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文选》诗歌的时间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选论文,诗歌论文,模式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研究《文选》诗歌的时间模式，可以说明汉末至南朝时期诗歌的基本表现形态。按照时间概念的内在结构，出现于《文选》诗歌中的时间可以划分为聚焦、对立、流逝、综合四种模式类型。从具体的数量、语言、结构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不仅可见它们对传统诗歌时间模式的继承与创新，而且可见这些时间模式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与规律，从而实现《文选》诗歌一以贯之的主题——伤逝。
《文选》卷十九～卷三十一所收的全是诗歌。这些诗歌上起汉末，下迄南朝，共有443首。在这443首诗歌中，涉及时间概念的约有320首，占总数的72%。出现在诗中的时间概念，又有其独特的内在结构，即时间模式。时间模式与诗歌整体结构模式有一定的联系：诗人可以通过时间模式结构全诗，也可以把时间模式固定为诗歌整体结构的一个环节。在《文选》诗歌中，时间模式是整体结构的一个环节。大致而言，在《文选》涉及时间概念的320首诗歌中，时间模式可分为四种：一是聚焦模式，指诗歌中出现的时间聚集在一个焦点上。这种模式所占比例最大，有160首，占总数的50%。二是对立模式，指诗歌中的时间以对立形态出现，如朝夕、今昔等。这类诗歌有59首，占总数的18.43%。三是流逝模式，指诗歌中的时间不是静止地固定在特定的时间点上或对立的时间中，它遵循着直线型运动规律，流动着，消逝着。这类诗歌有28首，占总数的8.75%。四是综合模式，在这类诗歌中，两种或三种模式并存，这一类诗歌有73首，占22.81%。以下分别论述之。
聚焦模式
聚焦模式的基本特点是诗人截住了源源不断的时间之流，将一年中的春、夏、秋、冬与一天中的晨、昼、暮、夜拆裂开来，让它们独立地出现在诗歌中，成为一首诗歌的中心时间。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昼夜，因为它们带来的自然现象不同，往往在人类心灵上映射出不同性质的体验与感受。
《文选》诗歌中自然时间类型大量存在，共141首。试将四季与昼夜划分开来加以分析。
表一：
季节春夏 秋 冬 合计
数量 124 274 47
表二：
昼夜晨昼暮夜 合计
数量9426 1857
表三：
综合 秋秋秋秋春夏冬冬合
时间 日晨暮夜昼暮晨夜计
数量 32622 111137
从表一、表二的统计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代诗人所偏爱的时间在季节中为秋，在日夜中为暮。暮与秋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处于转折点的位置上，诗人在暮与秋这种时间转换的焦点上频繁地傍徨与哀叹，因而，转换的焦点时间浸透了诗人对自然与生命的双重忧伤。这一首首秋之曲与暮之歌谱写出这一时代诗人在时光的流逝中无可奈何的伤感与恐惧。
从表三可以看出，在综合的时间中诗人最为偏爱的是秋夜。秋天的夜晚，霜露掩盖了繁华与生机，陪伴着诗人的，只有一样孤独的明月与灯光。时间的转折已经完成，光明与生机消失了踪影，留下的只有黑暗与凄清。因此，在秋夜这冷清的时间里，流淌着更为沉重的时光消逝的悲哀。
