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区域发展与区域政策的地学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论文,地学论文,政策论文,论我国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0690（2000）06—0487—07
1 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和超高速增长，GDP 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7%。这对于一个人口众多和幅员辽阔的大国， 是一个历史性奇迹。但是，伴随这个奇迹也出现了经济普遍增长中的严重的地区不平衡。从1980年代中期起，地区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差距迅速扩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学术界对区域发展及差异的研究也随之大规模展开。近年来，对区域发展差距的解释从最初单纯的“政策说”[1]发展到目前的“多因说”。例如，吴传钧、 陆大道等认为造成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可归纳为：自然环境、资源赋存条件、地理区位、历史因素和政治经济因素[2,3]；厉以宁等认为“贫困—人口增长—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历史基础、政策倾斜和体制因素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4]。除此之外， 一些学者将国际环境的变化（如全球化与全球产业转移）也视为造成区域差异的背景因素[3]。这些研究越来越清楚地表明， 我国区域发展与差异的现状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的区域政策表面上是直接原因，而实际上则是（或应该是）其它因素的综合反映。在这些其它因素中，地学因素是基础性的。所谓地学因素，这里指人地关系中的“地”要素以及“人”、“地”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空间结构基础。从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理论来看，人类社会对地理环境具有依赖性，后者经常影响人类活动的地域性，虽然在二者关系中人通常居于主动地位[5]。 我们这样认为并非是倡导地理环境决定论，而是强调地学因素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在国家制定区域政策中应起到的作用。正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本文将分析论述我国区域发展和区域政策的地学基础，并基于对地学因素的分析提出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构想。
2 我国区域发展态势的特点与问题
8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三大地带发展战略”和“地区协调发展战略”。总体上，这些战略是以尽快增强全国整体经济实力为基本目标（协调战略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发展概念，实质上强调的是兼顾公平，而非公平优先），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点。20年来，区域政策的重点目标区域逐步扩大，由偏重沿海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到整个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少数中心城市和沿边地区的发展，进而扩展到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这种有选择性和有重点的战略极大地促进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1990～1999年沿海12省区市GDP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3.4%（地区汇总数），而中部地区为11%， 西部地区只有9.5%。在差距原本就存在的情况下，东、中、 西部人均GDP迅速扩大。1990年，东部地区人均GDP是中部的1.5倍，西部的1.84倍；而1999年这两个数值分别上升到1.86和2.38。1999 年我国人均GDP的分布状况（见图1）。概括起来，近10 年来我国区域发展态势的基本特点与问题是：
图1 1999年我国人均GDP省际差异分布图
Fig.1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GDP per capita in China in1999
（1 ）中央政府实施的宏观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特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国家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使国家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地位不断上升。1998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10大贸易国。但是，尽管1995年以后东、中、西三个地带间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已减小，而且人均GDP和经济实力差距扩大的趋势已变缓， 经济绝对量的地带性和地区性差距仍在大幅度增加。
（2）在东、中、西地带性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同时， 南北间地带性发展差异扩大[6]。而且，南北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结构性的差异问题，而且也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异了。南北问题应该受到较大的注意还因为，我国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相当大的部分在北方地区。
（3）以往的三个地带的划分中，西部地带的范围太大， 内部的自然基础和社会经济的历史、现状等差异悬殊。近年来，西部各省区在社会经济发展上的表现也有较大区别[3]。因此，在发展战略、 目标和发展政策上应该不一样。
