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反战”小说一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世纪下半叶，西方进入了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现代化的工业文明既给人类带来福音，也给人类的和平安宁造成更大的威胁。飞机、大炮、坦克等先进武器的降世，给世界规模的战争的发动创造了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战后，西方文坛迅速掀起了反战小说创作的热潮，人们对战争恶魔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厌恶。不幸的是，和平的曙光才露出地平线，世界便陷入了更大的战争灾难深渊。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踵而至，人类遭受了空前的灭顶之灾。
两次世界大战间隙的二三十年，正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西方现代文化强劲冲击下发生“核聚变”的非常时期。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的专制统治。但这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给苦难的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却使20年代的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灾难中，复辟与反复辟、割据与统一成为时代政治斗争的主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五四”新文化运动猛烈冲击了中华古老的传统文化思想，白话“活文学”代替了文言“死文学”；主张人的个性解放的“人的文学”取代了扼杀人性的封建议主义文学。呼唤现代文明，批判落后现状，改造国民性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命题。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新文学的开拓者们无不倾注极大的创作热忱思考人生问题，表现从启蒙中觉醒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关注蒙昧、贫苦的乡村农民和城市平民的生存状态。这其中对战争与人的生存现实的思考虽也是新文学作家们热衷的题材之一，但多数作品是从侧面反映战争对民众的祸害，即所谓“兵灾小说”，而直接描写战争、战场和士兵生活的作品微乎其微，至于表现“反战”主题的作品则更是凤毛麟角，以至于长期以来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几乎不提及此类题材的作品。
中国现代“反战”小说之所以被人遗忘，除了因为作品少、影响小这一主要原因外，还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文学传统有一定的内在关系。撇开中国古代绵延不尽的内外战争不说，仅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看，中国所遭受的战争基本上是外敌入侵。在民族生存面临重大威胁的关头，反对外来侵略维护民族尊严理所当然成为时代斗争的主题和文学创作的主题。这也意味着现实生活没有给“反战”小说提供赖以滋生的土壤。从文学传统看，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学为战争和英雄塑像的作品可谓车载斗量，无论是史传文学对金戈铁马中此起彼伏的春秋战国诸侯或秦汉农民起义英雄的描叙，还是元、明、清长篇小说对天下纷争中乱世枭雄的颂扬、绿林豪杰劫富济贫的首肯、驰骋边疆的忠臣勇将的敬慕，战争和英雄从来是传统文学高歌吟咏的绵延悠长的历史主旋律。这一浩荡旋律在“五四”新文学革命浪潮的冲击和本世纪20年代军阀战争炮火的轰击中终于出现了短暂的休止：中国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反战”小说在本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以惊世骇俗的新奇面目降世了。虽然它只是昙花一现的文学现象，但毕竟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留下了鲜明的足迹，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的今天，我们返顾战争文学创作中的“反战”现象也许不无借鉴和警醒的意义。