时间名词在诗中大量出现，时间名词以其深厚的内在意蕴默默地感动着读者。但是，时间名词本身是单调的，秋、日、夜、暮等作为单个的字从字形、读音各个角度并不比其它汉字具有更多的艺术特征，那么，诗人怎样将时间名词化为缤纷的艺术形象，使它更能直观地感动读者呢？其实方法很简单，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诗经》、《楚辞》那里，人们早已寻找到一条道路：意象堆积。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诗经·豳风·七月》）、“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秦风·蒹葭》）、“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楚辞·九歌》）、“朱明承夜兮时不可以淹，皋兰被径兮斯路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楚辞·招魂》）、“悲哉秋之为气兮，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楚辞·九辨》）等等，时间被缤纷的意象装点着，意象因时间而存在，又自觉地装饰着时间。时间，在诗中就是以意象的存在而存在。
时间的意象堆积法为诗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艺术活力，《文选》中聚焦模式的诗歌采取这种手法的约有百首，占这141首自然时间聚焦模式诗歌的70%。我们可以以一首诗为例，分析《文选》中诗歌所使用的意象堆积法：
秋风吐商气，萧瑟扫前林。阳鸟收和响，寒蝉无余音。白露中夜结，木落柯条森。朱光驰北陆，浮景忽西沉。愿望无所见，惟睹松柏阴。（张载《七哀诗》其二）
这首诗的基本时间焦点为秋天的黄昏。在这一焦点时间出现了诸多意象：（1）秋风、（2）阳鸟、（3）寒蝉、（4）白露、（5）落木、（6）夕阳、（7）松柏。在这七种意象中，（4）、（5）、（6）三者基本因袭了《诗经》与《楚辞》，（1）、（2）、（3）、（7）四种意象则是在《诗经》与《楚辞》中不多见的新鲜意象。传统的意象与新鲜的意象在此诗中共同营造出了准确、精致的秋日暮景。《文选》中诗歌的时间意象就是在这种传承与更新之中挣扎着生存：传统没有被抛弃，但自觉的诗人已在苦心经营新的意象。于是，霜露、夕阳、蟋蟀、明月等传统意象与松柏、飞蓬、雁、菊等新鲜意象并置在《文选》的诗歌之中。新鲜意象是这一时代诗人刻意选择的，它折射出创作主体与前代诗人的不同心态。就张载这首诗而言，秋风、阳鸟、寒蝉与松柏这些新鲜意象，隐隐流动着诗人在秋暮之时独特的灰色与苍凉的心理感受：秋风一过，万木萧瑟；春鸟不再鸣叫，秋蝉也在寒风中战栗……而在一切的尽头，则是象征死亡的松柏。这些意象，准确而又巧妙地凸现诗人无法把握时间，最终也就无法把握生命的无奈与悲哀。
不仅不同的意象折射出这一时代诗人的独特感受，即使相同的时间意象，由于诗人内在的情感与精神的差异，在《诗经》、《楚辞》与《文选》诗歌中其内涵也是相当不一致的。例如，同样是霜露与夕阳，在《诗经》里呈现出的是秋的朦胧的美以及洋溢着生活情趣的黄昏；文人创作的《楚辞》多少显露出对秋的悲伤感悟，但感悟之后迸发的却是“上下求索”的生生不息的力量。相反，在上引张载的诗中，白露的尽头不再是美丽的少女，而是枯枝败叶，夕阳急速坠落留不住和煦的阳光，更听不见牛羊的欢叫，这一切的最终指向是遥遥可见的象征死亡的松柏。
在聚焦模式中，聚焦的焦点除了以上讨论的141首自然时间焦点以外，还有个人时间焦点与历史时间焦点。个人时间聚焦模式有其固定的结构：诗人往往出现在年老的现在的立场上，回顾年少的过去的时光。少年与老年在诗人的回忆中重叠，但此时的少年已经是虚设的少年，老年才是真实的存在，诗人竭力要凸现少年的美好，但在深层结构上恰恰暴露了在年少的时光逝去、死亡临近的老年面前的无尽悲哀：伤逝。聚集在历史时间点的诗歌在《文选》诗歌中所占比例不大，且大多因袭了《诗经》的结构与语言作为纯粹的叙述手段，手法陈旧，逐渐走向衰亡。此处不拟详论。
对立模式
在《文选》诗歌中，时间的对立模式基本上有四种类型：一是“朝夕”模式，基本结构为“朝……夕……”，如：“朝发鸾台，夕宿兰渚。”（曹植《应诏诗》）“朝日顺长途，夕暮无所集。”（潘尼《迎大驾》）二是季节模式，基本结构是上下两句形成季节上的对比，如：“流声馥秋兰，摛藻艳春华。”（潘尼《赠河阳》）“桂栋留夏飙，兰橑停冬霰。”（江淹《杂体诗》）三是“今昔”模式，基本结构为“昔……今……”，如：“昔在太平时……今虽盛明世……”（王康琚《反招隐诗》）“昔迈先徂师，今来后归军。”（颜延之《还至梁城作》）四是综合模式，指以上两种或三种对立模式共同出现在一首诗歌中，如：“楚人心昔绝，越客肠今断……不怨秋夕长，常苦夏日短。”（谢灵运《道路忆山中》）“隆暑固己惨，凉风严且厉。夏条集鲜藻，寒冰结冲波……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负戈。”（陆机《从军行》）这四种对立模式均存在着多种变体。一是换字，如易夕为暮，易昔为始等。二是合并，对立的两种时间合并在一句之中。