（4）全国性产业结构调整和大部分地区产业政策获得了成功[7]。“八五”期间地区经济发展的结构雷同问题，在“九五”有较大改善。各地区特色经济正在形成。经济增长的活力既有地带性的，也不完全呈地带性。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继续保持快速发展，正在进行以国际化为目标的第二次创业性的重大调整。全国性扶贫脱贫取得重大成就，各具特点的地区政策和措施创造了许多经验。但是，一些地区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的选择很困难，经济增长缺乏活力和竞争力。有些特殊类型的地区的贫困问题仍很严重。
（5 ）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在全国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继续占有重要地位，沿海地区正在继续调整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战略，促进出口结构的升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一般贸易产品出口增长缓慢、甚至萎缩，但机电产品出口有大幅度增加，1999年机电产品（含运输设备）已占外贸出口总额的41.9%，成为远远超过其它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商品组。这与沿海地区近年来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密切相关。
（6）全国及大多数地区的交通通信系统正由低级向中高级发展，但水平和结构的地区差异很大。沿海和部分中部省份仍具有较大优势，而不少西部省区的发展仍受到交通通信瓶颈制约。
（7 ）长期高速和超高速经济增长导致许多地区生态环境问题愈来愈严重。生态问题导致的灾害造成的损失扩大；以往的区域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正在扩展为流域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况仍在持续[7]。
3 影响我国区域发展的主要地学因素
影响区域发展的地学因素是十分广泛的。大到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小到一个地区的地貌地形条件都有可能作用于区域的发展。另外，“人”“地”互动所形成的空间结构和结果是区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影响我国区域发展的地学因素可概括为：自然条件、区位因素、资源基础、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等。这些因素相对于经济要素而言是比较稳定的，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也是相对比较长久的。
3.1 自然条件
自然条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其对人类活动的限制是不言而喻的。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地区，如高寒地区、极端干旱地区等，基本上不适合人类的日常活动。而地形地貌条件和气候条件适宜的地区仍是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相应地，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也不适合于较大规模的经济活动。技术的进步尚未能够改变这种格局。我国幅员辽阔，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地区差别极大，是区域差异的基础性因素。由北向南有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和赤道带等6个温度带； 由东南向西北依次呈现森林、草原、荒漠等自然景观带[8]。从宏观上讲， 我国的自然地理环境的空间差异可以由地势的3大阶梯和3大自然区来概括。自大兴安岭西麓、辽西山地和燕山山地北部、鄂尔多斯高原中部和青藏高原东缘以东地区是我国的东部季风气候区，面积占全国陆地面积的45%，而人口和工农业总产值则占95%以上[3]。 以西地区包括青藏高原和西北干旱区，国土面积分别占全国的25%和30%，人口分别占1%和4%左右。这3大自然区和地势的3大阶梯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框架。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季风气候区。通过与区域发展上的东、中、西3大地带划分的比较可见， 西部地区包含有3种自然区，显示出其内部巨大的自然差异。
从相对中观的角度看，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平原、特别是河流下游和三角洲平原，而贫困区则主要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山区、风沙区和干旱区以及不同自然区的交错地带。深刻反映出自然条件对经济活动的制约。根据姜德华等人的研究，80年代末我国贫困人口总数的91.3%分布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山区和高原[14]。其中，西南喀斯特山区和黄土高原干旱区集中了贫困人口的一半。在喀斯特地区，受石灰岩流水地貌的影响，耕地分散、土层薄，可利用水资源少，开展较大规模经济活动的难度非常大。黄土高原地区则地表破碎，土质疏松，水土流失严重，干旱缺水。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的脱贫人口主要集中在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经济发展和脱贫难度非常大。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区域发展无法摆脱自然条件的制约。
3.2 区位因素
