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安全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全阀论文,经济运行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政府在缓解社会矛盾方面的局限性
社会经济运行的安全阀，是指在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如果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社会上一部分人的不满情绪比较大，应当使这些矛盾与不满情绪有所缓解，以免矛盾越来越激化，不满情绪越积越多，最后弄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也就是说，在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矛盾宜化解而不宜蓄积，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宜疏导而不宜堵截。社会应当具有一种内在的缓冲机制、疏导机制。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安全阀就是指这种内在的缓冲机制、疏导机制而言。
在这里有必要对政府调节的局限性作一些阐述。这里所谈的是政府在缓解社会矛盾和疏导社会不满情绪方面的局限性。
应当指出，尽管政府在调节中往往掌握着主动权，即政府认为需要调节时就进行调节，不需要调节时就不进行调节，但这并不等于说政府的调节一定能够按照理想的方式进行，政府调节的结果也不一定就是理想化的。政府的调节是现实的调节，而并非理想化的调节。一般说来，政府调节的局限性主要在于：政府由于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不能掌握全部必要的信息，从而不可能在掌握了全部必要的信息之后再作出决策。而且，从政府与公众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在政府把自己的行为理想化的同时，公众也在根据以往的经验对现实与未来进行估计，作出判断，拟定准备实行的对策。这样，现实的状况不可能像政府所设想的那样完满，它会同预期的效果有一定的距离。何况，政府是一个，企业和个人是无数个，无数个企业和个人的眼睛都集中到政府身上，而政府却无法把眼光具体地投向每一个企业和个人。政府的行为易于被公众所认识，而政府却不易了解每一个企业和个人的行为。由此看来，政府调节的非理想化是一个不能被否认的事实。
过去长时期内，有些人对政府调节有一种不正确的看法，似乎只要政府向公众“灌输”一种思想，公众就会接受这种思想，于是政府调节也就没有什么障碍了。这种看法实际上设定了两个并不存在的前提。一是假定公众对政府是绝对信任的，公众认为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是正确的，是符合公众利益的，所以政府说什么，公众就接受什么。二是假定公众除了接受政府的“灌输”之外没有任何可供选择的余地，即如果公众不接受政府的“灌输”，那是不容许的，如果公众对政府的调节措施有任何异议，那更在被取缔之列。于是不管公众想通了还是没有想通，都得接受这种“灌输”。显而易见，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这两个前提也是不存在的。过高地估计“灌输”的作用，只能使政府自我陶醉，并在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幻觉中越陷越深。
不错，在政府采取调节措施之前是需要向公众进行解释的。政策的宣传是使政策增加效果的条件。政府在采取某项调节之前如果能先对公众作充分的说明，化解公众的疑虑，这无疑有利于该项调节的推行。然而，向公众作解释不等于向公众“灌输”。“灌输”仅仅适用于对政府行为的非理性信仰者。其实，既然某些人已经成了对政府行为的非理性信仰者，“灌输”可能是多余的，因为即使不“灌输”，他们也相信政府万能或政府永远正确。
不可否认，这种“灌输”的副作用是十分明显的。由于把人当成被动的接受者，在信息流程上只有自上而下的输入，而往往缺少自下而上的反馈，并且信息来源单一，即由政府发布信息，公众缺少从其他信息来源得到信息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仅仅作为行政部门的附属物而存在。如果说公众中有相当多的人还不致于或不敢公开抗拒政府的某些调节措施的话，至少仍会默默地抵制或另找躲避的办法，这样也会使政府的调节效果下降。
在了解了政府调节的上述种种局限性之后，让我们再就缓解社会矛盾和疏导社会不满情绪方面所存在的政府调节的局限性进行讨论。下面分三种情况阐述。
（一）政府不了解下情，得不到有关社会矛盾和社会不满的真实情况
假定政府对下面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不满情绪不了解，以为社会一切正常，那就会认为没有什么化解与疏导工作可做，从而也就谈不到建立社会内在的缓冲机制的必要性了。但社会上不可能不存在社会矛盾，也不可能没有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于是矛盾就会越积越多，社会不满情绪也会不断增长，最终会导致社会的动荡，甚至爆发一场社会政治危机。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出现过的。
