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诸岛历来是中国领土的历史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海论文,证据论文,中国领土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南中国海域中的东沙、西沙、南沙、中沙诸岛，历来是中国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作者通过大量的中外历史文献资料，以及水下、地面出土文物的不断发现，雄辩地证明：中国人民历来是最早发现、开发和建设南海诸岛的唯一真正主人。
南海诸岛是南海中中国大小二百多个岛屿、沙洲、暗沙、礁滩的总称，按其自然群体组合和地理位置分布，分为东沙、西沙、南沙和中沙四个群岛。它们都是由珊瑚礁构成，原来都在水下，经千千万万年珊瑚虫体堆积造礁作用，才逐渐露出水面，但造礁过程是继续不断的，所以至今还有不少礁滩、暗沙处于水下或时隐时露于水中，不能住人，至于那些露出水面的岛屿、沙洲。当初自然也无人居住，没有名称，更谈不到开发、利用。由于中国人民长期在南海中的航行和生产生活的实践，才逐渐发现它们，加以命名。不断经营、开发，随之成为它们的主人。日久年长，很自然地就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就是南海诸岛作为中国领土的完全有历史根据的全部经过。
南海诸岛，从其有文字记载开始，就处于中国疆域之内，各王朝都视为当然的管辖地域，这有大量历史记载可以为证。这些岛屿从最早发现到开辟都是和中国人血汗劳动分不开的。岛屿或其周围附近至今还遗留有中国各代人民生活或生产的遗物、遗迹。南海诸岛是由中国人民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经营开发，由中国政府最早行使行政管辖权的，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一、最早发现和最早命名
（一）南海航路的最早开辟
南海沿海交通很古就已开辟，到了汉武帝置交趾九郡以后，随着疆域的发展，政治与经济联系上的需要，南海交通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对外国际航路。最早记载这条对外航路是《汉书·地理志下》，出航点有日南障塞、徐闻、合浦三处，绕过印支半岛。第一个国家是马来半岛东岸的都元国，而后经缅甸沿岸的邑卢没、湛离、夫甘都卢等国，最后到达印度东海岸的黄支国及其南的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回程仅记“到日南象林界”而止。日南郡是当时最南之郡，象林县又是日南郡最南之县，到了日南象林界，就进到中国之境，而《汉志》的对外航路乃是记载所经外国之地，所以在国境内的都不记录，到象林界即结束。
汉代开辟这条对外航路，历代沿用，大体相同，只是在各段具体航程上，后代有发展改变。就后代的航路考察，一般都要经过七洲洋即西沙群岛的洋面，和崑崙洋即南沙群岛相连的洋面，所谓“上怕七洲、下怕崑崙”[1]，已成为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名言。穿过七洲洋面时，也可以到西沙群岛的岛屿周围停留，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船队就不止一次从西沙群岛某些岛屿附近经过或停留。1920年日本渔民在西沙群岛珊瑚礁上发现很多的古钱，其中最多最新的是“永乐通宝”，多未经手磨，只能是郑和船队所遗留[2]。1974年又在西沙群岛北礁礁盘上发现体积很大的沉船，装载大量全新的“永乐通宝”钱，这只沉船只能判断是郑和船队中的一只[3]。尽管《郑和航海图》上也标绘着“石塘”、“万生（里）石塘屿”，即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而地下实物也证明船队确是经过这里，但是为什么参加航行的郑和的随员马欢、费信、巩珍等人的著作中都未记载南海诸岛呢？因为他们也仿照《汉书地理志》的体例，只记外国。而代表西沙与南沙群岛的“石塘”与“万里石塘屿”属中国疆域，所以未予记录。
（二）南海诸岛的最早发现
中国人民最早开辟南海航路。并多次穿经南海诸岛之中，没有这些航海的实践，发现南海诸岛就只能是妄想、空谈。南海诸岛最早发现只能属于中国人民，而不能属于他国。首先，南海对外航路的开辟，必然就导致发现这些岛屿。《汉书·地理志》对外航路仅记国外，国境内皆未予以记录，但不能认为汉代还没有发现。记载总是落后、晚于认识的，现在所见记载，最早为三国，吴大帝孙权于黄武年间（公元225～230年）派朱应、康泰，通海南诸国，所经及传闻则“百有数十国”。康泰等人回来后都写有著作，后来散失，仅存《扶南传》留有片断：“涨海中到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4]。涨海是南海另一叫法，涨海中的珊瑚洲就是南海诸岛，“洲底有盘石”就是指各岛屿下面的礁盘，由珊瑚礁构成的南海诸岛正是珊瑚虫体长期在礁盘上堆积而造成的，符合诸岛的形成实际过程。和朱应、康泰同时的吴国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记载，从马来半岛的句稚国往中国的航程中，“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5]。磁石就是指当时南海航路上隐没在水中的礁滩等，船舶遇之，常常搁浅拔不出来，就好象被磁石吸住一样。康泰所是当时南海已露出水面的岛屿、沙洲，而万震所讲的则是潜在水下的礁滩、暗沙。这是关于南海诸岛的最早记载，尽管非专指哪一岛屿，但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综合两书，则岛屿、沙洲、暗沙、礁滩都全有了，这必然是多次航海实践和实地考察经历的结果。
