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蒋冯书简》看冯蒋关系（1935-1945），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简论文,关系论文,看冯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2)10-0098-08
在民国政治人物的关系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关系最为波澜起伏，从把兄弟的合作到反目成仇的决裂，之间穿插着亦友亦敌、分分合合。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民国政治的复杂多变。而《蒋冯书简》(以下称《书简》)是历史留存下来的最为集中的记录二者关系的珍贵文献，展现了冯蒋关系中最为复杂的十年历史。在以往的冯蒋关系研究中，《书简》中的资料虽也有使用，但是尚未见有专文以此来研究冯蒋关系。拙文拟对《书简》进行文本分析，并结合其它有关资料，透视冯蒋十年关系。
一、《书简》的概况及其价值
《书简》由冯玉祥本人主持编辑，上海中国文化信托服务社1946年11月出版，全书约36万字。2010年台湾学生书局又出版了《蒋冯书简新编》(以下称《新编》)，是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陶英惠在《书简》的基础上增加了蒋冯之间1926-1934年、1946-1948年两个时段的电函，增补了1935-1945年期间的电函，并加注释。增补内容多来自大陆出版的《冯玉祥选集》下卷和《冯玉祥日记》第五册，以及1931年刊行的辑录蒋介石言行的《自反录》。如果解释书简一词，“书”，一是名词，意为信件、信函、奏章、文书、文件之意；二是动词，有记录、记载之意。“简”为名词，意为书信。所以，《书简》一方面是蒋冯十年间的信函、电报往来的辑录，另一方面也是对冯蒋十年关系的记录、记载。全书收录了冯玉祥与蒋介石从1935年10月19日至1945年9月24日10年间的往来信函、电报共268件，以蒋致冯电开始，也以蒋回冯电结束。具体见下表①：
《书简》的主体是冯玉祥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双方电函往来的数量上看：《书简》收录的蒋冯10年往来电函的268件中，冯致蒋178件，占10年双方电函的66.4%。蒋致冯90件，占10年双方电函的33.6%。第二，从双方往来电函的字数上看，冯不仅给蒋发电报，还写信函给蒋介石，因此冯致蒋的电函字数远远超过了蒋致冯电的字数，占《书简》90%以上。仅冯致蒋的电函，千字以上的就达35件，其中1000—2000字以上的21件，2000—3000字的9件，3000—4000字的4件，4000—5000字的1件，10000字以上的1件。而蒋只是给冯电报，10年大约7850字，最长电文500字，仅一件。第三，双方的函电往来，基本上是冯去电函，蒋回电，整个《书简》蒋先给冯去电有21件左右，集中在1937年和1939年。
在冯致蒋的电函中，电函的名称从1937年发生了变化，由“致、呈蒋委员长、委员长××电、函”，改为“上、与蒋委员长书、电”。1937年5件，1938年3件，1939年22件。1940-1945年又恢复使用了1937年之前的名称。此外，双方对彼此的称呼也有变化。1937年9月之前冯称蒋“介石吾弟”、“介公”，蒋称冯“焕章吾兄”。1937年9月至1945年，冯对蒋完全称官职：“委员长”、“主席”，蒋除了称冯“焕章吾兄”外，还称“冯司令长官”、“冯副委员长”，甚至还出现了“冯焕章先生”的称呼。
《书简》对研究冯蒋关系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尽管现在出版了不少有关冯、蒋在这一时期的档案和文献资料，但今天能够看到的集中反映冯蒋这十年关系的一手文献，《书简》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关于辑录蒋冯函电唯一的一本书”[1](P17)。其珍贵性还在于，它是历史过程中留存下来的，而非事后的回忆。今天编辑出版的有些文献也是以它为主要来源的，如《冯玉祥选集》等。虽然《书简》是由冯自己主持编辑的，但从目前能够见到的有关冯蒋的资料看，冯并没有对这十年蒋冯来往的电函刻意地或是有选择性地加以处理，换言之，冯并没有删减蒋的电函。这一点，《新编》亦能够进一步印证。《新编》是编者以《书简》为基础和蓝本，历经10余年收集整理而成，但从《新编》中看，这十年增补的39件电函中，蒋致冯电也仅2件，其余37件都是冯致蒋的，而且如前所述都是来源大陆出版的《冯玉祥选集》和《冯玉祥日记》。可见，《书简》还是真实、全面和客观的。正是《书简》所辑资料的珍贵，《新编》成书前，《书简》全部函电先在台北的《传记文学》(1998-2005年)上连载。当时《传记文学》社社长也认为《书简》能够“帮助读者在阅读时，对冯蒋二人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并对治中国现代史者，提供一份难得的资料”[1](PⅣ)。因此。《书简》在研究冯蒋关系，尤其是冯蒋1935-1945年的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的珍贵性和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二、《书简》所反映的十年冯蒋关系的主要内容