二
中国现代“反战”小说的代表作当首推孙席珍的“战争三部曲”。取材于1926年和1927年间北伐战争的“战争三部曲”系由三部故事情节相对独立的中篇小说组成，它们是《战场上》、《战争中》和《战后》。三部小说于1929至1930年先后在上海真善美书店、现代书局和北新书局出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像“战争三部曲”这样以近乎自然主义的表现方法正面描写战争、战场和士兵心理，是开一派先河的。因此，作品问世后立即在新文学阵营中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论，瞿秋白、郑振铎、沈从文、冯乃超、冯雪峰等均发表了或褒或贬、毁誉不一的评论。法国、丹麦、日本等国先后节译出版了《战场上》，并誉之为中国现代第一本战争小说，作者也被称为“战争小说家”。
“战争三部曲”是对中国传统战争和英雄小说的离经叛道。这首先表现在作者是以全新的思想和全新的视角观照战争。中国传统的战争英雄小说，其思想主旨不外乎儒家学说中的“修身治国平天下”之类，且几乎所有作品都把视角置于战争的上层人物（将帅、谋臣）身上，着力表现他们惊天动地的丰功伟业。因此，呈现人们面前的不是成功的英雄，便是失败的英雄。“战争三部曲”则不然，它的视角所对准的是战争的最小细胞——士兵，而完全不写战争决策层的人物。视角一经转换，战争的景象便迥然有异。作者再用人道主义的眼光加以审视，于是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幅幅真切而震颤神经的战争画图：痛苦、哀鸣、恐惧、颓唐……。
“战争三部曲”既然不屑于表现战争中将帅谋臣们叱咤风云的伟大业绩，那么，小说倾力描写的士兵又是怎样一群人呢？他们是一些被压在军队最底层、为填饱肚皮而被推上战场走向死亡的普通士兵。他们没有光荣和梦想，没有英雄主义气概，有的是对战争的厌恶、逃避和对于死亡的无可奈何的悲哀和沮丧。《战场上》开头，四连的弟兄们在经过一周的休整后奉命开赴新的战场，伴随他们行军步伐的是大家满腹的牢骚：一个说：“我们这回算是受了骗……”，另一个马上愤恨不平地附和：“可不是，原说是打到武汉便可以休息的，那晓得，武汉打下了，又要我们打江西，而且还要我们一打再打地打个不休。”再一个更断言：“哼，打下了江西，说不定还要我们打安徽哩！吃了这口饭，说什么？”……。士兵们如此厌战，当官的又如何呢？连长临阵前不是积极鼓舞士气，而是恶狠狠地威胁道：“今天，路上无论那个都不准离开队伍，如果有谁还是那样懒懒散散的，我查出了，决不客气，就枪毙！”这样一支士气低落、官兵对立的队伍到了血与火的战场上又是怎样一番表现呢？他们面对敌人没有丝毫杀敌立功的念头，有的只是漫无目标胡乱放枪，聊以塞责：
他们分头在高阜上斜卧倒，便接连向着前面逃窜的北兵开枪。其实他们并没有把那辽远的似燕子一般迅捷的正在逃窜过去的背影看清楚，但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乱放，只是把这种弹粒大把地撒过去便算了事。……
在这种雷雨交加的死期之下，谁还能仔细地去顾虑些什么这子弹出去能不能发生效力等等的琐屑问题上去？他们绝无思索地开枪，聊以塞责地开枪，至多把这认为是一种娱乐——两方面互相竞争着，谁发得多，谁便能压倒对方，谁便能使对方在严重的逼迫和监视之下不敢动弹，谁便可以取胜，这却也很合乎战略的。
经过轮番恶战，四连的弟兄绝大部分被炮火吞没，活下来的只有19人。受伤住院的韦虎最后说：“决计不吃粮了。”当兵打仗等于吃粮，这就是他们的理想追求。这些可怜的士兵为了能够吃粮却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喂给了枪弹和炮火。
如果说，《战场上》主要是表现士兵们对战争的厌恶和消极应战，那么，《战争中》则着重写士兵们对战争的恐惧和逃避，进而对战争的目的发出疑问。
