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研究回顾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大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7年5月4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五四与李大钊》，5月8日《向导》周报第195期发表短文《悼李大钊同志》， 是为纪念和研究李大钊的开始。本文拟对70余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50年来国内有关研究状况作一简要回顾，并对跨入新世纪的研究前景作些展望。
一、70年研究概况
1927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有关李大钊的纪念、回忆、研究的文章和资料约有二三十种。其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有三种：
一是高一涵的回忆性文字《李大钊同志略传》（注：载于 1927年5月23日汉口《中央副刊》第60号，又以《李守常先生传略》为题，连载于1927年5月24、25日汉口《民国日报》。）。 此文第一次向世人提供了一份李大钊生平的梗概。作者是李大钊生前最亲密的朋友、同事之一，熟悉李大钊的生平和思想。尽管文中有诸如说《我们的政治主张》是由李大钊起草的这样的误记，但其基本内容后来多为其他材料证实，因此，它是研究李大钊生平须参考的一份重要资料。
二是《守常全集》，收入李大钊的文章30篇，数量虽少，却弥足珍贵。编者是曾在北京地区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李乐光，李大钊的侄子。原稿初编为4卷，名为《守常文集》，1933年，借李大钊公葬之机， 被辗转送到上海群众图书公司（一说送商务印书馆），由于国民党出版审查机关的阻挠，未能付梓，直到1939年才由北新书局以“社会科学研究社”的名义出版。据说书局担心牵扯先前的公案，将书名改为“全集”，但实际上只是编入原稿4卷中的前两卷。书出版后， 又遭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没收，只有少量流落读者手中。
此书的可贵之处，除因它是李大钊的第一部文集外，还在于鲁迅为它作了序（注：鲁迅的序文作于1933年5月29日，同年8月以《〈守常全集〉题记》为题发表于《涛声》第2卷第31期，后收入《南腔北调集》。）。鲁迅谈了李大钊给他留下的印象：“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他“诚实，谦和，不多说话”，绝对不是“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这些评价生动形象，而又耐人寻味。
三是孟森然的《李大钊先生评传》，1600字，简略介绍了李大钊的生平、被捕和受审情况，并对其道德、情操、学问作了简要评论。此文列入1934年北平杏岩书屋发行的《近代二十家评传》，可以说是第一篇从史家的视角写的有关李大钊的评述文章。
1950年4月邓拓在《人民日报》发表《谁领导了五四运动》一文， 揭开了新中国纪念、研究李大钊的序幕。1957年李大钊殉难30周年前后，研究工作掀起高潮。迄1966年“文革”开始之前，17年间共发表文章一百数十余篇，著作数种。这一时期值得提及的重要成果亦可举出三种：
一是1951年北京宣文书店出版的张次溪著《李大钊先生传》。这是第一本较为完整的李大钊生平传记。书中有一些史实缺乏严密考证，但全书的价值还是可以肯定的。该书的珍贵之处还在于序文中有曾为李大钊良师益友的章士钊对李大钊的文章、人品、道德、学问、影响等所作的生动点评，如说李的文章“温文醇懿，神似欧公”，“纡徐为妍，卓荦为杰”；李大钊“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其“凡持一理，必先视此理是否合于当时环境，及己是否能实行为断”；其在北大，因无赴欧美“镀金”学历，被人“以樊哙视”之，但“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发踪指示……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等等。
二是1957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静如著《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6万余字，附录一份李大钊著作年表。 这是第一本较为系统地研究李大钊思想的著作，不仅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而且受到苏联、日本、美国学者的关注，对后来的研究工作起到了一定的奠基和推动作用。
三是1959年出版的《李大钊选集》。 此书从截至当时已发现的400余篇李大钊的文字中精选出133篇，近40万字， 经过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研究室丁守和等人认真考订、研究、整理而成。它为60、70年代李大钊研究提供了基本资料。
此外还须一提的是，由朱乔森等人组成的李大钊传记编写组，自60年代初期开始，大力搜集文字资料和口述史料，到“文革”开始前即大体撰成了《李大钊传》初稿。不幸的是，李大钊研究和宣传这时被视为有损于党的主要领导的威望。在随后开始的“文革”中，李大钊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晚节不保”，是“叛徒”。研究李大钊的学者亦因此获罪，惨遭迫害。
1979年《李大钊传》的出版，带动了其后持续10年空前的李大钊研究热潮。这10年间发表的文章总计达400篇以上，著作20余部， 其中影响较大的专著有张静如、马模贞的《李大钊》，吕明灼的《李大钊思想研究》，朱成甲的《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许全兴的《李大钊哲学思想研究》，阎稚新的《李大钊和冯玉祥》，肖裕生的《李大钊的军事活动》，刘民山的《李大钊与天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吴家林、谢荫明等编写的《李大钊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的《李大钊年谱》等。
