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183;视角#183;方法——关于二十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唐代论文,二十世纪论文,视角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一直很好
戴燕（《文学遗产》编辑部）：我受编辑部委托，有幸请三位先生共同围绕着二十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话题，作一次谈话交流。从年龄和学历上看，你们应该算同一代人吧，是现在比较有实力的一代人。我发现你们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在担负着比较重要的行政职务，就唐代文学研究而言，会不会因此也能获得特殊的发展机会呢，比如在你们自己的单位里。谁都知道，唐代文学研究在最近的一二十年里，确实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绩和影响，在整个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可算得上地位显赫。
陈尚君（复旦大学中文系）：国内的古代文学研究，从人员或论著来看，唐代之于其它各代，都是首屈一指的，有人说半壁江山在唐代，这话有点夸大，不过大致还是这样的。中国的古诗，无论古体还是近体，到唐代都已经发展到极致，对唐诗的学习和重视，带动了历代对唐诗的研究。唐代文学的研究状况，从宋代以来一直有良好的基础。清代编的两部大书，《全唐诗》和《全唐文》，虽说编纂质量并不太高，但将一代诗文的基本家底提供了出来，让研究者得到基本的依凭，本世纪学者治唐，于此获益极多，而搞宋代就没有这个条件了。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自己感触较深的，就是唐代以前的材料太少，束缚了研究工作的展开和深入，唐代以后的文献又太多，以个人之力无法全面把握，唐代存世文献却是不多不少，是做学问的很好的试验田。另外还需要提到的是，本世纪新出唐代文献的数量非常多：第一是敦煌文献，第二是石刻，墓志铭尤为大宗，第三是域外汉籍，日本保存尤多。仅就佛典来说，今人见到的大约就是清人的三倍。其它各代新史料的发现也很丰富，但对文学研究的意义，不及唐代，比如汉简以及近年长沙走马楼的吴简，对军事、经济制度的研究极为重要，与文学关系不大。
戴燕：从我这样的不专门研究唐代文学的人看来，唐代文学和唐代文学研究，无论如何都有点被神化的味道。
赵昌平（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代文学研究从唐、宋起到现在，在整个文学研究领域一直发达，是很自然的事情。唐代的诗歌、散文本身就发展到了一个高潮，成为以后的楷模和典范，这是一点。宋代以后有唐、宋诗之争，在流派、风格的争论当中，必然进入研究范畴。南宋以前的人主要还是从创作角度去讲唐诗的，但南宋以后，就有人开始关注唐诗的历史发展状况了。到明代，对此的看法便相当成熟了，明清重要的诗学著作，如《诗薮》、《唐音癸签》、《诗源辨体》、《原诗》，都对唐诗史作了整体研究。应当注意的是，当时多是从唐诗的内部去讲的，从诗格、风格上讲，而不大研究社会背景。可是五四以后，由于接受了新的思潮，便对诗歌有了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角度的研究，也就是外部的研究。外部研究可以丰富对诗歌内涵的认识，不仅说明了唐诗是怎样变过来的，同时说明了它为什么会这样变。当然，从外部研究，说明的毕竟是外部的东西，最后还需要落实到诗歌本身。
戴燕：你说的是要切中诗歌本身，否则，便无所谓文学研究吧？
赵昌平：事实上，古典诗歌理论从来不把“内部”、“外部”割裂开来讲。刘勰讲“体性”、“体势”，皎然讲“体德内蕴，风律外彰”，所谓“性”、“体德”，其实就是内外诸因素积淀而成的诗人的个性与心态，它是创作的本体，是内部的，而它之所以形成，有诸多外部因素，如时代精神、文化传承，乃至即时即地的环境等等。《文心雕龙·体性》就说过，作家的创作个性是由内在的才气融熔，同时也是通过学习，凝聚了外部的各种因素构成的。为了研究方便，我们用“内部”、“外部”的说法，这样问题就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便是外部的研究也很重要，所以我要说，即便五十年代，利用社会学的资料研究唐代文学，也是有成绩的，不可一概否定，包括当时在唯物论基础上提出的文学史理论，因为它也揭示了诗人创作个性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可惜当时机械唯物论太严重，造成将诗歌史看作政治史、经济史附庸的偏向，而将内外割裂开来，放弃了宋代以来从诗歌内部进行研究的传统。文革后，由对这一偏向的反思，引发了一些新的探索，主要探索外部因素是如何进入诗歌内部的，将唐诗史当做“诗歌的艺术史”来研究。总的说来，唐代文学一直有文学史上其它断代所不具备的条件，有丰富的成果和很好的基础。
董乃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代文学吸引较多的研究者，并取得显著的成绩，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唐代文学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的枢纽地带，对中国文学史具有界分前后期的分水岭意义。简单地说，在唐代，中国古典文学的两种重要文体诗与散文达到了高峰，诗歌甚至被认为是难以企及的顶峰；而小说这种以虚构的叙事为根本特征的文体，经过漫长的孕育，到唐代也终于取得了独立地位，唐传奇以其优异的创作实绩，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相当显赫的地位；戏剧则开始萌芽。这样，近代意义的文学概念中的主要文体，在唐代均已具备，而且前三种又不同程度地成熟了。唐代文学的成就，自然提供了取之不尽而又十分诱人的研究题目。对于古人来说，他们可以用选编、注解、笺释、批点、赏鉴等方法来研究，到了现代，由于研究者学术思想与研究路数的变化，唐代文学就成了他们充分施展才能的地方。岑仲勉以传统史家的功夫研究唐代散文；陈寅恪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兴趣虽仍在史，但对文学却有很笃切的了解；闻一多以诗人之心体悟唐诗，他对诗人隐秘微妙的内心世界的抉发，可谓独树一帜；而苏雪林，本人是小说家，便以小说家的手眼探讨李商隐的诗，甚至于把它们编织成一篇有头有尾、哀感顽艳的爱情小说。当然，近现代也有许多研究者沿袭传统方法研究唐代文学，成绩也不可忽略。
