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援助(1945/1949)_马歇尔论文

论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援助(1945/1949)_马歇尔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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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了实现其称霸世界的战略计划,凭借在二战期间迅速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世界各重要战略地区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有援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有援助发展中国家的“第四点计划”,这些援助在不同程度上帮助了这些国家和地区恢复了经济并实现了政治稳定。但是人们往往忽视的一个情况是:美国在战后初期对中国国民党也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从绝对数字来看,应该是居世界各国之首,但其结局却并未达到预期的结果,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本文试图根据美国政府有关文件档案对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援助政策的制定、实施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便对美国援华政策之失败原因进行分析。

(一)二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援助

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援助政策的形成,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的战后美国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构想。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保持中立,前期基本上没有向中国提供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内反日情绪高涨,主张美国全力投入对日作战的呼声渐强,但美国罗斯福政府从全球战略考虑,仍坚持“先欧后亚”的方针,因此,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美国就特别需要中国顶住日本,并牵制尽可能多的日本军力,使美国得以集中对付德国而无后顾之忧。同时考虑到,美国以后转移到太平洋战场时更需要中国有力的配合,以便“在最短的时期内,以最少美国人生命的牺牲,打败日本”〔1〕。这是美国在战时的近期目标。

美国对中国的远期目标是:战后建立一个相对稳定而亲美的中国,以发挥多种作用;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据点;抑制苏联的影响,为美国提供巨大的市场和原料基地;在国际事务中提供坚定的、支持美国的一票。罗斯福在1943年曾对蒙巴顿说过,有五亿中国人站在我们这一边,这在“战争结束后的时期是会非常有用的”〔2〕。

为了实现美国在亚洲的近期和长远目标,罗斯福政府于1942年6月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美互助协定》,规定《租借法》的原则同样适用于中国,开始了对中国军事上、经济上较大规模的援助。

在军事上,1943年11月在美国的帮助下属于中国空军的“中美混合大队”宣布成立,它是当时中国空军的核心〔3〕。从1943年4月起,一批美国军事专家来到中国帮助设立军事学校,训练中国军官。大量的中国陆军部队得到最新式的美国武器装备。到1943年12月31日止,在租借法案下,美国给予中国的供应及物资,总值共计两亿零一百万美元〔4〕。

在经济上,1942年2月7日,总统签署了国会批准的“联合决议案”,决定拨款五亿美元给中国用于贷款或信用贷款。拨付这项信用贷款的时候,日本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攻势正在全面发动,对美国来说,拨付这笔贷款,既加强了中国力量又有效地鼓励了中国的继续抗日。

二战期间,美国的对华军事和经济援助,虽然是出于其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而且尚有一部分物资和款项被蒋介石政府用于打内战或战略储备,但从总体来考虑,对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仍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二)二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援助政策的转变

二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面临三种可能的选择:第一,完全摆脱一切牵连;第二,大规模在军事方面加以干涉,击败共产党;第三、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方面鼓励双方从事协商,尽力避免内战的发生〔5〕。第一条美国绝不会采取,第二条美国慑于中国人民力量的强大,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对。因此,美国选择第三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美国对华政策开始由战时的扶蒋抗日向战后扶蒋反共转变。这种政策的转变最明显的反应就是在战后初期对国民党的军事、经济援助上。

1.抢占地盘。1945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发出关于接受日本投降的“一号命令”,“规定中国(除东北外)的所有日军只准向蒋介石政府投降。”随即,在短短几个月,就有近54万国民党军队在美国帮助下从水路运至新阵地〔6〕。这样,从一开始杜鲁门便迫不急待地帮助国民党抢占地盘,完全抹杀了中国共产党及广大民众八年抗战的事实,其目的是千方百计地防止胜利果实落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手中。

