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期的大国关系集中为话语权的竞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国论文,话语权论文,时期论文,危机论文,竞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推动社会生态、国际格局和国际思潮发生重大调整。尤其是在中国全面融入国际体系的背景下，后危机时期的国际关系加速调整，逐渐从以传统的实力竞争为主转变为推进利益合作基础上的话语竞争为主，话语权的争夺成为国际关系的新特征。以中美关系为例，在几乎所有问题上，两国都面临如何化解话语分歧，寻求话语共识的挑战。中美两国在可预见的将来既不会恢复到冷战期间美苏关系那样的对抗遏制关系，也不会形成美国和欧日盟友那样的同盟关系，更不可能重复美英霸权更替的世界政治领导更迭，而是会长期保持在利益协调与合作基础上的话语竞争关系，中美两国既是全球治理的伙伴，也是话语竞争的对手。
从实力角逐到话语竞争
受国际社会生态、国际格局和国际思潮变化的影响，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中美关系重心逐渐从实力角逐转移到话语竞争上。
社会生态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重要特征，改变了中美关系运行的社会生态，推动着自1500年以来的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正在向着新的全球体系发展，世界正在步入一个“无极时代”。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再也无法成为世界上横行无阻的“极国家”，中美关系越来越呈现出“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新特征。
一是中美关系被“重新国际化”了。越来越多的国内议题、双边关系议题、地区和全球议题成为中美首脑峰会的主题。自2009年以来，胡锦涛和奥巴马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会晤7次，谈及了宏观政策协调、国际金融改革、气候变化、地区热点问题等众多问题，中美双方对众多国际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受到世界舆论高度关注，中美关系问题不仅是双边关系问题，更关乎整个世界全局。
二是中美关系触及深层结构。中美在军事、安全、经济、贸易、汇率、能源、资源、气候、环保、人文等领域的深层交往牵引两国外交向深层延伸。各种“中美国”论、“金融恐怖平衡论”、“利害攸关方论”、“战略再保证论”等不断涌现，中美关系的模式和理念正在酝酿新的重大变化。2010年5月24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对话涉及促进强劲的经济复苏和更加持续、平衡的经济增长，促进互利共赢的贸易和投资，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美方则派出了2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充分表明中美合作领域向着纵深推进。
三是中美关系战略性增强。中美关系向各自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伸展的趋势，特别是以双边机制化与多元机制化为标志的复杂勾连，大大提升了中美关系的战略敏感度。2010年以来，中美在对台军售、谷歌事件、贸易摩擦、汇率争端、伊朗问题、黄海军演、南海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每一次碰撞，都令人侧目，中美战略联动性、全局敏感性、国际震荡性都令人刮目相看，双方在战略意图上的频频试探，在战略动作上谨慎操作，在危机管控上的刻意克制，都充分表明中美关系战略性在大大增强。
国际格局
国际格局是决定中美关系的根本因素。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格局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美国及其盟国等主导国际体系的西方发达国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沉重打击，整体综合实力下降，在世界上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受到冲击。同时，新兴经济体国家群体性崛起，国力蒸蒸日上，发展中国家群体地位和影响力正在上升，过去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格局正在被打破，推动原有国际制度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向，围绕改制和建制的角逐越来越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内容。
一是中美转制之争。金融危机凸显了原有国际制度的不足，国际制度转型成为大势所趋，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其他联合国组织、八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北约、军备控制机制以及各种区域和议题领域的治理机制都将需要适应全球环境的变化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和调整。在这一转制过程中，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代表着国际社会中“既得利益国家集团”的利益，中国则代表最大的发展中新兴大国，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围绕一系列全球发展问题展开激烈的较量和角逐。2010年，中美在当今世界舞台的几乎所有问题上进行激烈的较量，比如关于IMF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问题上的争论，关于从G8到G20转制的争论，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角逐等，核心都是转制方案之争。围绕如何在西方不再占据超强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改革国际制度，这将是一个激烈而艰难的博弈。面对这场争论，中国如何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为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转型贡献力量，不仅是国际社会赋予中国的责任，也是中国未来长期和平发展的内在需要。
