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八十年代#183;文本和细读——文学史阐释模型的无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模型论文,无力论文,文本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承志在文坛有一个不错的开始，但也仅仅是一瞬，更长久经历的是评论家的尖锐言辞和文学史的暧昧态度。《北方的河》这部中篇小说的遭遇即是明证。难怪新世纪初有学者发出这样的感慨：“《北方的河》是八十年代一部影响深远的作品，但各种版本的当代文学史在谈到这部作品时却往往语焉不详。评论文章虽有不少，但多停留于对‘青春’、‘理想’等等观念的讨论，缺乏更深层次的探讨。”[1]这意味着对《北方的河》的理解长时期地停留在诞生不久的评论所作出的定位，并固化在了文学史的书写之中。这就需要以一种超然的立场重新进入这部小说。
《北方的河》作者一共写到了六条北方大河，将这些大河连接起来的是“他”——一个准备报考人文地理学研究生的考试这一具体行动过程。主人公在复习备考中不断用“汉语方言的知识和考古学文化的知识”给自己打气，在面见未来的导师柳先生时也获得了“综合其它学科”的建议，由此可见，这种“科学精神”或“科学主义”对小说的影响是深刻的。如果止步于此，我们看到的确是一个1980年代标准的“知识分子写作”。但这除了加强已有的认知之外并无更多价值，亦无法透过文学史预设的重重迷雾直抵作品原貌。
如果单纯地审视这六条河流，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关联：额尔齐斯河地处边疆少数民族文明地区，无定河叙述了民间经验(无定河边的“绥德后生”)，黑龙江彰显出一种浪漫主义气质；黄河位于中原汉文明地区；湟水则与早期华夏文明相勾连；永定河与古代都城文明和现代城市文明相关联的北京毗邻。这样就一目了然：被当时主流批评界提取出的乃是一组与当时的知识界闪耀出的“精英姿态”和“启蒙意识”相关的河流。然而，对于这六条河的叙述，张承志并不是将它们放在同一个层面来展开的，这里存在着“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的交错：如果按照“故事时间”，六条河的顺序是“额尔齐斯河→无定河→黄河→湟水→永定河(→黑龙江)”；但是按照“叙述时间”，则是“无定河→黄河→额尔齐斯河→湟水→永定河(→黑龙江)”。“黑龙江”之所以放在了括号里，是因为主人公并未亲临其畔，而是梦中的一次游历；而无定河则是惟一一条没有正面刻画的河流，只是作为背景出现在了主人公与绥德汉子的交往中。通过叙事上的技巧，额尔齐斯河、无定河与黑龙江就被推向了叙述的“后台”，只有黄河、湟水、永定河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呈现在了表层。这样，与前者相对应的边疆少数民族文明、民间经验和浪漫主义气质即处在半隐藏或半封冻状态。我们知道，回民(牧民)自觉、底层认同和浪漫派作风是贯穿张承志创作始终的思想主脉，当它们被置于一种显而不彰的地位时，我们便能更清晰地体察出小说内部的纠缠。至于主人公深为看重的黑龙江，则因为女摄影记者的请求、路费拮据、母亲入院等一再推迟，于是选择了湟水和京郊永定河。“黑龙江”和“研究生考试”是整篇小说情节演进的两个关键动力源，后者是即将发生的客观事件，前者却多次因为现实的冲撞而难以实现。
就在主人公一心进入知识分子话语系统的同时，自己身上的特异性也在不时显露。从第一章开始，“理智与情感”就在主人公的意识中纠缠，尤其在畅游黄河之后其思想的裂痕更具冲击力。有趣的是，这些念头都存在于心理描写之中，“他”所说的话仍然是言必称“自然地理讲义和历史地理书”一类的专业用语。所以，在两个方向上延展的张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主人公的头脑，主人公也一直承受着这样的撕扯，写诗受挫这一情节恰好反映了这种张力带来的撕裂感。可以作为参照阅读的是，就在“写不出诗”的同时，“那篇充大人的所谓论文却写得很顺手”。