《书简》内容丰富，反映了冯蒋十年关系的方方面面，集中体现在抗日这个主题上，换言之，这十年冯蒋关系的变化，都是以抗日为中心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抗日的基本态度上
1935-1945年是中华民族抗战最重要的十年，抗战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是解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是不能含糊或模棱两可的，中国的任何一个民族成员、群体、党派都必须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也是检验一切政治人物政治立场的试金石。
从《书简》的有关函电中可以看出，冯玉祥不但明确地表明自己抗战到底的态度，而且要求蒋介石坚决抗战到底。冯玉祥所说的抗战到底，“就是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复回来”[2](P2)。《书简》中冯致蒋的第一封电信，就大声疾呼“国事至此，惨过于印度，耻甚于高丽，如不急谋补救，来日大难，实有不忍言及者”，“不抗日必亡，要不亡只有抗日”[3](P1)。广州武汉失守后，在“整个抗战入于新阶段之关头”，对甚嚣尘上的投降论调，冯提醒蒋：“甚望钧座宣誓天下，重申抗战到底决心”[3](P79)。
坚持抗战到底，就必须反对妥协投降。对于汪精卫集团投敌，冯玉祥及时提醒蒋介石采取措施。1939年1月6日，冯致电蒋，希望把有关材料大量印刷，分发至各党政军机关及文武官员，使“妥协主张得以根绝，长期抗战信念益坚”[3](P83)。其后两次提醒蒋介石：汪“贼心不死”，“与寇接洽甚忙”，“应早为防范”，“以固抗战根本”[3](P89,93)。1944年底，面对吴稚晖曾提出“不成，政府搬到伦敦去”的主张，冯玉祥告诫蒋介石：“此事万万不可”，坚决主张“宁玉碎，不瓦全，决不流亡”[3](P136)。
对于冯玉祥抗战到底，反对投降的主张，蒋介石的态度也非常明确。1935年10月31日复冯电表示：“国难至此，洵非集中国力，不足以挽救危亡。尊论诸端，皆先得我心者也”[3](P2)。在淞沪敌我激战之时，致冯及全体将士电，谓：“中正一息尚存，此志不懈，必与我全体将士同生死，必与我中华民族共存亡，决不负全体将士之所期许”[3](P37)。对于汪的叛国活动，蒋对冯表态：“中央抗战国策，全国矢诚遵守，任何私人活动，均不发生影响，并已严予注意”[3](P89)。
(二)在抗日的政略上
所谓抗日的政略，就是有关抗日重大问题的政策和策略，具体包括如何协调和处理国内政治关系和对外关系。国内各方面的关系包括：
1.国民党内部的关系。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与各派系的关系等，这是整个民国时期最复杂的国内关系之一。中原大战，蒋介石虽暂时实现了武力统一，但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还在，双方不断进行着渗透与反渗透、控制与反控制、瓦解与反瓦解的较量，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行对日妥协政策，给了地方实力派以反对的口实，或出于民族大义，或出于自保，他们纷纷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号，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再度激化。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如何改善和协调这种关系，无疑是一个重大而棘手的问题，《书简》展现了这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对两广事变的处理上。冯玉祥积极斡旋两广事变，向蒋介石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原则和具体办法。指出：当前“关于中央与地方之意见甚小，关于国家之存亡实大”，解决前提“尤以决不用兵为主旨”[3](P22、8)。要求蒋介石“大度包容，力主和平”[3](P22)，达到“使其遵循常轨，以服从中央命令为主”[3](P23)的目的。具体办法：“使德邻维持桂局，调健生来中央赞襄，此为上策；或于两君中择一留桂，以一人主持无论何省政务，此为中策；以其它方法追令两君离桂，则为下策”[3](P8)。
