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对外贸易创新的能力生成系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能力论文,中国对外贸易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对外贸易创新，是指由于外部环境或内部因素的长期渐变集聚而引发的对外贸易在指导思想、作用形式、结构格局以及功能能级等方面的质变或突变。历经20余年的高速发展，对外贸易不仅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际、国内挑战，因此，适应国际经济新形势和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摆脱既有思路，实现中国对外贸易创新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本文旨在分析实现这一创新的能力生成系统，它是中国对外贸易创新的能力供给体系，将为对外贸易创新增强适应能力、赢利能力、自稳能力和引领能力，同时还与动力供给系统、制度保障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等相互协调，共同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创新目标的实现。
一、对外贸易创新能力生成系统构建的时代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创新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发展最显著的特征，（注：唐海燕：《贸易创新与中国外贸发展》，《经济学家》，1995年第5期。）这为中国对外贸易创新明确了努力的方向，也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它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对外贸易创新积淀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1.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为中国对外贸易创新明确了方向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一个贯穿国际贸易全过程、涵盖国际贸易全部领域的全面的和立体的创新，它包括理论创新、观念创新、格局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构成创新以及工具创新等多个方面。（注：唐海燕：《国际贸易创新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适应国际贸易创新的发展，中国对外贸易创新也必须实现从理念、制度到结构、工具等的全方位变革。
从理念层面看，中国对外贸易必须摆脱过度追求出口的重商主义倾向，积极培育和发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互通有无，获取专业化经济和规模经济，着眼于提高经济福利；从制度层面看，中国对外贸易必须适应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区域贸易集团以及管理贸易制度等发展的需要，逐步建立起高效的外贸管理体制和应对机制，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费用；从结构层面看，中国对外贸易必须努力实现产品结构升级和贸易伙伴的多元化，以增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从工具层面看，中国对外贸易必须适应科技进步和规则变革的要求，学会在新的平台更高效率地开展贸易活动。适应日益深入的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业已深刻融入世界市场，并逐步成为全球经济链中的重要一环；而加入WTO则使经济运行受到国际规则和惯例的更大制约。因此，中国的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规则，对外贸易创新也只有符合国际贸易创新的方向和要求，才能更多地增进经济福利。
2.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为对外贸易创新积淀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特别是加入WTO以来的快速增长势头尤其引人注目。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统计，2003年中国进出口额和出口额世界排名均从2002年的第五位上升到第四位，进口额从第六位跃升至第三位，进、出口额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达到5.3％和5.9％。正是在这样高速发展和规模巨大的对外贸易活动中，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结合经济发展新阶段，反思外贸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尤其有利于探索创新的途径。
首先，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经济业已深刻融入国际市场，中国不仅不断需要世界市场消费其产品，而且高度依赖世界市场供给资源、技术、产品和服务。也就是说，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绝非简单的出口创汇和弥补国内供给不足，传统的过度面向出口的外贸战略难以适应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杨小凯认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一样，都是分工深化的产物，（注：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7月。）中国发展对外贸易应着眼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从而获得更大范围内的专业化经济。因此，通过对外贸易创新，中国应更好地发挥其综合比较优势，并使之上升为竞争优势，从而在国际分工中获取相对有利的地位，同时要积极优化贸易条件，节约交易费用，更好地解决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