已经打过七八次大战的黄得标（唯一贯串“战争三部曲”前两部的人物），每从死神手中逃脱一次就增加了一分对战争的恐惧。部队行军到广西，他触景生惧，想起前年在这里的一次激战，擎旗手接二连三死了八九个，而他这回也是擎旗手。“他想到这里，不但身体发抖，脚步也显然更加蹒跚起来。”到了汀泗桥，部队中发现“虎列拉”流行，原因是这里战死的人太多，尸体腐烂，以致饮水不干净的缘故——
听了这话的黄得标，是怎样地为之神往呵，他偷偷地跑到河边，舀起两勺水来，一口气喝下去，又在铁叶的水瓶里，装回去了一瓶。他不知道虎列拉的症候有如此厉害，心里只以为，生病诚然是苦痛，但总比到火线上去送死要好些罢；生了病，可以留养在后方了，他很自庆幸着得计。
对战争的极度恐惧竟扭曲了一个人的正常思维。但“虎列拉”偏偏不愿亲近黄得标，他不得不再次上前线和死神周旋，“为了这事，使他非常怅惘”。在鸡鸣山阵地，眼看受不住敌人的猛烈进攻，阵地就要丢失，黄得标头一个冲了出去，他其实是想逃走，结果反而引得大家都往前冲，敌人竟崩退了。你愈想远离死神，死神愈亲近你；想当逃兵，反倒被逼成了英雄。战争的铁血逻辑就是如此叫人摸捉不透。作者很准确很细致地表现了战争特殊环境中人的求生本能、士兵们奇特甚至不无变态的心理以及战争对于人的命运残酷无情的捉弄。
为了表现人道主义的反战思想，作者并非一味只写士兵的消极避战畏战行为，偶尔也写了个别勇敢战斗者，如刘克胜就是一个颇懂得战术并且抱定必死之念勇敢冲锋反而处处逢生的士兵。然而，作者却给这个战场上唯一真正的勇敢者安排了一个战场下的悲剧结局，而这个完全可以避免却终于人为地发生的悲剧归根到底还是基于作品的反战主题而设计的：刘克胜随部队打回家乡，利用战斗间隙偷偷跑回家里看望离别许久的爷娘，却被当作逃兵抓回来杀头。临刑前，刘克胜终于爆发出了压在心底的雄狮怒吼：
“我们在战场上，火线上，百战拼命，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至高无上的主义吗？是为了民族的自由吗？是为了救国救民吗？……并不是的！我们天天在枪林弹雨之中出没，哪个能够知道这恶战是为了什么？……
“然而，他们，什么团长，什么师长，他们知道的！……他们利用民众家的愚昧，利用我们长因为没有饭吃而来甘愿吃粮拼命，便在这当中，他们扯起了为国为民的大旗……
“弟兄们，我们是为了他们抢夺财物而死的！我们是为了他们的娇妻美妾而死的！……”
这与其说是小说人物刘克胜对战争目的的愤怒质问，毋宁说是作者的反战宣言。
《慰劳》（注：《战后》原版本已佚，《慰劳》疑为《战后》的一个片断，待考实。）叙战后慰劳大会上发生的一场不该发生的悲剧。几个伤兵因为强行要求挤进新舞台观看慰劳文艺演出，竟被扣上“滋事”的罪名，一一遭枪杀。作者极愤怒的心情化为极冷峻的笔描叙着一个极含辛辣讽刺意味的故事。所谓“慰劳全体将士”不过是那些坐享胜利果实的大亨官僚们聊以骗人的冠冕堂皇的招牌而已。那些真正用血肉之躯在枪林弹雨中拼命的战士其实被剥夺了受慰劳的权利，他们为了争得这本属于他们的权利，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透过这一沉重得令人窒息的悲剧事件，人们不难体会到作者手中悲愤和辛辣的笔指向何人。
作者不仅用全新的人道主义思想观照战争，而且以十分新颖的艺术方法表现战争。在三部曲的前两部中，作者采取淡化小说的社会政治背景，淡化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笔法，着意通过人物的身心体验和类似电影的特写镜头，反复渲染、极力凸现战争的非人道性：战争磨盘对人的肉体和心理的反复碾磨、人的求生本能对战争恶魔的艰难抗拒。在这两部作品中，你找不出一个算得上性格鲜明的人物，也理不出多少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线索，充斥小说画面的是一幅幅令人战栗晕眩的血与火的交战场景：轰鸣的枪炮、弥漫的硝烟、横飞的血肉、残缺不全的肢体、垂死前的痛苦挣扎……。如下场景在“战争三部曲”中可谓俯拾皆是：
深秋的夜，已是冷得非常，刺骨的霜风拂着，但大家个个反而都吓得一身冷汗。弟兄们饮弹后四肢抽搐的样子，不绝如缕的呼声，轰轰的巨雷，劈拍的尖响，咳呛似的机关枪的轧轧，凑紧的军号，怒潮般的喊杀声，粗暴而混乱，大家都惊骇得目瞪口呆。举起捏着枪的战战兢兢的手将子弹装上，然后不辨方向地向黑暗中继续放出去，于是眼前更加蒙上一层从许多枪眼中喷出来的汇合成的迷雾。脑袋是鼓胀欲裂，心是最高速度地跳跃着，但顷刻之间，又被更准确，更洪亮，更迫近的狂吼声所震碎……