在这一问题上，蒋介石也希望冯玉祥从中斡旋。1936年7月1日，蒋希望冯向李宗仁、白崇禧转达他的要求，即：“只期遵循常规，服从中央命令，以立共同御辱之张本，此外无不可以委曲求全”[3](P24)。对冯玉祥解决事变的“三策”，表示“尊论均属至当之理”[3](P9)。8月29日，又电告冯玉祥，对桂事“自当尽量采取和平，已令接近桂边部队，敬日起略向后移。并由颂云先生等电约李白会晤”[3](P10)。9月8日，蒋电告冯：“桂局解决要点，已见报端，刘为章返桂，弟托其揣去亲笔函，邀健生到粤相晤，共同入京。一面已令部队移撤，想和平统一，必可贯彻”。事变和平解决，蒋对冯的大力斡旋之劳苦表示感激之情也跃然纸上：“吾兄苦口劝道，终于完成团结，党国之幸，不仅私衷感慰已也”[3](P11)。
2.与中共及其他党派的关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重新合作，其关系既敏感又错综复杂，既有合作，又有矛盾与摩擦，尤其是国共关系。《书简》对此也有涉及。冯玉祥在致蒋介石的电函中，从抗战的大局出发，阐明对各党派的基本认识，提出国民党对各党派应有的态度和办法。指出：“无论何党何派，均有好有坏”，国民党现在“根本觉悟”的“最要之事”，就是对各党派“截长补短，共赴国难”[3](P135-136)。对于共产党，冯玉祥认为“这件事实在是目前一件大事，而且是特别重大之事”。如何对待这个重大问题，冯玉祥对“有人说共党要求多编几个师，如何如何”，认为“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他能听命令，军衣、军饷、军粮、军械，一概发给他们。要什么官，什么名义，都给他。我们只要求他能听十分之三命令，十分之八命令，一直他能听十分之十命令”，希望蒋“自己当家，不可听专门怕统一的人的话”[3](P123)。对其他民主党派，冯玉祥得知“七君子事件”的第二天，就致电蒋介石，认为其设立救国会，实出于“热心国事，宣传抗日”，并非“报纸宣传之为共产党及捣乱者”，“请电令释放”[3](P12)。1940年10月，冯玉祥提议邓初民、章乃器“应遴选为参政员候选人”[3](P105)。冯玉祥还提出了与各党派真诚合作应采取的具体办法：一是“主席请他们见面谈话，交换意见，不管说的话爱听不爱听，然后藉此融会贯通”，二是“指定专人经常去看去谈”[3](P129)。
在对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尽管冯玉祥多有建议和主张，但《书简》中记录蒋介石对此反应冷淡，回复寥寥，仅就邓、章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一事，表示“邓初民、章乃器二员，已予存记备选”[3](P105)。另在抗战后期，曾向冯“垂问关于共党之事”[3](P123)。
3.与民众的关系。冯玉祥针对当时民生凋敝，国民党压制民众，只依靠军队和政府抗战的做法，以其几十年戎马生涯和抗战的实践，向蒋介石力陈赢得民心才能实现抗战的最后胜利。指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知立国于大地之上，非民无以图存”[3](P2)，特别是“今日之抗战，实为全民族解放之抗战”的情况下，只有“发动全民众之所有力量”，抗战“方能持久，方能取胜”。冯致蒋的最后一封电函，再次提醒蒋：“民为贵”，不但是中国古训，也是“三民主义之基本精神”和“西方政治之最高原则”[3](P138)。关于民众与军队的关系，冯认为“民众力量之伟大”，还在于民“亦为兵之源”[3](176、14)，“军队脱离民众”，不能生存。对于这一点，蒋回复冯称：“兄高瞻远瞩，熟虑深筹，列举诸端，悉阂要图，实所拜嘉”[3](P139)。“革命嘉言，读之奋兴”[3](P77)。
4.对少数民族关系。主要是处理好抗日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重视少数民族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融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防止日本帝国主义对其分化与利用。全面抗战爆发前，冯玉祥就注意到边疆少数民族对抗战的意义，提醒蒋，必须重视蒙、藏、回等少数民族，因为他们“地居边陲”，“易受外来利用，若不及早图之，恐其土其民，将非我有”[3](P3)。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西南各省，尤其是“贵州已成后方中心根据地”[3](P73)，如何发挥贵州苗族在抗战中的作用，成为冯关注的重要问题，有3件电函专门谈贵州及其苗族问题。蒋介石对此仅回一电称：“所举军事政治及民族问题，诸端，切指利弊，悉中肯要，并参考拟办务期实施”[3](P75)。