（二）政府对社会矛盾和社会不满的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决定采取措施来加以缓解，但措施不当
这正如医生治病一样。一个医生，如果他发现病人患了病，并且病情较重，但开出的处方却不合适，其结果，或者只是让病情稍有减轻，但却没有治好；或者拖延了时间，使病情加重了；或者，由于处方不对路病情恶化。政府在处置社会矛盾和社会不满问题时，即使了解了社会矛盾和社会不满情绪的存在及其严重程度，但由于措施不当，结果不仅有可能使这些矛盾与不满情绪继续存在，甚至有可能使矛盾进一步激化，使社会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加剧。原因在于政府因信息不充分，或因对措施的效果估计过高而对措施的副作用估计不足，或因政府的调节不能随着客观形势的不断变化而及时调整等等。这些都反映了政府在这方面的调节的局限性。
（三）政府对社会矛盾和社会不满的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并且采取了正确的措施来加以缓解
照理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有关缓解社会矛盾和社会不满情绪的调节措施应当是有成效的。然而，正如历史上许多事件已经表明的，政府调节措施依然存在着局限性，这些措施未必能够符合政府的设想。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任何社会矛盾总是由两方之间的不协调引起的，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有理的，都认为自己吃了亏，在收入分配上是如此，在就业、福利、生活状况等方面也是如此，很难断言究竟哪一方正确，哪一方不对。诸如此类的纠纷、争议，都不是依靠政府作为行政主管机构作一个裁决就能化解的。政府可以作出公正的裁决，但不一定使双方都满意。这一类问题只有通过民间的协调，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来处理，才能缓解。这就超出政府作为主管机构的力量之外了。有许多问题不一定非要判断谁对谁错不可，“和稀泥”是民间常用的办法，这句话不见得总是错的。但政府调节很难去“和稀泥”，从而尽管从理论上说政府的措施十分正确，而在化解社会矛盾和消除社会不满方面却似乎常常无能为力。另一方面，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不满情绪是日积月累而形成并激化的，如果在它们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能予以化解、疏导，也许是很有效的。然而，政府作为行政主管机构，总有自己的既定决策程序和办事程序，再加上政府的信息不一定及时与完整，因此即使政府事后能采取正确措施，但社会矛盾和社会不满情绪通常已经不是处于萌芽状态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调节的效果就会减少很多。这也表明了政府调节的局限性。
由此看来，为了化解社会矛盾，为了疏导社会的不满，有必要在政府调节以外去寻找社会内在的缓冲机制的建立途径。习惯与道德调节的作用将在这个领域内显现出来。
二、社会内在缓冲机制、疏导机制的建立
接着，让我们探讨一下在政府调节非理想化的条件下，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安全阀究竟在哪里？怎样才能建立社会内在的缓冲机制、疏导机制？从政府调节以外的角度来考察，可以认为，使社会中产生一种新的平衡力量，对建立社会内在的缓冲机制、疏导机制是有利的。
这里所说的是社会中的一种新的平衡力量，不把市场与政府包括在内。市场是一种平衡力量，它通过供求机制的作用而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使各个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关系，即各自按照经过市场检验的、所提供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而取得收入。同时，市场也在双方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关系，即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来协调买方与卖方的关系。市场是一种传统的平衡力量，但它至少有两个显著的局限性。第一，市场力量的平衡作用对于非交易领域内各种活动与各种关系是不适用的，因为非交易领域不按市场规则来处理问题。第二，即使在交易领域内，市场的平衡作用也有局限性，这是因为，市场调节仅仅考虑经济利益方面而不可能把一系列非经济因素考虑在内，而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人”，人还是“社会的人”，所以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市场力量是不够的。