2.帮助蒋介石训练军队,控制据点。1945年9月初,蒋介石便开始要求美国派军事人员帮助其训练军队,另有5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华北登陆,占领华北地区的重要港口、煤矿和铁路干线。到1945年底,驻华美军的总人数已达十一万三千名〔7〕。

3.一再延长《租借法案》。战后杜鲁门政府一再延长《租借法案》,来满足蒋介石的物资需要。自日本投降日至1946年10月31日,美国给国民党的租借物资已达七亿八千多万美元〔8〕。

美国的大力援助,使蒋介石作了打内战、消灭共产党的充分的准备。从1945年11月开始,国共武装冲突不断,内战爆发迫在眉睫。中国发生内战并非是美国所愿看到的,没有稳定统一的中国,就没有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从1945年底,美苏关系逐渐开始走向对立,在欧洲,雅尔塔体制下的势力范围已经确立;在远东,美国则需要中国有一个亲美的政权作为平衡“苏联在远东影响”的一支力量,中国应成为抑制苏联在亚洲扩张的缓冲地带〔9〕。美国担心蒋介石在内战中失败,从而导致中国共产党人控制中国,而在美国的决策者看来,中国共产党人是苏联的代理人,是苏联扩张的工具。因此,美国政府对此十分担忧,基于上述原因,杜鲁门决定派马歇尔将军作为总统特使到中国调停国共争端,以便使中国的局势朝着符合美国愿望的方面发展。

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抵华,调处伊始,进展顺利。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蒋介石便利用战后美苏矛盾,他一再夸大苏联对中共的影响及在华事务中的作用,企图把苏联因素引进中美关系,要挟刺激美国,以争取更多的美援,进而在国共谈判中采取顽固强硬的态度,随着1946年春季美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美国为了确保中国在美苏对抗中的重要地位,一方面尽力调解国共冲突,一方面又给予国民党大规模的援助。美国的援助不但大大增强了国民党的军事实力,而且坚定了他们发动内战的决心。6月末内战全面爆发,马歇尔曾数上庐山与蒋介石交涉停火事宜。最后,马歇尔断言只要美国继续援助国民党就没有实现和平的希望,不论这种援助在早期看来如何有道理,显然都与他为结束内战所进行的努力相矛盾〔10〕。1946年7月2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华实施武器禁运。8月10日,马歇尔与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停止美援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美国政府宣布对华实施武器禁运,标志着美国战后初期到马歇尔使华时期的对华援助政策的破产。

(一)美国对华武器禁运政策的实施

马歇尔宣布武器禁运,并没有制止蒋介石打内战,反而使蒋介石更为猖狂,最终导致马歇尔调处失败。美国政府的武器禁运政策的实施是基于以下二点考虑,第一,摆脱马歇尔调处的尴尬困境。1945年马歇尔使华,一方面公开的目的是使国共双方停止冲突,消弭内战.以和平的方式统一中国;另一方面不公开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统治,如果蒋介石执意打内战,美国仍继续支持它。结果内战真爆发了,马歇尔陷入困境,不得不实行武器禁运。第二,为了掩人耳目。因为1946年上半年,美国已经通过各种渠道给予国民党大量援助,引起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中国人民的不满,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曾针对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参议院提交的《军事援华法案》发表了《为美国军事援华法案的声明》,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美国大量援助国民党政府也引起了美国人的不满,美国人在上海办的《密勒斯评论报》曾尖锐地提出“我们正在考虑马歇尔将军究意是充当美国调解人,还是充当美国与国民党混合部队进攻延安的总司令”〔11〕。

然而,美国的武器禁运政策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一方面是在武器禁运之前的大规模援助已经为蒋介石贮存充是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是这个武器禁运政策执行的并不彻底。在武器禁运宣布一个月后,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美剩余战时财产协定》,将美国存放在中国及印度、太平洋十七个岛屿上的价值九亿美元的剩余物资折价让给国民党政府。1946年10月22日,禁令还曾被修改,以便允许中国根据为空军建立八又三分之一大队的计则、购买民用消费物资〔12〕。

