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评：一类反调的文学批评时尚——世纪之交文学批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世纪之交论文,酷评论文,时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中国文学批评呈现出多元多潮的纷繁状态。“酷评”，一类专以唱反调的否定名作家作品为主，追寻时尚，制造商业化效应的文学批评，也惊世登场。
“酷评”，和世纪之交在中国社会出现的一种在青少年中引为时尚的“酷”文化相联系，却又不尽相同，它是以相应的社会思想文化思潮做基础，在文学批评领域中展示批评者面貌的，以专门批判名人名作的否定性结论作为特殊标志，并带有相应商业化（广告化包装化）手段的一类文学批评。可以说，它是一种不可忽略的文化风景，一类值得评价的文学批评现象。
一、“酷评”现象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种被称为“骂派”批评的现象，在中国文坛浮现。应当指出，这种“骂”，在社会中被赋予了不同的理解。一类是指与完全赞美（其中有的同样也包含商业化目的）的作家作品评价不同，有不同意见的批评文章。一类则是并非一般的不同意见，而是以否定作家作品的全部（或基本方面）文化意义，甚至用语失去文雅节制，带有血色与喊腔的激愤之评。“骂派”批评的叫法并没有多久，它们作为潮流也并非抢眼。以后，这种骂派批评中的后者，与现代文学史研究乃至社会文化中，对基本的人文精神，对鲁迅、老舍、茅盾等经典作家的否定性倾向的思想文化潮流相混合，又与社会时尚中的“酷”文化相结缘，而被称为“酷评”。应当说，“酷评”现象极为有趣的一点是，目前没有一个批评家公开自称为“酷评家”（至少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酷评”一词多出现于对这类文学批评不满与否定的意见之中。而出版界则兴趣盎然。有些出版者一则以发表（甚至策划）这类文章而惊人，一则干脆将这类批评公开宣称为“酷评文丛”。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列入该丛书的一位作者却公开声称，自己“这样的文章不算酷评”。
“酷评”这一词，并没有得到特别认真的专门梳理。有的指时尚批评（新潮前卫），有的指骂派批评（广义的否定性结论），有的指不讲学理的批评（残酷无理）。
本文则试图通过分析，给出一个我所理解的严酷评”定义。
二、“酷评”样本
我所理解的“酷评”，是一种对具有文学意义的命题，带有文学批评的言语方式，以激烈的方式否定批评对象的文学意义而带有整体否定的文学批评。简言之，是文学的，却非学理的；是激情的，却非理性的。
由此，我将两类批评划出“酷评”之外。一类是学者的学理批评，如王彬彬的《文坛三户》，虽然也激烈地批评了余秋雨，却是“从学术和学理的层面做个案研究”，是其“最具学术和学理功力的一部专著”。（注：丁帆《“与人驳难”的批评姿态》，《文艺争鸣》2002年第4期。）虽有否定性意见，却是学术姿态的学术观点。一类是文化批评，如王朔的《我看鲁迅》，（注：《收获》2000年第3期。）它在精神上与世纪之交的“酷评”是同一潮流（且是这一文化潮流中的高音），但却是非文学问题的文化思想批评。它违背了一般的文学常识。
“酷评”最有代表性的文本，是一本书和一篇文章。书是《十作家批判书》，（注：朱大可等《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文章是葛红兵先生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写一份悼词》。（注：葛红兵《为20世纪中国文坛写一份悼词》，《芙蓉》1999年第6期。）之所以选这两个文本做代表，一是出于我对酷评的理解，它们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二是从社会的、文学批评的影响来说，它们也较广泛地引起了注意和批评。
三、酷评家
