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治理与“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国海外利益保护
肖 晞，宋国新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长春130012)
摘 要： “一带一路”建设为关系治理和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提供新平台，海外利益保护的重要性日渐显现。海外利益的拓展与保护是中国嵌入国际社会关系中国际行为体互动的结果，关系治理与海外利益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关系的两面性和关系间的结构状态决定了中国海外利益拓展与保护的程度，中国与其他国家行为体互动的过程中又实现了关系和海外利益的彼此互构。“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存在政局不稳、政治腐败和法制不完善等政治风险以及局部范围国家之间的地缘战略博弈、大国竞争等，使沿线国家行为体和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这无疑加剧关系的负面性和降低关系的治理效度，使中国在沿线国家的海外利益受损。为此，在结构维度上应构建更加广泛、有序与和谐的关系互动模式，降低关系的无序、竞争和对抗程度;过程维度上，通过加强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形成对沿线国家观念的引导能力，进而实现沿线地区关系互动的正向引导。
关键词： “一带一路”;中国海外利益;关系治理;政治风险
1 问题的提出
“一带一路”建设的纵深推进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广度和深度呈现加速态势，中国海外利益进一步拓展。与之相伴的是中国海外利益的风险不容小觑，如何保护中国海外利益成为当前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从关系治理的视角看，“一带一路”建设是一种关系治理实践，即关系建构、维持、发展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过程。从根本上而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治理的效果直接决定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成败[1]。沿线严峻的政治风险——域内外大国地缘战略博弈、域内地区大国的激烈竞争和域内弱小国家的不稳定导致沿线国家行为体的不确定性增加，加剧了沿线国家关系的负面性和关系间的无序、竞争与对抗，降低了关系治理效度，使中国在沿线的海外利益受损。中缅密松水电站项目建设的无限期搁置，中斯港口城项目建设的中止与恢复等表明沿线政治风险对关系治理形成严峻挑战。因此，提升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关系治理能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科技进步的同时，大数据时代已然到来，大数据研究价值凸显，将其应用在旅游管理之中，效果优良。需要对大数据核心进行分析，即为客户数据价值挖掘挖掘，针对各类应用模式，提出解决方案，促进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作为政府部门和企业机构等，旅游管理发展战略上，首当其冲的是制定大数据产业发展模式，服务民生才是根本。
A：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新兴行业如电子商务、快递物流、电子通信等已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点，在此带动下，特定领域的包装印刷将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总体来看，我国包装印刷业的市场仍将继续保持稳步快速的发展势头，且市场对高端包装印刷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大。此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和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带的逐步形成，也会出现更多的商机。
全球化时代，海外利益成为国家利益的新特征，国家利益越来越多地向本国领土以外延伸，国家利益的实现也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国际环境等外部因素[2]。海外利益的拓展与保护成为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关注重点。作为一个连续循环的过程，海外利益的拓展与保护越来越受到国际行为体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当前，关于海外利益的拓展与保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海外利益的内涵拆分、英美日法等发达国家及联盟的历史和现时的经验、发展中国家的现时经验，提出海外利益拓展与维护的外交、法律、经济、军事、国际制度能力、构建社会机制等手段[3-8]。总结起来，可以将中国海外利益维持与研究的路径分为介入(干预)和治理两种，即主要是解决热点危机问题的对策路径和上升到理论战略层面的规则治理路径。中国海外利益拓展与保护路径正由应对型路径向治理型路径的转变。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社会的各种关系通过互动开始从全球、区域、国家层面向次国家层面扩展，形成复杂交织的国际社会关系网络。这就需要关系治理来搭建关系间和谐共生的平台，在结构维度上降低关系的无序、竞争和对抗状态，在过程维度上降低关系的负面性。秦亚青教授是我国国际政治学领域最早研究关系治理的学者，他将关系治理定义为“一个进行社会、政治安排的参与协商过程，用来管理、协调和平衡社会中的复杂关系，使社会成员能够在产生于社会规范和道德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以互惠与合作的方式进行交往，并以此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并强调关系治理的四个特征：参与是治理的根本;治理是过程;治理的对象是关系;信任是关系治理的关键要素”[9]。从经济管理学视角看，在关系治理构成维度上，关系治理由内在规则，即信任、承诺、灵活性[10]和外在行为，即合作双方、多方联合行动与联合解决问题共同构成[11]。关系治理以嵌入“关系”和“结构”发挥作用，表现为关系的建立、维持和发展，而建立、维持和发展任何一种关系，都必须进行物质和观念上的投入[12]。