其次，随着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已经由贸易小国转变成贸易大国，中国的许多产品都不再是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接受者，而是价格影响者、甚至制定者。因此，中国对粮食、能源、原材料等的大量进口，将可能使世界市场上这些产品的价格走高，从而增加进口成本；而当中国的大量制成品投向国际市场时，又可能引起价格战，从而使出口的利润空间缩小，并可能成为贸易摩擦的导火索。2003年，国际上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立案59起，涉案金额约22亿美元，创历年最高。（注：阮娴静：《中国对外贸易的现状及对策》，《企业改革与管理》，2004年第3期。）这些数据表明，中国迫切需要通过外贸创新适应贸易大国的角色转换。
第三，中国虽然已经成为贸易大国，但还远不是贸易强国。这首先表现为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难以充分体现中国的综合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附加值也不高。虽然单从美国商务部2002年的统计数据看，中国对美出口以纺织服装为主的格局已开始发生变化，计算机通信类产品出口份额在上升，但结合中国商务部的统计就可以知道，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仍然是加工贸易类，没能改变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现状。（注：阮娴静：《中国对外贸易的现状及对策》，《企业改革与管理》，2004年第3期。）从贸易的空间结构看，中国的贸易伙伴过于集中，从而削弱了抵抗风险的能力。当前，我国的贸易伙伴仍相对集中在欧亚和美洲，特别是几个主要的发达经济体，2002年，中国与日本、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额即占我国进出口贸易的46％，（注：课题组：《同异之间——我国与美日欧大国经济摩擦的特点分析》，《国际贸易》，2004年第3期。）近来由于它们纷纷采取保守的贸易政策，2003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仅为255.4亿美元，同比减少了16.1％。更严重的挑战来自于生产和交换领域的粗放型、片面追求数量的增长模式。由于技术水平低，中国的出口生产对能源和原材料等的使用效率很低，资源的大量消耗引起国内、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进而削弱了产品的出口竞争力。2004年3月，国内市场线材、螺纹钢价格均接近4000元/吨，热轧薄板价格5123元/吨，冷轧薄板570元/吨，棉花价格17396元/吨，这都使企业出口成本增加，还有地区因电力供应紧张，出口型生产企业被迫“停三开四”。（注：课题组：《同异之间——我国与美日欧大国经济摩擦的特点分析》，《国际贸易》，2004年第3期。）在交换领域，无论地方政府或企业都有扩大出口数量的倾向，结果导致价格的恶性竞争，甚至造成出口竞争出口量增加，出口额反而减少，反倾销控诉等也由此增多。由此可见，多年的外贸实践已经逐步明确了实现贸易强国目标的努力方向。
此外，中国加入WTO已经进入后过渡期，GATS、TRIPS和TRIMS等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新成果影响日渐深刻，国内的市场经济建设也正在逐步完善，小政府、大社会业已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随着政策环境的变化，政府、企业、中介组织及学术界正在适应制度创新探索新的功能定位。虽然合成谬误论对东亚出口增长模式将受限于国际市场容量的怀疑值得商榷，但依靠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竞争力的升级乃是摆脱后起的经济高速发展国家冲击和摆脱合成谬误的根本出路，这也符合知识经济发展的时代需要。
总之，对外贸易将更全面深刻地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将面临新的制度和技术环境，而贸易大国却非贸易强国的尴尬地位则为创新提供了诸多生动的经验教训。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积淀是创新成功的基础平台，国际贸易创新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经历夯实了创新的基础，也为创新明确了发展方向。对外贸易创新是由外部环境或内部因素的长期渐变集聚而引发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集中发展的国际贸易创新业已改变了对外贸易的外部环境，而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也使内部因素由量变走向质变，这都使创新的实现成为可能。
二、对外贸易创新能力生成系统构建的基础与内涵
创新能力首先表现为创新的适应能力，即创新必须适应时代发展和中国国情的要求，必须符合国际贸易创新的基本方向。系统论有关对称性破缺的研究表明，在创新发生前，创新可以选择的路径是多样的，但一旦创新朝某一方向发展，就会产生路径依赖。合理的创新将使中国对外贸易更好地适应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反之，则可能使对外贸易遭遇更多坎坷。因此，不断累积对外贸易的相关知识、技术和实践经验，从而为创新的路径选择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将极大地增强创新的适应能力。
