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国内外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国内外论文,环境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54(2005)01-0052-05
生态资产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 自然资源的耗竭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世界各国对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越来越关注 。环境、生态和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成为当今各国学者和政府研究的重要内容，也 是当前生态学与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学科的研究热点。
一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在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评估的理论、方法和应用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最早的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探索，在20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开始。Marsh出版的《Man and Nature》(19 65版)就记述了地中海地区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破坏，并注意到了腐食动物 作为分解者的生态功能[1，2，3]。自从Tansley(1935)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后，以生态 系统为基础的生态学研究已经形成了科学的体系，并且从注重生态系统结构研究逐渐向 关注生态系统功能的研究方向发展[3]。Aldo Leopold(1949)指出人类本身不能替代生 态系统的服务功能[4]。Vogt(1948)第一个提出了自然资本的概念，他指出耗竭自然资 源资本，就会降低美国偿还债务的能力[5，6]。Paul Sears(1955)则注意到了生态系统 的再循环服务功能[7，8]。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自然资源的日益 耗竭和生物多样性的消失，John Krutilla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自然保护的 再认识”，提出了自然资源价值的概念，为自然资源服务功能的有价评估奠定了基础[9 ，10，11]。70年代开始了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的研究。SCEP(1970)的《人类 对全球环境的影响报告》首次提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概念，同时列举了生态系统对人 类的环境服务功能[12，13，14]。Holder和Ehrilich(1974)、Westeman(1977)先后进行 了全球环境服务功能、自然资源服务功能的研究，指出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将直接影响着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15，16]。至此，产生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概念[17，18]。美 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70年代首先提出了生产过程中的“外部不经济性”，发展了环 境资源价值核算的外部性理论，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联系起来，认为生产过程中的外 部成本，即生态成本，应纳入到国民经济成本核算体系中[19，20]。1973年，诺德毫思 和托宾提出用“经济福利准则”修改国民生产总值(GNP)，由此引发了对环境资源价值 进行计量的关注[21，22]。1977年Westman提出了“自然的服务”(nature's services) 概念及其价值评估问题，认为自然资源价值的总价值由直接使用价值(可直接消费的产 品，如食物、生物质、娱乐、健康等)、间接使用价值(功能效益，如生态功能、防洪等 )、选择价值(将来的直接或间接使用价值，如生物多样性等)、遗传价值(为后代保留使 用价值和准使用价值的价值，如生境等)和存在价值(认识到继续存在的价值，如生境、 濒危物种等)构成，地球生态系统被认为是人类最重要的自然资产[23，24]。由于地球 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绝大部分价值难以准确计量以及缺乏相应的价值评估理论与方法体 系，所以发展进程缓慢。
进入80年代以后，资源的日益枯竭和环境问题的愈加严重，资源、生态和环境问题引 起了各国政府和多种组织研究机构、环境学家、经济学家的重视。1982年，Goldsmit分 析了自然资源价值评估研究进展缓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评估方法困难和对此缺乏足够的 关注[25，26]。
1983年，Weiller认为环境核算的范围包括三个方面：(1)自然资源的枯竭；(2)环境自 然状态的保护；(3)污染及控制。他没有提出如何对自然资源枯竭进行核算和估价，但 从资源经济角度阐述了自然资源枯竭问题的重要性以及自然资源枯竭对经济的影响[27 ，28]。1984年，Stephen R.等尝试运用损益方法评估环境资源价值[29，30]。1986年 ，Loomis用费用—效益法对野生生物和环境价值进行了评价，并对其现状进行了详细的 分析[31，32]。1987年，Robert提出了自然资源估价准则，并认为经济效益是估价自然 资源价值的中心问题[33，34]。