5.对外关系。主要是处理好中国与对中国抗战有重大影响的苏美等国的关系，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与援助，从外交上孤立日本。冯玉祥对当今世界战争的特点、开展外交的重要性、主要交战国之间的关系等作了全面分析与阐述。指出，今天的战争与以往的战争不同，任何一个国家“断无以一国之力，足以抗多国，以一国之力，足以阻强暴者”[3](P12)，因此，国家“今日存亡大计，在军事与外交二者并重。如无外交，即如处死水之中，坐失良机，无可为计”。他分析了日苏之间和美苏之间的关系，认为日与苏交恶是必然，“英美苏诸友邦已成一阵线”[3](P108、28)。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们的外交策略应是：先“确定国际敌友”，分清“何国可藉声援，何国可助实力，分别亲疏，斟酌缓急”，他认为“苏美两国，关系我国抗日前途至大”[3](P1)。冯玉祥还批评政府“对于外交力量还尽的不够”，尤其是“对苏联之外交，愈弄愈坏，实在不妥”，希望蒋“指派大员，专对苏建立亲密无间的外交关系”[3](P128)。对此，蒋只1935年回一电，没有对外交策略问题作出回应。
(三)在抗日的具体措施和办法上
抗日千头万绪，具体问题错综复杂，冯玉祥在实践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把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考及其具体的措施、办法提供给蒋介石，从《书简》中梳理这些措施、办法主要有以下各项。
1.政治上
(1)改善民生，发动民众。抗战是全民族的大事，发动民众成为赢得战争胜利之根本，而改善民生又是发动民众的前提。对此，冯玉祥提出了改善民生的基本原则，即政府“所志所图，事事为民”，“严令内外官吏，重民生而体民意”[3](P2)，1937年1月，冯玉祥还专门阐述了为人民谋幸福，解除人民痛苦，纳税平等，注重卫生，奖励廉洁官吏，鼓励忠孝等6点改善民生的办法[3](P53-54)。对于发动民众，首先，冯玉祥向蒋介石提出，“非唤醒民众不可”[3](P30)，即对广大民众进行抗日教育，使其明白“抗日道理，有爱国热心”[3](81)。最简便易行的办法是“编印宣传文字，输以民族意识，使其深切了解抗日有何利处，与不抗日有何害处”[3](P30)，将其张贴至各家各户，令男女老少熟念熟背。他还将亲自编写的《抗日救国问答十条》呈于蒋介石，要求将《国民必读书》印发给将士及民众。其次，组织民众从事支前工作。蒋介石对这些问题比较重视，给予一定的回应。对冯改善民生的6点意见，回复道：“施政之要，所贵恤民”，虽“会值艰难，力容未逮，但使锲而不舍，期其次第实现”[3](P55)。对《抗日救国问答十条》则表示：“所陈各节甚当，已令伤各有关机关，参酌情形，负责进行办理”[3](P32)。对冯玉祥要求发动战区民众筑墙挖沟，也已“交第六部核办”[3](P46)。
(2)善处学生爱国运动。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面对国民党军警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冯玉祥两度致函蒋介石，指出学生运动的性质是“实出爱国之至诚”，目的是“唤起民众”[3](P3)，其作用，不但“无伤于国体，实且有益于国威”，它可以“协助政府”，“寒汉奸之胆”，在世界上“增我国人格”。对学生运动的处理办法，应派“德望优隆识虑深远大员随时北上”，“善为解释，妥为安慰”，若对其镇压，“无异乎自伤元气”[3](P3、5)。对此，蒋未回复。
(3)释放政治犯。南京政府建立后，对内实行专制高压政策，对持不同政见者大肆抓捕，九一八事变后，要求抗日的爱国人士也未能幸免。冯玉祥多次致蒋电函，阐明政治犯的特殊性，要求将他们释放。指出，政治犯只是“政见不同”，“核其行为，诚系犯罪，察其心迹，不无可原”，这些人都是“才识明达之流”，一经特赦，“必皆感奋图报”，报效国家[3](P4-5)，对政治犯的态度，不仅涉及政府对人才的招揽，更关系到民心的向背。蒋介石对冯玉祥的上述要求，只回复了冯玉祥1936年3月6日的电函，谓：“指示八项，至深钦感。军委会例会，偏劳主持，会后过谈，实所愿望。请于每届会后，独自来晤”[3](P18)，并未对释放政治犯作任何表示。
(4)发动、组织少数民族抗战。冯玉祥根据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提出了不同的办法，对于蒙回藏，选择优秀者参与政权，使其有归属感，普及教育与医疗卫生，鼓励他们自卫[3](P3-4)。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特别是贵州数百万的苗族，冯玉祥通过考察，发现存在的问题是：“汉苗情感尚多隔膜”[3](P74)，苗民大多拒绝征兵，党政人员对苗族问题重视不够。同时，冯玉祥亦感受到了苗族有其特别处，即有文化，比较先进，因此，对其政策也应与其他少数民族不同。首先，相信、重用他们，遴选优秀者为县政府各机关的副职。其次，“由中央及西南各省设立专研究西南民族问题机关”，“在各省组织联络机关”，“化除汉苗隔膜”[3](P34)。再次，吸收苗族青年和通晓苗族文字者，将抗战的宣传材料广为翻译散发，促使苗族同胞参加抗战。对此，蒋只字未回。
