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问而近思：谢良佐理学思想之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而近论文,特色论文,思想论文,谢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5)04-0017-05 谢良佐，河南上蔡人，程门四先生之一。其从游于二程之时，因气象相似，为程颐所喜，赏识其“为切问近思之学”①。“切问而近思”见于《论语·子张》：“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意为恳切地发问，多思考当前的问题，此乃近于仁德的方法。克己以修身，下学以上达，穷理以求是，皆为谢良佐“切问近思之学”的具体内容及体现。 一、克己以修身 谢良佐一生严于律己，自为克己之学，“日作课簿，以记日用言、动、视、听之是礼与非礼者”[1](P929)。他恪守非礼勿视、听、言、动的“克己复礼”功夫，以克己为儒者为学做人的根本，“圣门学者，大要以克己为本。克己复礼，无私心焉，则天理”[1](P918)。而“克者，胜之之谓也”[1](P924)，克己即胜己，是克制自己，杜绝私心私意。复礼即循理，“合理是合礼文，循理便是复礼”[2](P23)。谢良佐致力于克己之功，意在于归仁复性，“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只就性上看”[2](P34)。天下归仁，即是人之善性的复归，而性即自然之理。通过克己之功，可去除心之私意、障碍，破除己与物的对立、对待，本心、本性自然呈现，达至毫无私意的天地之心，至仁，见理，如此则与天为一，物我一体。谢良佐的克己存心“用功处甚多”，主要体现在去矜、不著一事在心中、诚敬等方面。 (一)去矜 《宋元学案·上蔡学案》载，在从学于程颢之初，谢良佐“以记问为学，自负该博，对明道举史书，不遗一字。明道曰：‘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谢闻之，汗流浃背，面发赤”[1](P929)。后来，他师从程颐，“与伊川别，一年复见，问其所进，曰：但去得一‘矜’字耳！伊川曰：何故？曰：点检病痛，尽在此处。伊川叹曰：此所谓‘切问而近思’者也”[1](P917)。可见，谢良佐才高自负，有矜夸之气，又极具羞恶反省意识，从学于二程之后，勤加点检，省察约束，提出“去矜”之说，被程颐赞为“切问而近思”。 谢良佐认为自己在进学修身中所遇到的问题和障碍在于一“矜”字，“点检病痛，尽在此处”，故而与伊川别后一年，力在去一“矜”字，强调“若按伏得这个罪过，方有向进处”[2](P11)。胡安国曾问：“矜字罪过何故恁地大？”谢良佐回答：“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别人耳目，浑不关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吃，只蔬食菜羹，却在房里吃，为甚恁地？”[2](P11)人有“矜夸”之心，会虚荣不实，往往不顾实际情况和自己身心受益与否，自我夸耀，悦人耳目，言行失当，流为私意。“或曰：矜夸为害最大。先生曰：舜传位与禹，是大小大事。只称他不矜不伐。若无矜伐，更有甚事！人有己便有夸心。立己与物，几时到得与天为一处？须是克己，才觉时便克将去，从偏胜处克。克己之私，则见理矣。”[2](P26)谢良佐指出，人有矜夸之心源于有己，有己则产生偏私，与物有对，结果是难以与天为一；只有去除矜夸之心，消除内心的私欲偏胜之处，才能使天理呈现，与天为一。 (二)“不著一事于胸中” 儒者为己之学，常有“累于外物”之患，为此谢良佐之克己功夫注重“不著一事在胸中”，自言：“季路、冉求之言，不得人才做不得。然常怀此意在胸中，在曾点看著正可笑耳。学者不可著一事在胸中。才著些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点有甚事？列子御风事近之，然易做，只是无心，近于忘。”[1](P924)孔子弟子言志，曾点以“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志向受到孔子“吾与点也”之赞叹。曾点之志向是一种不系于物，与天地同流，从容自得的境界。谢良佐推崇曾点之志，认为其境界即是“不著一事于胸中”。“不著一事于胸中”就是“不作用”，而“作用”是私意、做作，是“将事情横在肚里”，其结果是偏私而不公正。“把来作用做弄，便是做两般看当了，是将此事横在肚里。一如子路、冉求相似，便被他曾点冷眼看他，只管独对春风吟咏，肚里混没些能解，岂不快活！”