在资料方面，这一时期出版了张静如等编的《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韩一德、姚维斗的《李大钊生平纪年》，全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辑的《李大钊史事综录》等。其中“综录”一书，在编辑过程中集中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社科院和其他一些单位的研究人员，从已发现的1000篇有关李大钊的史实资料中筛选出800篇，进行分类、考订、 剪裁，分12个专题，合计收入72万字，为研究者提供了一部内容丰富的综合性资料集。在回忆资料方面，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回忆李大钊》，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李星华的《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等。此外，这一时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文集》上、下、续3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遗文补编》一册，两者收入了截至当时发现的李大钊的文章、诗歌、讲演录、授课讲义、书信等共500余篇， 为全面深入研究李大钊提供了丰富材料。
另外，此期间还出版了由侯且岸、谢荫明等翻译的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张静如主编的《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丛书则编入了日本学者近藤邦康的《救亡与传统》一书，内中《〈民国〉与李大钊的思想》一章，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发起举行了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李大钊成为讨论的热点之一。会后有关文章收入《李大钊研究论文集》上、下册，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7个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有关李大钊研究的学术会议。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胡乔木、胡绳发表了重要文章。会议部分论文收入《李大钊研究文集》，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同年，由彭真、薄一波等署名发起成立了全国李大钊研究会。随后在河北省、唐山市、河南省相继成立了李大钊研究会。北京则早于1984年就成立了李大钊研究会，90年代改为“大钊学社”。
90年代，李大钊研究又有新的发展，10年来共发表文章400余篇； 由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单独或与地方研究会合作举办的大型学术讨论会达四五次之多。中国李大钊研究会1994年编辑出版的《李大钊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和1999年编辑出版的新的《李大钊研究论文集》，基本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此外，这一时期值得提出的重要成果还有：朱志敏的《李大钊传》、李权兴主编的《李大钊研究辞典》和《李大钊人格风范》、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与故乡》等。河北省李大钊研究会1991年创办的《李大钊研究》年刊，至今也已出版了7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纪念李大钊诞辰110周年之际， 由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和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分别编辑出版了《李大钊文集》修订本5卷和《李大钊全集》4卷。前者在人民出版社原有《李大钊文集》基础上按认真考订的原则，增删了部分条目，对收入的文章作了细致的校勘、注释，其注释文字近40万，为人们准确理解李大钊著作的原文及写作背景等提供了方便。后者以全部收入已经发现的李大钊文字为原则，在原有《李大钊文集》基础上，新收文章61篇（部），并对收入的所有文章加注题解和“校勘性注释”。这两部文集为李大钊研究提供了更为翔实的资料。
二、近50年来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50年间，李大钊研究经历了由侧重宣传到注重学术，由政治化到科学化，由浅入深的过程。
就学术性的成果而言，50—60年代的研究内容集中于李大钊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和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思想的发展两个方面。
有关前者，以金毓黻、刘弄潮的文章为代表。他们肯定，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提倡民族解放、批判日本人宣扬的大亚细亚主义、揭发曹汝霖等人的卖国罪行，是把握了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主流。同时，李大钊团结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一批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有组织的行动。这些都说明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注：参看金毓黻：《李大钊与五四运动》，《观察》1950年第6卷第13期； 刘弄潮《领导五四的主将——李大钊同志》，1951年5月4日《大公报》。）