关系治理的负向影响因素主要表现为国家行为体行为的不确定性和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13]。建构主义者认为行为是重要的，但只有在确定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之后，才能够表述行为体的行为[14]前言。身份对行为的作用表现为身份影响偏好，偏好界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12]。关系治理的目的是改变施动者行为，实现关系和谐。施动者的互动构成了结构，结构又反过来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14]前言。因此，改变施动者行为的关键就是通过塑造观念结构，进而建构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提升关系治理效度。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新的治理模式，其中的关系治理思维、路径对拓展和保护中国海外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重点研究两个问题，一是关系治理对海外利益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二是如何发挥关系的正面性作用和实现关系的有序与和谐，降低“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风险。核心的关注点是通过塑造观念结构提升中国关系治理的能力，降低沿线国家行为的不确定性，进而拓展和保护中国海外利益。
2 理论分析：关系治理与海外利益
关系治理以互利共赢为前提，以实现关系的建构、维持和发展为目标，以关系嵌入和对接所形成的关系结构为治理方式。关系治理依靠物质和观念的投入得以实现，包含关系治理的失败、关系治理的反复和关系治理的持续发展三种结果，结果影响海外利益的拓展与保护。具体而言，关系治理包括三个阶段：一是关系治理的初步成果，即关系建构和海外利益拓展;二是关系治理的挑战与海外利益，即关系困境与海外利益政治风险;三是关系治理的深化与海外利益，即关系的维护、发展与海外利益保护(见图1)。
2.1 关系治理的初步成果：关系建构和海外利益拓展
关系治理路径下公共产品的联合供给模式，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共建“一带一路”这种公共产品的联合供给新模式具有参与、过程、关系、信任的关系治理特征。当前，应该注意的是“一带一路”公共产品供给不仅面临着供给不足问题，还存在供给竞争的风险。联合供给模式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各国之间在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建构的关系互动模式。与“同质性”的国内公共产品供给不同，“一带一路”建设针对“异质性”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增加“共商”这一环节，探求供给的动力源，转变一味追求为“同质化”地区或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固化供给思维。平等参与，共商合作大计;注重过程，共建合作平台;培养信任，共享合作成果共同构成“一带一路”联合供给模式的起点、过程和结果。
2.1.1 关系的正面性作用与海外利益
图1 关系治理对海外利益的作用机制
关系的正面性是指行为体在关系联结与互动过程中的保险和收益。毫无疑问，正面的关系联结会给互动双方带来成本分摊、风险规避、利益交换、资源共享、合作促进、社会资本等抵御风险与增加收益的正向所得[12]。作为软性制度，正面的关系同样对海外利益具有工具性作用、规范性功能和建构性价值[15]。首先，关系对海外利益具有工具性作用。国际社会中关系的主要目的是拉近国际行为体间的关系，实现国际合作。正向的关系更易实现合作，推动国籍国海外利益的拓展与保护。其次，关系对海外利益具有规范性功能。国际制度成员在交流、互动中将国际制度的价值、规范逐渐内化，并以此作为界定利益、发展利益的行为规范[15]。正面的关系有利于更好地规范相关行为体的行为，拓展和保护国籍国的海外利益。最后，关系对海外利益具有建构性价值。紧密正面的关系可以塑造国家身份和偏好，进而建构共同利益，实现国籍国海外利益的拓展与保护。国籍国海外利益的互利共赢属性又推动双边、多边关系的建构、维持和发展。关系治理的早期阶段，关系的正向性作用主要表现为国籍国海外利益的拓展。
2.1.2 关系间的有序和谐状态与海外利益
关系间的有序和谐状态有利于行为体遵守共同行为规范，增强行为体行为的确定性，提高共有预期和身份认同。建构国家间新的关系和实现关系间的再调整，为国籍国海外利益的拓展与保护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社会关系网络处于一种复杂交织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下很难实现关系间的有序与和谐。需要通过关系治理的路径，将复杂交织的关系网络治理得更加有序与和谐，才能更好地实现国籍国海外利益的拓展与保护。在关系治理的早期阶段，关系间的有序和谐状态推动国籍国海外利益的加速拓展。
2.2 关系治理的挑战与海外利益：关系困境与海外利益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主要指东道国因国内政治或国际政治环境变化而导致的行为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东道国政治结构或政策突然发生变化”[16]。当关系治理强度不变，关系治理所建构的关系在面对政治风险加剧时，因国家行为体和国际政治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负向拉动，使关系的负面性和关系间的无序、竞争、对抗进一步凸显，国家间的身份错位，关系陷入困境，使海外利益易遭受损失。
测试结果表明:对于同一阶stokes光,温度越高,即ΔT越大,stokes光相对于BP的波长偏移量越大;对于相同的ΔT,阶数越高的stokes光的波长偏移量也越高。因此,理论上温度对高阶stokes光的输出特性影响更显著。
“一带一路”沿线中小国家众多，面临诸多内外部挑战，脆弱性明显。主要表现为：国内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建设不足和应对外部环境冲击的能力有限。“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面临领导人交接导致的政局不稳、民主政治转型困境、政治腐败、民族冲突和法制不完善等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建设不足的挑战。而政治或权力问题往往会影响经济政策，同样，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直接影响权力的分配[38]。这些国内政治问题的激化导致国内政权的频繁更迭、国内局势动荡、对外政策延续性不足和国家行为难以预测，政治风险增加，关系治理效度降低。