政府也是一种平衡力量。政府通过调节手段的运用，在协调收入分配，协调地区之间与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时，有着市场调节所无法发挥的平衡作用。但是，政府调节除了有非理想化这一特点以外，还有另一个特点，即政府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是以行政主管机构身份出现的，所以在发生某些社会纠纷时难以使冲突的双方都感到满意。人与人之间的纠纷或冲突并不是单纯依靠行政力量的介入就得以缓解的。加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政府要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起到平衡作用，已经越来越不容易了。以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关系来说，如果在发生纠纷时政府介入了，这时，由于企业关心利润，关心经济效益，企业往往感到政府所维护的是遥远的东西，是自己只能享受到部分利益的东西，而自己为此付出的代价（如税金，根据政府的规定而承担的福利支出，在政府介入后提高了工资标准等）过大。所以企业并不经常满意政府的行为，只是有时不流露而已。而职工有时则感到政府更关心的是企业，特别是在就业、工资、福利等要求未得到满足时，他们的不满情绪会更大，他们不像企业那样含蓄，而会常常流露出来。政府介入之后，企业与职工之间的矛盾在某些场合可能缓和一些，而在另一些场合甚至还有可能激化或深化。
那么，社会上新的平衡力量究竟在哪里呢？新的平衡力量如果存在的话，它又是如何起作用的呢？它能够起多大的作用？难道它没有局限性吗？……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探讨。
我们曾提出这样一种观点：社会上的公众是一种新的平衡力量[1] 。公众并不成为一个阶级或阶层，它包括了社会上一些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成员。比如说，当政府、企业、职工三者之间发生矛盾而政府显得无能为力、企业显得无可奈何、职工又愤愤不平时，公众这个平衡力量就发挥作用了。公众是以社会成员的身份、公民的身份提出要求的。他们要求的是正常的社会秩序，是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是个人工作和家庭生活安定的环境与条件。假定某一个城市内，罢工或游行示威活动使社会正常生活受到了损害，当孩子们上不了学，公共汽车或地铁停止运行，飞机场关闭，街头上的垃圾无人清扫，牛奶供应中断，医院里不收病人，或者连水、电、煤气的供应都中断了的时候，公众便把这些看成是破坏秩序和违背法律的行为，从而减少了对本来可以给予同情的罢工者、游行示威者的同情，更不必说支持罢工者、游行示威者了。到那时候，连罢工者、游行示威者的妻子也会埋怨自己的丈夫，他们的孩子也会责怪自己的父亲，他们的亲戚、朋友、邻居都会出来说话。罢工者、游行示威者会感到自己被孤立了，感到自己脱离了群众。于是他们会自省：是不是罢工与游行示威的组织者、策划者的决策有问题？是不是做过了头？是不是应当“适可而止”、“见好就收”？所以公众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新的平衡力量，这个平衡力量在悄悄地起作用，使社会矛盾逐渐走向缓解。同样的道理，当企业造成环境污染，附近居民受到威胁与损害时，企业与附近居民之间的矛盾加深了。这时，政府有可能对企业施加压力，命令企业停产或关闭，但企业中的职工却可能因此而失业，于是职工又向政府请愿，要求再就业，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常常处于两难境地，结果，企业、职工、附近居民都感到不满意。政府偏向这一方，另一方抱怨政府；政府偏向另一方，这一方又抱怨政府。公众是这种场合能够协调各方之间关系的一种平衡力量。公众之所以能够发挥协调各方关系的平衡作用，主要是因为公众总是从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公众考虑得更多的是公共目标与公共利益。居住在污染地带附近的居民，是公众的一部分；造成污染的企业的职工，也是公众的一部分；政府是公众的代表选举出来的，要受到公众的制约；企业的管理层、决策层本身也是公众的组成部分，他们的行为同样要受公众的制约。这样，有关环境污染等原因所引起的社会矛盾都可以通过协商方式来解决而不致把问题弄得太僵、太绝。公众在这方面作为社会平衡力量的作用是无形的，也是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都无法替代的。
那么，究竟客观上是不是存在社会内在缓冲机制、疏导机制？社会内在缓冲机制、疏导机制究竟在哪里？它是如何建立的？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社会内在缓冲机制、疏导机制是存在的，它存在于公众对社会事务的关心与参与之中。公众越是关心社会事务，越是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公众作为社会平衡力量所起的协调作用就越重要，从而就越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疏导社会的不满情绪。而要公众关心社会事务，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则又以公众对社会秩序的重视，对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的关心并愿意为之而努力作为前提。因此，公众越有社会责任感，越有公益精神，越关心社会事务，公众的社会平衡作用就越大。相反地，如果社会上多数人只关心自己而不关心社会秩序、公共目标、公共利益，他们缺少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那就谈不到公众的社会平衡作用，社会内在的缓冲机制、疏导机制的建立也就异常困难。