戴燕：我对你们把唐代文学描述为古典文学发展史的颠峰这一点，非常有兴趣，但这里也许来不及讨论这个问题。从你们的描述中，我还注意到另外一点，就是唐代文学研究在本世纪前后，似乎有着相当不同的面貌。人们在许多学科领域发现，这一学术转型多发生在二三十年代，唐代文学研究如何？
陈尚君：不大一样。传统的唐代文学研究，大概可分为诗话式的随感、笺注和评赏三种，缺乏系统，史料的利用面也窄。民国时期的变化很大，相当一批文学史写到了唐诗，比较好的有董乃斌刚才提到的闻一多的《唐诗杂论》、苏雪林的《唐诗概论》、钱基博的《韩愈志》、汪辟疆的《唐人小说》，最杰出的当然是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那时学者的长处是旧学根柢好，大多懂诗、作诗，接受新学以后，提出了不少精彩的新见，但就史料运用的方法和范围来看，对唐代文学的研究显然逊色于唐史研究。就拿三四十年代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李嘉言的《贾岛年谱》和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来说，跟清人的做法区别就不大，所利用的基本文献还是《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唐音癸签》等唐人笔记、宋人诗话和明清点评，范围并不宽，像《贾岛年谱》对相关的人与事，就没有进行深入的追索，只不过拿材料拼出了一个贾岛的生平轮廓，而现在由于有人对贾岛诗歌所触及的人和事做了较深的分析，就使得对他生平的许多看法都改变了。所以你说的转变，要到七八十年代才能看得明显。
董乃斌：说到文学通史中的唐代部分，我比较欣赏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卷所写的，还有林庚在四十年AI写作的《中国文学史》。他们带着自己的感情去念唐代作品，再充满感情地介绍给读者，那里边有他们独到的体悟，带有个性色彩的阐释，那里边有“人”。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他们不像一般的学究那样弄懂就算了。
赵昌平：二三十年代乃至四十年代，唐诗史的研究虽无巨著，但是表现了向多方面开拓的倾向，五十到九十年代的研究方向，相当多的部分是从那时开的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学者文史哲兼治，中西学并重，悟性又极高，闻一多、朱自清、林庚、刘大杰等前辈都是。四十年代闻一多写了《唐诗杂论》，其中《宫体诗的自赎》一篇，放到今天来看也很好，它以文学自身发展为根本，讨论诗与时代风气的复杂关系，不仅结论可信，在方法上也开了风气之先。二十到四十年代的唐诗研究，之所以未有宏文大著，有一个时代的问题，变动时代的人们，首先关注的是政治史、思想史、哲学史、史学史，似乎轮不到文学大受关注。当然还有其它因素。
戴燕：在二三十年代，比如对古史的考辨，就曾经大大刺激了先秦文学的研究，在当时，唐代文学研究就没有遇到这样的契机？敦煌文献的发现，也没有演变成特别的外力？
赵昌平：有一点儿，不过因为唐代文学研究长期以来就很平稳，因而不能说有根本性的冲击作用。现在，当我研究初唐七古与骈赋的关系、研究李峤咏物诗的示范作用时，就从敦煌文献里得到了第一手的资料。
董乃斌： “敦煌文献”是自成一体的概念，那里边有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东西，并非都产生于唐代，也并非都产生于敦煌地区，跟唐代文学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当然其中有一部分属于唐代文学，是唐代文学的史料。
陈尚君： “敦煌学”的走向是越来越自成一门学问，与唐代文学的联系似乎越来越远，至少到今天为止是这样的，我对此很不理解。我认为，除了敦煌本地史和石窟艺术研究自成体系外，其它方面都应该与唐代文史合为一体。如敦煌赋，就不值得作为一个独立单元。敦煌文献中有大量存世文献里少见的下层作品，比方书仪、启蒙读物、小类书等，对研究文学都很有意思，可惜整理得不够。这方面，说唱文学的研究最有成绩，词次之，诗则除王梵志以外，其它尚在整理之中，文更不够。像《兔园册》那样的专书也需要整理。
唐代文学研究最近二十年的趋向
戴燕：你们似乎更有兴趣谈七八十年代以后的情况，我猜想，是由于这一段时间与你们自己的学术经历，也正好同步。
陈尚君：我以为本世纪最好的研究成果，还是出在最近二十年。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的出版，对于唐代文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受陈寅恪、岑仲勉治唐史的影响，追求广泛、全面地占有文献，在考订中注意分别史料的主次源流。比如前人讲唐诗，多信用《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的诗人佚事，他则强调作者本人的作品更加可信，方志、石刻、缙绅录的记载更可信从，用这些检核佚事传闻，就发现许多说法原来都靠不住。再比如刚才讲过的年谱，夏承焘作《温飞卿系年》，基本上是排比诗话、笔记、史书及其诗作，列出线索的，一部分系年研究做得较深，但大体都是面上可见的材料，但周勋初作《高适年谱》就有很大不同，他根据大批石刻的资料，搞清了高适的家世，根据佛藏中的片断记载，推出高适与密宗僧人的关系，著作形式是旧的，方法却不同于前人了。八十年代以来，与他们看法相同的一批学者经过共同努力，将成千上万唐代作家的生平和作品，做了比较彻底的清理。可以说最近二十年唐代文学文献的研究，总体成绩远胜于此前八十年，考证方法的运用较清人也有进步。
赵昌平：从史料学的角度，确如陈尚君所说，唐代文学研究在最近二十年有了更深更广的开掘，但这里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史料学带上了文化学的意义，傅璇琮先生的考证，就是借鉴了丹纳关于地域文化和诗人群体的艺术理论。
陈尚君：他的《科举与唐代文学》也是这样，在描述科学的过程中，唐代文人的活动就凸显出来了。类似的工作如幕府与文学，也有人做了。可以再做的，还有文馆与文学、妓女与文学、寺观与文学等。唐代佛教与文学的关系，陈允吉先生、孙昌武先生的研究卓有建树，儒学复古与古文运动，近年也有深入的探讨，道教的关系还嫌不够，不少唐宋道士热衷于编小说，值得深究。
