
尽管有学者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不同层面实证分析了影响企业绿色管理过程的情境因素，但现有情境因素研究为数甚少且缺乏深度，同时各个层面的情境因素分析也过于单一。此外，绿色管理情境因素研究很少从制度视角出发，深入分析国家制度、政策等方面的因素对绿色管理效率的影响。
三、现有研究小结与未来研究展望
(一)现有研究小结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和总结，可以看到绿色管理研究大致可以分为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两大类。其中，理论框架研究主要包括基于自然资源基础观的环境战略管理框架研究、基于制度理论的环境管理框架研究、基于生态学视角的可持续发展框架研究和基于人力资源视角的环境管理体系模型研究等；而实证研究则主要旨在探寻企业绿色管理行为的影响因素，揭示绿色管理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的机理以及考察有利于提高企业绿色管理效率的情境因素。现有绿色管理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脉络，但仍处在起步阶段，总的来说，相关研究仍然为数较少，且存在诸多不足。例如，现有绿色管理研究大多采用不同的单一理论视角，结果造成了研究结论不一的局面；现有相关理论研究还缺乏充分的实证支持，结论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现有的绿色管理研究对于企业绿色管理影响因素、行为过程和有利于提升绿色管理效率的情境因素等问题的探讨仍然不够全面，这倒为后续相关研究留下了发挥的空间。
图1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总结，实线方框和实线箭头分别表示现有研究已经深入考察的变量和因果关系，虚线箭头表示现有研究仍显不足或有待后续研究深入探讨的因果关系，而虚线方框则表示现有研究仍显不足或有待后续研究深入探讨的变量。如图1所示，现有的绿色管理研究主要从企业绿色管理的前因、行为、绩效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但在绿色管理的前因、绿色管理行为、产业特征、制度情境因素等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同时，绿色管理过程研究也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如没有深入分析制度情境、企业资产特征、产业特征等因素在企业实施绿色管理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二)未来研究展望
通过以上分析、总结，本文认为后续绿色管理研究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实现新的突破：
1.转型背景下的制度因素对绿色管理的影响。现有绿色管理研究主要从资源、利益相关者、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管理和产业组织等理论视角来分析企业绿色管理的影响因素，并且都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经济为制度背景，而没有探讨转型经济下的企业绿色管理制度问题。尽管部分研究也提到了制度因素，但都是基于传统的制度观，仅仅考察了制度规则、规范和认知三个维度对绿色管理这种战略选择的调节作用。我国正处在转型时期，我国企业实施绿色管理的制度环境明显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例如，在国际管理学会2009年年会上就有华人学者指出，在制度认知方面，中国传统认知中就存在“天人合一”的思想，这反映了企业与自然环境共生共演的重要性；同时，在制度的正式规制方面，转型制度不完备、变化快、不确定性高，执行机制不健全等特征，都会对企业的绿色管理产生深刻影响，因此，转型背景下的绿色管理应当成为后续相关研究的一个关注重点。未来转型背景下的绿色管理研究可基于制度视角围绕以下两方面开展。首先，针对转型背景，分析转型经济背景下的绿色管理制度特征及其对绿色管理的影响。例如，总结绿色管理相关制度的不完备性、动态性、执行特征等，并分析它们对绿色管理的影响。绿色管理实践也表明，我国企业在节能减排、新能源开发利用、清洁技术创新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企业之间所存在的差距大多可归因于制度因素。其次，分别考察不同所有制企业在绿色管理动机、过程、结果方面的差异。在转型背景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面临不同的制度环境，它们的绿色管理动机、过程和结果受到制度因素的重要影响，因此，后续研究应该深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2.深入研究动态环境下企业内部资源与动态能力在绿色管理中的作用。尽管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在绿色活动中的互补作用，但却很少有人问津如何在缺乏所需资源和能力的情况下开展绿色管理的问题。令人欣慰的是，在国际管理学会2009年年会上已经有学者指出，企业在实现自身社会和环境目标的过程中，应当更加关注提高自己独特的动态能力水平，因为动态能力是社会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维度，能够帮助企业提高自身的成长速度。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企业的环境呈现出高度的动态性，这会增加企业实施绿色管理的风险和成本。在实施绿色管理的过程中，我国企业必须根据动态多变的需求、技术、竞争和制度等环境适时做出回应，必须努力培育动态的绿色管理能力，以便不断整合、更新和调整绿色管理资源。具体而言，今后的绿色管理研究可以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首先，研究企业的外部关系对企业获取绿色资源的影响。关系作为转型经济背景下资源流通和交换的重要媒介备受管理学者和实践者们的关注。对于我国企业而言，外部关系可以帮助企业缓解由绿色资源匮乏造成的冲击，也会对企业获取绿色资源产生重要的影响。其次，研究企业的资源管理能力，尤其是动态能力在绿色管理活动中发挥的作用。绿色资源匮乏与高度动态变化的外部环境要求我国企业发挥资源间的互补作用、不断整合甚至重建绿色资源组合，提高资源的转化和利用效率。因此，资源管理能力、动态能力不仅会影响绿色管理的过程，而且还会影响绿色管理的效果。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提高资源基础观对绿色管理研究的适用性，并且能够帮助我国企业解决绿色管理资源不足和绿色管理动态能力构建、提升的问题。
3.绿色创业研究。绿色管理问题既对既有企业提出了挑战，也为它们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甚至有可能开创一个全新的绿色产业，创造大量的新的创业机会。绿色创业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已经引起国际管理学界的普遍关注，在国际管理学会2009年年会上就有学者谈到了绿色创业问题，他们希望通过绿色创业研究把绿色思想扩展到创业研究领域，并且深入研究企业如何在创业阶段就着手实施绿色管理，以提升自身开展与绿色或环境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率。现有绿色管理研究基本上都以既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很少论及绿色创业问题。今后，应该深入开展绿色创业研究，把绿色管理研究向前拓展到企业创建阶段，以指导企业在从创立到成熟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自觉实施绿色管理。绿色创业研究不但能够补充已有创业研究过分关注经济和就业问题的不足，而且还能推动创业管理研究发展，为引导绿色产业建设及绿色创业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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