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警惕的“克林顿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林顿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6月中下旬，克林顿在科索沃战争结束之后到欧洲跑了一趟，21 日在斯洛文尼亚郑重其事地提出了一个人称“克林顿主义”的新概念。克林顿对他的“主义”所下的定义是：“这是一个我希望将来能得到确认的重要原则。如果国际社会有力量阻止种族灭绝和民族清洗，我们应当加以阻止。无辜的平民不应当由于他们所属的宗教或民族或种族而成为屠杀的对象”（注：美驻华使馆文化处英文新闻稿，1999年6月23日， 第2页。）。因此， 所谓克林顿主义就是美国据以进行海外军事干预的原则，其核心是“人道主义干涉”，实质是谋求以武力为后盾，强行推行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构筑21世纪对美国有利的世界格局，阻挡世界向多极化发展之趋势，将“安全全球化”变为“安全美国化”。这种政策取向将给世纪之交的国际关系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
总统“主义”成了美国“传统”
早在1823年，美国第5 任总统门罗在国情咨文中就在“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下，公然把拉丁美洲划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世称“门罗主义”。翻开美国当代史，不难发现，给政府的政策冠上总统之名，且以“主义”称之，以显得格外重视，这在美国似已成为“传统”。例如，1957年1月5日，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交咨文，要求国会每年拨款2亿美元“援助”中东， 并要求国会授予他在中东拥有使用武力的权力，以进一步排挤英法等势力，实现其独占中东的阴谋，因此有人称之为“艾森豪威尔主义”；1980年1月23日，第39 任总统卡特在国情咨文中称，任何外部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任何尝试都将被视为是对美国切身利益的进攻，美国将使用包括军事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打退这种进攻，（注：梅孜编译：《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时事出版社出版，1994年7月版，第656页。）于是美国欲强化与苏联对抗的“卡特主义”便告出笼；1985年2月6日，第40任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提出“有限撤回战略”，主张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美两次军事打击利比亚），被视为“里根主义”；里根的继任者布什执政时期正值东西方冷战行将结束之时，1989年5月13日， 布什发表了一个关于“超越遏制”新战略的重要演说，人们又冠以“布什主义”等等。人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美国“主义”政策有着明显的“外向性”，其意图有两个：一是反共排共，二是要称霸世界。克林顿政府在科索沃的所作所为，说穿了就是这么两条。
美国的干涉主义由来已久
美国的干涉主义由来已久。早在1904年，美国第26任总统罗斯福就在国情咨文中指出：“在美洲和在其他各地一样，如果有那一个国家祸乱时起，政事弛废，结果使文明社会的关系为之破坏，最后一定需要由某一个文明国家出兵干涉。这就会迫使美国不得不对那些公然目无法纪或政事弛废的现象执行国际警察的权力”。（注：The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s of The Presidendts of The United States,VolumeⅡ,P523.）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干涉主义”的理论基础。据此，在二战之后，美国一直将谋求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新理念向全球推广视为己任，以打击“共产主义威胁”之名，多次以国际警察身份干预国际事务，插手别国内政。苏联解体，华约不复存在，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甚嚣尘上，独霸全球的野心也昭然若揭：在欧洲推行北约东扩的同时，它还在亚洲推行西进政策。抓紧短暂的战略机遇期，在全球各大战略要点上“投子布阵”，遏制多极化进程以巩固其“一超独霸”地位，妄图担负起所谓“领导世界”的使命。因此，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来，美国军队部署的规模更大，用兵更加频繁，达20次之多，其中对别国进行的强力武装干涉就达9次之多。 面对美国在人道主义旗号下制造的一幕幕人道主义悲剧，人们不禁想起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殖民主义横行的那些黑暗日子。然而，与那时的列强相比，美国现在的行径，似乎还不只是简单的重复与轮回。事实上，美国正在全球范围推行的是一种所谓“新干涉主义”——一种为了攫取更多的战略利益，强行使用政治施压、经济制裁、军事打击等手段，处理国际事务，以干预影响别国事务的政策和行径。美国在科索沃的所作所为就是这种新干涉主义的一次丑恶表演。
“新干涉主义”“新”在哪里
较之传统的干涉主义，高喊“为价值观而战”的“新干涉主义”，也不是一种全新的货色。它“新”就“新”在“人道主义干涉”这种老牌帝国主义理论，在新形势下的花样翻新，死灰复燃。他们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提出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内战非内政”、“主权有限论”、“边界不定论”等新的干涉理论，为今后在世界其它国家进行干涉寻找“理由”，把干预从区域化推上了“全球化”，且更具随意性、进攻性和威胁性，会造成极其有害的世界政治的灾难。这主要表现在：