这里有视觉、听觉、触觉、心理感觉等各种知觉的真切细致的描摹。显然，这样逼真的战斗场景是非亲历过战争的人写不出来的。作者曾作为北伐军的连、营、团指导员和政治助理在北伐战争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虽然，作者用了过多的篇幅来反复摹写这样的战争场面，不免给人重复和堆砌之感，但客观上也起到强化读者对战争之非人道性的认识作用。
从人道主义的立场看战争必然对战争得出否定性的结论。在无产阶级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如孙席珍这样的人道主义的战争小说不被重视乃至遭贬斥也就在所必然了。1932年5月，冯雪峰在《民族革命战争的五月》一文中，就把孙席珍的《战场上》与鼓吹战争、吹捧剿杀“苏联红匪”的反动小说《陇海线上》、《国门之战》相提并论，一并列入应“以无情的打击”的对象。冯雪峰对《战场上》责之过苛的批判其实是“一种由于艺术观照角度的差异而产生的误解”（注：吕频编《孙席珍创作选集》“后记”，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即从思想认识的角度看，人道主义与阶级论也并非绝对水火不相容，具体到“战争三部曲”，作者对所谓“革命军队”中旧军阀恶习的无情鞭挞，对普通士兵受奴役被压迫命运的同情，难道不是人道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共同情感吗？如果联系作者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处境就更可以理解作者为什么对自己曾经为之冲锋陷阵的北伐战争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失望、悲哀和愤慨的情绪。显然，作为在革命高潮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无情镇压的共产党人，作者是怀着嫉愤的心情，痛定思痛创作“战争三部曲”的。这与其说是对北伐战争本身不无偏激的否定，不如说是对独吞胜利果实的国民党蒋介石新军阀的愤怒。其实从更终极的意义上说，作者的这种悲哀情绪是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愤懑、迷惘的普遍心理的反映。正如陈思和先生在分析“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忏悔意识”时所指出的那样：“五四新文化运动首战告捷，曾经使知识分子一度得到极大的精神满足，但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进步阵营的分化，一直到大革命失败，又把知识分子确立伊始的自信心打得粉碎。从五四初期改造社会的开路先锋到大革命失败时的离群之雁，成为大部分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的缩影。对于白色恐怖的强烈愤怒以及对于自身无力改变这种状况而产生的失望，无疑成为这种沉重的忏悔意识的社会心理基础。”（注：孙席珍《忆秋白》，见《悠悠往事》，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诚然，我们从“战争三部曲”中体会不到作者显明的忏悔意识，但却强烈感受到作者“对于白色恐怖的强烈愤怒以及对于自身无力改变这种状况而产生的失望”。以政治历史的眼光看，北伐战争自有其无可否认的伟大历史功绩，但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看，任何战争都是对人类生灵的涂炭，都是应该避免和反对的。人道主义之所以成为一切“反战”小说的重要思想基础，正缘于它在许多时候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观点是对立的。而战争作为政治* 团之间暴力冲突的最高形式是不可能超越阶级、民族、国家利益的，也就是说，战争通常是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分是客观存在的。作者后来对自己作品的思想认识的偏颇是有所觉悟的。他诚恳地接受了瞿秋白的善意批评，在《战场上》再版重印时，对作品作了适当修改，并把原来的题辞“纪念死在我旁边的弟兄们”改作“‘非战’的文字，很适宜作军阀们和野心家的‘暮鼓晨钟’醒脑剂”。（注：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215页。）
三
