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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伟业，被世界广泛认为是20世纪末最具“震动全球意义”的重大事件，是人类“值得骄傲”的巨大进步。值此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在世纪转换时期，从世界经济发展角度，回顾20年来这一伟大实践，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将使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更加充满信心。
中国崛起于抓住机遇，推行渐进式的发展战略
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国有过光辉灿烂的历史。1500年前，中国的科学和技术、中国的生产率和收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尽管“欧洲超过作为世界最先进文明的中国是在16世纪左右的事”，但直到距今一个多世纪以前，中国仍然保持着无可比拟的世界经济第一强国地位，1840年前的中国经济规模仍为世界第一。近代中国的落后在于腐败的封建制度制约了生产力的创新与进步。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更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经济由于缺乏巨大创新推动逐渐失去了最强大国家的地位。1840年，国民生产总值终于被英国所超过。
新中国成立后，谋求民族独立与自强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较短时间里发展了包括钢铁、汽车、造船、石油、纺织和无线电等一大批骨干产业，逐步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民族国家工业体系。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中国发展的自然节奏，使中国失去了本世纪中一次最大的发展机遇，造成中国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落后与被动的局面。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而20世纪末，世界政治经济所发生的深刻而重大的转折，从时代主题的切换，增长方式的转变到发展依托的延伸，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于是中国遵循邓小平的教导，坚持从实际出发，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推进改革开放，从而走上了创造辉煌之路。从1978年至今的20年， 中国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增长， GDP年均增长9.7%，这一速度不仅超过1955—1978年的水平（6.1 %），也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 仅从经济规模和对外贸易与投资即可见一斑。从经济规模看，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24.1亿元，1998年达到79552.8亿元；按可比价格算，比1978年增长5倍。中国经济在20年内翻了两番多， 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伟大创举。 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仅为206.4亿美元，居世界第27位，1997 年增至3251亿美元，比1978年扩大15倍多，居世界第10位。中国还是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对象国，特别是90年代以来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对象国。
中国跨世纪发展目标及面临的挑战
中国在经过近20年持续快速的发展后，又开始实施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即从1995年开始，经过15年的努力，到2010年使国民生产总值在200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人民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中国在未来的持续发展中将遭遇不容忽视的内外部压力：
一是国际竞争的压力。一方面，工业化的深入使世界市场已形成制成品为主导的局面，先导产业更是加快转向高新技术和金融服务业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仍属起步状态，金融服务业更不发达。另一方面，日新月异的高新技术革命使各国产业升级不断加快，产业竞争力都在不同程度增强。这样，世界市场竞争程度更为激烈，竞争领域更为集中。中国民族产业不仅需要面对国内市场日益白热化的外资企业的竞争，同时也需要应对竞争十分激烈的世界市场。其结果将直接攸关国家产业的兴衰成败。
二是科技竞争的压力。美国科技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为42%，日本为39%，我国仅为20%左右；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在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的贡献率一般在60%以上，我国仅为20%。从科技队伍看，目前，我国万人中只有5名科技人员，仅约为日本的1／10，美国的1／7，从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不及1%，而美日接近3%， 即使我国到本世纪末将其提高一倍，仍将处于显而易见的劣势。研究开发投入方面亦是如此，美国年均研究开发投入高达1600亿美元，韩国为53.3亿美元，世界前10强跨国企业一年的开发支出都分别在53亿美元以上，而我国仅为23.6亿美元，仅与印度相当，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相当大。
三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压力。我国经过近20年的发展，资源、地价与劳动成本已大大上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实际已经下降，依靠这一产业推动进一步发展的后劲相对弱化。从近几十年世界产业结构蜕变情况看，不仅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这样，其它更高级的产业发展同样是如此。
四是资源短缺的压力。中国虽算一个资源大国，但相对于人口平均数而言却是一个资源贫国。特别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肉、蛋、奶消费的增加，粮食、石油和大部分稀有金属等重要战略性物资方面的缺口也日益扩大。国家重要的经济资源依赖进口在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条件下虽算不上是一个大问题，但在非常情况下这种依赖却难免易受制于人。
五是全球化带来的压力。全球化使中国国家利益的地理范围扩大，利益形式更为多种多样。如中国对外贸易额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40%左右，中国在海外的投资也不断扩大，对外部资源的需求不断上升。这意味着，中国国家利益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密，即中国可以分享地区和全球经济繁荣，但同时也要承受外部动荡的风险和外部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具体而言，一是开放的压力。随着地区化和全球化进程加快，各种开放安排的时间表日益逼近，中国将在较长时期内不断承受政策上要求开放的压力；二是外部风险，如金融风险、利率汇率政策风险等。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中国向该地区出口大幅下降，即是这种风险的一种具体表现。
面向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对策思路
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发展已由“摸着石头过河”进入到“水流湍急的深水区”，避免发生大震荡的渐进式方式仍应是中国面向未来继续采取的发展战略。
（一）依靠内需拉动，探求新的发展