一，大大削弱了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主导地位和作用，破坏了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现行集体安全保障体制。美国开始倚仗自己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与联合国分庭抗礼，置国际公理于不顾。美国以往的干涉行动往往是“挟联合国以令天下”，最近的干涉行动则公然蔑视联合国的权威，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即向联合国其他合法的成员国诉诸武力，显示了其对联合国的“独立性”。在推行新干涉主义时，全然不顾《联合国宪章》和其他相关的国际法准则，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越来越对安理会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把自己凌驾于联合国之上。《联合国宪章》第一章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联合国大会1981年12月通过的《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规定：“各国有义务不对其他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或干预。它们不应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以侵犯已经获得承认的国界；不应破坏其他国家的政治社会或经济秩序；不应支持其他国家内部的叛乱或分裂主义活动……”，“它们不应利用或歪曲人权问题，作为对其他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的手段”。美国公开扬言要推翻一些中小国家的合法政府，并任命负责伊拉克和我国西藏人权事务的协调官，显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的上述规定。
二，异化维和功能，由“劝架”变为直接参战。联合国明确规定，维和行动只能在得到交战各方邀请的情况下才能实施，维和部队必须严守中立。而美国在维和行动中却明显偏袒交战一方，甚至成为冲突的第三方。特别是在北约空袭南联盟的干涉行动中，美国始则偏袒科索沃分离主义势力，继之试图以武力迫使南联盟接受其向科索沃地区派驻维和部队的条件，使维和行动带上了强制性的色彩，维和行动成了美国推行新干涉主义、干预他国内政的借口。
三，改变北约性质，使之成为美推行新干涉主义的工具。北约是冷战的产物，原是一个地域性的“集体自卫性”军事政治组织，其防御范围仅限于成员国的区域内。然而，美联合北约部分成员国向其防务范围以外的南联盟实施军事打击，这不仅是北约自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实战运用，而且也使其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自卫型向进攻型转变，由区域性防御组织向地区性甚至全球性“危机干预组织”转变。
“新干涉主义”的基本特点和规律。
一，在干涉手段上，政治、经济、军事多种手段并用，先压后打。对于地区危机，美国在传统外交手段处理不得力时，不惜绕开联合国安理会，甘冒与有关大国对抗的风险，通过盟国的合作“解决问题”。在对别国实施干涉行动时，美国历来是先施加政治外交压力，迫使其让步，然后辅之以经济制裁和军事威慑，以压促变；当前面的手段都未奏效时，则使用最后一张王牌，或实施空中军事打击，或直接出兵武装占领，以打促变。在军事干预时重视高新技术，通过“先发制人”的“不对称作战”，迅速使对手丧失抵抗能力，促证自身“零伤亡”。
二，在干涉对象上，欺软怕硬，以大欺小，倚强凌弱，亲疏分明，为自己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打开方便之门。美国的新干涉行动主要针对实力远逊于己的中小国家；在决定是否干涉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往往使用双重标准，偏袒所谓“民主国家”或亲西方势力。总趋势是干预的地域在扩大，除美国传统势力范围之外，欧、亚、非均被纳入其中，而且对越弱小的国家，干涉决心下得越迅速，干涉行为越肆无忌惮，使用武力的可能性越大；对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越大的国家，采取干涉行动时越谨慎，干涉手段也越趋非军事化和综合化。
三，在干涉地域上，基本依美国地缘战略的轻重缓急为序。美国根据其全球利益，将世界大致划分为四大战略利益区，其排序为欧洲、东亚、中东和拉美。美国准备同时打赢两场战区性局部战争的重点也是在中东和朝鲜半岛地区。从90年代以来美国实施军事干涉的地域来看，恰恰集中在上述地区。虽然美国尚未对大国利益错综复杂的东亚地区实施直接的军事干涉，但它已基本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
四，在干涉理由上，颠倒正义与非正义、混淆侵略与被侵略界线，主观臆造，无理狡辩。美国在天使化自己、妖魔化对手之后，其实施的每一次干预行动无不假以冠冕堂皇的旗号和理由，或“挟联合国以令天下”，或以维护“民主”、保护“人权”、“制止内战”、“维护和平”、“保护美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等为借口，其目的都是为其干涉行径披上“合法”的外衣。即使对伊拉克境内的防空设施实施空中打击，也说成是保护美军飞行员生命安全的“自卫”行动；对南联盟实施军事打击则说成是为了反对“侵略”、制止“屠杀”，真是超级的黑白颠倒，这里根本没有了公理和正义。
五，在干涉力量的组成上，一般是纠集多国部队，争取尽可能广泛的国际认同。在海湾战争中，美国联合了38个国家参战；在空袭南联盟作战中，美国联合了13个北约成员国参战。在历次干涉行动中，美国高层官员频繁地进行外交活动，争取盟国更多的资金、物资和道义上的支持。然而，由于冷战后西方联盟的凝聚力下降，联盟利益的同一性往往被国家利益的多样性所淡化，增大了联合国干预的难度。美国政界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强调单独采取行动，决策人也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单干决心。