(二)美国对华援助政策大辩论

武器禁运政策未能达到阻止蒋介石打内战的效果,相反却使美国对华政策进一步丧失了主动权。虽然中国内战并不符合美国的愿望,但美国已别无选择,只能在内战中表示继续支持蒋介石。因此马歇尔使华之后的美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支持蒋介石,而是用什么方式予以支持才能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

在美国对华援助政策处于空白时期,美国国内有关部门开始就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进行讨论。马歇尔做为新任国务卿,一回到华盛顿便指令其下属重新估价美国对华政策。从总体上来讲,美国政府有关援华政策的论点主要是有两种:一种是以国务院为代表的。1947华2月7日,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文森特按照马歇尔的意图,拟就了一份“美国对华政策备忘录”,提出了对华政策的八点建议,其主要内容是:美国继续鼓励中国,以协商一致的民主方法取得统一;继续对国民党进行经济援助,但不是提供“将会助长其鼓励内战的任何形式的”军事援助;在中国适度地保持军事顾问团;继续扣发八又三分之一个空军大队计划项下的补充军事装备;赞成把159艘商船移交国民党〔13〕。马歇尔基本上同意文森特的意见,他曾表示:“中国政治上的进展和我们提供经济援助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军援更须小心,以免激起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14〕。

另一种则是以军方为代表。美国军方对国务院的观点有不同看法。1947年2月21日,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对文森特的备忘录评论说:美国应该派一个财政、经济使团去中国,继续对中国进行援助。陆军部长帕特森也反对备忘录所提的对蒋经济援助要以政治改革为前提条件。最后,军方建议:“以保证不滥用援助为条件,对国民党政府提供仔细计划,有选择的和认真监督的援助。这将有助于美国的安全利益,促使中国的统一和稳定,它应该成为整个远东的稳定国素”〔15〕。

然而,这时国务院和军方的意见只是杜鲁门政府考虑对华政策的一个因素,影响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还有其他多种复杂的因素,如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中国内战局势的变化;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等。

1947年在美国讨论援蒋政策同时,美苏在欧洲的对抗关系日益加剧,3月12日杜鲁门主义出笼,7月份凯南的遏制理论公诸于世,反苏反共已经成为此时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此时,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战略反攻,国民党加紧向美国乞求援助,1947年5月26日马歇尔下令取消对国民党政府的禁运武器命令。尽管美国恢复了对华援助,马歇尔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经验告诉他,外部势力很难左右中国局势的发展,国民党在军事上很难消灭共产党,马歇尔认为美国最大的利益在欧洲,过份卷入中国内战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为了在中国问题上得到一个喘息之机,马歇尔提请杜鲁门派魏德迈使华“就中国现在及未来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的情况,作一个估量”〔16〕。

魏德迈访华后提出了一个大规模的援华建议,“一个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对美国利益是有害的”,“美国应采取一些切合现实的行动,以建立与维持自由堡垒和保护美国战略利益”〔17〕。魏德迈的看法实际同美国军方一致,代表了美国国内倾向性观点,美国对华援助政策开始朝着这一方向发展。1947年10月27日,美国政府与国民党签署了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名义提供的两亿七千万美元的经援协定。同月,国务院同意美国陆军顾问团参加国民党军队在台湾训练中心的训练工作。

但是,这些援助对国民党来说已是远远不够的,此时国民党在军事上处于战略防御,在经济上面临崩溃的威胁,国民党把美援看成了“救命稻草”。

1947年12月19日,杜鲁门向国会提交了美国支持欧洲复兴计划的咨文,国民党政府抓住“马歇尔计划”已提交国会,“援华法案”尚在酝酿之机,向美国提交了请求援华的备忘录,要求15亿美元的援助。经过紧张磋商和讨价还价,由国务院于1948年2月中旬向国会提出了一份经济援华法案。杜鲁门就此发表声明,主要说明这一援助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帮助国民党政府从经济急速恶化中得到喘息机会,以便进而建立比较稳定的经济状况〔18〕。马歇尔认为如果要想使国民党把共产党削弱到无关重要的地位,需要美国的大量援助,而且美国政府势必准备在事实上接收中国政府,这将使美国直接参与中国的内战,听任其资源倾入于无底深渊〔19〕。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及军方代表们对马歇尔的论调很不满意,共和党议员史密斯声称,如果不制止共产党在中国的侵略,“美国等于输掉了太平洋战争”〔20〕。