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使请赤土（在马来半岛西岸），其航程只见《隋书·赤土传》：“（其年十月）骏等自南海部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师子石，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至于赤土之界。”
焦石山距南海郡即广州值顺风还有二十日程，陵伽钵拔多洲系梵名Lingapurvata译音，即贾耽“广州通海夷道”与北宋《武经总要》中巡海水师航路的陵山（今越南归仁北燕子岬湾内之Lang-Son港），比照后两书航程，必为占不劳山（广东群岛）以南南海诸岛，两书中的占不劳山距屯门分别为七日和十日，距广州约为十一日和十四日。所以日人藤田丰八考订焦石山为占不劳山是不可信的。焦石当即礁石，至少宋代航海中就常用此词，如《梦粱录》就提到南海中有鱼所聚，必多礁石。葡萄牙人最早称西沙群岛为Pracel，义为石礁，焦石山应为西沙群岛中一岛，大约就是《明清针路》中的万里石塘中的红石屿，明《顺风相送》说：“船若近外罗，对开，贪东七更船，便是万里石塘，内有红石屿，不高。”清初《指南正法》也有相同的记载[6]。由此可见除沿印支半岛海岸航行外，还有向东出万里石塘，经红石屿的一道。此处之万里石塘指西沙群岛，红石屿当指其中当航路之尖石岛，后来仍为船舶所经。
（三）南海诸岛的最早命名
(1)宋代统称南海诸岛为石塘、石床，分称则有长沙、石塘、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和七洲洋，以后就一直为中外所沿用。《宋会要辑稿》记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占城人去广东，遇风漂到石堂（《宋史》作“石塘”）[7]，周去非《岭外代答》说：“东大洋海则有长沙、石塘数万里”。十三世纪初的《琼管志》说：“东则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闽南方言称礁为塘，石塘是指南海诸岛珊瑚岛，长沙则指由珊瑚碎屑在岛的周围构成的浅滩，露出水面就称沙洲，隐在水下的称为暗沙，千里、万里则形容岛、洲之多，绵延之长。至于《梦粱录》说：“去怕七洲，回怕崑崙”，七洲洋则专指西沙群岛附近的海面。
(2)明初《郑和航海图》进一步分出“石星石塘”、“万生（里）石塘屿”、“石塘”[8]。根据图上相互位置和针路记录，“石塘”是指西沙群岛，“万生（里）石塘屿”是指南沙群岛，“石星石塘”是指中沙和东沙群岛，当时还没有细分两个岛群，合在一起。
(3)清初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及其附图明确将南海诸岛分为四个岛群，南澳气“在南沃之东南”，图绘最东，指东沙群岛；千里石塘图绘最南，指南沙群岛；七洲洋在琼岛万州之东南，图绘最西，指西沙群岛；万里长沙图绘于南澳气与千里石塘之间，指中沙群岛。至此东、西、南、中四个岛群已完全分开。
(4)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历史上也一直被外国人航行南海时遵用。上引天禧二年占城人来广东所说“石堂”（石塘），又嘉定九年（公元1216年）真里富（可能为泰国的他武里）使臣来中国，述其所经航程，也有“石塘，名曰万里”[9]，都是用的中国名称。早期日本人的朱印船贸易广东至印支与马来半岛一带也多用中国针路和地名，这里须提出的就是朱印船贸易航程中也有“万里石塘”[10]。葡萄牙人于公元1514年最早来中国，早期他们所绘地图全把南海诸岛绘成长带状或长三角形长沙列岛[11]，实为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的示意，其来源必出于中国商船和商人。葡萄牙语最早称西沙群岛为Pracel，就是石礁一类的意思。显然也就是我国石塘的意译，《郑和航海图》正是称西沙群岛为“石塘”。
二、长期不断的经营开发与定居利用
南海古来就是中国人民生产和活动的海域，特别是和南方沿海居住的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他们很早就在南海中从事采集各种海产的活动，并不断来到岛上和其周围开发利用。他们一般都利用信风于冬季乘东南信风南下到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到第二年台风季节来到之前利用西南信风北返，他们需要在岛上生活一段较长时期，从事生产和劳动，挖井汲水，盖造茅屋，修造庙宇，种植果树，开辟园地，畜养家禽等等，正是由于中国人民长期不断地辛勤劳动，才使南海诸岛由无人住（逐渐）变为有人住，由原始状态到逐步开发，自然面貌不断得到改造和改变。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劳动，用汗水浇灌岛上的土地，成为南海诸岛屿的主人。
在海产捕捞活动中，他们首先从事的是捕鱼。从远古开始，至今不断。最先来到岛上进行开发利用的毫无疑问是中国沿海的渔民，文献上也早有记载，如晋·裴渊《广州记》云：“珊瑚洲。在东莞县南五百里，昔人于海中捕鱼，得珊瑚”[12]。各岛上发现、出土的历代遗物、遗址更是有力的佐证。
解放前，南海诸岛上就陆续发现古代遗物，包括大量中国历代古钱，报刊早有报导。近年来西沙群岛更是发现和发掘出土了大批遗物和遗址。这些都无可争辩地证明：中国人民很早就是南海诸岛的主人。