(5)改革内政、改善党务、重用人才。冯玉祥根据抗战的需要，提出建设一个信仰坚定、纪律严明、能够担当抗战大任的国民党和高效、廉明的政府。首先，改革内政、刷新政治。冯玉祥指出了政府存在的问题：中央机关尤其是军事机关庞大，“遇事非互相诿卸”，“办事之迟缓敷衍，几成一种习惯性”[3](P26)，对是否执行中央决策，赏罚不明，官员“少负责，贻误因循，积弊殊甚”[3](P2)。对于这些弊端，冯玉祥主张“非根本改革不为功”[3](P26)。他向蒋介石提出改革的办法是：提高监察权，制定公务员治罪办法[3](P2)；还可参考英国文官制度，订立人事法规。广州武汉失陷后，冯玉祥提出改组政府。建议“行政院应有能孚众望之专人负责”，清除那些“迟疑动摇”，“阳奉阴违，迟延拖宕，消极从事者”，把“真忠为国之士，艰苦卓绝之人”提拔留任。使政府成为“真正抗日政府”[3](P79、103)。冯玉祥还就乡村基层组织的保甲长多与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等腐化势力相结合，欺压百姓，阻碍政务提出改造意见。
其次，改善党务，重用人才。面对国民党党内信仰缺失、组织涣散和官僚作风，冯玉祥力主改革党务，改变作风，重用人才。第一要开放党禁，“凡能共同救国，无论个人或团体，应一律包容”[3](P1)。第二，对党员进行信仰教育，重用那些“能奉行主义”者[3](P103)，反之则惩罚。第三，重用人才，选贤任能，使国民党“在政军方面起领导作用”[3](P88)。冯玉祥提出用人的原则，必须“真能打仗，真能办事”，“不管亲疏，不管派系”[3](P76、135)。并向蒋推荐了一些人员。对于冯玉祥提出的这些问题及解决的办法，蒋介石的态度不甚积极，仅就两个具体问题作了如下回应：对基层组织等问题回复说：“列举四项问题，业交各该主管机关分别办理”；对冯玉祥推荐的人，也表示：“已电陕西省政府请李纪才李虎臣来渝”，待李烈钧“精神健复，自当多多请教”[3](p85、92、101)。
2.经济上
抗战的经济建设一直为冯玉祥所关注。《书简》中，有10件左右的电函阐述了这个问题。冯玉祥分析了经济在抗战中的作用，指出了经济建设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认为根本问题是经济建设“未能以军事建设为中心”[3](P75)。指出解决问题应本着自力更生的原则，“以图自给”。具体办法：振兴实业，“大开工厂”[3](P80)；政府鼓励投资开矿；奖励那些愿意替政府制造军械者；大兴水利；平抑物价等。蒋介石对冯玉祥的上述建议回复说：“卓见各点，已在分别分订具体方案，以期加紧实施”[3](P116)。而对大兴水利一项则指出：“查上届中央全会有组织水利委员会之决议，现已电催行政院速予早日照案组织完成，至省县水利行政机构，事实上恐不能一律建置，似可暂缓”[3](P107)。
3.军事上
对日直接作战，这是抗日的最高形式和最核心的内容，也是关乎抗战能否胜利的关键。《书简》中冯至蒋的电函，几乎全部涉及，尤其是1937-1939年的电函。冯玉祥对军队的整顿与建设、具体作战、军费、前线士兵生活及伤死官兵抚恤及军队待遇等诸多问题，向蒋介石提出要求、意见和建议。
(1)整顿和建设军队。冯玉祥针对军官腐败、军纪败坏、官欺压兵、搜刮百姓、赏罚不明、军队编制等问题，提出：一要改善官兵关系，使“各级官长，对于士兵，当如父母之于爱儿；待之以至诚，教之以大义；相亲相敬”[3](P80)。二要严肃军纪，使官兵明了“胜敌全在爱民”[3](P81)。三要奖惩分明，“应赏者赏之，应罚者罚之，不稍宽假”[3](P79)。四要改革军队编制，建议每师增加兵力和火力[3](P3、37)。同时，冯玉祥提出加强军队的教育与训练。关于教育，主张采取简单的“朝夕问答”式的办法，认为是“最佳之政治教育方法”。关于训练，提出纠正训练存在的形式主义问题，建议全力“注重战斗教练”，尤其是“单人战斗教练”[3](P80)。针对征兵中“不暇训练”等问题，于1938年10月—11月致蒋2件长函，提出改革征兵和补充兵员的训练与管理的20点意见和建议[3](P73-74、77-78、102)。1944年10月，他又提出对征兵标本兼治的10条办法[3](P133-134)。对于这些，蒋介石就军纪问题回电表示“所见甚佩”，“已通令各部队官长严均约束与注意”，并“已交军政部、军令部”办理[3](P63、35、96)。就军队教育与训练，蒋告冯“已交主管机关，设法解决”，“通令各部队”“照办”[3](P90、87)。就军队编制，蒋回电称“尊意已电军政部办理”[3](P36)。
(2)前方作战。其一，关于军力保障和部署。冯玉祥认为，随着战争的进行，需要有足够的兵源以保障军力，提醒蒋介石早做准备。指出，此次对日战争，“恐非短期间所能结局”，“须作持久战”，“军队补充，将来成大问题”，需事先“预备一千万后备军，亦不为多，至少应先成立二百万方能足用”，要“先招十万或二十万加紧训练”[3](P28、46)。在具体战役上，主张不但要部署精兵，还要部署重兵。他“叠次上陈”：“兵贵精，尤贵多，诚以非有极厚之兵力，不足以收最后之胜利”[3](P29)，不下十几封电报要求蒋介石增兵第三、第六战区。对此，蒋回电称：“尊见极是”，“沪杭兵力正筹调中”，“广西已奉令开三军迅速北上，已电催川军迅速集中武汉”等[3](P29、30、46)。