关于后者，以李龙牧、平心、彭明的文章为代表。李龙牧结合民初到五四运动期间社会政治斗争和思想发展的背景，有说服力地分析了李大钊思想的发展过程，指出李大钊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没有成为“影响最大的人”的原因，是“他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已不能坦然无疑，他在追求和探索新的东西”，而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则“把新文化运动和当时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使新文化运动脱离政治的情况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李大钊的“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使他较之陈独秀更早转向马克思主义，但他的身上同样体现了由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过渡时期的全部复杂性”；在这过程中，“坚持革命道路，反对改良道路；坚定地依靠人民，反对污蔑人民……是保证李大钊能发展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因”。（注：李龙牧：《李大钊同志和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历史研究》1957年第5期。）
平心认为，李大钊早期思想中含有的“一些纯度较高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积极因素”，使他“经过严格的思想斗争、实践考验和自我教育……终于摆脱了资产阶级意识体系，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观”；李大钊的科学思想经历了从“借取西方唯物主义者和实验科学家的科学”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过程；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则是在继承辛亥革命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逐渐转变到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而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经历了由“倾向社会主义的感性认识上升到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识”来论证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依靠无产阶级的先进力量”，并且在与胡适的争论中捍卫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注：平心：《论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思想的发展》，《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4、5期。）
彭明的文章对比分析了从《新青年》创办到中共建党前后李大钊和陈独秀思想发展的异同，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二人都受到了进化论的深刻影响，但李大钊能“直接参预政治活动”，具有“积极的爱国主义精神”，揭露了侵略者利用马尔萨斯人口论发动战争的事实，其思想中“孕育着唯物辩证法的因素”。这些，使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为向中国人民揭示十月革命意义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并且逐步由急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问题与主义论战”后，与陈独秀“仍用民主主义的观点看待新事物的发展”不同，李大钊“更深入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情况”，积极从事“引导知识分子和群众运动的结合”的实际活动，积极从事劳工问题的研究。总之，“坚定的唯物史观，充分估计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处在群众斗争之中并领导他们前进”，“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发展道路上的重要区别所在”。（注：彭明：《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
1978年以后，先是出现了一批重新肯定李大钊历史功绩的文章，以张静如的《李大钊同志的历史功绩——驳“四人帮”对李大钊同志的污蔑》、韩一德的《李大钊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张宪文的《李大钊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这些文章的立意在于推倒“文革”中加于李大钊的污蔑不实之词。其后10年间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三个新特点：