鉴于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分歧严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组织讨论并起草了一份名为“美国对华短期援助的立场”的NSC6号文件。在这份文件中,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确认了一条重要原则,这就是:中国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处于次要位置,美国要优先考虑对美国更为重要的欧洲和中东地区〔21〕。这条原则对后来美国对华援助政策的定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除确定了美国对华援助政策的基本原则以外,NSC6号文件仍没有找出解决美国国务院和军方矛盾分歧的途径。

既然美国国务院和军方矛盾很难解决,国会方面的意见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美国众议院在讨论国务院提交给国会的《援华法案》时,主张直接向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的意见明显占据上风,其结果是众议院通过一项议案,决定15个月内对华援助五亿七千万美元,其中一亿五千万美元为军事援助。参议院在讨论《援华法案》时,考虑到了美国政府内部几方面的意见,也考虑到避免与国务院前一时期对华武器禁运政策的直接冲突,故对众议院议案进行了一些技术性修改,期限由15个月缩短为12个月,总数为四亿六千三百万美元,其中直接军事援助改为一亿二千五百万“特别赠款”,由“中国政府自行决定其用途”。1948年4月2日国会两院在举行联席会议后,最终通过了以参议院议案为主的(援华法案)。

(一)《援华法案》的实施

《援华法案》通过的当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召开了第九次全体会议,会上专门讨论了对华援助问题。最后确定:1.由于事态发展,NSC6号文件内容已不再适用;2.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收到国务院有关这一问题的立场文件之前,将不采取进一步行动〔23〕。

由于新的美国对华援助政策尚未确定,美国政府方面先落实《援华法案》相关条款,其具体的运作执行由美国经济合作总署负责。在经济援助中已有一亿一干二百万美元的物资已运达中国。主要有粮食、棉花、石油、煤炭及医药等。在“工业建设”和“农村复兴”两个方面准备投入一亿美元。在“特别赠款”中虽然是要蒋介石政府用于军事目的,但美国方面却害怕蒋介石政府将这笔“赠款”放入自己腰包,故对这笔款项的使用要严格监督,美国要求国民党政府随时将其购买的物资报帐并提供单据,并尽可能详细说明款项的作用。到1949年4月1日,这笔款全部支付完,绝大部分为国民党购买军火及军用物资〔24〕。

《援华法案》规定的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援助,没能挽救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颓势和经济崩溃。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三大战役,蒋家王朝面临最后崩溃的严重局面,这使美国对华政策走到了转折的关口。美国军方出于亚洲战略安全的考虑,仍准备继续扩大对蒋介石政权的军事援助,以挽救中国败局。此间,美国国防部和陆军部分别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题为《关于在中国目前严峻形势下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方针》的NSC22和NSC22/1号文件。在这两份文件中,军方一致认为,美国政府应援助中国发展一支有战斗力的海、陆军,美国的援助应当使中国更有影响地抵制苏联扩张主义者的势力,在远东将是对军事安全做出贡献〔25〕。在这两个文件中、实际还是军方的主张大规模援助蒋的政策。