(1)广东考古工作者在甘泉岛上发现和发掘唐宋居住遗址，出土遗物有铁刀、铁凿、铁锅残体和吃剩下来鸟骨、各种螺蚌壳以及燃煮食物的炭粒灰烬，107件唐代和宋代的青釉陶瓷器，包括罐、壶、碗、钵、瓶、盒等多种生活用器，从器形、釉色、花纹和制法都证明是唐宋时期广东窑场的产品，从而确定其主人一定来自广东沿海[13]。
(2)晋卿岛、广金岛、永兴岛、金银岛发掘出土和珊瑚岛等十一处岛屿、沙洲、礁盘上调查发现的大量瓷器，时代远比甘泉岛唐宋遗址为早，来源、范围也更加广泛。就时间考察，从南朝，历隋、唐、宋、元、明、清直到近代都有。绵延不断，其中北礁上发现的两件青釉六耳罐残体和一件完整的青釉小杯。具有鲜明的南朝瓷器时代特征，这三件还不能说是我国在西沙群岛上的最早文物，但可以说明至迟到南朝时，我国人民已来到这里生活。从（各岛上发现的）瓷器来源考察，大都是我国浙江、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广西等省的窑场产品[14]。充分证明中国人民至迟从南朝历唐、宋、元、明、清，对南海诸岛的经营、开发一直不断，渔民来源范围也日益广泛。
上引裴渊的《广州记》也是南朝时代的作品，文献与考古材料恰是相互印证。（从距离上推算）东莞在今广东宝安南头城。紧邻珠江口，北宋巡海水师营垒就设在这里，水师巡海就从此出发[15]。它是古代重要的出航点之一，由此向南五百里的珊瑚洲可能属西沙群岛。裴渊是晋时人，他只说是“昔时”，没有具体讲明时间，但必在他以前的很久，东莞一带的渔民就来到南海诸岛进行捕鱼和采集其他海产的活动了。
明清以来，我国南方渔民前往南海诸岛经营开发日益增多，南海诸岛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渔业基地之一，因而在岛上生活已经成为定居，以至移居，他们除了定居捕鱼和捕捞海产外，还克服自然条件种种困难，修屋造田。早在明 成化、弘治年间（十五世纪末）王佐纂修的《琼台外记》就有如下记载：
万州东长沙、石塘，环海之地，每遇铁飓挟潮，漫屋渰田。则利害中于民矣[16]。
长沙、石塘就是西沙与南沙群岛，这条材料不仅证明西沙与南沙群岛是属于海南岛的万州辖境，还说明岛上有屋有田，由于为海水所包围，台风一来，淹没田屋，人民受到灾难。根据实地调查、考察，不论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许多岛上都有明清时代所建立的小庙以及古井、椰林、大树等。“西沙群岛的北岛、南岛、赵述岛、和五岛、晋卿岛、琛航岛、广金岛、永兴岛、珊瑚岛、甘泉岛等地，先后发现十四座明清以来的孤魂庙。”其中琛航岛上的小庙还遗留有明代龙泉窑烧造的瓷观音像，广金岛和北岛的小庙中分别遗留有清代景德镇窑和德化窑所烧造的瓷器，南沙群岛的太平岛、中北岛、南威岛、西月岛上也都有这类小庙。这些小庙“是我国广东渔民为悼念因开发南海诸岛而航海遇难的先辈亲人而建造的”[17]。
1933年9月1日《广东琼东草塘港渔民申诉法占珊瑚九岛书》说：
吾琼文昌县渔民因生活所迫，于清道光初年已到其地从事渔业，……嗣有各县多数渔户移居其地，建立房屋与兄弟公庙多所……[18]。
可见至迟清代中叶海南岛的文昌县以及他县人民已经移居到南沙群岛从事捕鱼，建屋修庙，已由短期定居而发展到移居。
从十九世纪以来，外国侵略者到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见到中国人民在各个岛上的开发活动，以及遗留下来各种史迹，也不得不承认这些铁的事实。下面仅将外国人在南沙群岛所见实况摘要集录：
(1)公元1867年（清同治六年）英国派测量船来福曼（Rifleman）号到南沙群岛测量，据来福曼号报导说：“各岛俱有海南渔民之足迹，以捕取海参、介贝为活，颇多常年留居于此，而由海南居民每岁遣小舟来此，供给粮食，易取参贝”[19]。
(2)公元1939年日本台湾总督府派内务局地理课主管池田一德等人到南沙群岛调查，其复命书云：“北群岛不但属于中国领海，且在文献中早已有人居住之实证，在北子岛有两座坟。碑一载：同治十一年翁文芹，另一载同治十三年吴口口”[20]。
(3)公元1868年英国海军部海图局编制的《China Sea Directo》载：“觅出礁（Discoyery Reef，即华光礁）西历正月至五月，琼州艇船。咸集此礁以围鱼。”“树岛（Tree Island，即赵述岛）岛上垣有中国渔人。”“林康岛（Linco Island，即和五岛）岛中央一椰树不甚大，并有一井，乃琼州渔人所掘，以滤咸水者”[21]。
(4)公元1818年日本人小仓卯之助带队到南沙群岛进行所谓“探险”，在其所著《暴风之岛——新南群岛发现记》一书中记：他们在北双子岛（北子礁）碰见三个中国渔民，住在小屋里，是海南岛文昌县人。并且也看到墓和水井，在西青岛（西月岛）也看见水井，在三角岛（中叶岛）看见窝棚、小庙和水井，在长岛（太平岛）看见一座水泥造的庙，有几块小匾额，年代是民国七年，庙附近有井[22]。
(5)公元1933年法国派军舰强占南沙群岛，据当时法人报导：
①盎白纳岛（La Cage Amboyne，即安波沙洲）：“到处有渔人在岛暂住之遗迹。”
②斯贝特岛（Ile de La Tempete，南威岛）：岛上已有四个中国人（较1930年且增多一人）在此掘有淡水井一，种椰子树、香蕉树、蕃薯及蔬菜，主要职业则为捕捉海龟[23]。
③伊都阿巴岛（Ilc Itu Apa，太平岛）：法人在岛上看到“一个树叶盖的木屋，一块整齐的种蕃薯的田场，一座小神龛，带着供神的茶壶，悬一木板，上写中国字，大意云：“余乃船主德茂，三月中旬到此，但不见人，余现已将米留下，放在石下藏着，余今去矣”[24]。
④劳达岛（Ile loai-Ta，南钥岛），有新生之檬树，六棵柳树及其他树，当时虽无人居住，然居住“遗迹犹新，在神座前所插捧香之香棒尚在，在一大树下，有茅屋一间尚遗有一茶壶，一炉灶”。