其二，关于防御工事。冯玉祥在视察战区时发现各地工事，“太薄太弱”，“不足抵抗强敌”，请蒋介石“严令军队，分段负责”，把洋灰铁筋与土木砖石相结合，使其加高、加深、加厚，达到敌坦克车不能越过，大炮难以击破的目的[3](P67)。在这一问题上，蒋介石十分重视，大概有10封左右回电，除电称：“数线工事计划，已交黄季宽办理”，“业已分令附近驻军切实改正”等外，还指示冯玉祥“请兄就近斟酌情形办理”[3](P28、69、39)。
(3)军费、前线士兵生活及伤死官兵抚恤及军队待遇问题。冯玉祥在前线发现：各集团军“款项均甚拮据”，“米款两缺”[3](P35、32)；士兵“竟有两日不食者”[3](P37)，有的甚至“军队尚未接敌，已三日无食”[3](P76)；“新兵皆缺乏被服”[3](P72)；伤病士兵无医药，死了的更无人管[3](P86)；军队之间待遇不同等种种问题。对蒋介石提出如下建议和要求：批发给各集团军大宗军费，准备大量干粮；严令各级长官要特别注意士兵的健康；协调好军地关系，解决好伤兵问题；对阵亡将士必须入烈士祠，蒋应亲自去祭拜，对于士兵尤其是伤残军人，蒋应亲自慰问[3](P13)，并制定办法，妥善安顿，使“死者得安，生者得安”[3](P138)；对各军队“万不可有中央，地方，或杂牌之区分”，对各将领，“万不可有亲疏远近之不同”，其“待遇必须公平”[3](P138)。对此，蒋有几封回电，告冯：“各总司令部及副总司令部，可各发五万元”，“军队补充及军费项已交军政部核办”等。对于牺牲之官兵，要求冯玉祥及各军师长查明固守宝山城牺牲官兵姓名具报，“以便从优议恤”，并指示今后都要“一体知照”[3](P35、46、36)。其他未予具体回应。
此外，冯玉祥还就战术和后方建设等问题提出具体建议，蒋介石仅回复改善后方伤兵医院一项，谓：“已饬分别办理”[3](P34)。
4.外交上
冯玉祥在向蒋介石提出前述外交策略的基础上，提出具体办法：一是“选派得力外交人才，不分派别，使之充分努力活动”[3](P28)，尤其要“派熟于美情大员”和“与苏富感情者”[3](P107)。二是“由美龄夫人或庸之先生赴美”联络，对苏联，使“孙夫人飞抵莫斯科”。三是希望蒋能够常晤英美苏等国大使和顾问，尤其是美拉铁摩尔顾问[3](P108)。四是“加强推动朝鲜、台湾反日运动及日本内部反战运动，以达从内部破坏敌力而收事半功倍之效”[3](P102)。这样，美苏等对我不但“军火供给源源不绝”，而且“一切援助必能增进”[3](P103)。对于这些办法，蒋未知可否。
由上观之，此十年冯蒋关系围绕着抗日这个关乎整个民族生存的最大政治展开，二者之间的函电往还涉及了抗日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几乎所有的问题。无论是哪个层面，其中心和主题都是一个，即如何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在二者的互动关系中，比较而言，冯玉祥居于主动地位，关注和提出的问题多属于中观和微观层面的问题。而蒋对冯的关系中，显然缺少主动性，对冯的回应明显具有选择性。
三、《书简》所反映的冯蒋关系的特点
作为现在可以见到的1935-1945年冯蒋关系最集中的历史记录，《书简》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十年间冯蒋关系的若干特点。
(一)蒋冯十年关系的变化是一个倒V字曲线，开始由恢复、融洽与合作，到关系比较密切；然后疏远；再向分道扬镳发展。这可以从书简的两个方面来考察。第一，从双方电函往来的数量变化上看。1935-1936年，大约一年零两个半月的时间，冯致蒋电函35件，蒋致冯电12件，彼此给对方的电函是增加的，双方除了上下级之间的称呼外，还以兄弟相称，尤其是蒋的态度，使冯感到“承推诚相待，事无巨细，多赐咨询；陈无当否，恒荷采纳”[3](P36)，蒋态度的变化，双方关系由敌对开始逐步恢复向合作的方向发展，并走向合作，双方的关系处在上升的势头，也可称这是蒋冯关系最为和谐融洽的一段时光。
1937-1939年，冯致蒋电函120件，蒋致冯电71件，双方的电函往来占十年双方电函往来的71.3%，这一阶段双方关系基本上延续了先前状态，但应该特别注意到的是，这期间彼此给对方的电函是递减的，而且，从1937年8月6日到10月20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冯玉祥先后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三战区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旋即被解职。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取消冯玉祥副委员长职务。1939年5月，又取消冯玉祥“督练官”这个有职无权的头衔。双方关系密切的程度开始减弱，渐行渐远，开始走下坡路。