[1](P935)对于谢良佐“不作用”之说，其弟子曾恬以“尧、舜、汤、武做底事业，岂不是作用”发问，谢良佐称：“他做底事业，只是与天理合一，几曾做作，横在肚里！见他做出许多掀天动地盖世底功业，如太空中一点浮云相似，他把做甚么！如子路愿乘肥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无憾，亦是有要做好事底心。颜子早已参破已。孔子便不然，老者合当养底便安之，少者不能立底便怀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然合做底道理，便是天之所为，更不作用。”[1](P936)可见，其所谓“不著一事于胸中”，是对事物不把持，不主观用意，为“天之所为”而因任自然。此说法近似于程颢《定性书》中的“情顺万物而无情”、“物来而顺应”的“内外两忘”之说。 《中庸》曰：“《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程颢曾为谢良佐解释此句曰：“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无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底。”[3](P59)孟子讲不动心之道，提出“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主张因顺自然，心安自得。程颢认为，《中庸》中的鸢飞鱼跃与孟子所言相一致，所体现的是生动自然、充满生机的精神境界。谢良佐进一步指出：“‘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无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体无所不在。非指鸢鱼而言也。若指鸢鱼为言，则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长’，则知此。知此则知夫子与点之意。”[2](P25)他认为，鸢飞鱼跃即是孟子的“勿忘勿助长”、孔子的与点之意，三者所体现的皆是“不著一事于胸中”的“察见天理，不用私意”而“与天理合一”之境界。 (三)持敬以存心 克己是治心的功夫，而治心的根本目的在于常存本心。谢良佐的克己功夫还体现为持敬以存心。持敬是二程心性修养的一种根本方法，其中程颢注重诚敬存养，敬乐合一，程颐主张持敬是内心的敬畏和外表的严肃[4](P86—87)。谢良佐推崇二程敬的修养方法，如有人问：“横渠教人以礼为先，与明道使学者从敬入，何故不同？”谢良佐说：“既有知识，穷得物理，却从敬上涵养出来，自然是别。正容谨节，外面威仪，非礼之本。”[2](P3)在谢良佐看来，程颢以敬为入德之门，是从内在涵养这一根本处入手，这与张载从并非根本的外在礼仪规范入手有着明显的区别。敬为存诚之道，而诚作为无亏欠的实理，客观存在，在天为天理，在人为人之“仁”、本心。谢良佐以敬为实现诚的方法、路径，提出敬以存诚的涵养功夫是一个不间断的体究过程，而这一体究过程就是在心上做功夫，不断克己以存养与理为一的本心。 如何持敬？谢良佐说：“事至应之，不与之俱往，非敬乎？万变而此心常存，奚纷扰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谓此耳。”[2](P15)“敬只是与事为一。”[2](P32—33)他强调，做事时要与事为一，事过之后心思不要还停留在这个事情上，而要做到自然而然，本心常存而不随物造作。后来，杨时再传弟子李侗论静有“猛省提掇”之义，即吸取谢良佐此说。敬还须贯通动与静。在谢良佐从学于程颢之初，程颢教其静坐。程颐每见人静坐，也赞其善学。谢良佐说：“近道莫如静。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静也。”[2](P15)他虽主静坐，但更认为，要达至仁之气象，需静、动皆可。“问：‘一日静坐，见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气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静中工夫，只是心虚气平。也须于应事时有此气象方好。’”[2](P24)故而他不像杨时那样偏于静中体验，而是认为不仅要静时敬，更要动时敬，即“执事上寻”。此外，持敬之外貌如“俨若思”，持敬之用心当在“勿忘勿助长”之间，为避免持敬过于严肃、矜持，程颢提出敬要和乐，谢良佐论敬亦注重以和乐养之。 二、下学而上达 “下学而上达”语出《论语·宪问》：“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所谓“下学而上达”是指从身边的人情事理学起，进而认识天道。