董乃斌：唐代文学研究近二十年有两个深入。一是史料研究的深入。傅璇琮先生、吴汝煜先生、陶敏先生等对唐代作家生平、作家交往事迹的考索，陈尚君对唐诗的辑佚，韩理洲先生对唐文、周勋初先生对唐人笔记的系统清理，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唐五代诗人交往索引》、《唐人笔记小说人名索引》、《唐诗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的出现，也说明了这一点，而《全唐五代诗》、《全唐五代文》的编纂，将是以上述种种工作为基础的集大成性的工程。对史料的发掘和研究，还产生了一批唐集新整理本，从初唐四杰、王维、高岑，到李杜、元白、韩柳和李贺、李商隐，乃至许多较小的作家，有的是新注，有的是集释或汇注。詹瑛先生主持的李白诗汇注，规模宏大，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人小集，则拾遗补阙。在这些方面，研究者使用的大体是传统的方法，但这恰恰证明传统方法还是行之有效的。另一个深入，是具体作家作品解读的深入。时代在前进，观念在演变，学者的价值观念、文艺观点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在西方理论涌入的情况下，也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因此他们对唐人及其作品，也有了种种新的解读。许多专著和论文的分析，往往更深更准地切入作家的心灵世界，导引出对今人有所启发的具体评价和观点。在八十年代中期的“鉴赏热”中，也产生了不少好文章，不但普及了古典文学，也使我们对古人的理解更加深了。近二十年来，还出现了交叉研究和综合研究的趋向，这种研究的特点是视野扩大了，从文学扩及整个文化，理论更新加强了，力图从具体分析上升到较具一般意义的认识。文学史的编纂可以算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近年来出版了不少隋唐文学史，个人写的如李从军先生的《唐代文学流变史》，集体写的如罗宗强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史》上、中册，文学所“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中的《唐代文学史》上、下册，都各有特色，显示了新的水平。
赵昌平：在唐诗史研究中，相当引人注目的一点，是理论与史料的同步共进，一方面不断借鉴外来理论以扩展视野，更新视角，另一方面不懈地操练内功，重视资料的发掘、梳理、考订，这是文革后唐诗研究的主流。各种新的研究角度，如群体研究、区域研究、高峰之间连接部的中小诗人的研究；体式研究、诗格研究、意象研究，以及初步的音韵研究，都有所开拓。在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到现代文论的影响，同时可以看到从具体问题的研究中，逐步梳理建构唐诗的民族性理论体系的努力，而各种努力，似乎又汇聚到一个焦点上，即外部因素如何进入诗歌内部，成为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最近几年，大型的研讨会开得少了，纯理论的宏观研究少了，表面看来有些沉寂，沉寂背后是更深入的思考研索。我想，唐诗学界是更成熟了，沉静数年以后，也许会有新的突破。
唐代文学现有史料的状况
戴燕：我们来一个话分两头说吧。首先，能不能用比较简单的办法，来说明目前有关唐代文学的史料状况，比方说依靠这些史料，一般人的研究可以做到那种程度？
董乃斌：我曾经想做一个《万历十五年》那样的东西，比如说选“元和某年的洛阳”，看这一年在洛阳有哪些文人，文人里边有没有中心，哪些人来了，哪些人走了，他们除了写作以外，还有什么样的官场应酬，同和尚、道士、妓女的交往如何等等。这个题目现在是有条件做的，因为有《唐才子传校笺》和陈尚君、陶敏先生等人的考证，有关的历史情况已经比较清楚了，重要诗人像白居易、刘禹锡的集子都整理得很好，不那么重要的诗人还有政治家兼诗人的作品也都较全，把它们用上，就可以看到某一年在洛阳的文人的活动。
赵昌平：对唐代文学乃至文化文献的梳理，以傅璇琮先生、陶敏先生和陈尚君三家最为突出，其他人像佟培基先生等也做一点，我自己在写《唐诗史》的过程中也做了一点。因为这二十年来史料的搞法是带着文化学的眼光的，所以就其结果看，即使单从史料学的角度，也能写出一部与众人不同的文学史来。我在研究诗史的时候，就十分感谢以搞史料为主的同行们，因为现在的史料，已经为从各个角度切入唐诗，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任何成果都是相对的，唐代的史料，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唐才子传笺证》刚出完，陈尚君和陶敏先生就写了一部《补正》，我在写《唐诗史》的过程中，也感到《笺证》还多有疏误，往往要重新考订。这些年来，以诗作为内证进行考订，大有创获，但同时也产生新的问题：一是阅读文本的能力，许多考订的失误，在于文本的误读；二是对诗史基本形态的理解，有时作品的甄别出问题，即根源于此。我想唐代文学的研究者可以各有专长，但作为素养，应当将考订、鉴赏、理论打通，而文本解读的能力，是基础的基础。
已有的唐代文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戴燕：在史料的开掘、整理方面，你们提到的一些学者的工作，好像已经溢出了“文学”的范围，有些事情，恐怕也是在历史学家视野之中的。
董乃斌：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老师提到最多的人，就是陈寅恪。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元白诗笺证稿》，他的以史证诗、以诗证史的方法，就对唐代文学研究有极大的影响。
赵昌平：在历史文化背景的讨论上，陈寅恪的研究树立起了一种规范，后来傅璇琮先生便是这样做的，由史料进入史事。陈贻焮先生的《杜甫评传》、程千帆先生的《杜甫研究》、罗宗强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陈允吉先生从佛教与唐代文学的关系所进行的研究，都是这条路子下来的。
陈尚君：可能因为中学和大学都只读了一年，又师承朱先生，我对自己并没有任何学科的界定，仅因中文系出身，对这个圈子比较熟，所以在文学上化的力气大些。有朋友约我做《旧五代史》，与文学无关，也乐于应命。唐文学研究者中，我这样的人很多，郁贤皓作《唐刺史考》，完全是历史。我有意网罗唐一代文献，以后可能转做《唐人著述考》，经、史、子、集外，医、农、释、道都想涉猎。
戴燕：那么，除了显而易见的史学或说史料学的影响之外，对唐代文学的研究，还比较多地使用了哪些方法？
董乃斌：以前我同钱锺书先生聊天，他说过，要研究文学，当然要多读细读文学作品，对所谓的文艺理论倒不必太在意，而应该去看哲学和心理学。