1940年是双方关系变化的转折点，这一年，冯由1939年致蒋电函的28件，锐减至5件，蒋也由1939年致冯电的21件，锐减至2件，9月5日，冯致蒋长函，郑重向蒋提出“免去玉祥所有各项名义”[3](P104)，更足见得双方关系趋冷的程度。1940-1945年，冯致蒋电函24件，蒋致冯电7件，尤其是1944年，冯致蒋电函10件，蒋未回一件，这五年双方的电函往来只占双方十年电函往来的11.6%，可称是双方关系由疏远、冷淡逐步向分道扬镳发展。
第二，从冯致蒋电函的名称变化和双方对彼此称呼的变化上看。如前所述，冯致蒋的电函名称和双方对彼此的称呼发生了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蒋冯关系的变化和走向。1935年至全面抗战爆发，冯玉祥在南京近两年的时间，给冯与蒋零距离接触提供了条件，据《冯玉祥日记》中的不完全统计，1935年11月26日-1936年6月25日，冯玉祥与蒋介石面谈就有26次，蒋对冯的热情、谦卑、尊重使冯深为感动，当他看到蒋把他所言“掏出小本，用红铅笔记之”时，感到蒋“可敬之至”[4](P656、468)。1936年2月24日，冯同蒋谈完话后，蒋说：“大哥看到什么错处请要说，想到什么应办亦请说，为国家计应当如此，为朋友计大哥亦应如此，我实被此话所感动，我说‘只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方对得起您这话’”[4](P688)。蒋介石的表现，使冯玉祥对其充满了希望和期待，他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四点，见蒋先生介石，谈13条……介石所答之话为最谦下，为最和平，更为最诚恳，实为我最满意也，此次可谓之不白来了”[4](P644)。可见，冯对蒋的戒备、仇视逐渐淡化或消失，甚至对自己此前对蒋的仇视有些自责和忏悔，还在不断地说服自己要捐弃前嫌，辅佐蒋共谋抗日大业。1936年6月9日，在谈到两广事变时，冯玉祥说自己也曾是反对蒋的一分子，但“住于泰山而介石不忘我，连电约我来京，诸蒙厚爱，无人不知”[4](P736)。1937年5月20日，冯在他的“感想”中写道：“二十六日为滦州烈士国葬日，二十六日为察哈尔同盟军抗日之日，可谓之双庆日也，若非有中央、有国民党、有政府，岂能如此，然最重要的则为介石好友也，打也打过，骂也骂过，而今情好如初，一则因年岁大了，一则因多共患难，更大的事是日人之压迫，非真正团结不能救国，而亦不能自救也。我冯玉祥应时时以精诚团结抗日救国八字为主，更要的是拥护中央、拥护介石也。再次真实明白的即介石成功，即我的成功也”[5](P178)。因此，1935-1937年9月的电函名称和对彼此的称呼，除表示他们的上下级关系外，还有兄弟之情在其中，于公于私冯都真心实意想与蒋合作，冯在电函中也多次表示与蒋“相谈甚欢”、“甚快”、“快甚”[3](P2、5、17)！双方的关系迅速恢复，并很快融洽，冯玉祥在1935年12月也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1937年8月，出现了“上蒋委员长书”的名称，直到1939年结束。冯玉祥在“叠次上陈”[3](P29)未见奏效的情况下，采取了“上书”的形式，即采取了中国古代大臣向皇帝上奏的下对上的工作的最高形式，更多的包含了下对上，公对公，官职对官职的工作含义，而非兄弟之间私下所谈，强调“书”、“函”的郑重性以及他所谈问题的严重性，以示能够引起蒋的重视。这除了表明冯束手无策，心急如焚外，也表明冯对蒋先前对他的态度和与蒋合作缺少了信心，二者关系密切的程度开始下降，疏远的成分增加了。双方电函的称谓上也少了先前的亲近感，双方多以官职相称，从1938年至1945年，冯完全以官职称呼蒋，蒋甚至有“冯焕章先生”之称，这也许是因为战争状态上下级关系工作电函的缘故，但并不排除双方关系趋于疏远。
1940-1945年，虽然冯给蒋的电函将“上”恢复了“致”，但根据电函的数量，其含义与1937年以前有所不同，冯玉祥更多了无奈、失望，但出于对民族国家的责任，还期待、甚至幻想通过他的苦口婆心和态度的坚定，迫使蒋介石能够朝着他所期望的方向变化，当幻想逐渐被现实所击破时，《书简》的最后一篇上蒋书，冯遂提出“赴欧美各国一游”[3](P139)的要求，表明自己不想再与蒋合作的态度。二者的关系开始从疏远向分道扬镳发展。
(二)《书简》反映二者的关系总体上可谓“剃头挑子一头热”，体现出一个国家政治中心外围的参与者和最高决策者之间独特的政治关系。冯玉祥一方语重心长，例举古今中外，长篇大论的论证，事无巨细的报告，无微不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一些重大问题“全系出自肺腑之言”，于私于公“不得不披肝沥胆以陈”[3](P136)，提出中肯的意见、建议乃至批评，甚至欲效法春秋之卫国史鱼尸谏。据不完全统计，在冯致蒋的178件电函中，共列举古今中外者至少50处以上之多，有的甚至不惜用较多文字完整地讲述一个故事，希望蒋从中惊醒与觉悟，如，1938年广州、武汉失陷后，面对焦土抗战的妥协投降论调，冯致蒋长函，讲述了三国时，孙权坚决采纳鲁肃主战意见，以少胜多，大破曹操于赤壁的故事，鼓励蒋，对那些再敢言和动摇军心者，应效法孙权拔剑砍去桌子一角的气概，“钧座亦当拔剑一砍而言曰，‘再有敢言屈和者，即是汉奸国贼’”[3](P79)，以坚定蒋的抗战信念。