朱熹《论语集注》引程子语：“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乃学之要。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然习而不察，则亦不能以上达矣。”“下学”即学人事，“上达”即达天理，二程以“下学而上达”作为学之要点，倡导在“下学”积累的基础上不断省察，于此上达天理。《上蔡先生语录》载，谢良佐“曾往见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对曰：‘天下何思何虑。’伊川曰：‘是则是有此理，贤却发得太早在。’……曰：‘当了终须有不透处，当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人禅家去矣。’伊川直是会锻炼得人，说了又却道恰好著工夫也”[2](P18)。“何思何虑”语出《周易·系辞传》“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意指顺天之自然、无所用心。谢良佐以“天下何思何虑”来回答程颐所问，而在其师程颐看来，此回答虽直接上达自然之天理，却显得玄远而不着实地，故称谢良佐“发得太早”，即缺少下学的积累。“恰好著工夫”，即让谢良佐先着手于下学近己的功夫。听了程颐的教诲及点拨之后，谢良佐“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虑地位”[2](P18)，而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务于下学功夫以上达。着重于从切己近身的“下学”入手，成为谢良佐的为学之序和基本宗旨。 谢良佐主张为学不可好高骛远，须从小事、切己之事做起。“谢子曰：道须是下学而上达始得。不见古人就洒扫应对上做起。曰：洒扫应对上学，却似太琐屑，不展拓。曰：凡事不必须要高远，且从小处看。……只如洒扫不著此心，怎洒扫得；应对不著此心，怎应对得。故曾子欲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为此古人须要就洒扫应对上养取诚意出来。”[2](P14)“洒扫应对”，是日常家务及待人接物之事，也是儒家童蒙教育的基本内容，故而对于谢良佐所言下学从洒扫应对做起，问者觉得“太琐屑，不展拓”。谢良佐则称“凡事不必须要高远，且从小处看”。皆因只有在洒扫应对上用心，心与事为一，才能“养取诚意出来”，诚意即天道、天理。对于洒扫应对之事，程颢说：“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理无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独。”[3](P139)“至如洒扫应对与尽性至命，亦是一统底事，无有本末，无有精粗，却被后来人言性命者别作一般高远说。”[3](P225)谢良佐发挥二程之说，解释了下学何以能上达：“学须先从理上学。尽人之理，斯尽天之理，学斯达矣。下学而上达，其意如此。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人心与天地一般，只为私心自小了。任理因物，而已无与焉，天而已。岂止与天地一般，只便是天地。”[2](P24)谢良佐以宋儒特别是二程天道性命一以贯通的义理来阐释“下学而上达”为“尽人之理，斯尽天之理”，认为天人一理贯通，本心即天地之心，人只要“任理因物，而己无与”，即顺理自然，不私意人为，便可由切己之事理推至天地之理。在谢良佐的理学视域内，“下学而上达”不仅是由人事的学习与积累而通达天命的为学之序的问题，更是克己省察，去私无己，与天为一的修身问题。 正因将“下学而上达”作为切己修身之事，故谢良佐每于事上做功夫，重视“下学”，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须就事上做工夫。”[1](P923)“吾每就事著工夫学，只如喜怒，逐日消磨，须要去得尽。”[2](P8)他还以下学作为进入圣人之道的门径：“问尧夫所学如何，谢曰：与圣门却不同。问何故却不同。曰：他也只要见物理到逼真处，不下工夫，便差却。何故却不著工夫，曰：为他见得天地进退万物消息之理，便敢做大，于圣门下学上达底事，更不施工。”[2](P6)邵尧夫(邵雍)接受李之才的“物理性命之学”，创立“先天学”，质诸天道，推演天地万物的起源与化育。在谢良佐看来，邵雍之学“见物理到逼真处”，“见得天地进退万物消息之理”，却忽视了克己修身的“下学”功夫，故而非圣道之学。