戴燕：那一代的学者中间，比较有这种风气。
赵昌平：我把问题拓展开来讲，现在大家都在做世纪性的学术回顾，我感到有两个反差。一是世纪末的中西学碰撞的成果，远不如世纪初那一次，其原因，简单地说，从学者素质来看，我们这一代人的国学、外文底子都比不了世纪初的那些大师；二是即使在世纪初的那次碰撞，文学研究的成果也远不及历史、哲学来得显赫，现在还是这样。我曾想过一个选题，整理五四前后十位国学大师的全集，以文学为主的部分就很难选，王国维可算半个，刘师培至多算四分之一个，罗根泽也弱了些。又曾想约文史哲最新成果的稿子，史、哲能找到几家，古典文学很难找到一流的论著。后来我才逐渐明白，这也许是必然的现象。除了前面讲的时代因素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文学研究一方面必须借助于历史、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民族学等的研究成果，它必然滞后一些；另一方面，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史、哲，有所谓的“难以言诠”之感，难以言诠而又非要去言诠，于是一个世纪来的总体趋向，就是借用文学外部的理论去言诠文学。
戴燕：你是在用你自己专业的非常苛刻的标准，来衡量文学研究著作的水平。我怀疑，要拿跟你同样严格的史学专业和哲学专业的标准，去筛选它们中的一流著作，那些专业说不定也有值得反省的地方。
赵昌平：最近二十年来，情况有所变化，主要是吸收了西方文论的一些观点，其中对唐代文学研究影响较为显著的，是历史文化理论与语言学批评，特别是二者的结合。语言学批评之于唐代文学语言结构的研究，更深入地接触到文学内部的问题：而历史文化研究，又正可以救语言学批评过于强调语言结构的自足性，因而带来一定封闭性的弊病，这二者的结合是有前途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仍然是历史文化因素如何进入文学内部，成为其语言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问题，另一个是在吸收西方文论时，如何回到自己的传统理论中去的问题。
戴燕：这么说来，唐代文学或说整个古代文学的研究，是夹在其它学科的缝隙中间进行的。我不知道文学研究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或者也可以说，还要不要创造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天地？
董乃斌：文学研究当然有它自己的天地，即有它的独特对象，这不成问题。但说到方法，情况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有一种只属于文学，而与别的学科毫无瓜葛的特殊方法呢？我想，像文、史、哲这一类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大体是相通的，可以互用的，尤其是历史科学的方法。记得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文学研究大体包括文学史、文学批评、文艺理论三块，批评往往带有感情色彩，很难成为科学，文学史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当然离不开史学方法，而文艺理论则较多地借重哲学。如此看来，所谓独立的、只属于自己的文学研究方法究竟在哪里呢？要说真正独立的、与别的知识门类相区别的文学，那就是创作。王蒙、刘心武研究《红楼梦》，研究的结果是融入了他的小说，贾平凹虽然没有发表研究《金瓶梅》的论文，可我觉得他对这部小说的体味很有些独到之处，这从他的《废都》可以看出，他们即使去写文学研究的论文，也与科班出身的学者很不同。要搞纯粹的文学，那你就去搞创作。文学跟艺术一样，它与科学本来就是并立的东西，文学研究则想使自己成为科学，按理也应该如此，但不是很容易。
戴燕：我知道，你是会写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的，听说赵昌平也有这个本事。
赵昌平：可是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也许我们的方法还不成熟，但不是没有，也许文学研究不可避免要借助其它学科的成果，但一切其它的成果总是外围的，最终要落到文学自身来。可以说文学现象的复杂性，决定了文学研究方法比其它学科更具有多元性；文学研究及其方法，正是在这种多角度的研究和层出不穷的一得之见中逐渐深化的。因此所谓文学研究方法的话题，应该比其它学科更具有动态性与个性。而文学研究方法的深化，也有待于研究流派的形成与争鸣，所以我常说大学中文系和文学研究所要追求自己的研究个性，形成流派，就是在一个流派中的学者，也要有自己的个性。
戴燕：说到文学研究的方法，我想到一个问题，记得董乃斌先生写过提倡用系统论等三论研究古典文学的文章，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那么，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像这样借助当代国外流行的方法进行研究的情况多不多？
董乃斌：那文章是奉《文史知识》之命写的，我当时正在新学科研究室做主任。我想，趋新骛奇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对于新方法，一定要先搞清楚了再用。比如结构主义吧，我看它本身就很复杂繁琐，不大好理解，而原型批评、叙事学、符号学则比较好用一点，所以我主张不妨用自己已经理解的那一部分，并且在运用过程中不断总结、不断修正。
戴燕：能不能举出这类研究中的较好的例子？我最怕遇到有一种人的论文，他懂一点新理论，又懂一点古典文学，就随便丢在一个锅里，结果让人看着别扭。
陈尚君： 1985年在洛阳开会，程千帆先生就提出来，你们年轻人现在有这样那样的新观念新方法，很好，我能听个大概，但不全懂，能不能做一篇出来看看？应该说近来有一些用新方法而较成功的著作，但是不多，我知道自己是用不好的，与其画虎类犬，还是不做为好，可我不反对有人用。我以为讲新方法，也一定不能放弃传统，国外汉学家在这方面做得较好，日本尤有规范。有的年轻人认为，讲传统一套的不可能超越前人，只有抛弃传统才能出新，这样不会做出像样的工作。