进入90年代以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方法的研究受到了许多学 者的重视，如不同生物资源的经济评价方法、湿地资源的评价方法等。Gowdy论述了生 物多样性对人类的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的价值，强调生态系 统服务的市场交换价值虽可证明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的正确性，但通过市场交换的那一 部分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仅是生物多样性总价值中很小的一部分，人类并不清楚生物多样 性总价值的大部分，而其最高级别的价值稳定了人类的生命支持系统的稳定性[35，36] 。Pimentel认为有许多方法可以评价生物多样性给人类带来的利益：一种是给出关于生 态系统的最佳估算，另一种是评价人类对维持生物多样性的支付意愿(WTP)[37，38]。 基于生态系统进入GDP账户的可能性，Alexander通过假定一个在全球拥有所有生态系统 的独占者，测算其在生态系统市场突然建立后所能获得的最大收益，以此来评价未来有 可能包含在GDP账户中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逻辑价值[39，40]。Woodward则在阐述湿 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时，在总结多年来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案例及方法 的基础上，提出了非市场价值评价的方法——复合分析法[41，42]，同时指出了在多个 湿地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案例中价值估算出现偏差的原因及其影响湿地价值估算的因素[1 8]。Hannon设计了一个与经济充分一致的生态账户体系，通过恰当的定义“流”，把两 个系统连成一个共同的体系，当生态系统的演化能够用经济术语描述时，系统中的生态 价格就可以估计并可以得到一个生态经济输出的单一测度[43，44]。全球湿地经济网络 (GWEN)于1997年11月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召开的第四次专题讨论会上，专门讨论了湿地生 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问题，部分论文于2000年在《Ecological Economics》杂志以专 辑形式出版。GWEN已计划于2001年召开红树林生态系统价值评估研究的专题学术讨论会 [45，46]。
在对生态与资源环境经济价值评估方法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国外学者还做了大量的 实证研究。1991年国际科学联合会环境委员会组织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专门讨论了如何进 行生物多样性的定量研究，这次会议促使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估 研究成为目前生态学研究的热点。1997年Daily及Constanza等人的工作，将生态系统服 务的价值评估研究推向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并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中取得了 较大的进展，其中以Daily主编的《Nature's Service:Societal Dependence on
Natural Ecosystem》(1997)一书和Costanza等人在《Nature》上发表的《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一文最为引人注目。在
Daily主编的专著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概念、研究简史、服务价值 评估、不同生物系统的服务功能以及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专题研究。Constanza等 人综合了国际上已经出版的用各种不同方法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研究结果，对全 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了划分和评估，他们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归纳为17种类型，并 按10种生物群系以货币形式进行估算，在世界上最先开展了对全球生物圈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的估算，这是目前最有影响的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结果[47，48]。《
Ecological Economics》杂志以论坛或专题形式汇集了有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 评估的研究成果[49，50]。许多学者(如Bolund P.、Bjorklund J.、Holmund C.等等) 从不同的角度对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估进行了研究，例如淡水生态系统、城 市生态系统、鱼类生态系统等的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估[19]。
Constanza等13位科学家对全球生物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估算，其结果表明，目 前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的年度价值为16.54×10[12]美元，平均价值为33×10[12]美元， 相当于同期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GNP)约18×10[12]美元的1.8倍。其中，海洋生态系统 服务的价值约占63%(20.9×10[12]美元)，陆地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约占38%。海洋生态 系统服务的价值主要来源于海岸生态系统，陆地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主要来源于森林和 湿地[51]。该研究成果的发表，不仅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而且《Ecological
Economics》1998年出版“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专辑也对这方面的研究予以了讨论， 掀起了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的热潮[41]。
Pimentel等人对国际上有关自然资本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汇总分析 ，对世界生物多样性与美国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开展了比较研究，估算出世界生物多 样性在废物处理、土壤形成、氮固定、化学物质的生物去除、授粉等18个方面的年度经 济价值为2.928×10[12]美元，该估算结果不到Constanza等估算结果的1/10。Pimentel 等认为其估计结果是很保守的，Pimentel等估算的美国生物多样性的年度经济和环境效 益为3190×10[8]美元，而同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6×10[12]美元(1994)，其生 物多样性年度经济和环境效益只占GDP的5%[24，42，43]。此外，还有Peters等对亚马 孙热带雨林的非木材林产品的价值评估[52，53]、Tobias等和Maille等对热带雨林的生 态旅游价值的研究[54]；Hanley等对森林的休闲、景观和美学价值的研究[55，56]；