关系的负面性是指行为体在关系联结与互动过程中所承担的风险和付出的代价[12]。当国家行为体因国内政治或国际政治环境变化而表现出来的不确定性增加时，国家间关系的负面性将会凸显。对于关系中的国家行为体而言，一旦其认为或事实上关系的负面性高于正面性，国籍国以此关系拓展的海外利益对东道国来说，责任和风险大于保险和收益，东道国就会进行身份的消极互动，依靠关系而建立的共同规范将会被破坏，合作可能被迫终止。当国籍国的海外利益面临各种风险尤其是政治和安全风险时，国籍国无法直接进行保护，会因东道国的不配合、不合作甚至是破坏而遭受重大损失。
2.2.2 关系间的无序、竞争、对抗状态与海外利益
当国家行为体因国内政治或国际政治环境变化而表现出来的不确定性增加时，关系间的无序、竞争、对抗将会凸显。国际社会存在复杂交织的双边、多边关系体系，这些关系体系的独立性、交叉性和封闭性导致关系间极易出现无序、竞争和对抗。首先，关系的无序与海外利益。关系的无序性使得不同关系体系内的行为体无法形成共有规范和稳定秩序，行为体间很难以共有身份进行合作，导致国籍国的海外利益更容易遭受风险，很难实现拓展和保护。其次，关系间的竞争与海外利益。关系间的竞争表现为权力和利益的竞争，国籍国的海外利益拓展与保护被视为是同其他关系体系内的国家进行权力与利益的争夺。这无疑会给国籍国的海外利益带来较大风险。再次，关系间的对抗与海外利益。关系间的对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同盟间的对抗，同盟间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领域形成对抗，使对抗中同盟间各国的往来处于中断状态，海外利益无法实现拓展。
（1）根据类似工程实践经验，碾压施工前，应首先制定面板堆石坝碾压施工的相关参数，然后采用逐步收敛法，调整其中一个参数产生连续性的变化，而保持其他参数固定不变，最终通过碾压施工试验得出面板堆石坝碾压施工该参数的最佳取值。最后以此类推，对所有的与碾压施工相关的参数逐一进行参数的最佳取值确定。并通过复核试验，确保所采用的碾压技术的相关参数均符合本工程的面板堆石坝设计要求。此外，本工程在对面板堆石坝的石料选择方面，采用了上游料场作为面板堆石坝的主堆石料，上游砂砾石料场作为面板堆石坝的次堆石区砂砾石料，其他堆石料则采用了生产系统中的成品料。
2.2.3 关系治理的结果与海外利益
面对政治风险的挑战，关系治理表现为三种结果，即关系治理的失败、关系治理的反复和关系治理的持续发展。第一，关系治理的失败与海外利益。国家间关系受政治风险影响极大，关系的负面性和关系间的无序、竞争、对抗凸显，身份的消极互动，行为体间的不信任加深，身份认知对立;关系治理失效，海外利益风险骤增，拓展中止，海外利益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失。第二，关系治理的反复与海外利益。国家间关系受政治风险影响较大，关系的正负面性认知不清和关系间的无序、竞争、冲突存在，行为体间的信任不足，身份认知模糊;关系治理效能时断时续，海外利益风险增加，拓展和保护受阻，易遭受损失。第三，关系治理的持续发展与海外利益。国家间关系受政治风险影响较小，关系的正面性和关系间的有序、和谐更加突出，身份间进行积极互动，信任不断增强，身份认同不断提高;关系治理的效能持续发展，海外利益拓展与保护的领域和范围持续扩展，效度不断提升。
在风景园林施工中，项目经理部等部门承担着成本控制的责权利，所以项目经理应选择某一固定时间对各部门成本控制中的业绩进行检查和考评，制定相关的奖惩制度。同时，对风景园林工程成本控制条件予以明确后，要立足于工程的实际情况，将有序、协调、统一的成本控制体系形成，从而实现投资效益和成本控制的最佳化。
2.3 关系治理的深化与海外利益：关系的维护、发展与海外利益保护
应对政治风险的挑战，解决关系困境需要构建有序紧密的关系框架，加强物质和观念投入的正向引导，实现国家间身份的再正位和互动均衡，进而实现关系的维护与发展，保护国籍国的海外利益。应对政治风险，关系治理有两种路径，涉及多种行为主体和多个领域。首先，纵向历时态上，关系的发展都是经历一定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关系存在中断、反复和延续不断三种情况。关系治理的一种方式就是嵌入关系，赋予关系新内涵，优化关系，保持关系的持续性，建立行为体间的共享政治规范，实现海外利益的快速拓展与有效保护。其次，横向共时态上，嵌入关系结构，加速关系整合与拓展是关系治理的另一种方式。从主体上来看，关系治理包括整合、拓展顶层的多边关系，中层的双边关系和次国家层面的关系，形成有序紧密的关系骨架，降低关系的波动幅度。从内容上来看，增加物质和观念的投入，形成紧密的利益关系，为关系的正向互动提供动力。推动海外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领域全方位拓展，建立并夯实政治互信基础，培养行为体间的情感和身份认同，实现关系的维护与发展，提升保护效度。
3 关系治理的初步成果：中国海外经济利益拓展
从关系治理视角看，“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各国合作的平台本质上也是各国关系的建构，“一带一路”建设是关系治理实践——关系建构、维持、发展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过程。维护和实现日益扩展的海外利益，是中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直接动因[17]。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早期阶段，实现了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建构，经济关系的正面性和关系间的有序与和谐得到进一步加强，国家间的身份正位，互动更加均衡，国际合作得以实现，推动中国经济利益在沿线拓展。
3.1 关系建构：“一带一路”公共产品的供给
共建“一带一路”是一种历史渊源与现实需求对接的有益尝试。通过构建古今丝路间在“符号”“内涵”“实现手段”“正向作用”等方面的关系，建立“一带一路”的中国话语体系。为此，中国调整外交战略与布局，制定新的外交政策，欢迎其他国家搭中国发展便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构建一种互惠共赢的国家、地区和国际关系，为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3.2.2 中国国际投资范围的拓展