《文选》中诗歌的时间对立模式，在结构上承袭了《离骚》中的“朝夕”句式。模式一是完全继承；模式二是增加了时间的跨度，从日夜中的“朝夕”扩大为季节中的“冬夏”、“春秋”等等样式；模式三是将物理时间的对比提升为“今昔”这样的个人主体生命时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的内在跨度扩大到极致就是个人生命中“生”与“死”的对立；模式四就是将以上的各种类型综合在一首诗歌中。
《文选》的“朝夕”句式不仅在结构上决定了《文选》诗歌的时间对立模式，而且在上下两句的内在逻辑关系上也一样对《文选》诗歌施加着强烈的影响。按照上下两句的关系，《离骚》中的朝夕句式可分为两类：一是上下句之间是并列关系，它们被固定在两条平行线中，这在修辞学的意义上属于“正对”。二是上下两句之间是顺承关系，上句是起点，下句是终点，这在修辞学的意义上属于“流水对”。对《文选》诗歌中时间的对立模式直接影响的是顺承关系。如：“朝游登凤阁，日暮集华沼。”（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朝游雁门上，暮还楼烦宿。”（鲍照《拟古》）“朝与佳人期，日夕望青阁。”（江淹《杂体诗》）“我来冰未泮，时暑忽隆炽。”（潘岳《在怀县作》）“朝驰左贤阵，夜薄休屠营。昔事前军幕，今逐嫖姚兵。”（范云《效古》）上下两句之间基本上按照由朝至暮、由冬至夏的顺序发展运行。朝、冬与昔作为时间的起点，而暮、夏与今则标志着顺着这个起点直线往前延伸的时间的方向。在这种顺承关系的作用下，时间起与终的对立已仅仅作为一种外在形式存在，内涵上已置换成时间的运行。时间的对立的外在形式是静止的，但在内涵中顺序运动的力的作用下，静止被打破，呈现出的是动态的流逝。因此，顺承关系使诗人在对立的形式中感发的是强烈的时间流逝意识，时间内涵显示了时间一去不复返的命运。并列关系对《文选》诗歌的对立模式的影响一样存在着，不过这种并列关系在《文选》诗歌中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出现的。如前所述，《楚辞》中上下两句以平行关系构成和谐、平稳的结构，而在《文选》诗歌的对立时间模式中变为相互排斥，和谐、平稳的空间造型被打破，形成矛盾与反差。从修辞学的角度考虑，“正对”逆转为“反对”，如：“昔为万乘君，今为丘山土。”（张载《七哀诗》）“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沈约《别范安成诗》）“生时游国都，死没弃中野。朝发高堂上，暮宿黄泉下。”（缪袭《挽歌》）填充在时间之中的，是“万乘君”与“丘山土”、“国都”与“中野”、“高堂”与“黄泉”这些强烈的悲观性反差的词语，正折射出诗人内心深处对伴随着时间流逝而来的死亡与孤独的悲哀与恐惧。
在结构与逻辑关系上，《文选》诗歌的时间对立模式基本上是对《离骚》“朝夕”句式的继承。但是，在所使用的语言上，二者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屈原在“朝夕”句式中所使用的是神话性的语言，即语言具有非真实性以及强烈的梦幻色彩。芬芳的木兰与经冬不死的香草，苍梧之野与昆仑群山，宓妃夜宿的穷石与濯发的洧盘，这些美好的事物都具有神话般色彩。但在时间对立模式的《文选》诗歌中，神话性语言被剥去了色彩斑斓的梦幻外衣，暴露出强烈的真实性，真实就不一定美好了。首先，神话的山水对这一时代诗人已失去了吸引力，代之而起的则是灰暗的现实场景。其次，诗人追求的不再是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的英华，废墟与坟墓也堂而皇之地进入了诗歌语言之中，强化了死亡的灰色背景。语言，在《文选》诗歌的时间对立模式之中，以它真实的灰色凸现了时间与生命流逝的悲哀。