一是选题范围拓宽，出现了全方位研究的景象。如有关革命实践活动方面的文章有：李大钊与青年，李大钊与中共党组织的创建，李大钊与工人运动，李大钊与革命统一战线，李大钊与共产国际，李大钊与国民党北方组织，李大钊的军事活动，李大钊与北伐，李大钊与国民军，李大钊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李大钊与冀东、河南、内蒙古、江西等地的革命运动，等等；关于文化活动方面的文章有：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李大钊的编辑活动与思想，李大钊与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与《北京周报》，李大钊与中苏关系，李大钊与中日交流，李大钊与北京两师大，李大钊对无政府主义的认识和批判，李大钊与五四精神，等等；关于思想方面，有李大钊的哲学思想、人生观、调和论、宗教观、人道主义思想、文学思想、伦理思想、经济思想、美学思想、自由观念、妇女解放思想、工人政治与平民政治暨平民主义思想，李大钊对中西文化的扬弃，李大钊与俄国民主主义思想的联系，李大钊的中西文化观、现代化意识，李大钊对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探索，李大钊与好政府主义，等等；关于李大钊与其他人物的联系或比较方面的文章有：李大钊与鲁迅、章士钊、孙中山、蔡元培、毛泽东、冯玉祥、吴佩孚，以及朱舜水、吉野作造、河上肇等。此外，还有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李大钊思想研究方法，李大钊留学日本和留日对他的影响等等。
二是对于李大钊生平与活动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研究。如杨树升、韩一德等人细致考察了李大钊在日本留学的情况，弄清了一些重要史实。主要包括：李大钊到日本后没有马上进入早稻田大学，而是有8个月准备入学的时间， 其间他在早稻田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内学习英、日语；李大钊在早大实际上只读了3个学期， 他离开早大的原因不是主动弃学，而是被以“长期欠席”为由除名的；他在日本期间并没有受到过河上肇的影响，而是受到具有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的教授安部矶雄的深刻影响，等等。又如，根据李星华、李葆华等人的回忆，以及一些学者对李大钊家乡情况的调查，人们了解到若干有关李大钊少年时期家庭背景和他少年时期受教育的情况等。再如，朱成甲在《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一文中提出李大钊对于袁世凯的态度有一个从拥护到“促袁救国”、“逼袁救国”，最终到反袁的过程；刘桂生则指出李大钊早年政治论文中抨击的主要对象并非袁世凯等军阀官僚，而是当时的革命党人（注：朱成甲的文章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 刘桂生的《辛亥革命时期李大钊政论试析》，见《清华大学学报》 1986年第1期。）。这些分析澄清了以往人们在同类问题上的错误理解，同时提出了如何判断民初李大钊思想倾向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
三是开始将李大钊及其思想放入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加以研究。这方面最突出的成果是朱成甲的《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一书。这部著作深入地研究了民初复杂多变的政局和与李大钊有关的各类政派、人物、事件，厘清了李大钊诸多论文发表的原因及文章的确切含义，在此基础上对李大钊的思想进行了细致分析和中肯评价，将李大钊研究向科学化深入化方面推进了一大步。
90年代，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李大钊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引起关注。1991年在中国共产党诞辰70周年之际，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召开了“李大钊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肯定李大钊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不仅是学理上的探究者，而且是将社会主义思想积极付诸实践者；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中来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来理解和宣传社会主义”、其社会主义思想达到前人和同时代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一个从“建立在理性的、道德的二元论历史观”的，受到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民粹主义影响的，带有空想性质的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李大钊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过程证明，能否清除头脑中的“各种唯心主义杂质，坚定地树立唯物主义历史观”，是能否完成这种转变的重要条件；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史中，李大钊是“由介绍到传播，由量变到质变，由单纯学理到付诸实践的关键一环”，等等（注：参见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关于李大钊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者们提出，“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倡者”，并且探讨了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因，李大钊传播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其后几代共产党人的影响和对毛泽东思想的奠基作用等（注：参见陈旭霞：《1989年以来李大钊研究综述》，载《李大钊研究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第449～451页。）。