全球治理主要包含“硬性”的规则治理和“软性”的关系治理两种，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可以通过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式得以实现。国际公共产品就是在特定时期内由若干国际行为体通过单独或者合作方式提供的，国际社会广泛使用和普遍受益的一切物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等特点[17]。作为区域性公共产品——共建“一带一路”以“联合”而非传统的“超国家权威”“霸权”为供给模式。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不具备建立传统意义上以“超国家权威”“霸权”为供给模式的条件。“一带一路”建设跨越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而不同的历史经历、发展水平、观念认知、身份定位导致这些地区信任程度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以建立规则为前提基础的“超国家权威”“霸权”供给模式面临地区“异质性”瓶颈。同时，由于“霸权模式”供给方的供给意愿和供给能力的降低，都会导致区域性公共产品“人为”的供给不足。因此，突破传统的公共产品供给惯性，转变公共产品供给思维，寻求新的公共产品供给路径，建立新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迫在眉睫。
关系治理的初步成果直接表现为国家间关系的建构。通过物质和观念投入的正向拉动，在关系建构的初期，关系的正面性和关系间的有序和谐状态进一步凸显，国家间的身份正位，互动更加均衡，国际合作得以实现，国籍国的海外利益得以拓展。
联合供给模式的起点：平等参与，共商合作大计。“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异质性”明显，区域层面很难实现规则治理。而沿线地区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凸显，实现充分发展、永久和平、有效治理是沿线各国的共同利益，且显得更为紧迫和必要。为沿线地区合作提供强劲动力，关键是以何种方式实现合作。公共产品联合供给模式强调国家行为主体不分大小、强弱平等参与，共同协商合作大计。平等能吸引更多的国际行为体积极参与，提出各方利益诉求和发展建议，集思广益，明确合作方向;共同协商，制定出更具代表性的合作大计，求同存异，明确合作内容与合作重点。
联合供给模式的过程：注重过程，共建合作平台。首先，以能力为合作基础，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公共产品供给。国际社会中的各国国家实力强弱不同且差距较大，优势领域不尽相同，各国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参与“一带一路”公共产品的供给。总体实力越强，在该领域越有优势的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公共产品供给责任。其次，以互利共赢为前提，明确合作方向，夯实“一带一路”公共产品供给的基础。再次，以政策对接、发展战略对接为合作具体路线图，产生“1+1＞2”的效果，保证“一带一路”公共产品充足供给。最后，以项目为合作重点，形成“一带一路”公共产品供给的有力依托。
联合供给模式的结果：实现承诺，共享合作成果。与“国内公共产品供应方—消费者关系模式：即公民纳税—国家供应公共产品—公民消费公共产品—公民纳税的循环机制”[18]类似，“一带一路”公共产品联合供给模式由“共商合作大计”到“共建合作平台”再到“共享合作成果”，最后再回到“共商合作大计”，实现了沿线公共产品联合供给的“起点—过程—结果—起点”的良性循环。共享“一带一路”公共产品供给成果有利于增强各国之间的信任，为推动各国经济发展，维持世界和平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起点和中国海外利益拓展的保障。
3.1.2 供给内容：“硬”物质和“软”精神
“一带一路”公共产品供给的内容是“硬”物质，即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的“互联互通”;“软”精神，即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的内容是关系治理的基础以及具体作用领域。
水务局“不逼供”？这看似无厘头，却并非天方夜谭；它虽然不是既成事实，却千真万确地出现在严肃的官方材料中。
1.1 子宫病变 子宫相关病变导致的不孕占不孕症的10%～15%[5]，精子运输、胚胎着床等均受子宫相关病变的影响，常见因素包括子宫发育畸形、宫腔粘连、子宫肌瘤、子宫内膜息肉及子宫腺肌病等。
二是“软”精神，即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国与沿线国家重拾历史记忆，挖掘其中的共同联系纽带，培育共同集体情感，实现地缘文明背景下的共同发展等具有重要的作用[1]。“失序”“滞后”的世界秩序需要中国治理文化和思想，时代赋予中国重回“知识生产大国”的动力。中国总结、升华丝路精神作为“一带一路”建设“软性”公共产品，实际上是一种“知识生产”、思想文化的再创造和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沿线的区域合作，推动沿线发展。这需要从认知维度理解全球问题，转变思维，寻找解决方案。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丝路精神这一“软性”公共产品超越传统的“超国家权威”“霸权”公共产品模式的“权力逻辑”和“利益偏好”局限，从整个人类发展的高度和国际社会和谐的全局出发，为“一带一路”建设创设良好的观念认同环境。
3.2 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拓展
经济利益是海外利益的基础[19]。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公共产品供给，加速了中国经济利益在沿线的拓展，主要表现为中国世界贸易空间的开拓、中国国际投资范围的拓展和中国国际产能合作的发展。
3.2.1 中国世界贸易空间的开拓
历史维度上，中东地区先后交叉出现阿拉伯帝国、波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创造了辉煌的文明，继承帝国衣钵的沙特阿拉伯、伊朗、土耳其自觉肩负起复兴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现实维度上，从宗教信仰和民族构成来看，沙特阿拉伯以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的阿拉伯人为主，伊朗以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波斯人为主，土耳其以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的突厥人为主，以色列以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为主。不同的历史使命和现实中的民族宗教差别，塑造这四个地区大国不同的利益诉求，撕裂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中东，拉大中东地区国家间关系的裂度。而这些国家又借力域外大国，进一步加剧中东的“碎片化”程度，多向度地拉大国家间关系的裂度。