谢良佐曾对弟子朱震讲《论语》，称：“夫圣人之道，无微显，无内外，由洒扫应对进退而上达。夫道，一以贯之。一部《论语》，只恁地看。”[1](P930)他认为，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一书就是旨在阐明由洒扫、应对、进退等下学功夫入手而上达天道的圣道之学。圣人之道一以贯之，无显微，无内外，只要在下学之事上“著心”，即可精义入神，上达天道。 谢良佐主张，是否由切己之下学入手，正是儒与佛的差异之处：“儒异于禅，正在下学处。颜子工夫，真百世轨范，舍此应无入路，无住宅，三二十年不觉便虚过了。”[1](P929)孔门弟子颜回一生严于克己，慎于治身，对孔子克己复礼之说严谨恪守，谢良佐赞其“为学亲切”、“善学”，是“百世轨范”。“入路”、“住宅”是以切近的下学功夫为儒家入圣的门径、根本，谢良佐认为，无此“入路”、“住宅”，儒学就根基不稳，与直悟佛性、求远而不求近的禅学无异。 对于谢良佐强调洒扫应对等切己的下学功夫，朱熹大加评论，认为谢良佐“下学而上达”之说虽“源于程子之意，而失之远矣”[5](P907—908)，与二程之说有着根本的差别。其一，二程主张理有小有大，有初有终，洒扫应对是始学之处，上达是为学之终，为学以洒扫应对为基础，意在体现“小不谨则将害其大，小不尽则不可以进于大，而欲使人谨其小者，以驯致其大者耳”[5](P907—908)，故而要下学以上达。谢良佐则是将小处说大，“使人恃其小者以自大”[5](P907—908)，其实是“不安于其小者初者”[2](P14)。其二，二程之“下学而上达”说的是“教人之序”，谢良佐却“遽及夫极其道而上达之意”[5](P907—908)，因而是“不安于下学，而妄意于上达，且谓为学之道，尽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5](P907—908)，从而忽视了格物致知、修身齐家等其他功夫。其三，二程之“下学而上达”是一理贯通，源于理之自然；谢良佐却归之于“心之使然”[5](P907—908)，主张于“洒扫应对”等下学之事上“著心”，正心诚意。从总体上看，朱熹的批评并不尽合谢良佐之本义，他主要是针对谢良佐虽承二程之说却有所偏而言。对于二程诸门人，朱熹认为，“上蔡有上蔡之病，龟山有龟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无有无病者。问：也是后来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见得不周遍，差了”[2](P39)。不周遍、有所偏，是朱熹批评程门诸弟子皆有“病”的原因之一。“不周遍”说明程门诸弟子并未完全沿袭二程之说，而是各有所发挥，而这些所“偏”之处也正体现了诸弟子各自依性情、兴趣、所得等对二程洛学的侧重继承及发挥。朱熹则因担心其说会有流弊而批评之。 三、穷理以求是 谢良佐为学笃实，《宋元学案·上蔡学案》记述其“学以穷理为始，凡事理会未透，其颡有泚，愤悱如此”。“愤悱”一词出自《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以之作为激发学生学习思考的方式。朱熹注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6](P46)穷理而欲理会透的愤悱之心正体现了谢良佐积思求解、切问而近思的思想学术特色及宗旨。 愤悱之心使得谢良佐具有求是求真求实的精神。他强调，“学者且须是穷理”[2](P20)，“所谓有知识，须知穷物理。只如黄金，天下至宝，先须辨认得他体性始得，不然，被人将鍮石来唤作黄金，辨认不过，便生疑惑，便执不定。故经曰：‘物格然后知至，知至然后意诚。’所谓格物穷理，须是识得天理始得”[2](P4)。如不明理，“便生疑惑，便执不定”。格物穷理是为了“认得天理”，求得“是处”，“或问天下多少事，如何见得是处？曰：穷理便见得。事不胜穷，理则一也”[2](P34)。对于天理，谢良佐说：“所谓天理者，自然底道理，无毫发杜撰。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方乍见时，其心怵惕，所谓天理也。要誉于乡党朋友，内交于孺子父母兄弟，恶其声而然，即人欲耳。天理与人欲相对，有一分人欲，即灭却一分天理，有一分天理，即胜得一分人欲。人欲才肆，天理灭矣。所谓人欲肆矣。故庄子曰：‘去智与故，循天之理。’若在圣人分上，即说循字不著，勿忘又勿助长，正当恁地时自家看取，天理见矣。”“学者直须明天理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2](P4)天理即本心，即仁，谢良佐强调天理自然，而非人为臆造，与“任私用意，杜撰做事”的人欲相对；天理客观存在，具有永恒性，不可移易；作为当然之则，天理不离日用而存在。