董乃斌：我是不排斥使用新方法的，尤其不能因为有人用得不够好就反对它。事实上，用得好的也有，如林兴宅先生《艺术魅力的探寻》，用新方法阐发古典文学的意义，是讲出了许多新意的，虽然它并非专门研究唐代文学的著作。其实所谓新方法，并不神秘，不过是我们以往不大熟悉的一种研究思路，虽然西方人是在研究他们的文学时总结和提炼出来的，而我们研究的是中国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学，但在方法论上，却不是没有意义的。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一部大书，我理解，归根到底是讲了一个道理：东、西方人的思想感情、文学表现乃至修辞手法，都有可以相通之处，虽然各自在文学表述上有的出现较早，有的出现较迟。钱先生以大量例子证明了这一点。以前我们封闭，不知道西方文论的种种新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种种新的西方文论涌入，当然会使人感到新鲜，当然会有人拿来试用，自然难免不当直至失误，这并不奇怪。这里既有种种实际的困难，如真正懂外文原著者少，浮躁心态，浅尝辄止，不够踏实的学风也带来不好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学习与试用新方法不可一概否定。我并不主张照搬新方法，要学习、体悟的是人家的思路。当年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反对死记硬背，照搬教条，而力主学习其立场、观点、方法，今日对于西方文论，则是要研究一下，人家何以会想到这条路上去？何以会想到采用这种方法？用这种方法是否能够提出些新问题、新视角、也不妨对照我们的研究对象思考思考，看会有什么新发现。这就是我所说的运用新方法，这对文学研究有何不好？
戴燕：理论上不会有人反对这一点，我担心的是做起来恐怕不那么容易。
董乃斌：像新批评的方法，虽有割断文学与其外部一切联系的弊端，但重视文本的原则并不错，就可以吸取，这种细读文本的方法，在英美做得非常学究气，非常精致、非常微观和非常繁琐，这恰恰可以弥补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的不足；我们的传统往往是大而化之的，缺乏系统性，缺乏逻辑意识，也缺乏理论，讲到诗，就只有吟诵之学，像有的老夫子吟得如痴如醉，连连叫好，可是问他好在哪里，就说不出了，叫你自己去体会。我觉得，读解中国的诗，不妨试用新批评的方法，使我们的分析、阐释更理性化一些。另外意象研究和符号学似乎也可用，已故陈植锷的《诗歌意象论》写得不错。我也曾用符号学方法研究过李商隐诗中的“蝴蝶”意象，研究过诗词中书信和梦境的意象组合关系，觉得挺有意思。
赵昌平：我不很同意说传统的文学研究缺乏理论，只有吟诵之学。这又牵涉到有没有文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在我看来，吟诵恰恰是唐诗研究的第一步，没有吟诵的功夫，根本进入不了唐诗研究的堂奥。我认为唐诗研究者必须有两个基础，一是对资料的尽可能详细的占有，包括文化背景、诗史背景、诗人行事及其群体动向等等；二是对诗歌的感悟能力，文学文本的解读不同于科学文本，就在于感悟，感悟靠灵性，灵性部分来自天分，部分则靠吟诵与背诵。用语言学批评的说法来讲，诗的语言结构靠的是肌质联系，诗歌的魅力在于它有“1加1大于2”的效果。吟哦记诵间所获得的，超乎文字之外的独特感觉，便是以后进入研究时的主心骨。只有在大量记诵的基础上，养成对诗歌的特殊敏感，才不至于在纷繁的材料和任何理论框架面前失去自我，才谈得上个性化的研究。所以说诗歌研究不是没有方法，而是在它的方法中，理论、视角都是第二义的，第一义的是感悟。有感悟，有个性化的感悟，从任何视角切入，都能有所创获，没有感悟，视角、理论都是死的。有感悟，便能以此为本，吸纳各种理论的养分；没有感悟，只能成为乒乓球，被各种理论乒来乓去的乒乓球。我想文学研究的方法有许多，这里无法展开，但上面说的，是文学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的核心。文学研究的多元性，即来自于这种以感悟为根本的个性。我知道，并非所有的老先生只知吟诵而不知其所以然，我有幸从学于林庚先生、施蛰存先生、马茂元先生以及袁行霈先生，他们都能大量记诵又感悟极佳。茂元先生的研究生说他能背一万首唐诗，我曾问他是否如此，他谦称：“五千首，五千首吧！”而茂元先生的唐诗论文堪称美文。我也看过一些现在的博士、硕士论文，他们吸收新思维的敏锐性超过我们这一辈，但缺陷往往就在记诵太少而导致的感悟能力不足上。
董乃斌：研究诗歌，不仅是唐诗，也不仅是中国旧诗，需要多多记诵，而且需要研究者敏锐独特的感悟，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对于诗歌研究，感悟和理论（理性分析）其实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的。我想不一定非要分出第一义第二义来。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讨论。
对唐代各种文体研究的不均衡状态
戴燕：在唐代文学研究中，是不是有一点偏重诗，而不够重视其它文体的偏向？
董乃斌：我曾经计划搞个《唐代小说史》，可以放到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断代分体史丛书”中去。已经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写的主要还是“小说前史”，即中国人的叙事思路如何由萌芽发展成熟，用的方法是以“叙事”为核心的概念，审视各类文体中的叙事因素，看小说如何从经、子、史、诗、赋等文体的孕育中诞生的过程。在唐代小说中，只着重涉及了传奇，以之说明小说文体的特质，用传奇来说明小说文体已经独立。我读过程毅中先生的《唐代小说史略》，此书为唐代小说的发展勾勒了一个轮廓，列出了基本的史料。也看过王汝涛先生的《全唐小说》，但觉得编、印两方面都存在着较多问题。我知道上海的李时人先生在编《全唐小说》，希望他能搞得更精，因为资料的搜集整理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戴燕：你好像始终是在尝试运用不同的方法和视角，提出新的问题并解决它们。
赵昌平：相对于诗而言，文和小说的表现力较为明显，人的本性趋向于对似明似暗的东西发生兴趣，因此唐诗总是较唐文吸引更多的读者和研究者，我想这一局面，一百年后也不会改变。有人说唐诗研究得差不多了，事实上，在独特感悟基础上的唐诗研究不是太多，是太少。当然应该注意，唐诗与唐文、唐小说的发展并不隔离，当人们倾心于大文化背景的研究时，往往忽略了这些相邻部类的交互影响，但影响归影响，文各有体，体式区别仍是最主要的。因此我不大同意“打通文体”的说法。比如论韩诗，总说他“以文为诗”，其实就体式看，韩诗的散化在诗史上渊源有自，在韩愈是“一风鼓群动，万籁各自鸣”，有交互影响，但诗仍是诗，文仍是文，体式之别，晰然可辨。研究诗歌必须懂得各体诗的体式，今人往往只论意象，不明体式，恐怕难以深入。