Adger等对墨西哥森林的价值的评估研究及政策建议[47]；Turner对湿地的总经济价值 的论述；Barbier对热带湿地环境功能价值的研究等[27]。
巴西(Pantanal)是位于南美洲地理中心的热带季节性湿
大，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目前生态服务价值评估研究的精确程度还很低。除了对生 态系统现存服务价值的评估研究外，国际上还开展了对受损生态系统恢复其生态系统服 务的价值的评估研究，如Loomis等用条件评价法(CVM)对恢复美国普拉特河流域的废水 处理、水的自然净化、侵蚀控制、鱼和野生生物生境、休闲旅游的经济价值的研究[24 ，50，51]。这些研究对森林、湿地等重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和开发利用具有重要 意义。
二 我国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进展
在我国，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核算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 环境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同时中国众多的学者也开始关注生态经济、资源 经济和环境经济问题。于光远、许涤新、刘思华、马传栋、张卓元、刘书楷等一大批专 家学者先后从生态经济学角度对资源环境价值进行了阐述。80年代以来，环境与自然资 源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十分迅速，王金南(1994)、厉以宁(1996)、马中(1999)、张 帆(1998)、杨云彦(1999)等先后推出了几本有代表性的环境与资源自然经济学的教科书 ，使中国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学科体系逐步完善，其理论水平也逐步接近了国际水平 [58，59]。而中国完整意义上的自然资源环境核算工作在80年代末开始全面展开。1987 年，李金昌等翻译了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Repertto博士的《关于自然资源核算与折旧问 题》、《挪威的自然资源核算与分析》等文章，由此引发了中国有关人士对资源核算的 关注。此后，李金昌等又撰写了《实行资源核算与折旧很有必要》、《资源核算应列入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空心化现象》等系列文章，探讨自然资源资 产核算的意义与重要性[60]。198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成立了李金昌主持的“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体系”课题组，开展了包括水资源、 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地资源、矿产资源等的核算工作。这项研究构建了自然资源资 产价值核算的理论框架，研究了自然资源资产价值与价格的问题，确立了自然资源价值 基本理论和计算公式，确定了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流程图[55]。正是在这一研究的推动下 ，中国的自然资源与环境价值核算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并在森林资源和水资 源价值核算方面取得了突破。姜文来(1996)、沈大军(1997)、沈菊琴(1998)等对水资源 价值评估的理论、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水资源价值评估模型[56，59]。曲福田 等对土地资源价值核算的研究，谷树忠对农业资源核算的研究以及靳乐山、王舒曼、付 尔林等对资源环境价值评估的理论、方法的全面总结，使中国的资源与环境价值核算研 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60，61]。侯元兆(1994)等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对中国森林资源价 值进行了评估，其中包括3种生态服务价值即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净化大气的经济价 值[62]。1998年，李金昌等出版了《生态价值论》一书，该书以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为例，全面总结了森林的生态价值计量的理论和方法[63]，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的森林 资源核算逐渐由事物型的物质资产核算转向无形的生态价值核算，并且对核算方法的处 理开始细化，即由单纯的估算向科学计量方向发展。
近年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的评估研究引起了国内研究人员的高度重视，开 展了对全国、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核算，以及对单个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与生 态系统单项服务价值的评估研究。
国内较早开展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是薛达元等对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 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的评估研究，其结果表明，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的直接实 物产品、直接服务、间接服务及非使用类价值(存在价值、遗产价值和选择价值)等的年 总经济价值为72.91×10[8]元[62]。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编写组将中国生物多 样性的经济价值分为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潜在使用价值开展了评估研究，结 果是上述3类价值每年总计达39.33×