公众发挥自己所特有的平衡作用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人适应于变动中的社会并建立与变动中的社会相适应的新观念的过程。社会上的个人都是相互影响的：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假定社会上有较多的人重视公共目标与公共利益，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促进社会的协调，那么在他们的影响下，会有更多的人关心社会事务，公众的社会平衡作用也将不断增大。这就是个人之间的积极影响的表现。反之，假定社会上许多人只关心自己而不关心社会，那么在他们的影响下，社会上会有更多的人也对社会事务采取冷漠的态度。这就是个人之间的消极影响的表现。可见，个人对社会事务的冷与热，或变冷与变热，都会受到周围的人的影响。个人越能适应变动中的社会，越容易接受与变动中的社会相适应的新观念，个人也就有可能转变对人际关系的传统看法，而成为关心社会事务的积极参与者。这就是说，尽管社会上总有一些人对社会事务是冷漠的，但改变不了人们越来越关心社会事务的大趋势，改变不了公众的社会平衡作用逐渐加强的大趋势。
三、有形的社会安全阀和无形的社会安全阀
在对社会内在的缓冲机制、疏导机制有了较入的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探讨与社会安全阀的建立有关的心理因素。
社会安全阀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前面所谈的关于公众是一种新的平衡力量，对社会矛盾有化解作用，对社会不满情绪有疏导作用，这就属于无形的社会安全阀之列。至于有形的社会安全阀，主要是指一种资源的存在，它可以缓解社会的冲突，或一种组织机构的存在，它可以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进行疏导，等等。
比如说，对国内外大片未开发地带的移民、开发，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即有了这片可供移民、开发的土地，社会上一批有能力而在现实环境中无法发挥出来的人到这片土地上去生产经营，从而缓解了社会矛盾；也可以让社会上一些有这种或那种不满情绪的人到这片土地上去寻找发展机会，从而减少他们的不满程度。当年北美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时，以及美国独立以后领土逐渐向西部扩张时，这一大片土地就曾经吸引了欧洲大量移民。移民的成分是复杂的，他们来自欧洲的不同国家，来自城市和乡村，有贫有富，有贱有贵，但不管怎样，他们离乡背井来到北美，使家乡的社会矛盾因此有所缓解。北美成为欧洲的一个社会安全阀，在历史上持续了二三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2]。 在中国历史上也可以找到不少例证。当年中国的东北就曾经容纳了山东、河北的大量拓荒者，广东、福建的城乡居民到东南亚一带开创自己的事业，这都使移民的原籍的社会矛盾有所缓解。这些事实也是不可否认的。尽管我们不能认为移民能够消除当地的社会矛盾，即不能过高地估计移民在解决社会矛盾方面的作用，但移民至少可以减轻当地的人口压力、就业压力、土地匮乏的压力，移民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使社会的不满情绪减少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内外可供开发与移民的土地的存在，是一个可以持续一段时间的社会安全阀。
我们也应当承认，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社会救济组织机构的存在与发挥作用，同样可以成为社会经济运行中的有形的社会安全阀。社会救济大体上分为三类，即政府（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救济、社区的救济、民间慈善团体的救济。这三类社会救济的共同点在于：通过社会救济款项的运用，有助于帮助灾民度过难关，免于饿死、冻死；有助于扶植贫困家庭，增加谋生能力；有助于接济社会上的鳏寡孤独与残疾人，使他们生活上有所改善，等等。社会救济事业越发展，社会救济组织机构越能发挥作用，社会矛盾越容易化解。因此，社会救济事业与社会救济组织机构作为一种有形的社会安全阀，其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城乡居民的自治性群众组织，有可能成为另一种化解社会矛盾、疏导社会不满情绪的社会安全阀。为什么这里使用了“有可能”三个字？这主要是同城乡居民的自治性群众组织变质与否有关。变质的群众组织不仅起不了缓冲社会冲突的作用，反而会加剧社会的冲突，因为群众组织的变质已经使得它的自治性质、群众性质荡然无存，这样的组织被某些人把持以后已成为欺压群众的组织了。如果城乡居民的自治性群众组织没有变质，它们能代表群众的意愿，代表群众的利益。凡涉及群众利益的事情都同群众商量，那么，它们就能够发挥化解社会矛盾、疏导社会不满情绪的作用。