这里我们可以稍稍旁顾，比较张承志此间相近的其它小说。张承志早期作品多是田园牧歌式的抒情之作：《黄泥小屋》有不平之气但受到宗教情绪的感染而显平静；《神示的诗篇》三作激情充溢却并无盛怒；较为特殊的是《大阪》和《Graffiti——胡涂乱抹》。细究之，《大阪》之急迫和怒气来自故事层面的“妻子难产”，文本叙述层面分明有拉开距离后的态度表达(“征服”与“崇敬”自然)；《Graffiti——胡涂乱抹》虽然有发泄，但不似《北方的河》那般纠结，而是无怒而畅快淋漓。通观张承志的小说创作，《北方的河》体现出的焦躁暴烈和自然之美的交融无疑是个另类。
其实，在这种张力下挣扎的不仅是主人公“他”一人，徐华北也处在相同的境地。在准考证受挫、“他”去找徐华北希望徐在A委员会的姑父能助一臂之力时，二人发生了激烈的对峙。“他”的暴怒由于强力克制而仅处在心理活动层面，但徐华北则爆发出来了，先是猛砸钢琴发出“吓人的轰鸣”，之后满脸涨红，急促走动。与主人公不同的是，由徐华北学过钢琴、学过绘画、并宣称“懂艺术”以及对知青生涯的抱怨说明，徐的本性不是扎根在“边缘”而是身处“精英”内部，笔者以为，出于对“精英”立场的认同最终导致了徐华北与“他”在精神上的渐行渐远。这也是为什么作为“河的儿子”的“他”反复强调徐华北“不配写额尔齐斯河”的根本原因，同时这也是女记者最终选择徐华北作为自己依靠的“岩石”的根本原因：女记者的精神底色是与徐华北相同而与“他”相反的新启蒙思维的精英立场。综上，思想立场的对立不仅发生在主人公“他”和徐华北之间，也发生在“他”与女摄影记者、与徐华北的交往过程中，这三位主人公的性格及其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更是整篇小说艺术风格的源头。
就题材内容而言，《北方的河》也堪称张承志小说的异类：将考研究生的知青大学生作为第一主人公，这在热衷描写牧民与教徒的张承志小说中可谓凤毛麟角。对张承志自己而言，这种怪异的姿态不能不说是1980年代时代话语主宰的产物。这样看来，与时代甚为“合拍”的《北方的河》表面来看可以说是一部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但其精神底色的偏离却导致文本出现巨大裂痕。这正是这篇小说的特异之处。
肌肉痉挛这一细节在小说中被多次提及。右肩三角肌的疼痛源自主人公第二次横渡黄河，与第一次的轻松随意比较，这一次增加了对精英身份的强调和对知识阶层的向往，被替代的则是民间经验。表层的从“青春”到力量“背叛”的过程，对应的是深层从“野性”到“文明”的过程。此后，三角肌经历了“隐隐作痛”(第二章)、“钻心地”“持久疼痛”(第三章)、“撕裂似的”疼痛(第四章)、“麻木的”感觉(第五章)，在这期间，主人公则在考察河流的快意舒畅和复习备考的愁苦彷徨之间往复。三角肌的痛感与主人公的活动并非毫无关系，相反，二者一直是一种连动状态，即痛感通常在复习准备得以深入时开始发作。第三章里，主人公与颜林父和柳先生有过几次交谈并全面展开了复习、翻译和论文写作，三角肌的病症便“钻心”、“持久”起来；第四章是三角肌反应最强烈的一章，几乎形成了某种魔咒：由柳先生希望“他”具有跨诸门科学的知识背景发展到“一动就痛”，寄希望徐华北姑父帮忙准考证而与徐华北交恶后疼痛便“生根”“潜伏”下来，即将抵达永定河时酸麻，在永定河边重新汲取了冲向研究生考试的力量时“痛如撕裂”(永定河的作用比较特殊，更多被用来作为“励志”启示录而非膜拜对象的自然物)。而至第五章，关于北方大河的诗的创作渐入佳境，右肩只是“麻木”，到了梦中看到开冻的壮阔黑龙江时，竟再无丝毫痛感，取而代之的是神力的复苏。
进入新时期，文学世界更多的是女体之发现，张承志选择的“兵刃”却是男体。三角肌使男性的上半身呈倒三角形，从而使整个男性胴体带有力量和侵略的意味。可以说，三角肌是男性战斗力量最好的象征之一。张承志是个少有的酷爱炫耀肌肉的作家，这不仅指其文化层面上的决绝立场和行文风格上的决堤气势，还在于实在地描写人体之美与肌肉强健，比如韩三十八的胸肌(《九座宫殿》)、白音宝力格的二头肌(《黑骏马》)、知青“他”的胸肌和肩头三角肌(《老桥》)、平田英男肩膀上的肌肉(《金牧场》)、以及大学生“他”的胸肌和右肩三角肌(《北方的河》)。但在《北方的河》中，三角肌虽然多次出现，却都被作者小心翼翼地框限在非健康的状态下，它不是作为强蛮的展览而是病态的痉挛而呈示的，从而收敛了可能带来的自我炫耀的意图和冲击力。