“克林顿主义”产生的背景
一，和平与发展尽管是当今世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与必然趋势，但在国际战略力量严重失衡的现阶段，还很难形成健全的战略制衡机制，对战争进行有效制约。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有效制衡美国“一超独霸”实力地位的力量。冷战结束，另一超级大国苏联解体，国际战略格局严重失衡，美国成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强国，其经济与军事实力无人可望其项背；对其影响或主导世界事务的欲望，“挟联合国以令天下”的作法，以及有恃无恐、为所欲为的“国际警察”行径，没有有效的遏制力量。美国在对外干涉时几乎没有冲突升级和遭受惩罚之虞，因此其对外政策更富于进攻性、侵略性。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企图趁其他几大战略力量尚无力向美国挑战之时，完成有利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势。现在，冷战后美国国内对外政策大辩论已经尘埃落定，由美国“领导”世界的主张被美国朝野普遍接受并转化为官方政策，成为新干涉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克林顿政府确立了“参与和扩展”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据此提出了以“塑造——反应——准备”为核心内容的军事战略，把对外军事干涉提高到空前的重要程度，成为美国实施全方位干涉的战略指导方针。美国一方面在中东地区借制裁伊拉克而长期屯兵海湾，以控制西方视为经济命脉的石油；另一方面积极挤占前苏联撤出后留下的战略空间，通过干预解决科索沃危机，实现其向前苏联势力范围内部署军事力量的目的。同时，在亚太地区不断强化美国的军事存在，以遏制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复兴。
二，美国推行新干涉主义的理论与思想基础——“天定命运论”不应忽视。从建国之初即对美国外交政策有重大影响的“天定命运论”认为：美国一切都是最好的，按照美国的面貌改造世界是天命所赋予的权力；只要对美国有利，就是对世界有利。这种霸权理论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成为其主导政策思维，并在本世纪历次战略调整中受到决策层的青睐。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冷战后美国两届政府都把“积极干预”作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必须承担的重要“义务”，自认为“对世界负有特殊的责任”，对国际事务“不仅要参与，而且要领导”。同时，近年来，西方世界出现了一股“第三条道路”的浪潮，西方国家当政者与克林顿多有共识；西方法学界提出的“人权高于主权”等新干涉主义理论，为克林顿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受阻，分歧增多，冲突不断，合力下降，也为其提供了潜在市场。
三，美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军事实力的领先地位，奠定了美国推行新干涉主义的实力基础。近年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地位回升，对日本和欧洲的经济优势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股票市场不断创造新的记录，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企业利润大幅上升，出口市场继续扩大。这种新形势是与美国经济在加快蜕变、即加快向“新经济”转变紧密相连的。如今“新经济”的增长并未形成人们担心出现的严重“痛苦指标”，而是持续的“低通胀”、“低失业”和“低赤字”并存，成为“新经济”的突出表征。预算赤字从1992年的2900亿美元降到1997年的220亿美元，1998年还出现770亿美元的巨大预算盈余，长期困扰美国经济的“双赤字”之一预算赤字大为缓解；通货膨胀率控制在1.7%左右，是30多年来少见的； 失业率由克林顿执政初的7%下降到4.7%，（注：“The Forbes/Bridge Economic Forecast Report”,Forbes,December 14,1998,P48.）为26年来的最低水平，与欧盟高失业率相比简直是一个奇迹。军事上，美国的军费开支无人能及，1999财年为2762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额的1/3， 相当于除美国之外军费开支居世界前6位国家军费总和的1.67倍；今后6年（至2005财年）美国还将增加军费开支1100亿美元，届时其军费支出将高达3863亿美元。（注：《人民日报》1999年5月26日第1版。）因此，科索沃战争一打响，美国的军火工业像注进了“强心剂”，顿时呈现出一派少有的沸腾景象，军火订单雪片飞来，有的军火公司24小时“废寝忘食”；战争结束后，美国陆、海、空军又纷纷要求扩编。这一方面为美国推行新干涉主义提供了物质保障，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美国对外干涉的欲望。特别是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与其他国家存在着“代差”，使被干涉方往往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美国可以用较小的代价，获取较大的战略效益，这就促使美国更频繁地以军事干涉来实现其政治目的和战略意图。