流逝模式
《论语·子罕》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面临着滔滔而去的流水，感慨着时间如流水一样日夜不停地流逝。圣者在流逝面前深沉地叹息与思考，同样浸透在中国古老的诗歌——《诗经》与《楚辞》之中。在《诗经》中形成了历史时间流逝的模式，而在《楚辞》中则形成了个人时间流逝的模式。如：“挚仲氏任，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五季……大任有氏，生此文王……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长子维行，笃生武王。”（《诗经·大雅·大明》）“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赐余以嘉名。”（《离骚》）这里的时间都是从一个固定的过去时间点出发作直线性的顺序运动。时间无论是在历史时间还是在个人时间的运动中都是如水样流逝着。
这两种时间模式深刻地影响了《文选》中的诗歌。我们先看历史时间的流逝。如：“肃肃我祖……以翼大商……至于有周……於赫有汉……矜矜元王……乃及夷王……嗟嗟我王，汉之睦亲。”（韦孟《讽谏诗》）“悠悠太上，民之厥初……陶唐既谢，天历在虞……光我晋祚，应期纳禅。”（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三正迭绍，洪圣启运。自昔哲王，先天而顺……时文惟晋，世笃其圣。”（陆机《皇太子宴玄圃宣献堂有令赋诗》）“伊昔有皇……降及君后……邈矣终古……在汉之季……爰兹有魏……赫矣隆晋。”（陆机《答贾谧》）这些可以代表《文选》中历史时间流逝模式的一般情况：年代都是从久远的上古开始，虚幻地经历了历史上的各朝各代，最后到达诗人所处的时代。这一模式对《诗经》的继承是非常明显的：一、在格式上，《文选》中历史时间流逝模式的诗歌全为四言，这在五言诗成长的时代无疑表现出浓重的拟古意识；二、在整体结构上，《大明》中形成的逐渐推移历史时间的结构完整地影响了《文选》中这一模式的诗歌；三、在语言上，《文选》诗歌也大量承袭了《诗经》的一些诗篇。
《文选》诗歌中个人时间模式在结构方式与叙事视角两方面承袭了《离骚》。一、结构方式。诗人从过去的时间点出发，以个人的时间（年龄或事件）为经线，记载往事，抒发情感。如“十五讽诗书……弱冠参多士……晚节从世务”（鲍照《拟古诗》），这就是从诗人的少年时代出发，以个人的年龄为经线，通过一生中的时间的位移，完成了模式的完整构造。二、叙事视角。诗人主体是站在现在的立场上，回顾出现在以前各个时间里的“我”。这与聚焦模式中个人时间焦点的诗歌的视角较为接近，但在聚焦模式的诗歌之中个人是凝固不动的，而在这里回顾中的“我”依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运动。如“昔隶李将军，十载事西戎……勤役未云已，壮年徒为空”（袁淑《效古诗》），诗人在现在的立场上反思过去的往事，在反思之中，随着时间的段段零落，诗人陡然意识到往事的空洞。与历史时间不同的是，个人时间在套用前人的模式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屈原在《离骚》中出现的个体生命是与一个伟大的祖先相联系的，个体生命在伟大祖先的照耀之下呈现出宿命的欢欣。而《文选》诗歌中的个体生命只是孤立地存在着，它已经丧失了高贵的血缘，堕落为庸俗的存在。此时的诗人，更能体会到无家的困惑，感悟到灵魂无所皈依的苦难。
时间流逝模式自身，已在结构上蕴含着时间一去不复返的悲哀。但通过以上对历史时间模式与个人时间模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悲哀更多也更明显地集中于个人时间流逝之中。历史时间的流逝尽管更为漫长，更为残酷，但诗人却对它无动于衷，很平静地诉说着时间穿越了漫长的时代。造成这种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由于这一时代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历史意识的沉寂，诗人更为关注的是个人的生命，而非历史的沧桑。因此，时间流逝在这里基本上集中于生命流逝之中。