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批评家自诩为“酷评家”，这大约说明了“酷评”尽管很“酷”，却并非有好的名声，对酷评的批评也限于具体的“酷评”文章，或笼统的“酷评”现象。这当然显示了批评的成熟，是为了讨论问题，而非讨论作者的名义。同时，也显现了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的宽厚与宽容（一度在政治批判运动中的粗暴指名不在其中）——与“酷评”立场正好相反。
对“酷评家”，曾有一种误解。将严厉的批评家称为理想的“酷评家”，如“别林斯基就曾是俄罗斯文坛的一个‘酷评家’”。汤奇云先生称其是一种“心目中的酷评家”，还把中国的鲁迅，还有茅盾这样的批评家，也列于其中。这位作者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认为“话语尖刻，立场偏激，不是我们心目中的酷评家。这种人与愚昧而缺乏修养的骂街的泼妇没有两样”。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他是用褒义的内涵使用的。（注：汤奇云《“酷评家”：批评界的谬种》，《文论报》2001年2月15日。）我对这样为“酷评”之名翻案的意见深不以为然。“酷评家”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中国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酷评”现象，已使真正的具有学术意义的文学批评蒙羞获耻。在一些“酷评”中，鲁迅已被彻底否定了。把“酷评”当成了褒语，将“酷评家”作为心目中伟大、杰出的标准，不但不能划清严肃批评和“酷评”的界限，反而有损于伟大、杰出批评家的声望。不但没有积极意义，相反，还有很严重的消极影响。
在具体说到中国“酷评家”时，有这样几个例子。代迅先生提到，余杰强迫余秋雨忏悔是一例，葛红兵为20世纪中国文坛写“悼词”又是一例。（注：代迅《关于“酷评”：以余秋雨现象为例》，《文艺评论》2001年第2期。）客木先生在《“骂派”批评家档案》中提到了八位，既有大陆的，又有台湾的，既有文学批评的，也有文化批评的。（注：客木《“骂派”批评家档案》，《作品与争鸣》2001第3期。）李运抟先生在《关于“骂派批评”的新思考》中，则提到王朔讨伐金庸，朱大可等人的《十作家批判书》，还有韩石山，余杰、王彬彬等。（注：李运抟《关于“骂派批评”的新思考》，《芳草》2000年第10期。）显然，“骂派”批评在使用上，是被有些论者看作与“酷评”同一语义的。
我以为“骂派”与“酷评”还是有区别的。至少，我认为应当加以区别。正如李运抟所论：“对于‘骂派批评’决不能一概排斥和贬低”，而应看作“是一种非常复杂和含义丰富的批评现象”，“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注：李运抟《关于“骂派批评”的新思考》，《芳草》2000年第10期。）我本人是不认同将对作家作品的否定性意见，概括地称为“骂派批评”的。因为它掩盖了同是否定性批评的许多文章的本质差异。同是否定性批评，有的是对局部的否定，有的是对整体的否定；有的是学术性的，有的是商业性的；有的是理性的，有的是谩骂的。决不应该一概而论。有一种意见，将“酷评”扩大为或者还原为否定性批评，将一切具有否定性意见的批评，称为“酷评”。这不利于否定性批评——文学批评中必要的调节——的存在。我们应当容许否定性批评，前提它应当是学术的说理的，而不是漫画的、非理的。所以，我们应该态度鲜明地反对“酷评”，而容许学术上的否定意见。这样，我们也许可以达到具体分析和判断的目的，而不是简单化地对待一切具有否定性意见的观点。
四、酷评的特征
《十作家批判书》批评了十位作家，这里以最具有代表性的第二篇文章为例子，加以分析。朱大可先生的《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余秋雨批判》，（注：朱大可等《十作家批判书》第27-2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是特别具有漫画化的“酷评”代表作之一，将余秋雨的散文视为“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他解释了其作品的流行，在于其市场化和大众化的口味，这种流行的唯一（也不容其他读者作其他想法）原因是“媚俗”，而“媚俗”则必然是放弃乃至放逐“精英”的思考，被大众所支配。