戴燕：现代人如果不写古诗、不吟古诗，大概难以体会到唐诗的所谓“体式”。我隐约觉得，有时候，还是需要将古人习惯用的概念、术语，转化为现在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的。即便是在极端深入的专业研究领域，是不是也要考虑适度的开放？
陈尚君：重诗轻文，是显而易见的。就文来说，也有轻重，大家似乎习惯地把骈文当做古文的对立面来批判，对骈文的研究，除已出版的三、四种通论提到外，几乎空白。其实从唐代的实际应用和流行的情况看，占主导的还是骈文，韩柳古文只风行半个世纪，欧阳修出道以前的近两个世纪，仍是骈文的天下，但骈文的内在技巧，今人却较少留意。再如碑版文，古人也极重视，是用力最多的，应多从文章学角度予以重视。应用型文体研究，就更薄弱了，赵和平先生的唐代书仪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对国外同行的了解和评价
戴燕：前边的谈话，已经涉及到了对外来理论的吸收，不如我们来讲一个与唐代文学研究有着更直接关系的问题。我想知道你们对国外同行的研究有多少了解，评价如何？
董乃斌：因为种种原因，主要是外语的限制，了解得不多。以前我写《李商隐传》，知道刘若愚教授搞过一本李商隐的东西，前边论述，后边选诗，但我只从安庆师院周建国先生的译介中了解一些，非常有限。我还知道法国学者吴德明（中文名）教授有一本类似的书，更无缘见到，见了也读不懂的。我倒是读过日本《东方学报》连载的李义山七律、七绝集释，是荒井健先生领导的读书班做的，他们一首一首地集释，从词源、典故方面来研究，还有串讲，极细，但问题是李商隐的诗比较复杂，很难取得所谓科学的统一认识。平山武夫教授做的那几种类似索引的东西，花了很大力气，是有用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分别出了几种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著作，我看过一些，我还为《书品》写过松浦友久教授《唐诗语汇意象论》的书评，对那本书总体学术评价很高，我认为他的方法是由简到繁，再由繁到简，典型的学院风格，为学术而学术。不过那本书有一点令我不满的地方，书评里写得比较含蓄，就是它对中国诗中多用“蛾眉”、“断肠”、“猿啼”原因的解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想它伤害了我的感情。
戴燕：这里边恐怕还有一点文化隔膜的问题。
赵昌平：在美国的研究者中，史蒂芬·欧文教授不错，车淑珊教授的方法不错，美籍华人刘若愚教授、高友工教授、梅祖麟教授都不错，加拿大华裔学者叶嘉莹教授相当出色。日本京都的兴膳宏教授、东京的松浦友久教授是最有代表性的，兴膳宏教授的方法传统一些，松浦友久教授用了些新方法，他的弟子中间不乏佼佼者。就总体水平看，日本较好，也有相当长的传统。
陈尚君：像我这样大规模搞文献的，国外有没有，不大清楚。我跟你们有同感，日本学者做索引很认真，对具体作品和问题的研究很细致，方法和眼光都有独到之处，但对文献的解读，常有求之过细，或过分依赖索引，不够透达的地方。看过史蒂芬·欧文教授的书，他对初唐诗的解说是从作品出发的，理解上或有出入，但看到许多我们忽视的东西。顺便说到，他在1992年哈佛出版的一本书中有一小段注释，说韩裔学者方志彤先生在迄今未出版的著作里，对《二十四诗品》作者的怀疑与我近似，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兴趣。
戴燕：至少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还是中国学界的整体水平最高，可以这样看吗？由于对外交流机会和渠道的增多，最近许多人都发现，有些国外汉学家的水平是很高的，因而产生了压力和危机感。
董乃斌：交流和学习是必要的，外国学者特殊的方法、视角对我们会有启发，同时，他们的研究实绩也不容忽视，刚才陈尚君说到与方志彤先生英雄所见略同，这个现象就很有意思。但是，在唐代文学这个领域，我们还是应当有点自信，不是吗？
陈尚君：十多年前，我坚信治古代文学，日语有用，放弃了英语的提高，近年国外学术著作大量译出，看过《唐代的外来文明》、《剑桥隋唐史》、《清朝开国史》等，深感国外汉学界对文献的占有，对已有研究的尊重，议论的深入切实，都超出我们的想象。说唐代文学研究中国的整体水平最高，我以为只是相对的。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部分研究者，在确定选题时，对国外学者的有关研究，都一无所知，重复撞车不可避免。
戴燕：这么说来，国内学者对国外同行的了解仍然不很充分。
董乃斌：是很不充分。国内学者精通外语的，往往不搞古典文学研究，也不愿把力气花在介绍外国的研究成果上。文学所有个研究室，曾有部分同志负责“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动态，但后来有的同志不愿再做这种“代读”的工作。而目前很多古典文学研究者外语程度拮据，妨碍了他们去阅读外国的研究著作。要改变情况，不是一代人的事。
戴燕：有时候我想，因为对人家了解得不够，会不会再导致那种或全面否定或盲目崇拜的极端局面产生？
赵昌平：总体上恐怕不存在全面否定与盲目崇拜的问题。至于“自信”，也不必这样提出问题，学术是国际性的，互相启发、互补短长而已。有些海外学者的研究很精辟，像兴膳宏教授关于五言诗起源的研究和谢眺的研究，松浦友久教授关于唐诗音步的见解，都领先了一步。叶嘉莹教授的资料功夫与对诗歌艺术的悟性是一流的，因此成绩斐然。就总体而言，至少在中西学的融通方面，海外学者比我们成熟，海外华裔学者在这方面更有天然的优势。二十世纪学术的走向是中西融通，这一倾向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继续成为主流。如果这一层不错，那么，我们更应多注意海外同行的动向。我们这一辈在外语上吃亏，日文资料我还可以看，英文就只能看译著，很不便。
陈尚君：我同意你们的看法。我们这一代受先天、后天因素的影响，只能是过渡的一代，但我们有责任告诉年轻的一辈，真正高格调的研究应该具有世界眼光，不要盲目自信，急功近利。
唐代文学研究者的分布
戴燕：从你们所属的机关来看，研究所、学校、出版社，恰好是近代以来学术环境的最重要的三个组成机构，能不能就此谈一谈，由于职能不同而造成的彼此不同的研究特点？