1.733倍。与全球相比，中国的总面积占全球的2.78%，生态系统效益的价值占全球的2 .71%，而此数据仅相当于欧阳志云等所计算的中国陆地区域内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 的1/4，而他们都认为其研究只是对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保守估计[65]。侯元兆等 对我国森林资源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供氧的经济价值的估算表明[63]，我国森林 资源在这3方面每年产生的经济价值为7180×10[8]元。其他研究案例还有：蒋延玲等对 中国主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谢高地等对中国自然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 研究。
我国学者在对区域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价值与生态系统单项服务功能价值的评估研究 方面也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孔繁文等对我国沿海防护林体系、辽宁省东部水源涵养林及 吉林三湖自然保护区水源涵养林的生态环境效益进行了核算研究[66]；郭中伟等以位于 长江三峡库区的湖北省兴山县森林生态系统为例，评估研究了兴山县森林生态系统调节 水量的经济价值[67]；韩维栋等对中国现存自然分布的13646hm[2]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生 态价值进行了评估研究，研究结果为，中国红树林生态系统在生物量生产、抗风消浪、 护岸、保护土壤、气侯调节这7个方面的年总生态价值为23.6531×10[8]元[68]。辛琨 对盘锦湿地资源的使用价值进行了评估，其结果为62.13×10[8]元[28]。崔丽娟以全国 人口作样本评估了扎龙湿地的资源价值，其结果为156.47×10[8]元[69]。肖寒等对海 南岛尖峰岭热带森林的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进行了评估。还有宗跃光等对宁夏灵武市区域 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研究，成克武等对北京喇叭沟门林区森林生物多样性的价值评估， 肖寒等对海南岛生态系统在土壤保持方面的价值的评估等[64]。
三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国内外研究评述
从目前国际国内上的研究现状来看，国际上对自然资源资产价值的研究十分重视，生 态学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家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共同合作，从生态系统过程、生 态服务功能及其生态经济价值等多个方面开展综合研究，不断充实与丰富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的内涵，探索其评价技术及生态经济价值的评估方法，分析与评价资源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的经济价值，从而基本建立起自然资源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框 架。不可否认，国外自然资源经济价值评估核算也存在很多问题：如对自然资源资产价 值的核算，采取分类计算各种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然后加总的办法，从而割裂了自然资源 各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复杂的相互依赖性[63]；由于缺少对资源整体功能的研究，特 别是在资源资产价值定量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存在的困难，导致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还 没有对各种价值分量的概念和核算方法达成共识，从而难以制定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 的统一标准，确定自然资源资产价值的合理分类、单位资源价格的量化方法等。
与国外相比，我国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的研究在理论、方法上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在理论研究上，往往直接应用国外的理论和方法，没有形成自己的评估理论和方法体系 ，有些甚至直接利用其参数，如将某一地区的核算评估结果直接外推到其他地区，从而 导致估算结果的误差。考虑到自然资源区域特征和服务功能的差异性及生态系统各物种 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与其他生境的相互联系，用一种线性的相加法则来处理这种复 杂关系，则忽视生态系统各组分间的联系和反馈评估结果。在评估核算技术上，由于受 我国经济、社会、公众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国外广泛使用的旅行费用法、条件价值法在 我国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中应用较少[54]，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自然资源资产价 值纳入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步伐，导致了自然资源资产价值的大量流失。
由于自然资源资产价值理论研究值得关注和重视的进展在理论上的争论还很多，而现 实的需求不允许我们长期争而不决，我们必须在构筑自然资产价值理论的同时，尽快构 建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的方法论，并且尽可能地将其付之实践。如何对自然资源资产 价值进行计量，这是实现自然资源资产价值的前提和基础。现有的一些理论如边际机会 成本模型、模糊数学模型等，它们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解决部分资源本底价值或者 资源产品的价值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它们尚不能完全解决所有自然资源价值量化问题 ，必须进行改进和创新。不同的自然资源由于分布、特征、供求状况等存在差异，它们 是否具有统一计算范式，这是价值量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完善与创新自然资源资 产价值核算量化理论是自然资源走向市场的必经之路，目前这方面研究的成绩与缺陷并 存，现实需求与理论研究相脱节的现象还普遍存在，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必须在此方 面有所创建，这也是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
收稿日期：2004-10-29
标签：生物多样性论文; 生态系统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环境评价论文; 系统评价论文; 生态学论文; 环境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