由此，在时间流逝模式的背后，隐藏着的哲学思考也是与个人的生命密切相关。时间从过去流淌到现在，那么它也会从我们身边流走，不留一点痕迹。请看：“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古诗十九首》）“坟垅日月多……人生安得长。”（陆机《门有车马客行》）“人生诚行迈，容华随年落。”（陆机《君子有所思行》）其实，在群体的历史中的时间与个人一生中的时间一样缓慢而又无情地流逝着，只是在个人意识觉醒的时代里，诗人主体关注的更多的是个人生命，无暇亦无能力去思考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历史与社会。因此，对时间流逝的哲学思考基本上是以人生态度的方式出现。
综合模式
综合模式是指上述的聚焦模式、对立模式、流逝模式的两种或者三种共同出现在一首诗中。在综合模式中，诗人随意出入各种时间模式，但在各种模式中凸现的伤逝主题则是诗人共同咏叹的主旋律。伤逝，在综合模式中更为清晰地显现在我们面前。
在《文选》诗歌的综合模式中，流逝模式出现的频率最高，约占综合模式的60%，而且它在同时出现的各种模式中占据了中心位置，笼罩全诗，最直接地表达了诗人伤逝的感觉。如：（1）“仆本寒乡士，出身蒙汉恩。始随张校尉……后逐李轻车……少壮辞家去，穷老还入门……昔如鞲上鹰，今似槛中猿。”（鲍照《乐府》）（2）“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白日忽西匿……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曹植《赠白马王彪》）（3）“大火流坤维，白日驰西陆……飞雨洒朝兰，轻露栖丛菊……人生瀛海内，忽如鸟过目。”（张协《杂诗》）（4）“昔也植朝阳，倾枝俟鸾鷟；今者绝世用，倥偬忽迫束……冉冉三光驰，逝者一何速！中夜不能寐，抚剑起踟蹰。”（司马彪《赠山涛》）（5）“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常恐鹰隼击，时菊委秋霜。”（谢朓《暂使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6）“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在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曹植《箜篌引》）在这几首诗中，聚焦模式、对立模式与流逝模式共同出现，而聚焦模式与对立模式围绕着流逝模式，强化诗歌中的流逝意识。
在例（1）中，个人生命时间的流逝是这一首诗的主导模式，在这一主导模式之中，容纳了两组对立模式：“少壮”与“穷老”；“昔如”与“今似”。这两组对立模式的加入，强化了个人生命流逝的悲剧色彩。在例（2）、例（3）中，时间流逝模式尽管不再是诗歌时间的主导模式，聚焦、对立模式作为对前两种模式的收尾，正显示了无论时间被聚焦在一个焦点上还是处于对立的关系中，它的最终命运必将是流逝。在（4）、（5）、（6）例中诗人在意识到流逝的迅速与悲哀之后，又将时间聚集在一个焦点或对立之中。聚集的焦点是秋与夜这样的时间的转折点或末尾，而对立显现的则是生与死强烈的对比，这样的焦点与对立、流逝模式的承接，无疑强化了时间的流逝，强化了生命的短暂。
在综合模式中，约有20首诗歌不包含流逝模式，而是聚焦模式与对立模式的综合。如：（1）“清露被皋兰，凝霜沾野草……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阮籍《咏怀》）（2）“朔风动秋草……昔往鸧鹒鸣，今来蟋蟀吟。”（王赞《杂诗》）（3）“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曹植《杂诗》）此三例代表了这一模式的共同点：一、聚焦的焦点时间是在岁月的转折点或者末尾，如（1）、（2）中的焦点时间为秋，（3）中的焦点时间为岁暮；二、在对立模式中选择较多的是具有强烈反差的“反对”，“朝暮”与“昔今”纷纷强调时间的流逝与生命的短暂，即使在“流水对”中，时间流逝之迅忽也是诗人无可奈何强调的。可见，时间与生命的流逝以及对流逝的悲哀与恐惧一样强烈。