在中国现代“反战”小说寥寥可数的作品中，黑炎的《战线》是一部值得重视的作品。刊载于《小说月报》1931年第22卷10-12号上的这部中篇小说，是一部从比较广阔的社会联系上描写军阀战争表现反战主题的作品。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通过“我”——一个北伐军的二等兵在军队中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揭露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对挣扎在枪炮和皮鞭下的下层士兵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与“战争三部曲”纯粹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观察战争略有不同，《战线》的作者超越了单纯的人道主义观点，而上升到阶级的立场。作者在《序》中说：“上次世界大战过后，世界的劳苦者群早已认定这次战争的特性，是资本主义为竞夺市场挽救经济衰落的侵略战争；而中国二十多年军阀混战，更使中国的劳苦者群，认识了这是帝国主义者为欲加速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争着利用军阀以为侵略的工具，使军阀为地盘与少数人利益而混战。所以在上次世界大战后，已产生出不少反战的作品，而在我们这饥馑的中国，二十多年底军阀混战，无可避免的也反映到文学上来了。”把军阀混战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相联系，这是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观点。
与“战争三部曲”把视角主要对着血与火的战场形成互补，《战线》则把镜头主要聚焦于战场下士兵的非人生活。在这支名义上的“革命军”中，官长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丝毫革命的新气息，倒充满了旧军阀的诸多恶习。他们驯服士兵的唯一法宝是手中的皮鞭：训话时对敢于辩解的士兵用皮鞭；行军时对丢队的或偷懒的士兵用皮鞭；违反军纪聚众赌博者更是施以五十皮鞭，至于对抓来挑弹的民夫，官长们除了用皮鞭，还外加手中的枪炮任意射杀。小说开头，一个被骗来挑炮弹的叫“小夫子”的大孩子因为哭着要求连长发给他五天工钱回家侍奉老母，连长二话不说，“拔出一杆手枪向他的脑袋射去”。连长除了是一个残暴的军阀走狗，还是一个地道的贪污犯。他和司务长串通一气，克扣士兵的军饷，侵吞民夫的工钱，故意冻死俘虏后冒领军服，企图发战争不义之财。士兵们本是为了混一口饭吃才来当兵，可是在贪污犯连长的军阀作风暴虐下，既吃不饱，又穿不暖，还要不时受皮肉之苦。可怜的士兵们偶尔盼来一顿白米饭，“就很得意地吹着冲锋号的口笛，以表示他们心里的得意。倘若在那时候，排长要我们给他抽三十鞭，才得吃饭那我们都愿意了！”每个月两角钱的军饷发下来后“好象得了一种无限的愉快一般。……计算着这两只角子应该怎样用法才是恰当。”在这样一支打着漂亮的革命旗帜，却毫无革命精神的军队里，士兵们过着犹如囚犯的生活，他们沮丧、沉沦，除了自杀或冒险当逃兵外，只有在赌博中寻求刺激、自暴自弃了。
《战线》的作者显然并不满足于对士兵非人生活的这种人道主义的廉价同情，他的笔触继而伸向了阶级和人性的领域。小说中的“我”和汉东等人都有朦胧的阶级意识。“我”和汉东被排长命令去鞭打民夫时，眼里贮满了同情的泪水；炳生用谎言欺骗了洗衣妇的女儿，“我”无比愤怒并痛打了他。炳生被“我”打伤后住在营部病房，“我”又把自己的军毯送去给他盖，表现了阶级兄弟之间的挚情；汉东则冒着被枪毙的危险悄悄放走了被缴械关押的工人兄弟。“我”和汉东在与工人兄弟的交谈中已认识到“他们的生活与我们的并不两样：也有些是挨着鞭子，咆哮，和打骂；只是我们是流动的，而他们是永远呆板地处在那煤烟熏灸的工厂里。我们大半是流尽了一泡殷红的鲜血死了，他们却大半是脸黄肌瘦的患了痨伤症死的！”小说对“北伐军”脱离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工人武装的罪行有所揭露。这支“北伐革命军”不仅虐待、欺骗民夫，而且每到一地，往往把反抗地主的农民抓捕关押起来，而欢迎他们的多是“总商会”、“商会代表”和小学生。上海的工人自动武装起来配合北伐军攻打北洋军阀队伍，可是待上海攻克后，工人们得到的“胜利果实”是被北伐军缴械和关押。可见，在作者笔下，所谓“革命”的北伐军，除了打出“打倒军阀”的唬人的旗帜外，彻里彻外是一支军阀队伍。