其次，创新能力表现为创新的赢利能力，即创新必须有利于对外贸易利润水平的提高或其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增强。创新适应了发展的需要，并不等于创新必然地增加经济利润。创新毕竟是必须支付成本的经济活动，无论信息收集、方案选择或创新过程中新技术、新制度或组织的建立、使用等都需要支付成本。创新适应能力的增强有助于节约制度变迁(因为它更容易被接受或采纳)的成本和提高创新的收益，但设计更科学合理的创新方案，增强有关各方在创新中的协同作用才是赢利能力增强的关键。当然，对外贸易创新的成本——收益比较并不是纯粹的经济利益分析，创新如果能推动发展模式的变革，那么它对中国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的积极影响将是难以用任何经济指标度量的。
第三，创新能力还表现为创新的自稳能力，即创新必须在不断试错和博弈中向着既定的正确目标发展。创新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创新方案不仅必须在试点推行中接受检验，也必须在全面推广中继续接受反馈，在此过程中，能力生成系统应该凭借其自组织能力不断向既定目标接近，而不是在“噪音”的影响下远离这一目标。创新的推行过程可以借助博弈理论的多人动态博弈序嵌贯模型来分析，创新方案的提出会受到非参与者心情复杂的各种反应，参与者则应根据反馈的信息对方案进行修正后继续推出，如此反复数次，最后达到均衡。（注：唐海燕：《国际贸易创新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如果博弈的过程最终导致创新既定的主要目标未能实现，创新的自稳能力就值得怀疑；如果博弈过程使创新方案能更好地实现既定目标，创新的自稳能力就提高了创新的效益。如果有关各方能在系统运行中加强交流和沟通，创新的目标就能成为共识，创新方案也能在集思广益中不断优化，自稳能力也由此增强。
第四，创新能力也表现为创新的引领能力，即创新应当在不断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的变化中持续深化，并对其产生积极的反馈作用。适应能力、赢利能力和自稳能力都基于创新对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已有变化的被动响应，但随着创新能力的增强，有关各方应更敏锐地洞察到内外条件的变化趋势，并通过持续地创新，促进内外因素向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演变，最终实现由跟随型创新到引领型创新的转变。中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如果贸易创新的目标能够不断实现和优化，中国就必将成为贸易强国，因此，有关各方应当在充分占有知识和信息的基础上，逐步加强前瞻性研究，从而增强引领贸易创新的能力。
可见，适应能力、赢利能力、自稳能力和引领能力是我国对外贸易能力生成系统的基本内涵。其中，适应能力是创新成功的前提，赢利能力是创新成功的标志，自稳能力是创新成功的保障，而引领能力是创新不断成功的努力方向，它们都主要依靠内部有关各方的积极工作和协调配合，最终都推动着中国贸易竞争优势的保持和提升。当然，能力生成系统也具有开放性，必须不断与外部环境交流能量和信息。能力增强所必需的信息收集和试错反馈过程都以充分的外部信息占有为基础，而引领能力的发挥则是系统向外辐射信息和能量的集中体现。
三、能力生成系统运行的内在机理
我国的对外贸易创新业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适应能力，但由于创新过程缺乏全面细致的研究，也缺乏有效的试错反馈机制，导致创新的结果只能是低水平的适应，不仅不具备超前性，而且难以获得较大的利润。因此，探索能力生成系统的内在运行机理，优化系统内各主要环节，从而增强系统创新能力很有必要。
任何系统的内部组成和运行机制都是复杂的，能力生成系统也不例外。考虑到政府、企业、中介组织和学术界等乃是对外贸易创新的主要相关主体，因此分析它们各自的功能定位有助于初步探索能力生成系统运行的内在机理。
附图
图1 对外贸易创新的能力生成系统
图1是对外贸易创新能力生成系统的描述性模型，虚线框内是能力生成系统的主要主体。模型的涵义是，组织体根据信息部提供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及最新宏观信息，确定对外贸易创新的目标，并依据目标指导创新机构设计、执行创新方案；创新机构根据自身的实践经验和信息部提供的微观信息，在组织体的指导下确定具体的创新方案，并在国际市场上实际执行方案；为优化组织体和创新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以及优化创新方案执行的市场环境，联结器将加强组织体和创新机构之间、创新机构与国际市场之间的交流反馈；最后，通过评估和反馈创新方案在国际市场执行的绩效，进一步修正对外贸易创新方案或确立新的创新目标，从而推进新一轮更高水平的对外贸易创新。考虑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特殊制度文化环境，笔者认为政府、企业、中介组织和学术界可分别承担起能力生成系统中组织体、创新机构、联结器和信息部的主要职能。当然，这种主体之间的功能定位并不是绝对的，无数小的创新可能由企业直接承担组织体和创新机构的双重职能，而某些大的、根本性的创新需要政府或其直属机构制定和执行创新方案，企业则不过是创新方案的部分执行者。此外，学术界的信息部职能也常常需要政府、企业和中介组织的共同参与。
1.政府是对外贸易创新的组织体
组织体在对外贸易创新中担负着领导和协调职能，其积极性、主动性、效率及综合实力的高低将决定着对外贸易创新的质量。虽然，从国际贸易创新的实践看，企业或企业集团、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可以成为创新的组织体，（注：唐海燕：《国际贸易创新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但着眼于中国国情，政府仍然是对外贸易创新最重要的组织体。这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当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创新是全方位的创新，只有政府才能从宏观尺度、制度层面真正领导和协调创新工程；二是因为中国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足，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更高；三是因为中国企业的综合实力仍然有限，而政府能支配大量资源，从而确保对外贸易创新质量的提高。