中国局势的严峻以及军方要求迅速增加军援的呼声这次没有直接影响美国最高当局的决策思维,美国必须把目前的援蒋问题与整个世界和亚洲太平洋地区总体战略目标联系起来考虑。

(二)美国亚洲战略转变及对华援助政策的失败

由于中国局势的发展,使美国意识到其战后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主要依靠中国的战略设想正在落空。1948年2月,美国“遏制”战略的主要设计人——凯南在视察日本后,提出了要用日本取代中国的战略设想。这个设想很受美国最高当局青睐,故杜鲁门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责成凯南领导下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先后起草了题为《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建议》的PPS28号文件和题为《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PPS39号文件〔26〕。这两份文件中心内容就是:扶植日本,加强日本,依靠日本,使之成为美国在亚洲取代中国的主要战略基地和盟友,而对华则采取逐步“脱身”政策。

1948年10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后通过了由PPS28号文件修改而成的NSC13/2号文件,正式完成了用日本取代中国的战略转变。一周以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又通过了由PPS39号文件修改而成的NSC34号文件。这份文件是美国政府内部第一份详尽、全面阐述“脱身”政策的种种依据的政策文件。文件提出:“中国在军事上与其说是战略跳板,毋宁说是泥沼”,“中国革命的事态的发展非美国力量所能左右,乃是中国本身的内在原因”。因此,美国应及早从中国脱身,取得主动,在政策目标上把“尽力阻止中共在中国取胜”变成“尽力阻止中国变为苏联的附庸”〔27〕。尽管这份文件已经对形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美国决策主要还是一直处于犹豫观望之中。此时,中央情报局在它的1948年12月15日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备忘录中,强烈地反对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它说:“美国继续积极支持一个不受拥护的政府和延长内战,将会增加中国人对美国的敌对态度”〔28〕。

1949年2月4日和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接连颁布了题为《关于运送援华物资美国当前的态度》NSC22/2和NSC22/3号文件。在这两份同为国防部长致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的备忘录中,军方已经改变了其在NSC22及NSC22 /1号文件中的态度和立场,不再强调对华加强援助;相反则建议暂停进一步运送物资,终止军事援助计划〔29〕。以防止更多的物资和军火落入共产党人手中。

1949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解放南京,接着又分路向南挺进,追歼残敌,解放全中国已指日可待。面对国民党的败局,美国政府决定贯彻新的对华政策,彻底从中国“脱身”。这种政策在美国国内遇到了巨大在的阻力,那就是“院外援华集团”、“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中国帮”等政府反对派及受他们影响的具有“蒋即中国”概念的美国公众。自战后以来,他们一直主张大规模军事援蒋,而美国对华政策也一直受到上述势力的批评,如今面对国民党的败亡,美国政府迫于压力,开脱其罪责,于1949年8月5日发表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于1944~1949》的白皮书。白皮书的发表标志着美国对华援助政策的彻底失败。

美国政府自抗日战争胜利以来援助国民党政府(经济和军事)总数据白皮书统计为三十亿美元,而根据中国共产党方面统计的数字为四十四亿多美元〔30〕此外,依据美国在白皮书巾所承认:“自对日战争胜利后,美国给予中国政府的军事援助有三种形式是无法以美元来计算的,这就是:驻华美军总部在帮助运送蒋介石军队至反共前线和遣送日军方面所提供的援助;驻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为蒋介石占领重要地区和控制重要交通线上给予的援助以及驻华美军顾问团所提供的援助。”〔31〕尽管美国对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援助,结果国民党政府还是失败了。国民党政府的跨台,也就标志着美国对华援助政策的彻底失败,具体失败原国有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对华援助的基本形式是与军事用途有关的内容,如武器、弹药、战后剩余军用物资、帮助国民党运送军队、训练军队等。据不完全的统计,与军事目的有关的援助占美国战后对华援助的三分之二〔32〕。而战后初期美国对西欧及其他地区的援助,则主要是以复兴经济为主。毫无疑问,这两种援助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军事援助使蒋介石政权打了多年内战,给中国国民经济带来了灾害性的后果:而经济援助则使西欧等国迅速恢复了经济,走上了稳定发展道路。