二是中美建制之争。除了新兴大国群崛起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外，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也是国际格局变革的重要体现。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国际社会运动、全球性媒体、跨国宗教团体、持不同政见者、国际恐怖主义、政治分离主义势力等，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活跃，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跨国犯罪、全球贫困、国际反恐、打击海盗、防灾减灾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事务中，如何吸纳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创建更加有效的国际制度，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一个重要问题。2010年，中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的碳排放标准之争，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上的角力，在海地、巴基斯坦等地区抗震救灾问题上的危机管理机制口角，以及在全球反贫困事业、防治艾滋病以及开发新能源和环保新技术等问题上的方案之争，都无不显示出中美在建制方面的争论。
国际思潮
就国际思潮而言，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出现新特点，以美国模式为代表的西方自由市场发展模式和所谓民主价值观难以一统天下，中国和美国作为最具实力且最有活力的两大经济体，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无法摆脱两种体系和多元模式之间的对话和竞争。
一是中美社会制度的竞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将长期处于相互竞争之中。在经济领域，与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保标准、健康标准等议题交织在一起；在政治领域，与民主选举、腐败问题、民族问题和人权问题交织在一起；在社会文化领域，将会与贫困问题、医疗问题、女权问题、住房问题、宗教问题、教育问题等纠结在一起，2010年，中美在谷歌事件等问题上的口角折射出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的深刻性和长期性。
二是中美发展模式的竞争。金融危机以来，围绕“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争论一直持续，甚至有美国学者明确提出，中国对美国最大的挑战将是发展模式的挑战。在2010年，中美在发展模式上的竞争围绕着“普世价值”和“中国模式”的争论而展开。一种看法在极力推动把特殊的美国模式美化为“普世价值”；另一种认为人类社会根本不存在任何共同的价值，其极端就是认为“中国模式”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格格不入。
三是中美科技教育的竞争。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正在孕育一场大规模的产业革命和智业革命，中美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教育研发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中美角逐的重心正在从实力竞争转移到科技和人才竞争上。比如美国在新能源和环保产业上的大规模投入和国际瞩目的“新太空”计划，中国推出的“千人计划”、“登月探测计划”和2010年10月10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都把发展重点聚焦在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规模吸纳优秀人才上，中美在科技竞争和人才争夺上较量日趋激烈。
总之，由于国际社会、国际格局和国际思潮变化，为国际关系提出了新问题、新挑战。作为后危机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中美各自代表守成战略力量和新兴战略力量，都在积极提出新理念、新主张、新概念，加紧争夺国际话语权和道义高地，中美关系的重心越来越从实力较量转移到话语竞争上来。
中美话语较量的焦点
随着两国卷入全球化和彼此合作程度的加深，缘于两国基本国情迥异、发展落差很大、社会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等诸多差异而产生的话语竞争就凸现出来，话语较量上升为决定中美战略全局的重要维度，中美关系在话语权的争夺覆盖了中美关系的各个领域。
秩序话语：美国领导论与和谐世界论
在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打击之后，美国已经意识到中国、德国、印度对美国的竞争压力，但美国始终恪守美国领导世界论。奥巴马总统上任后曾多次公开表示，美国只能当“世界第一”，不能当“世界第二”。在美国看来，即便美国不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也必须是第一超级大国，整个世界只能建立某种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所谓的G2论、伙伴论、中美国论，都不过是将中国编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中罢了。
相比之下，中国鲜明主张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自2003年5月28日胡锦涛主席在访问俄罗斯期间首次提出“实现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国际社会要通力合作，不懈努力，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以来，先后在多个场合阐述和谐世界的内涵。显然，和谐世界论和美国领导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谐世界论强调每一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平等是国际关系的首要原则；美国领导论则强调美国要保持领导地位，国家间关系按照实力原则排序，不平等原则是其首要原则。和谐世界论所追求的是一个民主化的世界，美国领导论所谋求的是美国霸权的世界。
战略话语：中美“遏触”论与中美协调论