⑤帝都岛（Ile Thi-Tu，中叶岛）有檬树、椰子树及其他大树数株，“本年有中国海南岛之渔夫五人在此居住，有淡水井一口，足供五人之饮料，捕鱼而外，从事于椰子、香蕉、蕃瓜之种植，且采掘磷矿。”
⑥双岛（Les Deu-Iles，双子岛）其北子岛当时无人居住，仅留茅屋数间，在南子岛有中国七人，其中有二小孙，皆来自海南岛。去年供给食粮之船虽未到此岛，然彼等之余粮尚足，并养有鸡数十只[25]。
此外英人还报导：地萨尔（郑和群礁）与多几尔（双子礁）两岛有由琼州渡来的华人居住，每年有小艇载食品来岛，供华人食用而将龟肉及龟蛋转运出去[26]。
(6)公元1933年日本大阪每日新闻“准备了四十七吨的帆船第三爱媛凡。并派三好、松尾两社员前往南沙群岛调查，其记录如下：“（八月）二十五日正午抵达目的地，北二子岛……见岛的东面有一民房，似乎有人，……据说是从海南岛来的两中国人，以举手礼欢迎了我们。一行前往南二子岛。……岛的南面也有房子，住有三个中国人。……”[27]。
三、中国历朝管辖与行使主权的证据
（一）位于南海中的诸岛历来就是中国沿海人民生产活动之地区，所以我国沿海有关的省、州、县地方政府都是把诸岛作为自己的管辖地区的一部分，有关志书，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志书，也都把它们列在管辖的“疆域”或“山川”条目中。
(1)上述《汉书·地理志》所记海外航路，四程均“到日南象郡界”为止，显然是：过此界就是属于中国境内，所以不记。
(2)《旧唐书·地理志》记振州疆域四至：“西南至大海千里”振州即今海南岛崖县，由振州治所西南至大海千里，那么西南管辖的疆域达到越南会安以南的海域，而据同一志的记载：当时林邑郡（后改林州）就是在岭南道管辖之下，州治应即汉代的象林县，《旧唐书》所记疆域，正和《汉志》“日南象郡界”一致。
(3)宋《舆地纪胜》引《琼管志》把“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列在广南西路，吉阳军“风俗形胜”项内，以后明清广东或琼州的地方志引《琼管志》这两句，大多都列在“疆域”项内[28]。例如元末明初的《琼海方舆志》、正德《琼台志》，康熙雍正道光修的《广东通志》，道光《琼州府志》等，把代表南海诸岛的长沙和石塘列为中国疆域，除了历代志书外，还有一些官方舆图可证。例如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编绘的《大清中外天下全图》，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的《皇清各直省分图》，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2年）绘制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的《大清一统天下图》等官方舆图[29]，都在南海诸岛的位置标绘“长沙”、“石塘”或“万里长沙”、“万里石塘”等。
（二）历代官修的志书图籍虽然把长沙和石塘列在行政疆域之内，但由于古代海上交通与岛上交通与岛上自然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在各岛设官置守，历代对南海诸岛管辖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巡海。
(1)汉武帝所设九郡，儋耳、朱崖二郡（设在海南岛），后并归合浦郡，只有七郡，统属交趾七郡。按汉代制度，诸州刺史每年要巡行所部郡国，称为巡部，交趾刺史管辖范围不仅陆上，也包括南海中岛屿，所以交趾刺史巡部也包括巡海，谢承《后汉书》就记载交趾别驾陈茂跟随交趾刺史周敞巡部，涉涨海遇风，船几复没[30]，证明从汉代起巡行南海或涨海是南方州郡长官的职责。这种巡行南海的制度后来还传下来，晋·鲍靓为南海太守，“尝行部入海[31]，早期没有记载他们巡海具体巡到那里，但至少可以证明：沿海州郡管辖范围，包括南海海域一部分，因而巡海是他们的职责，也是他们行使管辖权利的一种手段。
(2)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平定南方的南汉后，置巡海水师，《武经总集》前集卷21载：
广州南海郡……命（今）王师出戍、置巡海水师营垒在海……，至屯门山二百里，……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州，又三日至占不劳山，又南三日至陵山东。其西南至大食（石）佛，师子、天竺诸国，不可计程。
原书在陵山下注：“有甜水”，说明巡海水师一定在此地停留，计程一直到陵山，以下就不计程，看来这里应是巡海的停止之处。陵山就是越南归仁北的燕子岬。至于九乳螺州在屯门山西南七日程，比贾耽海程中的九州石（七洲岛）要远五日程，比象石（独猪山）远三日程[32]，应指西沙群岛，严如煜《海防辑要》的“广东海图中”正是把九乳螺洲绘在西沙群岛的位置。
(3)此后宋代还在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招收广南巡海水军，予以旗鼓训练，备战守之役”；“元置白沙水军、巡海上”；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293年）设南海备倭指挥一员，专辖内外十一处，每所官各一员，督管军船，于所部海面巡视，有警申报剿除”；明世宗时（公元1522～1566年），“参将朱文达，至琼即巡海”[33]。清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公元1710～1712年）广东水师副将吴陞也曾率领水师巡海，自琼崖，历铜鼓，经七洲洋、四更沙，“周遭三千里，躬自巡视，地方宁谧”[34]；道光二十年（公元1832年），规定崖州协水师副将和水师守备，“轮替出洋巡辑”，“崖州协水师营，分管洋面：东自万洲东澳港起，西至昌化县四更沙止，共巡洋面一千里，南面直接暹罗、占城夷洋”[35]。清以前仅记巡海，清代则明确记有巡海经历地点，里距、范围和交界洋面。第一，经过七洲洋即西沙群岛的洋面；第二南面直到暹罗即泰国，占城即越南南部的海面；第三，里距多达三千里，少也有一千里，自琼崖（今海南省海口）出发，三千里已包括南沙群岛，所以和暹罗洋面相接；一千里至少也达到南沙群岛的洋面，和占城洋面相接。