第二,美国向蒋介石政府提供了部分美元的财政援助,也并没有真正用在经济恢复与建设上。《援华法案》中的绝大部分直接用于恢复工农业的美元援助,也都被国民党主管官员按着完全不符合市场实际汇率的汇率,换成几乎是无价值的金圆券〔33〕。其实际作用也被大大降低了。

第三,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所支持的蒋介石政权是一个完全失去民心的政府,各级政府腐化无能,官员之间相互倾轧,广大贫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则继续横征暴敛,官饱私囊,对于这样一个连美国绝大多数驻华官员都认为注定要失败的腐朽政权,美国方面投入再多的物资和钱财也是无济于事。

美国对华援助政策的失败,是美国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确定其外交政策的冷战思维的失败。这种政策导致了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华封锁、遏制政策的出台,导致了美中之间30年的对立和冲突,也给中美两国人民的正常交往带来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今天,在冷战结束,国际局势日趋缓和的形势下,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者们应当吸取这段历史教训,避免干涉他国内政,才能避免重蹈失败的覆辙。

注释:

〔1〕《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98页。

〔2〕罗期福致蒙巴顿函,1943年11月8日,转引自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8页。

〔3〕〔4〕〔5〕〔7〕〔8〕《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02、100、35、705、1074页。

〔6〕《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02、100、35、705、1074页。

〔9〕陶文钊:《马歇尔使华与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见《世界历史》1986年第2期。

〔10〕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人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页。

〔11〕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

〔12〕《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396页。

〔13〕Fooreign Relationsof the United States,1947,Vol.7 The Far East:China〔《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第7卷远东、中国》〕,GPO.Washingion,1972,pp.793~794(以下简称FRUS)。

〔14〕《战后世界历史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分册,第180页。

〔15〕FRUS,1947,pp.838~848。

〔16〕《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5分册,第171页。

〔17〕《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782页。

〔18〕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第167页。

〔19〕王建伟、颜声毅:《试论美国1947~1948年的有限援华政策》,见《美国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20〕United States Policy in the Far East Part Ⅰ section 1.p.236,转引自《美国研究》第55页。

〔21〕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NSC6.FRUS.1948年Ⅰ Ⅲ第44~50。

〔22〕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23〕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记录,缩微胶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1947~1973)第5卷,第41号命令系列。美国大学出版公司,1981年版。

〔24〕FRUS,1948年ⅤⅢ第80页。

〔25〕NSC22、NSC22/1:Possible Courses of Acrtion for the U.S.withRespect to the Cr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July 26 1948.缩微胶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1947~1973)第1卷,第0673~0683片,美国大学出版公司1981年版

〔26〕PPS28号文件参FRUS1948年,第6卷,第691~719。PPS39号文件参见:FRUS1948年第8卷、第146页~155页。

〔27〕FRUS1948年ⅤⅢ,第146页~155页。

〔28〕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0页。

〔29〕根据《毛泽东选集》第4卷《“友谊”,还是侵略》中数字:“据白皮书统计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是四十五亿余美元,中国共产党方面统计为五十九亿美元,该数字减去战争期间美国对华援助的数字十五亿美元,即为战后美国对华援助总数”。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1506页,及《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065页。

〔30〕《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394页。

〔31〕根据《中美关系资料汇编》1067页统计材料,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对华援助总额约为30亿美元。其中直接军事援助为11亿美元,间接军事援助如援华各种机动车辆、船只及备件、通讯设施等约为7亿美元,另有6500吨以上美海军移让物资和美军帮助运送国民党军队54万人去抢占地盘的费用按最低费用计算约为2亿美元。

〔32〕1948年1月,17.8万元法币换1美元,8月即达1108.8万元换1美元。1948年8月以金圆券替代法币,金圆券4元换美金1元,到1949年4月15日,金圆券14万8千元换美金1元,见《中国现代史》下册,北京师大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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