在对华战略上，美国战略界一直有不同的观点。自奥巴马入主白宫以来，概括起来，无非包括两派观点：
一种观点来自鸽派。鸽派是主张采取柔性温和的态度及手段处理外交、军事等问题的人士、团体或势力，包括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贝德，副主任中国问题专家麦艾文(Evan Mediros)、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等，这一派主张实行“中美接触论”，提出中美双方要通过“战略再保证”，美国需要同中国在国家安全、外交、政治、经济和贸易等方面打交道，避免在各项政策上激怒中国，主张对话采取安抚、妥协的政策，互相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不断提升双方的战略互信，由于这一派主张对华十分温和，被鹰派鄙夷为“磕头派”。
另一种观点来自鹰派。鹰派是主张采取强势外交手段或积极军事扩张的人士、团体或势力，在布什政府时期鹰派实力达到顶峰。在奥巴马政府内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柯特·坎贝尔、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詹姆斯·琼斯、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和主管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葛瑞格森、中央情报局局长帕内塔、奥巴马高级顾问丹尼斯·罗斯等都是带有强烈鹰派倾向的官员。在鹰派看来，对中国的崛起必须采取强硬态度和高调立场，毫不犹豫地确立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领导权，中国必须在经济复苏、气候变化、反恐、防扩等全球事务和伊朗问题、朝鲜问题等地区事务上配合美国，批评奥巴马对华政策不够强硬，应该实施对华强硬的抑制政策。
在奥巴马上任之初，鸽派占据上风，中美关系一度表现出十分活跃和密切的势头。然而，自奥巴马访华和哥本哈根大会以后，中美在伊核制裁、朝核谈判、人民币汇率以及其他经济贸易问题上相互较量。一些美国高级官员就得出结论：对华接触政策完全无用。斯坦伯格提出中美“战略再保证”概念也受到冷落，由希拉里为首的对华“失望派”掌握了话语权，加之美国舆论中日益升温的“中国傲慢论”，推动美国政府在中美双边关系问题上开始从“中美接触论”走向“对华强硬论”。具体来说，寻求美国绝对力量优势，在夯实自身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优势的基础上，以巩固与盟国的同盟关系为基轴，争取与各大战略力量比如俄罗斯、中国、印度、印尼、巴西、南非等建立伙伴关系，进而对全球事务和地区热点实施美国领导下的多边机构治理。中美在亚洲地区的战略博弈是2010年中美战略话语竞争的一种缩影。
相比美国国内存在的“接触派”和“遏制派”，中国国内也存在着“鹰派”和“鸽派”的分化。鹰派主要来自军界、民间舆论和一些现实主义倾向的战略家，他们强调对美国要采取强硬姿态，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绝不退步，反对美国对华实施所谓“C型包围”，必要的时候需要向美国“显示肌肉”。鸽派则主要来自外交界、商界、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战略家，他们强调中国仍需韬光养晦，中美“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遏制好”、“伙伴比对手好”，要不急不躁地处理中美关系。
与体制外的热烈的战略讨论相比，体制内对处理中美关系的主流战略话语是“中美协调论”。2010年5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中美要加强地区热点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协调，认为中美协调机制是多样的，前提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就协调内容而言，胡锦涛强调，中美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复苏；加强经贸、能源、环境、反恐、防扩散、执法、科技、教育、农业、卫生、质检等方面交流合作，积极拓展民用航空、高速铁路、基础设施建设、空间探索等新的合作领域等。即便是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黄海军演、中日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朝韩炮击问题上，中国依然采取中美协调的立场。特别是在朝韩炮击后，中国依然为此进行积极努力，倡议召开六方会谈团长会议，杨洁篪外长和希拉里国务卿、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开展“电话外交”，为稳定地区局势进行积极协调。
此外，尽管中国强调加强中美在一系列问题领域中的协调，但明确反对美国提出的“两国集团”(G2)的倡议，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反对美国打中国牌，主张多边问题与中美双边关系问题脱钩，独立自主地作出自己的立场和选择。中美在协调论、接触论、遏制论等话语上的竞争还将持续下去。
机制话语：民主同盟论与制度公正论
在后危机时代，投资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金融危机冲击波等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八国集团等国际机构和组织的关注，以适应全球化挑战的新格局。
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代表着国际社会中“既得利益国家集团”的利益，在国际制度改革上更强调发达国家的立场。奥巴马入主白宫以后，在国际制度改革上倾向于如何继续维持美国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推进改革，提出了塑造基于共同安全、共同繁荣和共同价值的制度安排，侧重巩固共享价值和共享利益的同盟关系，加强美国主导下的多边治理。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美国试图弱化联合国的地位，将联合国改革作为战略调整的工具，拉拢和美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类似的国家，比如公开表示支持日本、印度入常，借机捆绑国家利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问题上，美国尽管表态支持改革，但更倾向于迫使欧洲国家向新兴经济体席位，不愿意放弃对现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领导权。在地区机制问题上，美国加强在亚洲地区多边机构的参与。美国积极寻求加入东亚峰会，并高调介入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美国把东盟视作地区结构性的支持，视为诸多政治、经济和战略问题上不可或缺的机构，为了与东盟建立更加牢固的联系，美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向东盟派驻美国外交使团，参加东盟国防部长会议，开展东盟与美国首脑峰会。不难看出，美国在国际制度改革上仍然寻求重建美国的领导力，不肯放弃国际话语权。