余秋雨的“渗透着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传统的‘爱国主义’（在朱文章中看作是‘民族主义’），是“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而余文的某些在朱大可看来的“失当”，乃至过失，严重问题，用朱大可的“全球化”的“世界主义”的标准（在读该文后，我感到朱先生所使用的是另外一种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相对应的而未明言的标准）加以对照，便大错特错了。此外，余秋雨散文中有“嫣然一笑”，也被认为是问题，经过提炼——未经过学理分析的提炼，形成了如下方式：笑——煽情——软体哲学，从而使余作品的错误铸成。显然，朱大可先生既使用了漫画和丑化，还另外确立了自己的标准，在得出结论时，也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论证过程，没有遵守普遍适用的逻辑规则。
葛红兵的《悼词》，在全面否定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时候，采用的是先对作家进行人格贬低，从而否定作品的姿态和方法。他不是根据确凿的事实直接分析，而是以不确定的材料（许多事实不存在，参见秦弓先生文（注：秦弓《学术批评要有历史主义态度》，《人民政协报》2000年1月4日。）），对作家人格进行轻蔑的贴标签。谈到作品，同样脱离历史，以个人的偏嗜的狭隘趣味和抽象理念做标准，不合自己趣味者，便贴上涩、枯、嫩、粗、俗、直的标签。
对葛红兵的《悼词》，秦弓、陈漱渝等评论家先后柞了深入分析，以事实、义理作了有力的回应和驳斥。（注：陈漱渝《挑战经典——新时期关于鲁迅的几次论争》，《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对朱大可等的《十作家批判书》，许多作家、评论家也纷纷回应，指斥其商业化、非学术化等倾向。
总结《悼词》和《十作家批判书》，它具有“酷评”的几个极为突出的特征：
一、绝对否定的单一判定。酷评者自认为真理在握，便可以高于其他作家、评论家，不顾具体事实和逻辑，随意地批评与贬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彻底否定，就反映了这种绝对思维中的极端心理。这种思维方式，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采用了非历史化的主观臆测，把复杂、严肃的学术活动，简化为标签式的随意粘贴，是对作家的不尊重，也是对学术的不尊重，极大地破坏了学术的规则，败坏了学术的声誉。
二、谩骂式的丑化论敌。“酷评”采取了谩骂式、漫画式的夸张方式丑化论敌，借以达，到“骂”声夺人的非常气势，这也是被有些人称为“泼妇骂街”的根本原因。（注：汤奇云《“酷评家”：批评界的谬种》，《文论报》2001年2月15日。）谩骂不是学术论战。不可能解决学术问题。学术论战不是古战场上的肉搏，只有你死我活。学术应当是文明、文化的积累，不同观点的同存，丰富了人们的认识角度，也是发展学术的正常之路。即使是可能错误的观点，也是骂不倒的。况且，对一种学术观点，文艺现象的判定，从来不可能由哪一个人（或集团）专门说了算。历史已经证明，即便是通过政治的、法律的、甚至暴力的方式，也无法对一种学术观点做出最后判决。历史是无情的。
三、追求时尚的商业动机。“酷评”的时尚化、商业化，在于其炫耀化、包装化以及通过尖厉的声音，吸引读者，以用较短的时间获得更多的注意力，这是不讲学术道德的。不考虑是否对学术发展有利，对贬低的对象是否尊重，只考虑“酷评”者一时之快，逞一时之勇。
四、偏离学术的非理倾向。学术是理论建设，需要以理服人，以实在的材料作证明，以合乎逻辑的推理达到比较坚实的结论。情绪化、随感化，情绪过度扩张，失去冷静理性，偏激的结论，没有稳定的事实做依据，没有合于学术的规则做推导，这只能是一顶不合适的帽子，是一幅变形扭曲的失真的画像。私下里做个游戏节目自娱，倒没有社会公害（也不值得提倡），作为学术成果，就立不住脚了。甚至会违背自己善良的学术愿望，达不到学术建设的目的，淹没那些可能包含正确意义的命题。