四，经济全球化趋势为美国推行新干涉主义提供了客观条件。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使传统的内政问题外溢而具有国际意义，也使不同国家的利益重叠交织，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如全球化金融体制使单一国家甚至难以对本国货币的利率和汇率实行控制，而这在过去纯粹属于国家的经济主权。面对全球化趋势的冲击，世界各国本应在平等基础上共同确立适合新形势的国际行为准则，而美国却乘此机会，借口自己的全球利益受损而四处推行新干涉主义。
五，深刻的国内背景是对外干涉的重要诱因。战后一代已成为美国政坛上的中坚力量，他们对国际事务的理想主义色彩更趋浓厚，要在全世界塑造美国式“民主”和“正义”愿望更趋强烈；加速发展的新军事技术革命以及高新技术在科索沃战争中的运用，奠定了美军“零伤亡”的物质基础，便于争取选民；党派的政治私利、竞选或连任需要、转移对国内危机的注意力、摆脱政府要员的丑闻等都会成为左右干涉决策的重要因素，并使美国的干涉行为带有一定程度的冒险性与随意性。例如，1998年8月和12月，克林顿政府先后命令对阿富汗、 苏丹境内的所谓恐怖分子营地及化学武器制剂厂，以及向伊拉克国内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空中打击，其意图就包含借机转移或降低克林顿性丑闻对总统和政府的不利影响；今年以来科索沃危机升级，美国显示出更强硬的立场，也是克林顿在摆脱了弹劾危机后为改善形象所做的政治选择。
另外，美国政府以处理地区冲突和危机为由，可以不断要求国会增加国防开支。为了应付在波黑和中东地区的干涉行动，美国在2000年财年国防预算中额外开列了29亿美元的专款。这是新干涉主义滋长的一个十分现实的动力。
“克林顿主义”的前景
“克林顿主义”在战略上更具冒险性，但实施起来也并非易事：（1）由于全球范围无限广阔，它的战线一旦拉得漫长，难免顾此失彼， 力不从心；（2）盟国并非铁板一块，美国与其盟国在一些政治、 经济问题上存在着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使美国对其盟国的依赖性增大，不可能凡事都随心所欲，特别是“北约”各国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早有戒心和反感，因此许多问题将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暴露出来，各种分歧也将进一步加深；（3）美国国内各种政治、 经济矛盾将随着“克林顿主义”的展开而进一步加深，美国在对外军事扩张中不得不顾及来自国内反战等种种压力，国内制约因素会增加，国内持批评意见的人则戏称克林顿主义为“昏头昏脑的理想主义”；（注：The 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 6,1999.）（4）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发展的主流，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需要良好和稳定的国际环境，西方各国也不除外，“克林顿主义”和它的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必然遭到来自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重重阻力与抵制，将使美国陷入更加不利的地位。
美国《时代》周刊6月28 日在一篇题为“克林顿主义的三种假设”的文章中说，克林顿总统认为符合“三个假设”情况，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进行军事干预：一是有明确需要动武的道义理由；二是事情发生在重要的战略地区；三是不会因为军事行动而付出沉重代价。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7月26日进而提出， 美国准备对非洲和其它地区进行科索沃式军事干预的三项条件：即有计划、有步骤的种族灭绝现象；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有能力采取军事行动。（注：美联社华盛顿，1999年7月26日英文电。《参考消息》1999年7月28日。）俩人提出的假设和条件实质是一样的。这三个假设中说穿了只有后两个是真的，因为它们是否涉及美国的利益和是否会造成美国人伤亡；第一个是新的，这一新的原则使干预战争不再是“利益之战”，而变成了“价值之战”，今后将出现一种人道主义的干预战争。然而，这种说法的可信性是令人怀疑的，因为道德理由不足以作为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而在执行人道主义战争时，道义理由是可以任意解释的，这就存在着一个选择问题：哪个国家的人权问题需要干预？应当说，人权就是人权，不管牵涉到的人是什么肤色，什么种族，也不管他们信仰什么宗教。因而原则无法被一致地在现实中贯彻，是克林顿主义的内伤。为此，克林顿的智囊们清楚地知道，克林顿主义包含的巨大危险：如果无限制地运用自决权原则，那么任何一个多文化、多民族国家都无法防止自己解体，包括其亲密盟国在内。
可以说，“克林顿主义”并没有提供新的东西。其实质正如克林顿的前任们的干预行动所依据的那样，仍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其智囊们编织的“主义”桂冠，无非是说服国民和世界舆论的“意识形态”而已，是“用炸弹表现冷战后处理世界事务的方法”。美国不久前在科索沃的干涉行动就是冷战新思维与冷战旧组织结合的产物。美国新的冷战思维即是新干涉主义，它是对传统干涉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当代的翻版，也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集中体现。美国推行的新干涉主义严重干扰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破坏了传统的国际关系准则，是使世界不得安宁的新的动荡源和人类和平的灾难。毋庸置疑，“克林顿主义”也将同美历史上各种“主义”一样对其后来人产生很大影响，从而成为世界和平进程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