董乃斌：文学所的古代文学研究室按时代分三段，唐宋是第二段。六十年代编写三卷本的《中国文学史》时，唐宋为一段，由钱锺书先生负责。何其芳先生、余冠英先生对唐诗也极有兴趣和研究。此外还有陈友琴先生、乔象钟先生、蒋和森先生、王水照先生、吴庚舜先生等，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很不错的梯队。他们除了编写文学史，各人都写了不少专题论文，有些文章当时颇有影响。还搞了一本六百首左右的《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曾参加过一些后期的工作。在资料方面，陈友琴先生的《白居易诗评述汇编》，是这一类书的开创者，最初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后来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中的“白居易卷”，改由中华书局出版。不过这一类纯资料性的工作，做得不算多。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以后，“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的工作上马，这是国家重点项目，是大家必须参加的。其中唐代文学上、下两卷由文学所承担，我和许多后来的同志都参加了，而且逐渐成为主力。所以，写单篇论文和编文学史，始终是文学所古代室同志工作的重点。由于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比较关注研究动态，比较重视对古代作家作品作理论的剖析，有较强的理论建构的自觉性。当然，这不等于我们不重视资料工作，有的同志在考订、笺注方面也很有专长，很有成绩，只是纯做资料工作或只写考证文章者较少。随着老一代专家的逐渐谢世，文学所在不少方面失去了原先的某些优势，唐代文学研究自然也不能例外。古代中国的文学内容太丰富了，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界能人太多了，由一个单位在各方面都保持优势，是不可能的，理想的就是全国各研究单位、各高校都有自己的专长和特点，共同缔造一个繁荣昌盛的局面。
戴燕：说到这里，我问一下，你现在怎么教你的学生？
董乃斌：有一个学生在做李贺的研究史。我觉得学术史这个研究方向，在今后一段时间有不错的前途。
戴燕：陈尚君，你的辑佚和考证范围也许不久就会超出唐代。
陈尚君：我一直就不限于唐代。研究生时，南、北宋文献都接触过，转入唐代，发现治唐者多仅限于唐系列文献，宋系列中有许多唐代文献，从无人提及，因而引起辑录唐诗文的兴趣。近年对从秦到民国的问题都有兴趣关心，但形诸文字，不像唐代有把握。以后我可能会上溯六朝，做汉唐佚书研究。我注意到，如果把乾嘉以来的学问梳理一下，就会发现有些地方挤满了人，有些地方却是一片空白。走马楼吴简可能带动吴史研究，孙吴典籍，前人很少用的。汉唐别传，从《曹瞒传》到《邺侯家传》，存世残文极丰富，值得总结。前人说六经皆史，我有同感，一切有文字的东西，都可为文学研究所用，至于运用之妙，就看“存乎一心”了。
戴燕：你不会在课上专讲辑佚和考证吧？
陈尚君：我给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开过文献学、史料学的课，讲史料运用的方法，也举考证实例，当然是显豁易懂的。我希望他们懂一些考据，同时有开阔的视野和较好的理论素养。学生写论文，我主张要视其性情选择题目，最近有同学以集贤院与文学、唐代神仙小说为题来做论文，我都支持。
戴燕：现在搞唐代文学史料和考证的学者，好像多出在高校，不知道为什么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另外，顺便请你谈一下有关新编《全唐五代诗》和《全唐五代文》的进展情况。
陈尚君：应当讲唐代文学界重视史料考证，超过其它各代的研究，甚至比唐史学会还重视史料建设，有关成果很多，形成其特色。傅璇琮先生、周勋初先生近年完成的《唐人选唐诗新编》、《唐人佚事汇编》，都着眼于一代文献的建设。傅先生主编的《唐代文学编年》已大体搞完，可以说把唐代文学发展的时序、过程彻底清理了。专治《全唐诗》而又卓有成就的人中，我最钦重湘潭大学的陶敏教授，《唐代文学编年》的一半篇幅就是他承担的。高校里边的确有一些教师，长期从事着唐代文学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随便数数看：河南大学有一摊人在搞唐诗，湖北大学有人在搞唐五代词，上海师大有人搞唐人小说，南开大学有人做志怪传奇的考证，南京大学有人辑录诗格文献，厦门大学有人专考晚唐五代诗，还有河北大学、山东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都出了不少考证或集释的成果，最近听说吉林大学有人开始做《新唐书艺文志补》，我想他们都能够代表唐代文学研究的较高水平。正是在所有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全唐五代诗》从1989年起步，到杜甫为止的整理工作已经完成，不久可以陆续问世；《全唐五代文》的工作也展开经年，但问世则不容乐观。
戴燕：对于一个大学教师来说，使他确定自己研究课题和项目的原因，可能有哪些？比如说，受国家社科规划的影响大，还是受出版社选题规划的制约大？
陈尚君：社科规划从全局来说，意义重大，但对唐代文学这样的具体领域来说，又另当别论，从一定程度上说，受出版社的影响更大。我相信最有意义的学术工作，是个人独立研究中得到的，与社科规划和出版社选题都无关，但是长期积累、程功臣大且按部就班才可完成的工作，立项经费和出版保证都不可缺少。相形之下，后者尤其重要。
戴燕：唐代文学有自己的研究年鉴，有自己的研究书系，在整个有关古代研究的著作出版那么不景气的状况下，唐代文学真是得天独厚了。我常听人说，唐代文学研究界的风气特别好，这种好风气如果得不到出版的有力支持，是不是也难以维持？
陈尚君：这一点显而易见。另一个重要原因，唐代文学界的几代人，都比较重视学术规范的传承，鼓励有踏实文献依凭，又有独立见解和个人体验的研究。
赵昌平：中国有名望的专业出版社，历来是准学术机构，就上海古籍出版社而言，也有很好的学术传统。我们选题的骨干部分，还是国家社科规划项目，有五年计划、十年计划，但因为自负盈亏，每年学术著作的出版比重都要有所浮动。我们社由于要面向整个文科，分配到某学科某时段的选题，必然十分有限，不过总的说来，真正高质量的稿子不怕出版不了。陈尚君说受出版社的制约，其实他的书稿都出版了，我约他一本《隋唐五代诗纪事》，八、九年了，是我在等。简单地说，有名望的出版社对于高质量的学术著作，是尽其所能支持的。唐代文学研究的水平好一些，得到出版界的支持也多一些。坦率地说，这几年我找高质量的古典文学论著，找得很艰难。我算是“骑墙”于学术与出版两界之间，可以说这样的话，学术的景气与否，首先要看自身的风气与能力，其次才是出版社的支持。
戴燕：当然是偶然的，不过傅璇琮先生和你在近年分别担任中国两家最重要的古籍出版社的总编辑，对唐代文学研究来说，算不算一件幸事？