以上所列举的对未开发地带的移民、社会救济组织机构、自治性群众性组织，都是有形的社会安全阀。要使这些有形的社会安全阀有效地起作用，仍然不可忽视道德因素的重要性。移民们在拓荒开发的过程中，需要有强大的凝聚力，需要有顽强的进取精神、创业精神，才能克服种种困难，使移民事业取得成就。社会救济组织机构的发展及其工作的开展，除了依靠从事社会救济工作的人员有高度责任心和爱心以外，还要依靠来自社会上热心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的人们的慷慨捐赠。自治性群众组织之所以能够不变质，能够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来为群众办事，一方面是由于这些群众组织的领导人能严格自律，不辜负群众对自己的信任，认真负责，另一方面是由于群众出于对本组织的责任感，敢于坚持原则并同违背群众利益的行为抗争。由此看来，有形的社会安全阀的背后实际是道德力量的支持。没有道德力量的支持，有形的社会安全阀是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的。
下面，让我们对无形的社会安全阀再进行一些考察。应当指出，人们心理上的、精神上的安全阀，也许是一种比有形的社会安全阀更为有效的安全阀。它既有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又有引导社会思潮的作用。具体地说，人们心理上的、精神上的安全阀，是指人们对社会这个大群体的认同，对社会发展前景和生活前景的信心，即认为只要经过共同努力，社会发展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人们的生活状况会越来越改善，人们的聪明才智就会有施展的机会。人们对社会这个大群体的认同还体现于：如果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各种不如人意之处，那么，这不要紧，通过改革，通过调整，通过社会制衡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不如人意之处将会减少或消失。有心理上的、精神上的安全阀，社会矛盾可能化解，社会也会有正确的导向。这是市场调节、政府调节都无法替代的。
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存在一批绝望的人。从历史上看，某些人生活贫困、潦倒，生活在一种绝望状态之中，他们对前景丧失了信心。他们既然对社会、对个人前途都绝望了，对社会的认同也就无从谈起。绝望者的存在将给社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这种破坏性既可能表现于绝望者本人的各种破坏法律、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上，也可能表现为一种对周围的人有影响的消沉、沮丧情绪，从而使社会的活力减退。如果只是单个的绝望者，那么即使他绝望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也不会很大。如果绝望的不只是少数几个人，而是较多的社会成员，那就会造成社会问题，社会需要耗费不少时间与精力来化解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平息由此引起的社会不安。因此，对于社会经济运行中为什么需要有安全阀这一点，可以从减少绝望者人数和使绝望者消失的角度来加深认识。
观念的转变同人们心理上的、精神上的安全阀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道德力量的作用不仅在于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而且也在于对人们的激励，在于促进个人得以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以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程度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当然是重要的，但从发展的方面来分析，还应当把是否对人的关心、尊重、培养作为是非判断的标准之一。因为在一段时间内，即使忽视了对人的关心、尊重、培养，经济也有可能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而从长时期考察，忽视了对人的关心、尊重、培养，经济的继续增长固然要受到阻碍，更严重的是将引起社会矛盾的加剧和社会不满情绪的滋长，最终会引起绝望者人数的增加并使社会动荡不安。观念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把对人的关心、尊重、培养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并作为是非判断的标准之一。只有这样，道德调节的功能就可以更充分地发挥出来，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心理上的、精神上的安全阀也就可以较顺利地形成。