外贸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近20年来大幅上升，1998年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不仅大大超过多数发达国家同一比重，也超过包括巴西、印度等在内的多数发展中国家水平。虽仍有潜力可挖，但继续扩大外贸在国民经济的比重面临的困难已越来越大。所以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已成为合理选择。首先，从历史和现实发展受到的制约看。中国被誉为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在世界各国争相把发展目标转向中国市场时，保持国内市场的份额不仅具有政治意义，也是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更好地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其次，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也是基于国内市场的变化。一是告别短缺经济，出现买方市场特征。二是宏观经济环境继续改善。零售物价指数长时期、大范围持续下跌。三是居民消费支出趋缓，非商品化分流日益明显。上述市场特征表明，我国经济运行已转入市场需求约束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客观上已转变到扩大国内市场需求上来。第三，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中国的购买力不断增强。从消费实力看，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居民消费水平已大幅提高，生活质量也有较大改善。到1997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4.6万亿元，如果加上手中持有的现金和各种有价证券，全国居民拥有的金融总资产超过6万亿元。从消费的地区结构来看， 尽管城镇消费趋缓，但广大农村地区的消费尚有较大的潜力。从消费的新产品结构看，尽管我国目前出现买方市场，但尚未真正形成商品极大丰富的市场，而仅仅是基本生活品得到初步满足的初级买方市场，高档次、前沿性、科技含量高的商品仍显不足，商品的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这实际上也为我们扩大新的内需产品市场找到了方向。第四，扩大内需进一步拉动发展，实际是经济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打开大门搞建设，必须把立足国内，扩大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这也是中国经济面向21世纪寻求新发展的重要战略依托。
（二）发展主导产业，带动产业群的全面发展
主导产业的发展如何，决定着国家实力的消长。主导产业通过产业辐射，以大带小，促进主导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良性互动，使各种产业互相支持互为发展，形成转动自如的“产业链条”，从而提高国民经济结构的总体水平与素质。当然，建立和发展主导产业，投资大、技术含量高，涉及部门多，单靠企业是远远不够的，国家的大力扶持必不可少，需要政府统一运筹，组织协调，指导实施，以有效推进产业进步。世界各国建立主导产业过程中，政府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高新技术项目产业化时，政府除加强引导外，在资金、税收上还给予种种优惠和支持。
（三）面向世界，融入世界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经济命运越来越与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取得成功，必须大胆吸收和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一切进步的东西，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但是，对外开放，与国际规则接轨，应把握“融”而非“溶”的原则。对于被大多数国家广泛接受、通行的国际规则，中国实际上大部分已经接受，或者已成为这些制度、组织内的成员；对于尚未加入从而成为体制内成员的组织，出于国家利益考虑，我们无法回避或游离在外，要继续努力创造条件，完善有关政策以尽快加入其中；对于多边或地区特殊性的安排，应协调区域内部立场、主张接近的成员，形成共识，减轻我方“接轨”的压力，对于歧视性的国际规则，要从长远考虑，又要以现实的态度，提出自己的合理主张，有条件地“接轨”。要注意引导国际规则的修改或制定向有利于我国的立场和主张方向靠拢，为影响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发挥大国作用创造条件。
还应注意的是，在与国际接轨过程中，不能急速冒进，而仍应采取“渐进性融入”的策略，这是因为：首先，中国经济的相对不发达性和相对较弱的承受能力，决定了深壑不可能一步跨过。必须使渐进地开放与适度保护紧密结合起来。世界经济发展史中，几乎所有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早期，政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经济事务上予以积极干预，特别是对对外贸易进行广泛的管制，对幼稚产业予以适度保护。无论是早期的美国、德国还是英国，还是最近的韩国和日本都是如此，发展中国家出于保护幼稚产业的需要，还广泛采用各种财政和货币机制、特殊补贴等等。这正反映出“没有一个国家出口导向的增长是通过所谓的自由贸易的不加管理、通过新自由主义的放任自流来获得的”。（注：王列等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 ）其次，中国是一个迅速崛起的、国际影响与日俱增的大国，西方国家防范、制约、演变中国的企图是不会改变的。这决定中国与国际接轨的复杂性。他们不可能予中国以较宽厚或者甚至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国家同样的条件。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往往出于其全球利益考虑，急欲拉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并为此力促中国加快与国际规则接轨，同时却不断设门槛，定目标，提要求，把进度，不断提高要价，客观上增加了中国的“接轨”难度，延缓了中国的“接轨”过程。第三，国际规则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动与完善的过程，与国际接轨需要经过不断的适应与磨合，不可能期望一次完成。第四，即使国际规则是相对完善和公平的，但随着国际经济条件的恶化或发生危机时，各国出于民族利益的考虑亦会作出于已有利、甚至是损人利已的事，特别是发达大国的自私行为，使国际规则发生扭曲变形，影响了国际规则的公平性，也可能影响其他国家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过程。最后，某些国际规则具有极为明显的不公平性与歧视性，在缺乏充分考虑我方立场的情况下，轻易接受，只能自陷其中，丧失自我，丧失主动，任人摆布，后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我们所言“融入”而非“溶入”世界，主要是指发生“物理”而非“化学”反应。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保持中国特色，有利于中国发挥大国影响作用，推动逐步建立未来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进程。
中国的发展与崛起必将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其发展与崛起对世界经济、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积极的影响必将是巨大而深刻的。