赵昌平：出版社总编对全社的选题负责，其实不可能一味从自己的专业来规划，编好当然有些影响，但不是主要的。我们社出唐代的古籍整理本和论著相对多一些，主要是唐代文学总体研究水平高一些，研究者、爱好者也多一些。个人的影响是有限的。也许傅先生的影响大一些，这与他个人的威望有关，我不敢比并。再就个人的研究来说，在出版社职位越高，自己的研究时间越少，我总算被学界朋友视为同类，是我的幸事。在我看来，对学术风气影响较大的，应该说是大学。
对唐代文学研究未来的估计与期待
戴燕：在以后若干年里，可以想象唐代文学研究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吗？哪些题目上还具有开挖的潜力？
董乃斌：我以为唐代文学研究，今后除在发现新史料、资料整理上，还有不少工作可做外，还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简单地说，一是综合研究，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建构；二是交叉研究，与其它学科相交叉，如民俗学、比较文学和叙事学；三是学术史研究，如四杰的研究史，李白、杜甫等人的研究史，唐诗研究史。
赵昌平：第一，中西学的融通仍是主要趋势，在吸纳西学养分的过程中，建构民族性的诗学乃至文学理论体系；第二，这一过程不是靠心造的宏论，而是在大大小小的个案研究中逐渐深化的，这种体系也不是独此一家，应当是多角度、百花齐放的；第三，今后数年内，历史文化因素如何进入文学内部，其中介或者说具体形态是什么，仍将是关注的重点；第四，对注意不够的领域的开拓，就唐诗而言，体势研究、音韵研究、诗格研究，谁能潜心在这些点上下死功夫，必会有所创获。
陈尚君：史料文献工作是有一定限度的，史料理解的歧义不应很多，考证方法也有一定的规律性，从这一点来说，我不主张求之过深过细。刺史以下还能考县令、县尉，当然也有用，可是仅得百之一二，意义就不大。希望将诗人生平逐年弄清，作品全部系年，愿望当然好，事实却办不到，还是存疑为好。就我所见，有几件事是值得做的：一是史实文献研究的总结性工作，已有那么多研究成果，不作系统的清理归总，一般研究者无法充分利用，《登科纪考》、《两京城坊考》都值得重做。二是重要典籍的笺释，像《云溪友议》、《本事诗》、《唐摭言》、《明皇杂录》等。三是检索工作，不仅限于人名、书名、词汇、名物都应该能检索，这方面我们大大落后于日本，也不及台湾。此外还需要多与国外交流。
戴燕：我想就此机会也了解一下你们个人的研究思路和取向。还有对你们来说，这种研究意味着什么？
赵昌平：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仍是唐诗史，即唐诗演进的轨迹与形态。我的视角大致可以这样归纳，就是以时代的历史文化氛围为背景，以诗人及其群体的个性化的心态为中介，以诗体的传承演变为归结。我的方法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比较阅读法，把同一诗人的前后期诗作、不同时期诗人的同类诗作，唐诗里的与其它时代的同类诗作等等比较来读，别其同异，然后分析变异之点的生成历史与发生原因，因此再反观诗人的个性及历史文化背景。往往要反复多次。因此我说对文本的感悟是基础的基础。当然所谓唐诗的演进形态，只能是研究者由一定视角出发的描述，决不可能包含其实际形态的全部，而且一有视角，便有“死角”，会舍弃许多其实有用的东西，这几年我常常就感到处于这样一种悖论之中。聊以自慰的一点是，我总是以感悟为研究的第一义，因此不断地修正视角，希望留下一点点有用的东西。
陈尚君：大约从五十年代开始，资料就成为论点的陪衬，学术界虽也进论点应从资料中来，但资料考证一般不受重视，有的高校甚至不作为晋职的依据。我从八十年代开始涉猎唐代的基本文献，对我来说，这是尽我所长、避免平庸的一条道路。像我这样职业化地搞资料和考证，好处是在文献的甄别和去取上，态度比较客观，不像专治一家的人那样，容易受感情影响，而所涉既广，发现并解决问题的机会也就多一些吧。
戴燕：在谈话的过程中，你们提到过朱东润的传记文学理论，提到过林庚先生带有强烈个性的抒情式的研究，也提到过程千帆先生的很深的古典诗词修养。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你们是深受他们那一代人影响，并且十分敬佩他们的。但是，老一辈学者所拥有的修养素质，以及他们治学时的环境条件，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对于年轻的研究者或者预备进入研究领域的人来说，怎么样才能使自己的研究，也获得不错的结果呢？
陈尚君：前辈学者的文化素养和治学环境，已经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了。譬如作古诗，我们没有经过严格训练，也缺少师友切磋，强作难以做好，不做对古诗的理解难以深入，这是很无奈的。但我们比前辈也有许多优胜之处，在文献占有和检索方面，比前辈那时不知要方便多少。海外的来往也多了。我想对年轻的初学者来说，一是要打好基础，过古文阅读关，一定要读原典；二是掌握方法，熟悉目录学尤为重要；三是要有现代意识和世界意识。
赵昌平：学术的进展总是先后相承的，学养虽不及前辈，但学术仍可以有进展，学术上不能有所拓展，最大的障碍不是环境。我总认为最好的朋友是自心，最大的敌人也是自心。不知对青年学人能否有所启发。
董乃斌：我要分两个方面来讲。一方面是致力于掌握和吃透已有的原始资料，并努力发现新史料，史料的把握是个基本功，但不完全是死功夫，学术视野的扩大和学术洞察力的加强，有助于史料的发现和使用；而另一方面是致力于了解他人，包括前贤、同时代人和外国同行的研究成果，这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学术规范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使研究事半功倍的有效途径。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十二分地致力于理性思辨能力和理论意识的自觉提高，努力于把一系列具体认识和具体结论上升为理论的建构，这是针对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弱点提出来的，所以需要格外强调。忽视理论，甚至藐视理论，以为强调理论必然导致空疏，这是我们学术界的一个思维定式，古典文学界尤甚，如果不注意克服的话，到下一世纪，必将严重地影响学术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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