(4)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乘伏波舰巡洋至东沙群岛，发现岛上悬有日本国旗，日本商人西泽吉次私占该岛，开掘鸟粪、磷肥，进行开发，李准登岸执西泽，告以“此乃我国之领海，何得私占？”一面派人监视，不许再行探取各物，存货亦不许运去，行使领土主权，一面“与日人交涉，交还此岛”，“乾隆间有高凉总兵陈伦炯著《海国闻见录》有此岛之名，即据此图与日人交涉，乃交还此岛”[36]。
(5)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李准又率领副将吴敬荣、候补道李用濬、游击李国祥等官兵共一百七十余人，分乘伏波、广金、琛航三舰巡海，直接到西沙群岛视察一一查巡各岛，命名勒石，并在永兴岛升旗鸣炮，公告中外，在晋卿岛、甘泉岛放牧山羊、水牛，当时岛上还有中国渔民[37]。
以上两次，李准写有《巡海记》，详记其事。这是由巡海而行使领土主权的一个最好说明。
（三）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6年）郭守敬奏请测四方（各地）的纬度，“遂设监候一十四员，分道而出，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踰朱崖，北尽铁勒”，“四海测绘，凡二十七所，十七年新历告成”。（《元史·郭守敬传》）“南踰朱崖”就是过了海南岛以南，据（元史·天文志》所记“四海测验”：
南海：北极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长一尺一寸六分，昼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
雷州 北极出地十二度太
琼州 北极出地一十九度太
元制：一圆周为3651/4度，化成现在的360°度制，南海雷州、琼州三处“北极出地”（即纬度）分别为14°47′、20°27′、19°28′，南海这个测点，远在琼州（海南岛）南四度多，必在西沙群岛。现在西沙群岛在北纬15°47′～17°8′之间，最南端的中建岛为15°47′，元朝简仪最小刻度为元制一度（与今1°接近），误差一度是容许的，而“夏至日晷景长一尺一寸六分”，由此推算的纬度是15°多，与中建岛颇为相当，元朝这次二十七处所测纬度数值，绝大部分和现在相差在1°以下，由此证明“南踰朱崖”这个南海测点是在西沙群岛，具体地点可能就是中建岛，于夏至前达到该处，利用信风，时节正合。根据元代航海技术设备，是有条件到达这里测量的。
这条材料证明：元代疆域不仅包括南海诸岛，而且还派出官员到西沙群岛测量，建立天文测点，行使了管辖主权。
四、历史上国际航海家的公认
自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粤赵氏后，“以其地为儋耳、朱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38]，最南的日南郡象林县界就是当时中国南界，在南海海域上的中国境大致与之相适应，所以《汉书·地理志》对外航路“到日南象林界”就作为进到中国境内。象林县治一般都认为即后来林邑国都，遗址为越南广南茶轿古城，象林县南界当然还在其南[39]，上引《旧唐书·地理志》记振州“西南至大海一千里”，所指也正和“日南象林界”相仿佛。
南海就是中国南方的海，中古时早就被波斯、阿拉伯人称为中国海，或中国南海，近代又称为南中国海，至今国际通用。汉代的南海就是指交趾九郡南面的海域，南海诸岛基本上都在这个海域之内，尽管古代并没有近代领海的概念，而南海或中国海范围较大，有时较小，并无一定界限，只是南海海域中究竟从哪里起就算中国境内，历史上国际航海界还是存在一条习惯界线，当然海上不可能要求象陆地上那样明确划出一条疆界线来，它只能是一个范围，但是这一范围概念的形成，却是经过千百年航海经验的积累与认识的不断总结获得的结果，所以得到国际航海界的公认。
南海古代又称涨海。唐初流贬安南驩州（据我考证为越南义安南边水县）的诗人沈佺期在《度安海入龙编》诗有“南风涨海牵”[40]，此时他所渡的安海即安南海，亦即涨海的北部。后来他到驩州后所作诗又有“涨海缘真腊”句[41]。当时真腊（今柬埔寨）占今印支半岛的南半部，涨海南面包环真腊的外面，如此，印支半岛以东的海域就是涨海，正包括南海诸岛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4“涨海”条已明确指出：
万州（今海南省万宁县）城东外洋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盖天地所以堤防炎海之溢者，炎海善溢，故曰涨海。
“涨海”之名也见于下引九世纪阿拉伯航海记录中，也说进到涨海之后接着就进入中国境。所以把代表西沙和南沙群岛的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作为中国境内[42]。这一点得到历史上外国航行南海者的公认。
在外国航行南海的历史记录中首先应该提到阿拉伯人，中世纪的阿拉伯人是著名的国际航海贸易者，掌握东方海上交通，经常大批并不断地来中国贸易。当时国际上对中国情况最了解和留下记录最多的，一致公认是阿拉伯人，他们多从海路来中国，所以经常提到中国海，中国南海[43]。至于记载海上中国境域，据现在所知，至少有下列三部著作：