区位是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之一，反映事物的空间关系。对于区域发展而言，区位综合地反映一个地区与其它地区的空间联系。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假定我国对外开放政策不变和地缘政治形势稳定，则与主要出海口和经济核心区的相对位置关系成为决定地区区位优势的主要因素[10]。它决定着区域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和接受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辐射的方便程度。根据各省区市（省区以省会城市代表）到最近的枢纽海港的距离以及到香港、上海和北京（含天津）3 个主要经济中心的相对距离，我们对各地区区位条件进行了评价。从评价结果看，现阶段区位条件最好的5个省份是上海、广东、福建、江苏和浙江。北京、 天津、山东和河北列于其后。海南、辽宁和广西的区位条件在沿海省份中是相对较差的，但仍优于内地省份。中部地区的沿江四省（皖赣湘鄂）和河南区位条件明显优于其它省份。西南和西北各省区区位条件总体上都比较差。但南昆铁路建成后，云、贵、川3 省区位条件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因此，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各省市区区位条件优劣的格局与东、中、西3个地带的划分基本一致，只是中部地区内部差异较大。 而相关分析表明，各省区市经济增长活力与区位条件相关性很高（相关系数为0.75）[3]。
3.3 资源基础
自然资源是区域的财富存量之一，是生产发展最重要的基础。虽然伴随着经济发展，它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但仍是区域持续发展和产业分工的重要基础。就与我国区域发展的相关性而言，资源条件应包括矿物资源赋存，农业自然资源，海洋资源和水资源4个因素。 80年代后期，中国科学院地学部曾组织地质学家对我国各省区市45种主要矿产资源潜在价值做过评估[11]。但是，这个评估仅以资源潜在的市场价值为衡量标准，没有区分不同资源及资源组合条件在现阶段经济发展中的不同作用。实际上，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只有少数几种矿物资源（如煤、铁、石油、铜、铝等）。以地学部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结合《中国工业地理》中对各省区关键矿产资源在全国的重要性及其资源组合类型的评价[12]，我们对省际人均矿物资源禀赋条件进行了评价[3]。 最好的省份为山西和内蒙古，其次为四川，辽宁、新疆、青海、宁夏和云南列第三级，其它省份条件一般或较差。若单独考虑能源资源，则西藏、宁夏、内蒙古、山西和新疆条件最佳，陕西、云南、青海和贵州次之，其它省份都较差。但西藏以水能资源为主，现阶段开发难度很大，近期的意义不很大。
农业自然资源主要包括光（照）、热（量）、（降）水和土（地）等4项内容，其中前3项亦称为气候资源。根据《中国自然资源手册》中提供的数据[13]，对各省会城市的气候资源进行评价（以中心城市代表区域），而后与人均耕地资源评价值做加权平均，对农业自然资源进行评价。人均农业资源最好的5个省份是黑龙江、内蒙古、新疆、 广西和广东。比较好的省份还有吉林、福建、江西、宁夏和甘肃。其它省份相对较差。
我国水资源与人口和耕地的空间分布很不匹配。北方地区（长江流域以北）人口占全国的2／5，耕地面积占3／5，而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1／5。以各省区人均水资源总量与全国平均值的比值为基础，经过各地区干燥度修正后作为水资源条件评价的依据[3,14]。京津冀地区以及山西、河南、辽宁、江苏和山东等省水资源条件很差，除江苏因有引长江水的便利条件外，均是我国最缺水的地区。地处西北干旱区的新疆和青海人均水资源条件实际上并不很差。
海洋为人类提供了生存拓展空间。例如，目前海洋渔业和养殖业已经提供我国半数以上的水产品。因而，拥有海洋资源与否已经构成区域间在资源上的重要差异。受数据所限，仅以人均浅海滩涂可养殖面积为依据、并一定程度上考虑各海洋油田的前景，对各省区的海洋资源进行评价。海洋资源条件最好的是辽宁和广东，其次是山东和福建，第三级为河北、江苏和浙江，广西最差。
综合评价各地区资源禀赋条件，条件最好的是山西和内蒙古；其次是四川、云南、新疆、宁夏、青海和辽宁；黑龙江、广东和福建也比较好。其它省份相对较差，其中最差的5个省份是河南、湖北、江苏、 吉林和湖南。
3.4 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问题是人地关系不协调的突出表现。大规模的水土流失、荒漠化造成“沙进人退”、严重水体污染造成的可利用水资源缺乏、大范围的酸雨、河流断流等等，已经成为我国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是几乎所有地区面临的突出的发展任务。但是，生态与环境实属两个有区别的问题。长期以来，生态环境问题一直被当作一个概念来使用，用来泛指生态和环境问题。虽然它们是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两者在具体所指上是有所区别的。生态问题多指人类对自然环境要素利用不当造成的要素质量下降或要素间协调机能的丧失；而环境问题狭义上多指由于有毒和具有破坏性的物质的排放造成的自然环境要素功能的丧失或环境质量的下降，从广义上则包括生态问题。生态问题突出的地区，环境问题（狭义的）不一定就严重。例如，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水土流失、草原退化、荒漠化等，实际上主要指那里的生态问题，而提到东部发达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则主要是由污染造成的环境问题。明确区分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关系到各地区的比较优势。
我们曾根据“三废”排放情况对各地区环境质量的相对水平进行过评价[3]。就以省为单位的区域范围而言， 西部绝大部分省区环境质量相对比东部地区要好很多。西藏、青海、内蒙古、新疆、云南、贵州、四川和甘肃都名列全国前列（需要强调的是，这个结果只代表省区的整体性）。因此，在狭义的环境质量上，西部地区具有明确的比较优势。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因污染造成的大范围的环境问题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西部地区的相对优良的环境质量正变成一种稀缺的资源，成为发展“绿色产业”的比较优势。
3.5 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
基础设施既是经济、社会和自然交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发达社会的重要标志。基础设施包括很多内容。对于目前我国各省级区域单位而言，主要体现为4个方面，即交通设施、通信设施、能源供应及供水设施。