1944年8月22日的致蒋长函中，用2300多字讲述了中国古代“高举烛”的故事，完整的转述了报纸所刊的罗斯福的演讲以及美前国会众议院议员裵裵提出普遍征兵议案美老百姓如何反映的故事，用以阐明得民心和行民主。1938年8月25日，冯玉祥患恶性疟疾刚有好转，生怕自己逝去，没有机会，就以“上委员长书”的形式致蒋长函，所言语重心长，令人感动。为进一步表明对国家民族的赤胆忠心和迫使蒋介石采纳他的忠言，冯玉祥留下遗言，拟尸谏。希望蒋“能体察其苦心”[3](P77)。冯还不辞辛苦，把与蒋面谈的内容，再整理出来寄给蒋，怕蒋“虑或所忘”，目的是“以备采择”[3](P2)，据不完全统计，这种电函共9件，且多是长文，足见其良苦用心。就是在1940年以后，蒋冯关系江河日下的几年里，冯还是发自肺腑，做到仁至义尽，苦口婆心劝蒋，“不顾忌一切祥言之”[3](P25)，期望能出现奇迹。
而蒋介石一方，一是如前所述，在10年蒋致冯的90件电函中，主动致电冯的只有21件。二是冯致蒋多件电函，蒋乃回复，冯连续4件电函蒋才回复的，1935年1次，1936年2次，1937年4次，1938年3次，1940年1次，1941年1次，1944年冯致蒋10件电函，蒋未回一件。三是对冯提出的问题及解决意见建议，回电或不予明确表态，或非常简单，给人回避、应付之感。另外，从冯拟尸谏和在一些问题上“曾一再向主席陈述”[3](P136)，达到“愚直”的程度以及“恨不得我公在前，执手言之”[3](P76)的迫不及待之心情，也可略见蒋的态度，如，关于动员民众参加抗日，冯至少在15件电函中进言。总之，蒋介石的态度在有些问题上是敷衍、冷淡、甚至置之不理。
(三)《书简》所反映的冯蒋关系的局限。《书简》内容虽然集中和丰富，但并没有收入蒋冯10年间的全部往来电函。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书简》中蒋致冯的电函有3件没有被收入。《新编》中，增补的有39件③。因此，《书简》尽管是研究冯蒋1935-1945年十年关系的重要资料，但并不是全部，研究者还要使用、参考、挖掘其他资料，以更全面、更深入地对冯蒋十年关系进行研究。此外，如前所述，《书简》的主体是冯玉祥，蒋多是对冯的意见、建议、要求进行回应，回应的总体比较少，比较简单，有的不回应，但也不能由此就断定蒋对冯一味敷衍，因为蒋是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工作千头万绪，可谓日理万机，一一回应是不可能的，有选择地回应也是正常的。当然，冯蒋政治位置和取向的不同，对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也自然不同，蒋对冯的意见和诉求或是知道就可以了，或是冯已当面讲了，有的可能是真的置之不理。这些都需要发现新的资料进一步加以佐证，但这不妨碍《书简》作为二者关系历史记录的宝贵价值。
综上所述，《书简》展现的1935-1945年蒋冯十年关系，在二者1926-1948年22年全部的政治关系中具有特殊价值④。这十年是二者关系最复杂的十年，也是他们合作关系中最长的一个时期。这十年的合作，和之前冯作为一个实力派与蒋的合作是有本质区别的，基本上限于政治上的合作，尽管合作中双方有矛盾和分歧，但没有破裂合作，其根本原因是抗日的大环境，二者合作的政治基础是抗日，加之冯已不再是一个实力派。而之前1926-1935年的冯蒋关系，双方有合作，又有分裂和对抗，甚至是兵戎相见。从合作方面看，虽然那时也不无共同的政治理念，但也明显夹杂着个人及其政治军事集团的利害，与这十年的合作很不同。而二者此十年的关系与其后三年的关系也完全不同。之后的1946-1948年，二者之间的政治关系，由于合作的政治基础已不存在和政治理念的差异，双方的政治关系由合作演化成对抗和分裂，冯事实上成为蒋及其政权的反对派。因此，这十年冯蒋以抗日为基础的合作，无疑对国家民族有相当的正面价值。
注释：
①《书简》的编排上，年是按时间顺序，月日有的不是按时间顺序，一般冯致蒋的长文都放在每一年的最后。
②这也是文章使用“冯蒋关系”表述的缘由，即以冯作为主要方面讨论二者关系。
③笔者统计，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冯玉祥选集》下卷，《书简》中冯致蒋的电函29件没有收入。
④1925年，冯玉祥第一次听说“蒋介石”三个字。参见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1页。1926年6月3日，蒋致冯第一封电报，6月11日，冯回电，二者政治关系由此开始。参见陶英惠辑注：《蒋冯书简新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0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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