(1)九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Suleiman)从海道来印度和中国，回去后于公元851年写成游记，记载中国最多也最详细，其中明确提到涨海和涨海中的中国门与南海群岛情况：
……Chapa，此地有淡水，出产的是沉香，名目就叫做Campa（沉香），其地有一国王，……从此地取得淡水后，再有十天海程，就到一处名叫Cundur-Fulat，是一个海岛，有淡水。从此地再开船，就到一个海，名叫Canhay（涨海）；再往前，就到中国门，这些门都是海面上浮出来的山，每一门是两座山，中间空出一个当子，海船就从当子里过去，要是阿拉允许，海船可以平平安安的通过Cundur-Fulat港，那么再有一个月就可以到中国了。
Chapa即柬埔寨的节译[45]。Cundur-Fulat即《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所经之兄弟岛——Sundur与Condur岛，据英人玉耳与法人考迪耶注释：“Fulat是马来语‘岛’字多数格，此岛即九世纪阿拉伯航记中最近开航往中国之处，所指即此游记。”还说：“此主岛中国人称崑崙山，在同一海中有一群礁岛叫七洲，中国的航海者有如下歌谣‘上怕七洲，下怕崑崙，针迷路失，人船莫存”[46]。所以苏莱曼所经即中国传统的崑崙山与七洲洋的航路。Canhap无疑即“涨海”的汉语音译，所谓中国门和海面上浮出来的山，应指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塘，我国古代航海记录中也常把西沙和南沙群岛中船舶可以通过的航道叫做门。例如“长沙门”。十世纪末穆哈拉比(Muhallabi)说：“室利佛逝……乘舟赴中国者，即见有山在前，长延十日不尽，旅客行近诸山，即见其水陆通道可至中国一地”[47]，所讲情况与苏莱曼基本一致，所以法人费琅认为“此地即大食所称之中国门也”[48]。此“长延十日不尽”“在前”之山，和我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的实际情况一致。
(2)伊本·赛德（Ibn Said，公元1208～1286年间人）《地誌》：将抵Bintam岛，即见Kanrun诸岛，王居之岛最大，此Kanrun岛在经度158度，纬度6度之间，王所属诸岛，有小岛无数，在王都之西，……过Kanrun岛北之群岛，有樟脑山无数。山在船舶赴中国之海中，山属K-anrun，有属中国者[49]。
(3)阿布非达（Abuljida，公元1272～1331年间人）《地誌》：
中国海西行过Kanrun山，山在中国、印度之间，经度125度，纬度10度之间。……赛德誌Kanrun诸岛云，王都在此群岛之东。[50]
《宋高僧传》卷29《慧日传》：“泛舶渡海，自经三载，东南海中诸国：崑崙、佛誓、狮子洲等，经过路偏，乃达天竺”。《诸番志》：闍婆国“东至海，……泛海半月至崑崙国”。Kanrun应即崑崙国之对言，据此二书所记方位，其地在佛誓（苏门答腊）、闍婆（爪哇）之东，费琅考证以为Kanrun盖为马来群岛中近苏门答腊东岸之一岛[51]，和苏莱曼所经之崑崙岛虽未必是一处（可能还在其西），但他们的记载恰可互相印证，苏莱曼从崑崙开船后，即进到涨海和中国门，那些形成门的海上浮出诸山，必然属于中国。赛德所说过崑崙北之群岛，山有属于中国者，也就是指这些山，因为崑崙国所属诸岛，在王都之西。所以崑崙岛以东诸山属中国不属崑崙国，这是很明显的。由此可证，包括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即中国所称之千里之沙，万里石塘，属于中国之境。在历史上也早就为国际航海界所一致公认。
(4)公元1176年周去非写的《岭外代答》说：“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舟行，历上下竺，交洋，乃至中国之境”。三佛齐（在苏门答腊）来华航程必是出于其国使者所述。较此稍晚的赵汝适于公元1225年写的《诸番志序》中也说：“暇日阅诸番图，有所谓石林、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诸番图也应包括外国商船航行的材料在内。交洋即交趾洋，竺屿即上下竺亦即明清航路中的东西竺岛，在马来半岛东岸，与上Kan-run相近，所指应为崑崙洋，两者所说完全一样，所谓“交趾洋、竺屿之限”，也就是“中国境”之意，这是十二、三世纪国际航行的情况，和上引赛德的时代差不多相当，可以互证，当时国际航行是把崑崙洋与交趾洋作为中国海上之限。
公元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暹罗使者丕雅、摩诃、奴婆(PhrayaMaha Nubhab)等取海道来中国所写之《广东纪行诗》中有：
前进复二日。始达外罗洋，自此通粤道，远城迷渺茫，滨海皆大郭，处处例进香，横山迤逦至，地属越南邦，至此边境尽，针转折东方。[51]
清《文献通考》卷297记载此次暹罗来使事很详，还记录来使行程。其中也有“再四日达外罗洋，过此则入中国之境，入老万港，抵澳门”，到了外罗洋，越南边境尽，针转向东方，进入中国境，外罗以西的海域为越南，以东属中国境，很是明确。所以以东的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属于中国不属越南。
把外罗作为中国和越南海域分界，记载很多，如明·黄衷《海语》：“分水在外罗海中，沙屿隐隐如门限，延绵横亘不知其几百里。巨浪拍天，异于常海，由马鞍山抵巨港，东注为诸番之路，西注为朱崖、儋耳之路。天地设险以域华夷也。”分水就是海域分界之意，沙屿隐隐如门限，延绵横亘不知其几百里，所指即代表西沙、南沙群岛的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和上引苏莱曼所说中国门情况，与穆哈拉比所说2“长延十日不尽”之山很是相似，它是中外分界，一直到清代仍是这样提法[52]。