四、从原有的平衡状态向新的平衡状态的过渡
社会总是从治走向乱，从乱又走向治、从治再走向乱。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情况下，治和乱都有程度的差异，有大治、中治、小治之分，有大乱、中乱、小乱之别。所谓治，无非是一种平衡状态的形成；所谓乱，无非是原有的平衡状态被打破。所谓“治—乱—治”，就是指原有的平衡状态在维持一段时期之后被打破了，然后又形成了新的平衡状态。
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安全阀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利于原有的平衡状态的维持，以及有利于在原有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以后再建立新的平衡状态的。这是因为，社会安全阀的存在可以化解矛盾，使矛盾不致于激化而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管是有形的社会安全阀还是无形的社会安全阀，都具有这种作用。
由此我们将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理解和解、折衷、调和这些名词？在某些书籍里或在人们言谈时，“调和”肯定被看成是一个贬意词，“折衷”也常常含有贬意，特别是加上“主义”二字时更是如此，诸如“调和主义”、“折衷主义”之类的用语多半是用于贬损的。实际上，调和也好，折衷也好，都含有“矛盾宜解不宜结”的意思，和解更是如此。
一种新的平衡状态是如何形成并维持的？难道只不过是一方战胜另一方或一方吃掉另一方的结果？不一定如此。在某些情况下，新的平衡状态确实是一方战胜另一方、吃掉了另一方之后而形成的。但在另一些场合，则很可能是双方和解的产物。和解，意味着各自后退一步，寻找某个共同点，求同存异，从而形成了新的平衡状态。调和、折衷，其意义与之相似。即使是一方战胜了另一方，或一方吃掉了另一方，难道新的平衡状态就此形成了，建立了，并一直维持下去了？也不一定。通常的情况是：这仅仅成为维持新的平衡状态的一个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仍然需要有所调和，有所折衷，有所和解。新的平衡状态不可能是一种关系异常紧张的状态，否则新的平衡关系即使形成了，又能维持多久？因此，在一方战胜了另一方，甚至吃掉了另一方之后，紧接而来的通常仍然是这个大前提之下的调和、折衷、和解。唯有这样，才能使新形成的平衡状态维持下去。
还有一种说法，即认为调和意味着怯懦和背叛。按照这种说法，似乎只有一直对抗下去，毫不妥协，才表明既不怯懦，又不背叛。显然，这是一种把本来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极其不恰当地简单化的想法。社会是多元的，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利益和目标也是多元的。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并非只存在“要么是黑，要么是白”的两极状态，也许“非黑即白”的两极状态仅仅存在于某些理想主义者的理论模式之中。世界上固然有黑有白，但也有黄色、红色、绿色、灰色等等。调和之所以必要，因为这意味着走向一种和谐。折衷之所以必要，因为这表明中间状态的存在。和解之所以必要，因为这反映了有各种可能性可供选择。调和与怯懦、背叛是两类截然不同的概念，不可混为一谈。
我们可不可以得出如下的论断呢？一个缺少社会安全阀的社会，是一个难以维持社会稳定并且充满着危机因素的社会；一种只知道斗争、对抗而不知道调和、折衷、和解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一旦成为某个社会中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那么这样的社会也就难以建立起有效的社会安全阀，社会中的危机因素也就消除不了。必要的斗争、对抗，既是回避不掉的，也是社会所需要的，但社会同样需要有调和、折衷、和解，甚至可以认为，调和、折衷、和解经常存在，处处存在。没有调和、折衷、和解，不仅建立不了社会安全阀，而且连社会的平衡状态也难以维持。
把调和贬为怯懦的人，本身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怯懦者，因为他不敢正视多元化世界的现实，不敢面临这一现实的挑战，而只得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方式来逃避现实，遁人自我设计的非现实世界中。
把调和贬为背叛的人，对他本人来说则是绝大的讽刺。谁没有抗争过？谁没有妥协过？抗争与调和都不可避免，该抗争时抗争，该调和时调和。现实生活中的人莫不如此，难道唯独把调和贬为背叛的人例外？
背叛当然是应受谴责的。但把调和视为背叛，却把两件绝不相同的行为混淆在一起了。混淆的结果，对社会显然有害。难道对这种混淆就置之不理，听之任之？我想谁也不愿得出这种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