（一）全球市场规模更行扩大。中国市场是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资源、技术、投资和劳动的需求增加，本身就扩大了世界市场。1995—2000年，中国从世界市场的进口，即使是粗略的估算，也完全可以达到1万亿美元。 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下去，中国市场规模与潜力必将更为突出地展现出来，已经并将继续为世界所瞩目。随着中国根据改革和发展的需要，继续稳步开放市场，改善贸易投资环境，可以想象，21世纪的中国市场潜力还会更为充分地表现出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市场产生积极影响还会与日俱增，对带动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将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中国崛起必将推动世界经济格局的多极化进程。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进程中最为突出的特征表现于世界经济多极化在加快发展。中国的崛起不管在大国力量变化还是南北力量对比方面都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大国力量对比方面，早在70年代初，中国即已被列为世界五大力量之中。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各国在综合国力方面展开的较量更行激烈，世界五大力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消长期。美国“相对衰落”进程趋缓，依靠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技术的全面进步，其实力地位进一步加强，可以说处于曲折衰落进程中的上升期。日本发展势头受挫，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迄今仍一蹶不振，仍处于调整过程。欧盟总体实力强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但德、法、英、意经济处于结构调整期，整体科技实力不及美国，其不少成员国与美经济实力差距有所扩大。俄罗斯元气大伤，经济转轨以来，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一大半，国家实力受到极大削弱，短期内走出困境殊非易事。
中国的发展变化则更引人关注。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经济实力的估计已成近年来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1996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个修改过的预测：认为对中国经济实力的估计比原先少了25%，并预测中国用20年时间就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尽管预测可以改变，但国外一些经济学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日子已为期不远。在国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测，时间跨度最长的到了2049年，认为21世纪初将开始从小康生活向富裕生活即中等发达国家生活过渡；到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接近甚至超过日本，这一估计与国际上的估计大体相同。届时“中国将由地区经济大国进入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新极”，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同发达国家相比，按人均国内总产值也将只及那时西方发达国家平均值的一半，大体相当于爱尔兰、新西兰和西班牙今天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所处的地位，亦即只能“达到刚跨进发达国家门槛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注：郭吴新：《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原载《湖北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见《经济评论》1997年第6期评论文章第95页。）。这应该说是对中国经济实力变化轨迹的一种理性、审慎而乐观的估计。有利于我准确把握自身实力，认识自己，抓住机遇，更好地制定中长期的发展战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的发展与实力的壮大，还有利于南北力量对比的变化，即向有利于南方发展中国家一边的对比态势转变。目前，南北力量差距仍然较大，以国内总产值衡量，1995年25个发达国家总计为21.7万亿美元，占世界的78%，而发展中国家为7.5万亿美元，占世界的22%。 这种世界力量对比西方居绝对优势的状况短期内还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预计到2010年南北经济总量对比将变为“三、七开”，到2020年南方将总体上接近北方。
上述变化将对世界格局产生积极影响，中国崛起不仅将改变大国力量对比，促进世界多极化进程，还会壮大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在塑造世界新秩序中将更有发言权，在抑制国际事务中的霸权行径方面会更有力量，世界和平与发展因而也更有保障。
（三）中国崛起对社会主义将产生深刻影响。众所周知，20世纪，是社会主义诞生、发展到壮大的世纪，社会主义一度成为完全可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力量；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遭受严重挫折，执政的共产党先后丧失政权，有的国家甚至完全解体，社会主义国家由原来的15国缩小到5国。 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受到巨大冲击，共产党也发生分化、调整与改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本世纪以来最为严峻的低潮时期。正是基于这一现实，90年代初西方国家也认为中国是即将倒下的下一张多米诺骨牌。社会主义还能不能存在，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前途，社会主义还能不能再度复兴一度成为一个巨大的疑问。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次巨大理论创新，必将为社会主义实践带来全新活力。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及已取得的巨大成功，丰富了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由此开辟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崭新道路，它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变革与创新，具有不可估量的划时代意义。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对仍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建设经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越南终于走上革新开放道路；对政治上已经“西化”而经济上仍处于转轨进程中的前苏联东欧国家更具启发与借鉴意义。在前苏联国家，处于动荡、彷徨、失望状态中的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情绪仍然存在。1996年6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学者国际协会”第五届国际学术年会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受到会议的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的希望在中国”（注：《国外理论动态》1996年第25期， 第199页。）成为一些学者的基本共识，实际反映出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寄予期望。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振兴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们在选择、探索发展道路时，“中国模式”将成为研究与借鉴的现实课题，因此，我们可以充分地估计到，只要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就将无时不刻不在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与辐射力。
世纪之交，世界经济政治仍处于激烈的调整时期，世界经济的动荡使无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反思既往，思考发展道路。可以相信，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后，“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为世界3／4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页、第135页、第196—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