(5)外罗为越南海域分界，越南官书《大南一统志》也明确承认，该书卷5“大占屿”下：“一名尖笔峰，古名占不劳山（俗名占劬劳）……本国与外国越海者以此为准”，大占屿也就是外罗岛，在占城未被消灭前，越南、占城两国巡海都以此为界，黄衷《海语》和蔡汝贤《岭南异闻》记载明成化二十一年册封占城的使团次交趾之占壁罗（即大占屿），误触铁板沙，船坏，二使溺焉”，七十余人爬到岛上，当时岛上无人居住，最后仅存二十四人，后遇交趾、占城二国之交缴巡船，才得救[54]。可见占城、交趾的巡海都只到大占屿，所以在此交会，外罗是越南海域东界，以东属于中国。
(6)郭嵩焘《使西纪程》载：“（光绪二年十月）廿四日午正，行八百三十一里，在赤道北十七度三十分，计当在琼南二三百里，船人名之‘乔纳细’，犹言中国海也，……左近柏拉苏岛，出海，亦产珊瑚，而不甚佳，中国属岛也。”[55]
公元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国，所乘乃英国商船，故地名皆英船人告之，如“乔纳细”即英语China Sea的译音，柏拉苏尔即英名Pracel西沙群岛的译音，“乔纳细”是船人名之，“中国属岛也”，当然也不是郭嵩焘一个人的意见，而是当时国际航海界的习惯看法，英国海船航行南海时也遵用之。
正是由于南海诸岛属于中国之境，早为国际航海所公认，所以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各国曾请我国于西沙建设灯塔，以利航行”[56]。1930年4月间在香港召开远东气象会议，安南气象台长法人勃鲁逊，上海徐家汇法国观象台主任劳积勋，职名向我国政府建议，在西沙群岛设气象台。
关于西沙群岛西名“Pracel”的来源，我们从三种有关文献中得到考证：
（一）根据1960年葡萄牙出版的《葡萄牙海外活动图集》[57]，我们查出“Pracel”一词系葡萄牙人最早使用并绘为长带或长三角状岛群。卷一第38图系公元1527年绘，已出现此种绘法，旁注葡名，据以后诸图注记当为“Pracel”，但因缩小看不清，第39与40页图系公元1529年D-iogo Riberio绘，长带状岛群更为明确，但葡名同样看不清。明确看出旁注葡名“Pracel”的为卷二，第27图，系公元1554年绘，为长三角状岛群。以后成为定型，如同卷95，105，124，139诸图，（为公元1558年到公元1561年所绘）绘法、注记皆同。葡图“Pracel”的绘法，一直到十八世纪仍为各国采用。
（二）皮埃雷·伊夫·马甘《在越南和占婆沿岸的葡萄牙人》文中认为：“Ilhas do Parcel”(Pracel)（帕尔塞尔群岛）一词是由葡萄牙人命名的，在葡语中“Parcel”意思是“暗礁”、“高礁石”[58]，但A·布雷比翁在《法属印度支那古今传记志书词典》中说：“‘Parcel’是以十六世纪在这组群岛沉没的一艘叫做‘Paracelsse’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命名的”[59]。由上述葡萄牙诸图确证“Pracel”为葡人命名，与荷兰人无关。至于越南蔡文检认为“Parcel”一词最早出现在荷兰人弗雷雷斯·范·朗伦(Freres Van Langren)公元1595年印行的《印度支那半岛地图》(《Carte de La Peninsula Indochinoise》)上更属不对。
（三）考葡人最早来中国始于公元1514年，公元1515年在广州登岸，当乘中国商船，而早在公元1508年葡王命塞寇拉(Sequeire)第一次航往麻六甲并训令他调查麻六甲中国商人及其商船、商品等详细情况，以及国土版图面积若何。葡图所绘长带或长三角都是把东、中、西、南沙群岛连成一体，并不限于西沙，显然是对我国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形象的绘写。葡语命名为“Parcel”意为“礁石”，实是我国“石塘”的意译。由此证明：南海诸岛由中国最早命名，并为国际采用。
注释：
[1]最早见《梦粱录》，作“去怕七洲。回怕崑崙”。汪大渊《岛夷志略》作“上有七洲，下有崑崙”。到明代多作“上怕七洲，下怕崑崙”，如费信《星槎胜览》、《明史》。
[2]《西沙群岛主权问题的初步报告》，载《广东省西南沙群岛志编纂委员会资料》，1947年。
[3]《西沙文物》，197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4][5]《太平御览》卷69引，790引中华书局缩印本，第327页，3501页。
[6]《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1961年。
[7]《宋会要辑稿》197册，中华书局，第7784页。
[8]《郑和航海图》，中华书局，1961年。
[9]《宋会要辑稿》197册，中华书局1957年缩印本，第7763页。
[10]岩生成一《朱印船贸易史の研究》。
[11]《Portugaliae movementa Castographie》，1960年葡萄牙里斯本出版。
[12]《太平环宇记》卷170，交州引。
[13][14]《人民日报》1976年8月31日第4版。《广东省西沙群岛第二次文物调查简报》，载《文物》1976年9期。
[15]《读史方舆纪要·海道考》，严如煜《海防辑要》卷8，《广东·海》。
[16]道光《万州志》卷3转引。
[17]《广东省西沙群岛第二次文物调查简报》，载《文物》1976年9期。《人民日报》1976年8月31日第4版。
[18]《法占南海九岛问题》，载《禹贡》半月刊七卷，1、2、3合期，1937年4月。