相比之下，中国倡导制度公正论，积极推进国际制度改革，要求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中的知情权、话语权和影响力，提升国际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联合国改革上，中国一如既往地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在安理会改革、秘书长人选等议题始终强调增加发展中国家发言权。在G20框架内，中国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为改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严重低估、代表性不足的局面，中国强调增强基金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胡锦涛和温家宝在众多国际场合明确表达了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主张。在地区机制问题上，中国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欢迎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加入东亚峰会，积极参与地区多边机制建设。在朝鲜半岛、钓鱼岛、南中国海等一系列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和冷静，始终坚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竭尽全力防止局势紧张和升级。可见，中国代表最大的发展中新兴大国，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强调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争取话语权。
价值话语：普世价值论与中国特色论
中美在话语竞争的一个重要战场就是关于价值观的争论。2010年，中美两国在谷歌事件、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明显存在着明显争论。
美国坚持普世价值论。几乎在所有问题上，美国认为自己所恪守的自由、平等、宽容等价值是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美国模式优于其他一切模式，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将万流归一。奥巴马总统访华时候，仍然不忘向中国青年进行推销所谓“普世权利”。2010年11月10日，奥巴马在印度尼西亚大学讲堂演讲时，继续推销所谓的“普世价值”，认为“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携手并进的关系——某些价值观是普世皆准的。没有自由的繁荣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而已。因为有些理想是人类所共有的——有自由了解你们的领导人是否对你们负责……有机会接受教育并能有尊严地工作；有信奉宗教的自由……这些都是必须在世界各地得到遵守的普世价值观。”
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并不反对接受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价值观，但绝不接受将其作为“普世价值”和“抽象权利”，尤其是难以接受西方赋予这些范畴的个体主义至上的内容。中国会坚持对这些范畴放在特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条件下赋予其具体的内容，比如人权被赋予具体的人权和特定的人权内容，不会接受适用于一切人的抽象人权；中国反对将自由绝对化，强调任何自由都必须以法律为界限；中国会推进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进程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会机械地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中国尤其反对美国打着人权的旗号干涉中国内政。2010年7月11日，美国国务院发表2010年《促进自由与民主报告》，指责中国民主、人权状况。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我们奉劝美方多关注自己国内存在的问题，停止借口人权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依法保障公民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美方有关报告无视事实，对中国人权、自由、民主状况妄加指责，中方坚决反对。
话语劣势与话语战略
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在全球话语结构总体稳定的情况下，受中美实力对比、全球化、全球思想交锋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中国在与美国的话语竞争中面临结构性劣势。中国仍然不得不在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建设，逐步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提升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的落脚点是话语事实与话语体系在实践中结合起来，提升一个国家塑造并巩固国际游戏规则的外交能力。对中国来说，无论是在话语事实领域弥合制约中国话语权的结构性鸿沟，还是在话语体系领域弥合中国模式与普世价值的裂痕，都对中国外交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尤其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一些国家担心中国的发展会威胁到他们的利益，有些国家已经开始从不同方面寻求牵制中国的发展，散布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傲慢论”和“中国新殖民主义”等论调。面对世界舆论对中国的种种期待和误解，如何引导国际社会对我国发展的正确认识和形成合理的预期，不断提升中国的话语权，仅靠政府外交是绝对不够的，必须大力开展公共外交，推动实现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两翼齐飞，稳步确立有特色、讲信誉、重人民的外交，将各方面的资源和优势整合起来，形成中国话语权的优势。