我们把具有这些基本特征的文学批评称为“酷评”。这里的几个要素是：一、是学术问题。尽管采用了非学术的做法，讨论的却是学术问题，使用的是学术语言。而背离了常识，便已不是学术问题。二、绝对化的思维，背离学术方法的彻底否定批评对象，不讲学理的彻底否定。学术讨论并非不可以得出否定性的意见，同样对于余秋雨，我认为有些否定性的批评意见（尽管我并不是无保留的接受），是学术性的，便不是酷评。但非学术性的不讲逻辑，不讲学理的否定，则是酷评。三、是在否定批评时为商业效果而丑化对象，作为时尚化，以偏执的结论或惊世的题目而引人注意，以求一鸣惊人，成为追求时尚的学术商人（获取的不是有价值的成果，而是泡沫式的学术名声）。
五、酷评与时尚
“酷评”的“酷”，与社会时尚之“酷”，是有着同为文化现象的联系，又有着文学批评之“酷”与社会时尚之“酷”的区别。
按包铭新《时髦辞典》中对“酷”的定义，它是英文单词(cool)的汉语音译，是在1997、1998年以后中国都市人（特别是白领阶层）时髦的一种时尚，指衣着、举止、形象、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前卫意味的时髦。（注：包铭新《时髦辞典》第47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青春男女之“酷”，还带有反抗压抑的青春文化，试图摆脱社会秩序的羁绊时的一种激荡，以所谓的格格不入和特立独行来凸显自我价值，显示出年轻人渴望挣脱成人的文化脚镣的心理，还可以将它理解成是一种文化的作秀乃至于文化的造作，还有一点商业集团的小小把戏。（注：王唯名《游戏的城市》第109～117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
社会时尚的特点，具有商业化、反抗化、炫耀化的特征。在这些方面，也都为文学的“酷评”所收纳。所不同的是：其一，社会时尚之“酷”已不再与残酷、严酷、酷爱联系在一起，虽然它们之间仍残留着一些若有若无的残余，而文学批评之“酷”，则给人以棍棒，横扫、打倒在地的冷面；其二，时尚之“酷”，突出的在于，时尚者个人的推销与展示，通常则不需要以毁损他人来显示自己的特异与突出，而批评之“酷”则紧紧地与批评的对象（乃至形成大批判的声势）联系在一起，不显示批评对象之狰狞、卑劣，则无法显示自己论点的峥嵘、高明。
“酷评”之“酷”既有其时尚性的一面，即力求通过商业化的造声势，显示作者的存在，引起大众的主意。也有其非时尚性，真正带有严酷、冷酷乃至残酷的一面，这正是使“酷评”在文坛上的称谓得以流行的重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酷评”即是冷酷之评、严酷之评。这也可以推断为无一个评论家自称酷评家的原因。“酷评家”是一种给正常的正当的研究对象——作家作品蒙上耻辱而使自己获耻的一个称号。它并不是一个好名声。酷评者虽然可以在很短时间便让人们记住了他的面貌，却也污染了空气，破坏了规则，也败坏了自己的形象。以一时之“勇”，赢一时之名，得一世之误，换来的将是历史之失、长久之痛，总的说，得不偿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酷评”的批评，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既是帮助“酷评”者，也是告诫未来的批评家，以免再误入“酷评”歧途。
六、“酷评”的双面刃
“酷评”确实给文坛带来了一定的轰动，商业化效果不能说不显著。
“酷评”出现后所形成的结果是：一、“酷评”现象为人们所注意，所换来的是大多数公开的否定的指责，批评其主要的毛病在于违背文学批评作为学术活动的严肃性、科学性，没有求实精神与良好学风，得出的尖刻结论更是难以服人。二、对“酷评”的批评，作家、评论家则显示出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他们对其给以充分的宽容，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其明显的偏颇和极端。（注：参见白烨等《〈十作家批判书〉的是耶？非耶？》，《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24日；王安忆等：《批评，有话好好说》，《文汇报》1999年12月11日。）这种矛盾心态影响了对“酷评”现象的深入剖析与严肃地批评。