其实说《战线》揭露了军阀的暴虐也不尽恰切，因为通篇小说写到的最高官长只是连长，连长显然还够不上军阀的头衔。作者实际上有意无意写出了人性中弱肉强食的恶的本质。在军队中，官职就是权杖，就是施暴的资本。于是，排长受到了连长的责骂，便在班长或士兵中泄愤，班长被逼急了便打踢士兵，士兵们呢，只能拿老百姓出气，并且“这是他们底唯一的慰藉，快意……同时又是还留恋于士兵生活的一部分原因。”小说通过一个典型事件——一个士兵晋升为班长后的变化，很有意味地写出了人性善向恶的转化。绰号“十八摸”的赵连光，平时因为惯唱淫调《十八摸》，常给愁闷中的兄弟们带来快乐。当新来的排长把他提升为班长后，他便开始板起了面孔，《十八摸》也不唱了。“有些不知趣的弟兄，依然和过去一样与他开玩笑，或者依然同样地喊着他的绰号；更有些俏皮的弟兄，以为‘十八摸’当起了班长，从此便可不受拘束与打骂了，便不顾忌的尽情地放纵与胡闹起来”，结果“十八摸”毫不客气地骂开了，最后终于和前任班长一样向弟兄们操起了皮鞭。“十八摸”由善向恶转变的唯一条件是他踏上了军队中的最低官阶，意味着他获得了强者的地位，有了恃强凌弱的权利。重要的是，《战线》的作者没有停留于抽象地表现人性的善恶本质，而是揭示了人性善向人性恶转化的外部社会条件，即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制度下的军阀的残暴本质，正是由于这个阶级的本质才给这个阶级的军队提供了人压迫人的土壤。
《战线》在艺术方法上也与“战争三部曲”形成某些互补。“战争三部曲”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注重外部知觉和内心感觉的描写，重视环境的渲染和气氛的烘托，通过反复集中表现相似的战争景象，达到强烈的艺术效果。但人物、情节、场景都比较单纯，内含不深。《战线》取第一人称限知视角，通过“我”的所见所闻所经历把零散的场景、事件联缀起来，情节流动自然，描写平实、深沉。作者以士兵的军事活动为主线，同时通过民夫和武装工人，又连接起军队和农民、工人的关系，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描写战争，多层次多角度地表现反战主题，赋于作品更深刻的思想内容。
由于大革命失败后共同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两部作品都涌动着作者汹涌的情绪情感流。因此，重主观意绪的流扉，轻人物形象的刻划，成为两部作品共同的艺术取向。无论是“战争三部曲”中的黄得标，还是《战线》中的“我”，形象都比较苍白无力，充其量起了一个费串情节的线索作用。而那些连长、排长等大小官长们，则一律凶神恶煞，没有个性差异，成了残暴或暴虐的符号象征。也由于大革命失败后笼罩着浓重的悲观失望的情绪，两部作品的结尾也极其相似：黄得标从战场上突围出来后，似乎已获得逃脱战争的机会，可是左藏右躲，总还在兵的世界里，最后饥肠辘辘又把他推向队伍中，继续着那梦餍般的战争生活；“我”鼓起很大的勇气，冒着很大的危险当了逃兵，过了三天野人般的生活后，不得不“又做了一个再入伍的士兵，为的是我不能不生活”。为生活所迫去当兵，当了兵就要随时挨枪弹和皮鞭，受不了奴役当逃兵，被生计困窘不得不再当兵。作者很失望很无奈地为笔下人物铺设了一条灰色暗淡的人生怪圈，很真实很现实地反映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军阀统治下中国社会广大被压迫阶级中那部分不为人所注目的拿枪的奴隶们悲惨无望的生活图景。
中国现代“反战”小说是大革命失败后激发的文学创作的个别现象，犹如流星划过夜空，璀灿而短暂。虽然反映20年代军阀混战的作品并不罕见，但通常不刻意表现“反战”主题，而是着意于以革命的战争反对和消灭军阀战争，因而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反战”题材范畴。当中国的军阀们还在为争夺地盘而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者乘虚而入，山河沦陷。抗战文学应运而生，并迅猛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之一。“反战”文学很快烟消云散，中国传统精神上的民族战争英雄在新的“救亡”时代主题的召唤下重新崛起，浩浩荡荡，占据了中国现代战争文学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