与以上问题相关，1999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纪念李大钊诞辰110 周年学术讨论会，以“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的树立”为主题。学者们就李大钊与唯物史观的传播，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树立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李大钊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关系，李大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李大钊史学思想内容与特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此外，这一时期，李大钊资料的考辨注释工作得到重视。朱成甲提出《每周评论》上以“冥冥”的笔名发表的《过激派的引线》等几篇文章，不是李大钊所做（注：见朱成甲：《〈李大钊文集〉中几篇文章辨考》，《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而《向导》周报、 《中央政治通讯》等刊物上则有18篇未署人们熟悉的李大钊的真名、笔名的文章，却与《守常政治报告》、《守常同志来信》等文在内容、行文等方面，有着一致性或衔接关系，很可能出自李大钊之手（注：这些文字已作为附录，收入《李大钊文集》注释本第5卷。）。这类考察， 显然是应进一步科学研究李大钊的要求而进行的。它也必将推动研究工作更加科学化。
三、对未来研究的瞻望
经过70多年的研究，李大钊，这位经历了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坚持追求真理，为民族独立、民众解放、政治革新、社会进步、国家富强而献出宝贵生命的人物形象，其一生的重要活动、思想历程及其贡献，已经较为完整清晰地呈现出来。但是，对于李大钊的研究尚远未能完结。这不仅由于李大钊是当今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丰功伟绩至今仍有纪念价值，他的思想、行为、品格在今天仍具有广泛的教育意义，而且因为他是中国从古老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起到重大作用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对于他的研究是同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革命史、政治思想及社会政治改造史、文化史、学术史、报刊发展史、中外交流史等学术领域若干问题的深入研究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作为一位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那样一个重要时代，在诸多领域发生过影响，特别是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典型人物，李大钊也曾经吸引并且仍在吸引着世界上一些重视中国文明发展历程及其意义，重视世界各民族文明史比较的学者。（注：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后藤延子、石川祯浩等继续在李大钊研究中取得新成果；意大利一位学者将李大钊的《青春》等文章用诗歌的形式译成意大利文。此外，台湾也有学者在就李大钊的问题进行研究。这些均可为例证。）
从研究工作本身来看，仍有许多课题需要探讨。从大的方面来说，以往的研究整体上看，对李大钊早期的思想、活动和他选择俄国革命道路，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积累的材料较为丰富。但对其后期的情况，如他在北京大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在中国教育史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他在诸多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中的角色和作用，他在领导北京暨北方地区中共党组织、国民党组织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的过程中究竟做了哪些具体工作，等等方面，还缺少深入细致的研究。
从微观方面来看，还有不少问题有待于澄清，如李大钊是否担任过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干事？是否参加了滦州起义？他在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期间亦即他被早稻田大学除名前，回到上海的两个星期内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无政府主义思潮对他是否产生了影响，怎样估价这方面的影响？高一涵1927年在武昌群众悼念李大钊会议上的讲演中说到李大钊曾于1920年初护送陈独秀离京的路上同陈讨论了组建共产党一事，这一回忆是否可靠？为什么高本人在同一时期写的《李大钊同志略传》中不谈此事，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回忆中，也不再提及此事？李大钊在被捕后是否遭到严刑拷问？他就义前是否高呼口号，应如何看待他的《狱中供词》……等等，都是应当在进一步研究中求得解答的问题。
笔者以为，跨入新世纪的李大钊研究将会继续有所发展，这一发展大体上可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以新出版的《李大钊文集》注释本和《李大钊全集》提供的新材料为基础，人们可望在以往缺乏深入研究的问题上得到较大突破。如关于李大钊与北伐战争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只是指出，李大钊在争取冯玉祥“五原誓师”，派人指示直系军阀内部共产党员许权中发动起义，派遣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青年参加革命军队等方面做了较多工作，而对李大钊怎样具体地把握形势，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限于材料不足，无法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新的《李大钊文集》注释本编入的18篇北伐战争期间有关北方局势的分析和行动报告，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如果这些文字或其中大部分确如编者认为的那样，是李大钊所写，那么，李大钊对北伐战争所作的贡献将要比现在所知道的大得多。