作家、评论家们的矛盾心态，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其一，长久以来，批评中的吹捧强风扶摇直上，吹得作者、读者晕晕乎乎的，使得文学批评的严肃性大为降低。人们希望有一定震动力的尖锐的批评，改变文坛的沉闷之气。其二，对批评者批评权利的尊重，珍惜来之不易的较为自由的批评环境。在现代民主社会，人们奉行尽管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尊重你表达意见的权力。其三，在对商业化炒作表示反感的同时，却承认批评商业化的成功所带来的轰动效果。以商业成功当作批评成果传播的有效手段。其四，透过“酷评”中非学术化倾向与非科学性的论证与结论，看到有的“酷评”文章中有时包含某些局部的、合理性的内容。其五，低估了“酷评”败坏文学批评风气的破坏性影响，也同时丧失了通过对“酷评”的讨论，建立文学批评科学性原则的有利时机，“酷评”文本，是不良学风的典型标本，深入地剖析和评判，有利于真正的良好文学批评的大好局面的建设。
实际上，有些界线是明确的。其一，无理性的“尖刻”并非是尖锐。用“骂”之恶，并无法从根本上驱赶“捧”之恶。况且，从思维方式上，绝对的好与绝对的坏，是同出一辙的。其二，尊重批评者的权力，并非意味着不尊重被批评者。“酷评”者在骨子里，缺乏对文学和作家以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批评家的尊重。其三，商业成功，不是批评成果评价的尺度。其四，合理的内容、命题，用非学术化的方式表达，不仅无法产生以理服人的自然、正常效果，反而在丑化他人时，败坏了自身的声誉，降低了自己的人格水平。其五，“酷评”的破坏性，难以改变文学批评的不良环境，反而使批评环境、学术环境更加恶化，从而消解了整个学术的健康风气。
世纪之交的“酷评”现象已成为历史。但是如果不正视这一段历史、不总结这一段历史，分析“酷评”的失当，“酷评”——许多严肃学者所不齿的“酷评”，还可能重新出现。
“酷评”的双刃，一面对着批评对象，另一面对着批评规范。“酷评”的失当，使人们明确，正确的命题、观点，如果不能用严肃的学术理性来分析、表述，偏狭的夸张，失度的结论，不仅无法解决学术问题，还败坏了学术空气、学风。
七、“酷评”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酷评”出现于90年代中后期的世纪之交，有其多方面的历史原因，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酷评”现象便形成了。
在20世纪80年代解放思想的思想文化潮流中，现代迷信已被视为一种消极的历史惯性，社会民主法制的进程，使思想者、文化人既获得了批评的权利，也具有了批评的勇气。鲁迅和所有的名人都是可以批评的。（但是反对神化并非意味着可以任意丑化，不讲事实的哗众取宠）在消解神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丑化的倾向。
“文革”结束以后，人民从林彪、江青这些政治家、阴谋家的谎言中感受到了理想被愚弄的痛楚，同时，有些在总结十年浩劫形成的原因时，把责任也算在笼统的历史传统上，产生了不分清红皂白，全部否定文化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潮流。与此同时，向世界开放的同时，接纳吸收了西方文化。在有些人那里变成了以西方文化的某一种尺度（实质上，西方文化也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具有多种内涵的）为标准的盲目接受，从而否定一切中国文化。
商品经济大潮的兴起，改变着许多传统的文化观念。文化界、学术界也出现了追求商品化，放弃学术化的不良风气。学术粗鄙化，学术成果泡沫化，和文化产品的商品化，融为一个潮流，便出现了学术成果商品化的“酷评”现象。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出现“酷评”是自然的。能否深刻地认识它，评价它，也成为文学批评总结自身的一个重要问题。