目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取得了较大成果。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立了数量可观的经贸合作区。如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泰国泰中罗勇工业园、越南龙江工业园、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区、吉尔吉斯斯坦亚洲之星农业产业合作区、中俄(滨海边疆区)农业产业合作区、匈牙利中欧商贸物流园、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中国印尼综合产业园区青山园区、中国·印度尼西亚聚龙农业产业合作区等，成为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动力。同时，中国与沿线国家互办商品博览会。中俄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已经连续举办多届，加速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2014年至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参与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对“一带一路”参与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20]。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7.37万亿元，同比增长17.8%，高于我国整体外贸增速3.6个百分点，占我国外贸总值的26.5%，其中出口4.3万亿元，增长12.1%，进口3.07万亿元，增长26.8%[21]。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关系更加紧密。
3.1.1 供给模式：“一带一路”公共产品的联合供给
“一带一路”建设使沿线国家成为中国投资的聚焦区，推动中国投资空间的进一步拓展，为中国海外投资创造新的机遇。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快速增长。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达到153.4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沿线20个国家建立了56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东道国增加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22]124。2016年末，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为1 294.1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9.5%。存量位列前十的国家是：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老挝、哈萨克斯坦、越南、阿联酋、巴基斯坦、缅甸、泰国[23]22。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行业日趋多元化，投资存量分布在多个行业领域，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电力热力供应、农林牧渔等[22]126。中国在沿线地区的投资质量显著提升。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的优势领域。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国门，围绕资金、技术、服务和管理等议题与沿线国家进行对话，深化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6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8 158份，新签合同额1 260.3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6%，同比增长36%;完成营业额759.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7.7%，同比增长9.7%[22]127。2018年1—7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2 240份，新签合同额571.1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45.6%，同比下降26.9%;完成营业额450.8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3.8%，同比增长17.9%[24]。
3.2.3 中国国际产能合作的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的工业产能转移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的工业产业能力已经超出了国内的发展需求。部分领域的优质工业产能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剩，需要寻找海外市场。2016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将与我国装备和产能契合度高、合作愿望强烈、合作条件和基础好的发展中国家作为重点国别，并积极开拓发达国家市场，以点带面，逐步扩展。将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作为重点行业，分类实施，有序推进[25]。“一带一路”沿线的部分国家对工业产能需求巨大，成为中国优质工业产能转移的“首选地”。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的优质工业产能转移搭建有效的对接平台。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将本国过剩的优质工业产能转移给沿线部分国家，满足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2017年10月，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老挝Phogsubthavy集团就在老挝丰沙湾建设1×220MW洁净高效电厂项目签订了EPC合同。该项目位于老挝川圹省孟坤县境内，合同总金额1.52亿美元，合同工期32个月[26]。2017年5月投资38亿美元的首条海外全中国标准铁路——肯尼亚蒙内铁路正式通车;在乌兹别克斯坦承担的最大单体工程承包项目——乌兹别克斯坦聚氯乙烯项目;中国与塞尔维亚经济合作典范——河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案等[26]。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既助推了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加速了沿线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合作各方的共赢。