人之视听言动、人伦物用等皆来自于天理，故经由人道的穷究和实践，可实现与天道的合一。谢良佐由对天理的高标凸显穷理的必然性。 能否穷理以求是，体现了儒与佛的差别，谢良佐说：“识得天理，然后能为天之所为。圣门学者，为天之所为，故敢以天自处。佛氏却不敢恁地做大。明道尝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拈出来。”[2](P4—5)识理的目的是“为天之所为”，即以天之所为为行事的准则。而天之所为体现为“生养万物，变化不息”，“为天之所为”即要人如天一样健行不息，生养包容万物，施仁爱于万物。儒者胸怀天下，以治平天下为人生之志趣，具有“舍我其谁”的社会担当意识，其所论敬以养心、穷理以求是皆是人之道德生命的自觉挺立，是与天理为一，为天之所为，“故敢以天自处”。谢良佐认为，佛家却将乍见孺子入井的怵惕恻隐之心看作是虚幻的前尘予以扫除，“以理为障碍”[2](P31)，否定了人所固有的仁心、天理。“乍见孺子底，吾儒唤做心，他(佛氏)便唤做前尘妄想，当了，是见得太高。吾儒要就上面体认做工夫，他却一切扫除，却那里得地位进步？”[1](P936)故而佛家疏于穷理，欠缺仁爱天下、公而不偏的责任与义务，只欲“免轮回，超三界”，解脱自身的生死，关注个体小我之超越，逃避世俗的义务，其实是“有利心，私而已矣”，因而“佛氏却不敢恁地做大”。谢良佐以穷理作为儒者达至圣域之境的必备功夫，“富贵利达，今人少见出脱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难以好事期待他。非是小事，切须勉之。透得名利关，便是小歇处，然须借穷理功夫至此，方可望有入圣域之理。不然休说”[2](P34)。富贵利达这些身外名利是人最难看透和超脱之处，能否看透名利则是人生的一大关口，而要看透名利，“须借穷理功夫”。由儒与佛的差异、比较，谢良佐进一步指出了穷理的必要性。 穷理的最终目的是与理为一，一如谢良佐所言：“穷理则能知天之所为，则与天为一。与天为一，无往而非理也。”[3](P20)如何穷理？同二程一样，谢良佐也认为“物物皆有理”，但又提出“心之穷物有尽，而天者无尽，如之何包之？此理有言下悟者，有数年而悟者，有终身不悟者”[2](P15)。心穷物有尽而理无尽，心如何包理，是在穷理过程中必然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程颐的方法是由积累到贯通的格物，“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3](P188)。程颢则由外物不可胜穷而直接“省外事”，反约内求，“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进诚心，其文章虽不中不远矣。所守不约，泛滥无功”[3](P20)。程门弟子杨时摇摆于格物与格心之间，提出“反身格物”，“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胜穷也，反身而诚，则举天下之物在我矣”[7](P355)。谢良佐则主张：“必穷其大者。理一而已，一处理穷，触处皆通。恕，其穷理之本与！”[2](P20)因“事不胜穷”，所以穷理不需要“物物而穷之”，而只需“穷其大者”。何谓“大者”？谢良佐阐释：“穷理则是寻个是处，有我不能穷理。人谁识真我？何者为我？理便是我。穷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2](P20)在他看来，穷理是寻个是处，这个“是处”即是对“真我”的认识。真我即“理便是我”，即与理为一之“我”、本心，亦即“大者”，是现实之我的自我超越与升华。因“理则一也”，所以由对“大者”的穷通可推及其余。“恕”即由己及物，推己及人，谢良佐以之为穷理之本，故强调“一处理穷，触处皆通”的类推。 可见，谢良佐的穷理说并不务于外求，而是类似于程颢的反约内求，主张由对真我、本心的穷通、类推而与天为一，此说也因此被朱熹批评为有务内遗外之弊。人有私见则难以与自然之理为一，所以“有我不能穷理”，穷理须“毋我”、去私，穷理之至则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境界。谢良佐将穷理求是落脚于对真我的认识和穷通，这进一步体现了其切问而近思的思想特质。 ①《宋元学案·上蔡学案》载：“朱公掞以谏官召，过洛见伊川。先生(谢良佐)在坐，公掞不语。伊川指先生谓之曰：‘此人为切问近思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