又如，在李大钊思想发展过程中，如何消化传统文化和怎样吸收外来文化，这二者对他的思想演变又怎样相互作用地发生了影响，这个问题虽然已有不少文章涉及到，但大多由于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了解不深，同时既不甚清楚李大钊所受文化影响的渠道，又难弄懂李大钊文章中一些特定语汇，因此，很难把问题说清楚。注释本文集在解释李大钊文字含义和语源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对有关中外文化的术语和李大钊文字涉及到的古代和外国人物，都尽可能追根溯源。而《李大钊全集》则新收入了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在《法学通论》、《刑法讲义》两部教材上的批注及教材原书，又收入了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时和同学一起做的《〈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包括《支那分割之命运》一书的译文），及他在日本期间与同学张润之合译的今井嘉幸著《中国国际法论》，为学者了解曾从不同角度给予李大钊以深刻影响的部分外文资料提供了帮助。学者们有望借助这些材料，加深李大钊与中外文化关系的研究。
其二，随着近年来学术史和学术思想史研究热潮的兴起，李大钊的学术思想将会引起愈来愈多的注意，1999年全国学术讨论会收到的论文中有关李大钊史学思想的论文占有一定比重，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一从50年代以来一直较受关注的课题，仍有待于深入探讨。当然，除了史学思想外，从李大钊的论著中能否总结出其他领域的学术思想，李大钊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和学术思想史上是否占有一席地位和占有何等地位？这些问题正有待学者们加以研究。在这一课题上出现一批新成果是可以预料的事情。
其三，随着80年代以来李大钊研究工作深入化、科学化趋势的不断发展，还会有一些以往研究中有争议的或似乎已有定论的问题重新引起讨论。例如，李大钊早期文章中对于辛亥革命后出现的所谓“稳健”、“急进”、“折衷”诸种政党予以了无情揭露和彻底否定，他担任编辑部长的北洋法政学会刊物《言治》的发刊词亦明确表达了“不党”（注：郁嶷：《言治宣言书》，《言治》月刊第1期。）主张， 这成为一些学者不相信李大钊可能会加入中国社会党的部分原因。但是，这是不是就决定了李大钊肯定不会加入政党或政党性团体？即使不考虑滦州起义亲历者凌钺在《辛亥滦州起义记》（注：参见唐向荣：《论李大钊与辛亥北方革命的关系》，载《辛亥革命研究动态》1998年第1期。 ）中提供的李大钊参加辛亥期间北方革命组织共和会一事，关于李大钊参加中国社会党的数种资料（注：这几种资料一是张次溪的《李大钊先生传》所据资料；二是曹绥之、曹嘉荫的《中国社会党兴灭简记》（手抄件，藏北京档案馆）；三是顾颉刚、曹绥之、曹嘉荫的《中国社会党和陈翼龙的死》（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 四是张次溪在《陈翼龙先生事迹汇编》中所记与曹百善、曹嘉荫的谈话（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也是不应完全视而不见的。据说国外有学者正在就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国内亦有学者对此进行肯定的论证（注：董宝瑞：《李大钊与中国社会党》，纪念李大钊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尚需更具说服力的证据。
又如，对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究竟应如何评价？以往学者通常强调李大钊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与办《每周评论》讨论政治问题，并注意团结、指导青年学生，这一系列举动对思想界的引导作用和对五四运动的影响；也有人依据不可靠的回忆，指出李大钊曾参加游行，并与陈独秀、高一涵一道上街散发传单。随着近年来有关五四运动本身研究的深入，不仅李大钊参加游行和散发传单的举动已证明失实，而且五四运动起因于多种因素合力推动说，代替了以往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说。那么，究竟怎样估价在示威运动期间并没有较多积极活动（注：参见拙作《李大钊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7～350页。）的李大钊对于运动的领导作用呢？
又如，国外的学者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现，李大钊的一些文字中的观点甚至语句，直接来自日本的报刊或著作。这当然不是否定李大钊思想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但这一情况为我们提出三个问题：其一，在将李大钊思想与国外特别是日本当时的思想潮流结合起来研究时，有必要下功夫寻找、核对日本报刊、论著中相同、相似的内容，加以对比分析；其二，研究和估价李大钊思想，不能不考虑这种借用外来思想的状况，并且也有必要将李大钊的思想与同一时期国内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行更为广泛的比较；其三，科学的研究工作应当努力寻找确凿的证据，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避免缺乏根据的推论和空泛的议论。这是进行实事求是研究的需要，是将李大钊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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