4 关系治理的挑战：中国海外利益的政治风险
任何国际经济关系不可避免地对国际地缘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也会产生冲突[27]。同时，“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存在政局不稳、政治腐败和法制不完善等政治风险[28]。当前，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风险主要表现为域内外大国地缘战略博弈、域内地区大国的激烈竞争和域内弱小国家的不稳定，导致沿线国家行为体的不确定性增加。这些政治风险加剧了关系的负面性和关系的无序、竞争与对抗，造成国家间的身份错位和国家关系陷入困境，使中国在沿线国家的利益受损。
4.1 顶层结构：域内外大国地缘战略博弈
“一带一路”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聚焦空间。国际体系进入持续深度调整期，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新兴大国中国、俄罗斯、印度迅速崛起，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被一些国家认为是重构国际(地区)体系，建立中国主导的全球(地区)秩序的行为。欧亚大陆作为地缘政治竞争的战略区域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区域重合，“一带一路”沿线的战略博弈影响着中国的海外利益。
4.1.1 中美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博弈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迅速提升。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后调整为“转向亚太”战略)和“新丝绸之路计划”。自此，美国不断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动作，试图压缩中国战略空间。2013年习近平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美国部分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正在放弃‘韬光养晦’的外交原则，代之以扩张性的、显示肌肉的外交政策”[29]。美国一些分析人士将中国的新举措称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认为中国将利用此类举措在亚洲寻求影响甚至支配地位[30]。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是相互联系的重点战略安排[31]。前美中政策基金会研究人员香农·蒂耶齐称，“马歇尔计划”帮助美国成为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中国也寄希望于通过两个“丝路”倡议来达到同样的效果[32]。甚至有美国学者声称，中国的丝绸之路战略将产生全球地缘政治影响，连接三大洲的贸易路线一旦完成，将会对欧亚经济区和北美贸易网的持久性构成挑战[33]。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中美之间的利益重叠和竞争不可避免。2017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中美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和明朗化。
东南亚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主要区位场域，南海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核心区。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是围堵与反围堵、遏制与反遏制的关系[34]。美国与中国在南海的战略博弈不仅仅是美国遏制中国在南海地区日益增加的掌控能力，更是从长远、全局上离间中国与东盟及其东盟各国的关系，从而阻止“一带一路”建设在东南亚地区的推进。美国同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博弈包括：一是美国鼓动菲越向中国频繁挑衅。比如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中越船只西沙对峙事件，美国制造中国在南海扩张的国际舆论，将南海问题扩大化、复杂化和国际化。二是美国直接军事介入南海争端。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先后4次擅自进入中国南海有关岛礁邻近海域，而特朗普执政后，美国8次擅自进入中国南海有关岛礁邻近海域。美国直接军事介入南海，让东南亚国家在安全上更加依赖美国，东南亚地区二元结构的张力进一步凸显。三是美国联合日本、印度等域外大国力量介入南海争端。美国利用日、印同中国有领土争端和同为大国存在战略竞争的现实，依靠同盟体系和伙伴关系形成遏制中国的网络体系，增加自身与中国在亚太地区博弈的战略优势。四是美国在东盟地区论坛、美国-东盟峰会、东亚峰会等多边机制会议中频繁抛出、设置南海议题。美国的战略目的非常明显，即恶化中国周边环境，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东盟、亚太地区的国家、国际组织的合作关系，从而动摇“一带一路”建设的亚太基础。美国上述行动的合力共振，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产生安全、政治和战略环境等多维度的负面影响，冲击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
4.1.2 中印在南亚地区的战略博弈
印度自尼赫鲁政府以来一直以世界大国自居，拥有独立的外交和大国战略。大国权势和安全利益共求是当今印度对外战略的一条主线[35]。“寇松主义”“印度中心论”“地区核心国家”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前进政策”“扩展的邻居”“东向行动政策”、“西望”西亚、“北望”大中亚、“南控”印度洋，最终确立印度在亚洲或世界的“中心地位”和成为“一个领导性大国”等战略设想都说明了印度的“地理决定论”逻辑。“这也决定了印度的战略目标是：第一，确保印度的地区领导者地位，并使其他的地区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接受印度的这一地位;第二，‘说服’区外主要大国对印度‘地区核心国家’地位的认可;第三，在‘地区核心国家’的基础上，经略好大周边，并抓住战略机遇，力争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国。”[35]