另一个有趣的符码是“冈林信康”。张承志对冈林信康的喜爱是溢于言表的，二人也有多年交谊。但在《北方的河》中，作者对歌曲或歌手没有发出一句评论，这与他在其它场合对冈林信康的追捧大相径庭。虽然张承志从来很自觉地“主动做出不触及他早期左翼政治歌曲的姿态”[2]，在疯狂膜拜冈林的《金牧场》中也只是一提而过曾作为“小国际歌”的《朋友呵》，但在这里，连其风驰电掣的风格也被遮蔽：“过分清晰的，带着喘息和胸腔震鸣的、原样的肉声，给了我异样的、首先是生理的感觉。评论家富泽一诚说，他在日比谷的‘野音’听冈林信康音乐会时，感觉像是被铁锤猛砸着后脑。一种过度的刺激，如一阵风般把人掳掠而去，使人完全不能抵抗”[3]。与这种定位相匹敌，《金牧场》择取的小林一雄(原形即冈林)的曲目许多都反映了冈林的强劲一面，尤其是被反复吟颂的《绝望的前卫》、《向着自由的长旅》。张承志本人对这种狂颠的魔力是难以抗拒的，若论气势，《北方的河》远胜《金牧场》，但面对冈林时却失去了力量。这颇有些意味深长。
可作比照的还有《Graffiti——胡涂乱抹》。这篇小说的题目即是借用冈林第11张专辑的名称。小说这样解说这个名称：“GRAFFITI是年轻人最后的特权，也是古老民族再生时热烈的噪音。在海报上我把这个洋题目注释‘噪音’二字。在幅员辽阔的大陆上应该潜伏着躁动；在一片狂热的轰鸣之中，它生殖五谷，唤雨布云，它舒展江河的脉管，停止山峦的臂肩，它催生文明，蜕变血统，它造就着种种的差异，养育着代代的诗和歌。”一种反抗与创造的“噪音”却被选筛成了一曲未完的情歌，暗含着某种战略性转移。
“他”和女摄影记者是在《你究竟是我的谁》的歌声中分手的。女主人公“需要有块岩石靠靠”的心境与所引歌词有着完全不同的立场：歌曲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不能理解，在小说里其实只是“他”对“她”的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看到“现世”的“她”跟随“理想主义情怀”的“他”跑了三条大河，而“他”却从来都对“她”个人的抉择投以鄙夷之气。所以，冈林之歌在这里只是作为“他”的心声而放出，而非“对独自奋斗的女性的同样心情”的浅唱[4]。加上叙述层面女主人公的心理独白，实际形成了两种对立的心理的角斗场。由前所述，男女主人公之间体现着启蒙与民间立场的针锋相对，但这里并没有激发出先前那些暴戾的火光，关键还在于这首歌的抒情风格。张承志曾说：“我的体验常常被他唱出，多少次使我惊奇和感到亲切。”[3]设想，如果更换其它更为硬气的冈林歌曲，“他”的心声当然还会被传达出来，男女主人公的关系还会得到暗示，但那时小说就会是剑拔弩张而绝不是现在这般悠远绵长了。
一般来说，民谣、摇滚对精英世界心怀强烈不满是常有的事，反过来，精英化的知识界也向来以古典音乐为高雅而以20世纪的现代音乐为庸俗。张承志对一度是左翼“民谣之神”的冈林信康形象的选择性塑造，与对右肩三角肌的非健康处理一样，暗地里形成了一种缓冲地带，使得小说思想立场的尖锐冲突平和化。在《致友人》中，张承志谈到《北方的河》时这样说：“我原想写一篇客观冷静的小说”；但在其它时候作者却这样说：“我发现真正优秀的小说家必须是一定程度的冷血动物。他们能旁观，能调和，能冷静和冷漠……而我很难如此。”[5](P2)这种针锋相对的矛盾性表述出自同一个人，也足以引起我们对《北方的河》这部小说的重视。韦勒克认为：“每一个术语都只能描述文学作品的一个方面，或表示它在语义上的一个特征；没有单独一个术语本身就能令人满意。”[6](P16)由阿尔蒂利、高拉克、奈莫伊阿努所强调的具有“盛行的价值观的对照物的作用”[7](P63)不仅仅是文学经典，对经典的选择、排序以及赋予其文学史中何种身份、地位等行为，同样能够体现出一个时代、一个群体或一种研究方式的倾向。这些阐释模型一经提出，便“天下云集响应”，从此在文学史中割据一方。就《北方的河》而言，当下我们要反思的是，即使不考虑这些阐释模型提出时所带有的各种政治的、社会的意图，仅就时隔近三十年国家政策、文学场秩序、学术环境等方面无不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言，继续沿用先前、甚至是并不科学的阐释模型，也难免会使文学史书写有所掣肘。现在不断“发现”的“无法归类”的作家或作品也许正是这种现象的表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