[19]胡焕庸《法日觊觎之南海诸岛》，载《中国今日之边疆问题》第117页，正中书局1934年版。
[20]《新南群岛沿革略记》，原件系台湾总督府之档案日文抄本，据译为中文。
[21]陈寿彭译《中国江海险要图说》卷一，1894年广雅书局本。
[22]小仓卯之助《暴风之岛》。
[23][25]凌纯声《法占南海诸小岛之地理》，载《方志月刊》7卷第4期1934年4月1日。
[24]温祥发译《法国人口中之南海诸岛》，载《广东琼山学会会报》1933年1期。
[26]《粤南九岛与西沙群岛》，载《大公报》1933年8月10日。据英《中国航海指南》1923年卷3。
[27]林修史、平田末治：《新南群岛之今昔》，载《台湾时报》2卷第2、3、4期。昭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版。
[28]《舆地纪胜》卷127，吉阳军“风俗形胜”条。
[29]《南海诸岛自古就是我国领土》，《光明日报》1975年11月24日。
[30][31]《太平御览》卷60引，引《晋书》，中华书局缩印本287页。
[32]《读史方舆纪要》卷100广东《海道考》：“宋于中路置巡海水师营垒，今为东莞南城头，东南海路二百里，至屯门州，水皆浅，日可行五十里，乃顺帆风西行一日至九洲石，又南二日至象石，若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洲，又西南行三日至占不劳山，……又南行二日至陵山，其山峻而方，有泉，下绕如带，即占城地也。”
[33][35]道光《琼州府志》卷18上《海防》。
[34]嘉庆《广东通志》卷124，商务影印缩本第二册，第239页。
[36][37]《李准巡海记》，载《国闻周报》10卷33期。
[38]《汉书南粤列传》。
[39]陶维英《越南古代史》第264～265页。《大南一统志》称日南郡辖境北起横山，南到大岭。越南阮朝史学者武范启认为日南郡的边界南到平顺。法人伯希和认为，南郡南疆在沱囊，意见尚未统一，见陶维英《越南历代疆域》第45～49页。（中译本第73～82页）。
[40]《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本，第1052页。
[41]沈佺期《答魑魍代书寄家人》，同上本第1051页。
[42][53]颜斯综《南洋蠡测》：“南洋之间，有万里石塘，俗名万里长沙，…塘之南为外大洋，塘之东为闽洋，夷船由外大洋向东，望见台湾山，转而入粤洋，历万老山，由澳门入虎口，皆以北塘分华夷中外之界。徐宗干《洋防说略》：“又有万里长沙，自万州迤东直至南澳，又有曰千里石塘，自万州迤南直到七洲洋，粤海天堑最称险阻，是皆谈海防者所宜留意也。”
[43]波斯、阿拉伯文著作中记中国海的，如公元943年马修帝(Msu-di)《金草原》（费琅《苏门答刺古国考》冯译本第41页），公元955年《报知校审录》（同上42页）；1203-1283年迦瑞尼(Kajwini)《宇宙异物志》（同上45页），《人物志》（同上46页）；1304年哇尔帝(Ihnal-wordi)《珍珠异宝录》（同上53页）。记中国南海的如公元1030年比卢尼(Biruni)《占星学理》（同上43页）。
[44]刘复译本《苏莱曼东游记》，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22页。
[45]公元1052年柬埔寨Sdok KaK Tchan地方建梵文、吉蔑文二体文碑（见公元1915年法国《远东学校校刊》）。吉蔑文记载从波罗密首罗陛下开始，柬埔寨(Kanbujadeca)不属闍婆，据此王即公元802-869年的柬埔寨王闍耶跋摩二世，和苏莱曼来中国时间正相当。其地有一国王，应即此王。Chmpa与占婆之名全同，但仅是柬埔寨前半的对音，原文可能抄脱，按位置只能为柬埔寨，不能为占婆。
[46]玉耳与考迪耶：《马可波罗游记译注》(H·Yule《Travels ofMarco Polo》V。IIP·276-7)又沙海昂《马可波罗游记》冯译本第649页：桑都尔Sunder颇节考订为崑崙山，Poulo Sonder西之两兄弟岛是也，马来语Sudara犹言兄弟。波罗之Sandur与费信之孙陀罗并是马来语名称之译音。《通报》公元1898年381页注4引Schegel说。
[47][48]《苏门答刺古国考》（冯译本第52页）。
[49][50]《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冯译本第58-60页。
[51]《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冯译本第64页。
[52]《古代南洋史地丛考》第89-90页。
[54]黄佐《广东通志》外志3。
[55]《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1帙，第147页。
[56]陈献荣《西沙群岛应有的认识》，载《新亚细亚》1935年6月12日，9卷6期。郑资约《南海诸岛地理誌略》。
[57]《Portugaliae Movemenfa Cartographica》1960年葡京里斯本出版。
[58]Pierre Yves Manguin《Les Portugais Sur Les Coetes duVietnam et du campa》（《Bulletin de I’Ecole Francaise d’E-xtreme Orient》1972年，第74页）。
[59]A·Brebion《Dictionnaire de bio-bibliographaphie gen-enale，ancienne et moderen de》1935年，巴黎。(I’Indo chinine Franca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