受到传统思想政治教学素材陈旧的影响，导致思想政治教学过程中课堂缺乏生动性，无法吸引学生注意，削弱了思想政治教学的时效性，学生容易对思想政治教学反感，以致对思想政治教学质量的提升形成阻力。新媒体因其更新信息与传播信息速度快，其信息的传播不受时空限制，能有效拓宽大学生的视野，大学生能及时接触、掌握国内外在政治、教育等领域的最新内容，减小了学生与外界的距离。依托微信、微博、QQ等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可以第一时间传达信息给学生，让学生进行思考和讨论。同时，根据学生讨论反馈的情况，能及时迅速的调整教育内容与改变教学方法，有效引导学生思想动态，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
“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巴基斯坦将成为最大受益者。然而，巴基斯坦是仅弱于印度的南亚地区大国，其实力的增强可能会挑战印度在南亚地区的核心地位，弱化其大国权势。“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南亚汇聚，其方向按照印度洋沿线和南亚次大陆两侧推进。海上丝绸之路最终将会在印度洋地区形成一个轴辐(hub and spokes)的地区架构[36]。印度自然会认为这是中国对其进行围堵的“珍珠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严重威胁其国家安全。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在南亚地区的推进，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和印度在南亚地区甚至是东亚地区的战略博弈也可能会更加频繁。
4.2 中层结构：域内地区大国的激烈竞争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政治形势复杂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域内地区大国林立。以中东地区为例，域内地区大国的国家关系多处于“霍布斯文化”的敌意状态。中东政治格局的演进主要围绕阿拉伯人组成的阿拉伯世界、波斯人为主体的伊朗、突厥人构成的土耳其以及犹太人建立的以色列四大战略力量的强弱消长展开，并依循主权国家行为体既相互制衡又彼此借重的政治逻辑，形成埃及、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以色列“地区五强”大致鼎足而立的均势格局[37]。并以同域外大国联合的方式参与地区主动权的争夺。当前，中东地区的政治形势主要表现为，以沙特和伊朗为首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矛盾为主，以色列与其他伊斯兰国家矛盾为辅，具体表现为主观追求和客观应对两个维度：利益诉求对立;对地区事务看法和处理方式存在分歧严重。
4.2.1 主观诉求：域内地区大国利益诉求的冲突
“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供给与需求的匹配与对接实现经贸合作，提高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的关联度和融合度，促进国家、区域、全球的经济发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和国际分工体系的固化，使全球经济长期以来形成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以发展中国家为边缘的“中心-边缘”格局。沿线很多国家沦为全球经济的“边缘或半边缘国家”，经济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合作平台，以供给与需求的匹配与对接为实现路径，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从而优化沿线国家的经贸结构，为其经济发展创造机遇。对于我国来说，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拓展，有利于降低中美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过高占比，促进中国贸易结构更加的多元化和均衡化，进而降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冲击程度。
4.2.2 客观应对：域内大国处理地区性事务的目的差异
以叙利亚内战为例，叙利亚内战起因是西方国家推动的“阿拉伯之春”民主化运动，将沙特、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全部卷入其中。宏观层次上，打击伊朗成为沙特、土耳其、以色列的共同目标，而不是跟随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这场“有选择”的中东民主化运动。微观层次上，沙特作为中东逊尼派“领袖”，带领“逊尼派”国家消除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维护与拓展“逊尼派”的统治地位是其历史使命和重要责任。土耳其尽管主要信奉“逊尼派”，不过受欧洲影响成为世俗国家，在叙利亚内战中的主要利益是保持自己在中东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防止出现威胁自身国家安全的势力，打击库尔德人武装，防止其建立独立国家。以色列的首要任务是拓展与维护国家生存，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打击威胁国家安全的一切力量，构建对自身有利的中东局势。伊朗是中东唯一以“什叶派”为主的国家，与沙特和以色列处于敌对状态。伊朗全力支持巴沙尔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减轻外部压力，稳固“什叶派”的势力范围。
齐白石有两句题画诗：“省却人间烦恼事，斜阳古树看鸦归。”老人屡次以此题画，也可见其对恬淡心境的追求。可惜人间烦恼事不是那么容易省却的。官本位、金本位文化的影响，常常叫人淡定不能。譬如深恶特权思想的家长们，也时常不自觉参与钻营，只因为怕孩子“遭遇不公”。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大国的主观诉求和客观应对的不同恶化了地区安全环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域内其他弱小国家的政局稳定。一旦各方力量失衡，必将导致地区失序，弱小国家因“无向”“无序”导致自身行为的不确定性增加。
4.3 基层结构：域内中小国家的政治不稳定