政府的组织体职能首先表现为协调相关部门利益，确定创新的目标和时机。政府应当通过驻外机构、咨询课题和实地调研，收集大量对外贸易的理论和实践信息，并在充分听取企业、中介组织以及学术界等各方意见的前提下，对创新目标做出正确的抉择。为提高创新的效率，政府还应全面分析国内外影响因素的变化情况，制定合适的创新时间表。
其次，政府应为创新创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作为制度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政府理应在反思以往制度、政策缺陷的基础上，根据创新目标推出新的、更适应发展要求的制度、政策。不仅如此，为增强企业、学术界等参与创新的积极性，政府应出台政策鼓励相关咨询课题、技术攻关和产业化研究的开展；为更好地发挥中介组织的联结器作用，政府应规范和扶持包括行业协会在内的中介机构发展。
第三，政府应为外贸创新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包括信息服务、教育培训服务以及公共设施服务等。政府的信息服务不仅要为企业提供最新的国际市场信息，更要为引导产业升级换代提供帮助。外贸水平的提高不仅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也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在全面提高人口素质、树立社会诚信氛围等方面，政府也应有所作为。政府应适应工具创新的要求，提供高科技含量的硬件设施和人员培训服务。
第四，政府职能和管理模式的转变也是对外贸易创新的重要内容，但在政府尚未完全退出微观经济活动之前，协调好外贸活动中，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尤显重要。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中央、省、市三级分级化管理外贸活动的体系，通过明确这一体系中各级管理的控制目标或任务，从而完善这一体系将对对外贸易的结构性调整起到关键性作用。针对地方政府较多直接参与外贸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价格竞争的状况，省、市两级外贸部门必须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分析本地区进出口产品结构、确定本地区优势产业以及为本地区进出口产品提供帮助等方面，而中央政府也应协调好各地方政府间关系，促成公平、有序竞争的实现。
2.企业是对外贸易创新的重要基础和主要依靠力量
创新机构是在组织体指导下，根据创新目标，具体制定和实施创新方案的部门。企业是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对外贸易活动的直接参与者，理应结合自身实际，合理制定并执行具体的创新方案。随着对外贸易创新的深化，企业参与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效率及综合实力将不断增强，从而在未来的创新中更多地担当起组织体的作用。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乃是企业真正承担起创新机构职能的必然选择，政府、学术界和中介组织也应积极帮助企业的创新活动。
3.中介组织应成为对外贸易创新的联结器
促进包括行业协会在内的中介组织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提高对外贸易创新的效率。中介组织通过搭起组织体与创新机构之间以及创新机构与国际市场之间的桥梁，减少了政府、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创新目标和方案更为合理。当前，建立行业内部横向战略联盟和行业信息平台等的呼声很高，这反映出单纯依靠政府、企业参与外贸活动和外贸创新的确存在缺陷。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专业特长和沟通功能，有助于激发系统内部的协同作用，从而提高能力生成系统的运行效率。
4.学术界是对外贸易创新的信息部
信息部是创新过程中关键的辅助决策部门。虽然政府、企业和中介组织等都是重要的信息源泉，但学术界以其深厚的信息积淀和独特的价值取向成为最主要的信息部。多年来，我国学术界业已对中国对外贸易进行了大量理论和实践研究，这些都是确立创新目标、制定创新方案的重要依据。随着创新的深入，学术界还将继续加强与政府、企业和中介组织的沟通，开放地吸收国外先进成果，更好地承担起辅助决策职能。目前看来，学术研究还存在针对性不足、可操作性不强等缺陷，需要大量扎实的应用研究和案例研究来弥补。
诚然，能力生成系统的内在机理还存在许多灰色环节，实际运行也更为复杂，但正是在组织体、创新机构、联结器和信息部等的相互协同作用下，中国对外贸易创新的能力将不断增强。创新的关键在人才，能力生成系统的运行也依赖各环节丰富的人才资源作为保障。中国业已储备的大量外贸人才使外贸创新成为可能，但不断培养高素质的外贸专才才能弥补人才缺口，从而保障外贸创新的真正实现。
四、能力生成系统运行的外部协调
中国对外贸易创新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大系统，能力生成系统作为中国对外贸易创新系统的一个子系统，需要不断与动力供给系统、技术创新系统、制度保障系统等其他三个子系统交流能量和信息。其中，动力供给系统是能力生成系统不断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推进力量，制度保障系统则为能力生成系统高效运行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而技术创新系统更是能力生成系统发展的硬件支撑。另一方面，能力生成系统的发展也增强了中国对外贸易创新的推进力量，并使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有可能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总之，正是能力生成系统和动力供给系统、制度保障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等的相互协调，共同促成了中国对外贸易创新系统的高效运行和功能优化，并最终推动着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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