由于铁路和公路是我国最主要的交通载体，这里以两者的密度为主要依据来评价交通条件。以往对铁路和公路的评价大多以区域密度（长度／面积）为衡量指标，忽略了人口密度对交通设施实际需求的影响。我们以铁路正线延展里程和公路有路面里程的区域密度和人均密度两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其中，公路的评价考虑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面的重要性。1998年区域内部交通设施水平仍表现为明显的东、中、西地带间差距。京津沪3市交通设施最佳，其次是广东、山东、江苏和辽宁， 海南和河北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10省区市除宁夏外，都是交通条件在全国最差的省份。中部地区的湖南、江西和内蒙古以及沿海地区的广西交通条件也很差。
以长途交换机容量、本地交换机容量、长话电路以及电话机数（含手机）等4项指标来衡量，通信设施水平表现出十分明显的东西差异。 1998年通信条件最佳的是京津沪3市，其次是辽宁、广东、江苏、 浙江和福建。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有吉林、海南、青海、宁夏和新疆。通信条件最差的省份是贵州、四川、云南、甘肃、广西、安徽和河南。另外，河北、山西、江西和陕西也比较差。总体上，西部10省区市除了青海、宁夏和新疆外，通信设施水平都很差。
能源供应包括煤炭、油气、电力等。其中，从区域基础设施角度看，主要是指电力。应该说明的是，我国的省级独立电网已经很少了，各省区自身发电量并不准确代表其供电能力。因而，只能评价各地区相对于自身社会经济规模的发电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异程度，即某种程度上的比较优势。另外，由于近年来我国基础工业增长放缓，不少省份的电力供应实际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供过于求现象。总的来看，1998年电力供应条件的地区差距表现为西部与东中部之间的差异，即西部优于东部和中部。最好的省份是贵州、云南、青海、宁夏、内蒙古和海南，其次是山西、上海、陕西、甘肃和新疆。最差的省份包括西藏、北京、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和湖南。另外，山东、辽宁、江西和天津也相对比较差。但实际上，北京和天津依靠京津唐电网供电，因而其供电保障程度高于其评价值。而河北很大一部分发电量要供给京津二市，自身供电保障程度小于评价值。
供水条件以水利部公布的各省市区水利工程供水量为基础，经过干燥指数修正后的人均供水量为指标进行衡量。供水条件同时表现出东西差异和南北差异。条件最好的是海南、广东、江苏、江西和广西；其次是上海、浙江、湖北和湖南。福建和宁夏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条件最差的是山西、陕西、西藏、天津和甘肃。云贵川3 省以及北方地区的辽宁、河北、山东和河南等省供水条件也较差。与水资源评价对比可见，辽宁、河北（含京津）、山东、河南和山西受水资源缺乏的制约供水条件较差；而西藏、云南、贵州、四川、新疆、青海、吉林和黑龙江则是因为水利工程较少或水资源开发难度大造成的。江苏和宁夏虽然人均水资源量很少，但分别受益于引（长）江和引黄（河），供水能力较高。
以交通、通信、供电和供水的权重分别为0.3、0.3、0.2和0.2对基础设施进行综合评价，地区差距比较突出。最好的是上海、北京、天津、广东和海南，其次是江苏、浙江和宁夏。辽宁、福建和青海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最差的省份包括贵州、安徽、河南、四川、云南、西藏、陕西和甘肃；河北、山西、黑龙江、湖南和新疆也比较差。其余省份一般。受供水条件的影响，基础设施的地区差异不完全体现为东西差异。西部的青海和宁夏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好（主要是能源供应条件）；东部的山东和河北受供水条件较差的影响，基础设施总体水平不高。但整体上，基础设施条件最差的省份仍集中在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
4 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区域政策构想
4.1 战略思路
今后10～15年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应该是在我国确立市场经济和经济进入稳定增长、但同时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状况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对全国国土开发方向、区域经济框架、重大建设布局（包括生态环境治理建设）的总体指导。这个战略和相应的政策体系是实现我国及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并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这一宏伟目标过程中一系列重大举措的组成部分。因此，区域发展战略思路应该在考虑前述地学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有一个通盘的构想。首先是第一个层次，即宏观战略性问题。包括着手解决西部地区发展问题；沿海地区的现代化和国际化问题；南北问题应该受到较大的重视。其次是第二个层次，即区域性问题。这包含几个方面：①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特别是流域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应该是区域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②重视地区特点的特色经济的形成。未来的地区发展战略应该符合地区发展特色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有助于先进地区结构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欠发达地区经济实力的增强；③社会发展问题应该受到更大的重视。城乡差距问题也应重视，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内的城乡问题；④西部发展问题应该区域化（西南、青藏、近西北与大西北），大西北地区的发展战略应该调整。在解决西部地区问题时，应该将西部地区分成近西部地区和远西部地区。其中，远西部地区是指贺兰山、乌鞘岭和四川盆地以西的地区，在行政上包括内蒙古的西部、甘肃河西地区、青海、新疆、西藏和四川的西部地区。从自然地理意义上，远西部地区分属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两个自然区。远西部又可分为大西北和青藏两个区域。近西部地区地区在行政上包括陕西、宁夏（大部）、甘肃东部和中部、四川（大部）、重庆、云南、贵州。这些地区在自然条件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特征方面与中部地带差别较小。近西部可分为西南和近西北两个区域。