激进主义的思想文化潮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我国思想文化界形成了一股激进主义的潮流，它以全盘反传统为根本特征，全面接受西方现代文化，具有极端主义的态度与立场，有人甚至将其上溯到近代、现代，乃至“文革”期间，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中出现并一直延伸到当代的，一个十分触目的现象。（注：参见张志忠《1993：世纪末的喧哗》第五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还有学者林毓生、余英时、俞吾金的相关论述。）这种激进思想文化，对文学界有若干影响。“酷评”持有的许多观念，与其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
学术制度中的若干弊端。在80、90年代的学术制度中，过多地倚重“权威”——成名专家意见，而在很大程度上，轻视年轻学者的情况，应当说并不鲜见。如何评价学术成果，人们有时会依靠专门的研究者，这是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在学术发展中分工越来越细，又越来越多的学科交叉的状况下，有时专家也未必一定会得出正确的判断。同时，由专业以外或相关专业较远的专家来做出评价，而又缺少学术上的完善制度相制约时，专家的道德水平、个人偏好、思维习惯、视野范围、科学观念等，都将可能否定年轻的非知名学者的新鲜意见。而采用激烈的情绪化态度，以偏颇的结论显示自己的声音，也就有可能成为一部分富有反叛精神、而又不甘寂寞的年轻学者的便捷方法。
学术研究的不规范。学术规范至少包括科学精神、求实态度、严谨论证、情绪节制等方面。而不能将未经深入思考、严密论证的随意性感受，夸大其辞地加以表达。学术评价中过分要求学术成果的表达以数量（或篇数或字数）为单位，必然促使学术成果的泡沫化，助长浮躁、轻率的学风，改变学术论文踏实、严肃的方向。耐不住寂寞，急于表达，不讲规范，缺少制约，还缺少对违背学术道德现象的批评。不良的学术生产环境，会酿出非学术的恶果，而恶果又会进一步恶化学术环境。
八、“酷评”的启示
我对“酷评”的看法，是基本否定。我否定、批评的是“酷评”的态度、方法。但并不意味着我反对在批评中得出否定性的结论。这个前提，便是依照学术规范，进行理性的，而不是随感的，严肃的而不是浮躁的，是学术文明语言，而不是冷嘲热讽、夸大其辞，是尊重文化，而不是毁灭文化。
“酷评”的作者大多是青年（以我的揣测，还有一些也许是青年的延伸——年轻）。我对“酷评”的做法感到不满，但对酷评者的失足而痛心、惋惜。
“酷评”现象的出现，启示批评界、学术界，应迫切改进几个方面，建立科学的学术规范。学术创新不能背离科学精神和严肃态度。学术规范，即便是令人枯燥的，也应是严格把握的，应该纳入学校的教育内容。
在学术研究中，完善的学术制度，对中青年作者的成长、创新，予以一定的优惠条件，使他们不必通过非常的手段，便可以脱颖而出。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不因商业化冲击而动摇，不以成果的反响作为评价标准。而以学术成果在学术进展和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为主要标准。
采取严谨的学术态度。学术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显现学者的精神状态。有理也要讲理，争论不是争吵。更不应该骂人、丑化人。不能尊重论敌，也不可能获得学术界的尊重、弘扬严肃的学术精神。学术活动不是以捷径捞取声名的职业。文风可以活泼，却不应该是做戏、作秀。既要在事实方面讲究客观性，也要在材料和结论之间讲究逻辑性。一个严谨的结论未必就是肯定性的结论。不论肯定还是否定，都应讲究学术规范以理服人，平等讨论。
“酷评”已败坏了文学批评的学术声誉，具有极其恶劣的消极影响。如果放任其存在，不指出其危害性，不仅难以建立严肃、科学的学术规范，而且会使后来的年轻学者继续将其作为成名的捷径。我认为，应该把“酷评”（而不是酷评者）钉在耻辱柱上。“酷评”对于生产者来说，是一种方法的失当，理性的失落，情绪的失控，结论的失真。“酷评”在短期内获取了超常的声名，却也同时赢得了失足的恶名；是永远无法洗刷得了无痕迹的。这对于后来的年轻学人的得与失，是应当三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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