在综合模式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时间模式——循环模式。循环与流逝一样是时间的运动。所不同的是时间的流逝是直线运动，而时间的循环则是圆周运动。时间循环在《文选》的诗歌中从不单独出现，它总是与聚焦模式抑或与流逝模式共同出现在一首诗歌之中。因此，我们将它放在综合模式中讨论。例如：“四气鳞次，寒暑环周。星火既夕，忽焉素秋……逝者如斯，曾无日夜。”（张华《励志诗》）“晦朔如循环，月盈已见魄。蓐收清西陆……朱羲将由白。寒露拂陵苕，女萝辞松柏。舜荣不终朝，蜉游岂见夕？”（郭璞《游仙诗》）“六龙安可顿，运流有代谢……时变感人思，已秋复愿夏。”（郭璞《游仙诗》）“曜灵运天机，四节代迁逝。凄凄朝露凝，烈烈夕风厉。”（潘岳《悼亡诗》）诗人先指出时间是循环的，然后紧接一聚焦模式，而在聚焦模式之后有时又会带上流逝模式。由于在聚焦模式之中，诗人往往把当前时间聚焦在秋、冬这样岁月的末尾与向寒冷转折的季节中，这里的循环似乎只意味着春以后是秋、冬，而很少想到秋冬以后还会是春，因此，循环的时间在本质意义上仍是伤逝。从这个意义上，循环的圆周运动与流逝的直线运动共同出现在一首诗歌中并不矛盾，而在以循环模式起首的诗歌中最终归结为生命的短暂也就不足为奇了。
绾结而言，《文选》诗歌的时间综合模式是在各种意义上通过各种手段强化了伤逝意识。时间在各种模式的组合中纷纷凋落，而生命也只是为了维持一点点即将熄灭的炭火。于是，在零落飘逝的季节里，在凄然忆起的年少往事里，在生与死刺眼的对比中，在悄然流逝的生命里，在循环的未完成的圆周中——流逝的时间与生命以及主体面对流逝的悲哀成为永恒的主题。
结语
《文选》诗歌的时间模式是复杂的，但在复杂的时间模式中共同的内蕴则极为简单，那就是时间的流逝以及诗人主体对流逝的悲哀。为什么伤逝会如此沉重地笼罩着刚刚觉醒的诗人的心灵呢？
首先，《文选》所选的诗歌上起汉末，下至南朝，而汉末魏晋南北朝整个时代弥漫着战火的硝烟，生命在挣扎中枯竭，田园在战火中荒芜——这是一段苍凉、混乱的历史。生活在其中的文人在时代里颠簸流离，他们或者惨死于战火纷飞之中，或者夭折在帝位更迭的争斗之中，或者在漫漫行旅中孤苦行吟，或者在荒芜田园中独守丘垅……生活是贫瘠的，而生命又是朝不保夕的。于是，秋与暮因为它的凋落，因为它目睹了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对立与流逝的时间模式因为它展现了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以及主体在时间流逝面前的悲哀，所以纷纷成为诗人借以投射自己内心苦难的幻像。
其次，汉末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社会悲剧与人生悲剧时时刻刻提醒着诗人，荣华与富贵永远是场梦，短暂与悲凉的生命才是永恒的事实。在这一动乱的时代，战争加速了人的死亡，加速了生命的断裂，早夭的生命在旷野中哭号提醒着生者的命运，生者在目睹了大量死亡之后，对死亡的记忆刻骨铭心。这种刻骨铭心的死亡记忆，就使得诗人即使在短暂的平静社会时代中，仍不忘记提醒自己荣华与富贵乃至生命在死亡面前的空洞。对人生的悲剧性感受使得他们选择了对立中的流淌与断裂，选择了流逝而尽的悲哀，生命在这些时间面前呈现出伤逝的虚无。
而时间模式正足以承载如此沉重、如此忧郁的伤逝。这是因为，时间，在社会与人生面前有着其独特的超越性：它能脱离社会与人生而独立完整地存在。因此，时间能够完成对流逝的思考以及承载流逝的运行。在整个流逝与思考过程中，它处于特殊的位置。时间本身也许不是永恒，但对人类存在而言，它则是永恒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