4.2 区域发展战略目标
今后15年，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不应该只解决一个大的倾向性问题即地带性差距问题。而要在针对大地带性问题作战略性框架设计同时，要使与之相配套的政策体系对各种不同的“问题区域”都能覆盖。总的目标是：缓解地带性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缩小地区社会发展差距；促进各类“问题区域”的发展。在制定具体区域政策时，东部、中部和西部等3个地带可划分成3个大的类型区，即沿海地带类型区、中部地带和近西部地带类型区和远西部地带类型区。另外，从南北问题角度，划分出北方老工业基地类型区。这种类型区的范围应该包括东北3省和山西、陕西、天津等。这4个类型区的区域发展政策的主要目标是：
＊ 沿海地带类型区：促进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经济体制转型，加快国际化发展。生态环境优化。
＊ 中部地带和近西部地带类型区：加快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和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大江大河的综合整治，资源开发区和工业聚集区的环境污染的治理。
＊ 远西部地带类型区：促进地方资源的开发和农牧业的产业化，富民和稳定边疆。江河源头地区的生态保护。
＊ （北方）老工业基地类型区：促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制改组和创新，发展新的增长点。
4.3 关于远西部地区的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远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这个阶段，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实施的基本战略是，通过大规模开发利用能源和矿产资源和建设大项目（石油、石油化工、金属工业等），加快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缓解与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通过增强经济实力稳定新疆。在未来的发展中，这个重点建立在矿产和能源资源大规模开发基础上的重工业化道路和战略应该重新考虑。基本理由是：①我国市场经济“买方市场”的基本形成，能源和原材料的“瓶颈”制约基本上得到解决；②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东部和中部地区可以扩大利用国外资源。特别是当我国加入WTO后，这种形势将更加突出； ③远西部地区大型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条件差。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建成了一批大型能源、钢铁、化肥和有色金属项目。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经济效益较低。另外，地区内部市场容量小，其矿产品和原材料产品的消费地区主要在东部和中部。运输费用高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远西部地区新的战略的基本点应该是：①由重点开发能源和矿产资源转到水土资源和环境质量资源的开发利用，由重工业化的道路转到优质、高效的“绿色”农畜产品加工的轻工业化道路。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②重视社会发展（教育、医疗、卫生、城乡建设等）和开发人力资源，重视基础设施（物质性和社会性的基设施）建设；③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特别是绿洲生态的保护和塔里木河等较长河流的治理；④通过“富民”以稳定新疆。
5 政策建议
至2015年期间，我国的区域发展政策可以作如下初步考虑：
（1） 继续实行已有的对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促进政策， 即基础设施的投资倾斜，大中型建设项目中央投资比例的倾斜，扶贫开发及相应的以工代赈和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各项专项基金，重大建设项目特别是重大资源开发项目的国家开发银行的优惠贷款等。同时，要使部分大中城市金融开放，促进社会发展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对农牧业资源开发及其产业化的专项支持。继续促进教育、医疗卫生、职业培训和城乡建设。
（2） 国家政策性银行、 国有商业银行继续支持老工业基地的技术改造，增加专项基金和国家控制的外资的支持力度；投资体制改革，发展直接融资；老工业基地失业人员的培训和再就业基金；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国营企业的改组改造（参股、控股、兼并、组织专业化协作等）实行集团经营的支持。
（3） 继续实施出口退税和其他的鼓励出口政策， 加强对出口规模大的企业的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的支持，加快推进金融业的现代化改革，在沿海地区和部分中西部地区的大中城市发展证券市场。加快基础设施特别是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对部分国际化程度高的城市的交通要给予特别的支持。
（4） 加大流域性的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的投入， 特别是大江大河的治理。新疆的塔里木河应纳入大江大河综合整治计划中。为推进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展，沿海地区中大中城市区域生态环境治理要参考发达国家的标准给予特别的促进。
（5） 将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结合起来。 沿海地区要特别注意实施国家关于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的计划和重点行业，并制订相应的鼓励政策。
收稿日期：2000—05—22；修订日期：2000—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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