特色外交
无论是政府外交还是公共外交，都应该突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要表现得与众不同。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外交哲学话语，周恩来总理曾总结过中国人办外交的一些哲学，例如“后发制人”、“礼尚往来”、“有备无患”、“细水长流”、“区别对待”等。中国传统外交思想是一个丰富的宝库，学界应大力挖掘传统思想中有益的方面，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创造出外交的新话语，服务于我国外交实践的需要。同时，新中国外交实践中也为特色话语提供了丰富的原料，有待于中国外交认真总结经验，推进话语创新。尤其是通过广大民众参与的公共外交实践中，要注重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真正把中国社会蕴藏的话语优势释放出来，转化为中国的话语权优势。
信誉外交
中国是一个具有重情守信传统的国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信是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念，它要求人们守信用，言出必行。信，是做人的根本，是兴业之道、治世之道。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华民族共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所领导的外交历来以信为本，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光明磊落，不搞阴谋诡计，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了中国政府说话算话的形象。周恩来本人经常以朝鲜战争为例，说明“中国人是说话算数的”。在中国出兵之前，中国政府一再通过各种渠道告诉美国，如果美国越过三八线，中国一定会出兵援助朝鲜。美国方面却听不进去，结果当美国扩大战争后，中国毅然派出志愿军。另外，在参加亚非会议，访问柬埔寨，出访加纳等外交事务上，即使面临爆炸、破坏以及各种形式的阻挠，周总理都会如约访问，做到了言出必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始终做到坚持原则、说话算数的外交传统。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外交要实事求是，求同存异，不怕鬼，不信邪，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决不拿原则做交易。中国外交在履行同别国达成的各项协议问题上，已经受到世界各国的称赞。随着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日趋上升，对信誉外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必须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重情守信，敢于担当，言出必行，中国的话语权就会不断提升。
人民外交
中国话语权不仅体现在世界各国政府对中国话语体系的尊重和认可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世界各国民众的理解和认同上。这就要求尽可能将中国话语体系与更多的各国民众结合起来，尤其是和中国民众结合起来，大力开展公共外交和人民外交。
中国开展公共外交具有独特的优势。我国有13亿人口，还有5000万海外华人和华侨，占世界人口的1/4，只要中国话语体系赢得了如此庞大规模人口的认同和支持，中国的话语权就十分显赫。同时，中国具有5000年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特点是吸引力和融合力强。吸引力是指我国的名山大川、人文传统、社会习俗，文化艺术、哲学思想对外国人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融合力是指我国人民热情好客和善于学习别人先进的技术、文化和思想。外国人来到中国很容易就融入我们这个社会，而海外华人很容易被其他民族所接受。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我国开展人民外交容易取得成效。关键在于要掌握公众外交的规律和原理，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通过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不拘一格地将公众参与公共外交的积极性动员起来，不能采取一刀切，更不能搞不切实际的一哄而起。唯有不断调动起公众参与外交的积极性，中国话语权才能得到稳步提升。
结论：中国需制定话语战略
当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世界经济大国后，中国不可逆转地步入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地带，中美关系表现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在后危机时期，国际社会背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思潮的急剧变化，使得中美关系的重心逐渐从实力竞争转变为话语竞争，中美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在世界秩序、双边关系、多边机制和社会价值等领域存在话语分歧。
因此，在全球思想交流交融交锋趋于平等的总体态势下，尽管中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话语权的结构性劣势，但还是可以通过制定话语权战略改善话语权竞争的劣势。尤其是通过明晰战略目标、设置战略议程、创新游戏规则、开展公共外交等渠道夯实中国话语体系的基础，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断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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