2.2.1 关系的负面性影响与海外利益
受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能力和地理空间的限制，弱小国家降低外部环境影响和保持政治稳定的资源、手段、能力十分有限。全球大国、区域大国的干预或周边环境剧烈变动的缓冲空间狭小、时间延迟短，外部环境的影响强度几乎无减损地冲击国内的各个领域，改变国内原有的政治生态环境。“一带一路”沿线弱小国家奉行多元外交，沿线存在众多多边国际制度和机制，为域外大国汇集于此展开多种形式的竞争提供了“竞技场”。这无疑增加了外部环境干扰的“无向性”“无序性”，使沿线国家行为的不确定性增加，政治风险凸显。
4.4 关系治理的结果：三个案例
中国“一带一路”建设面临诸多政治风险，主要表现为东道国政治结构或政策突然发生变化。政治风险导致关系治理的不同结果，具体包括关系治理的失败、关系治理的反复和关系治理的持续发展三种。通过中国与缅甸、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关系变化的三个案例，分析关系治理的三种结果对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影响。
4.4.1 案例一：关系治理的失败
关系治理的失败是指东道国政治结构或政策突然发生变化导致的国家间关系恶化和合作的无法修复性停止。2011年是中缅关系治理的高潮时期，两国签署了建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但随着缅甸政治转型的到来，中缅关系陷入了低谷，出现退化的态势，此前20年双方构建的特殊关系受到了极大冲击[1]。缅甸试图改变与中国紧密的政治和安全关系，加强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对中国进行消极身份互动，中缅政治互信基础动摇。美国、日本、印度和一些西方国家承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给予缅甸援助与支持，利用舆论优势抹黑和丑化中国，并通过缅甸国内的媒体和相关非政府组织教唆和鼓动民众游行、示威、抗议中国相关投资项目，使中国投资政治化，激化缅甸民众的反华情绪。2011年9月30日，吴登盛政府单方面无限期搁置密松水电站项目建设。中国因该项目建设的关系治理失败蒙受了巨额的经济损失，而缅甸因此丧失的发展机会所造成的间接损失无疑更大。中缅在政治上的互信缺失和国家身份错位，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阻碍“中缅孟印经济走廊”的建设进度。
4.4.2 案例二：关系治理的反复
在课堂提问环节中，通过设计不同难度的问题，分别对不同层次学生进行提问。如简单容易的问题提问C层学生，稍难问题提问B层学生，难度较大的提问A层学生。问题的难度既在不同层次学生能力范围之内又略有一点挑战性，既让学生获得成功体验，又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第一，安全层面。一是国防安全，南海诸岛是中国国土的最南端也是南大门，其与海南岛之间的海域构成了中国的南部防御纵深，一旦失去，海南岛将成为防御前沿。二是经济安全。中国从中东、非洲等地进口原油的80%都要从南海海域和其南端的马六甲海峡通过，数据显示每日经过该区域的船只中有60%属于中国，因此可谓中国最重要的海运通道。[27]因此南海区域攸关中国的能源供应与对外贸易安全。
关系治理反复指东道国政治结构或政策突然发生变化，导致国家间关系的波动和合作的中止与恢复。中斯长期保持友好关系，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对斯里兰卡港口建设的投资。印度、美国、日本倾向于从海上地缘安全的视角看待中国在印度洋的港口布局，担心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最终转化为军事实力，将商业港口转化为海外军事基地，进而对所谓的“航行自由”构成挑战[39]。因此，美日印等大国通过舆论宣传和直接的经济援助等手段拉拢、干预斯里兰卡政局走向，阻碍中斯经济合作。斯里兰卡政府不明真相，加上有其他政治目的的政党、利益集团和个人大肆宣传，使中斯经济合作政治化。2015年3月5日，斯里兰卡政府宣布，斯方决定暂时叫停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随后中国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一豪华房地产项目也被叫停[40]。中斯政治互信遭受冲击，两国关系遭遇挫折，中国在斯投资受损。一段时间后，斯里兰卡政府意识到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能推动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增加民众就业和收入，于是同意恢复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建设。2017年12月9日，中国招商局集团获得斯里兰卡南部港口汉班托塔港的资产和经营管理权，汉班托塔港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关键节点。中斯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
1925年夏天，清华学堂筹办大学本科，请叶企孙前往，就这样，赵忠尧同叶企孙一同北上清华。第二年，清华大学成立物理系，叶企孙担任系主任，赵忠尧也正式成为清华的教员，开始担任实验课程。
4.4.3 案例三：关系治理的持续发展
关系治理的持续发展指东道国与国籍国政治关系稳定，国家间关系得到维持与发展以及合作的不断深化。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经过历史检验，成为彼此值得信赖的伙伴。2015年4月20日，中巴宣布双方关系由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升级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日，“中巴经济走廊”(CPEC)项目正式启动。中巴关系的政治、经济、战略价值进一步凸显。2016年8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巴双方已就走廊建设建立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有关项目顺利推进，走廊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41]。“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快速推进，标志着巴基斯坦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国家。中巴之间牢靠的政治关系和从领导人到普通大众之间的深厚情感和身份认同，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夯实了信任基础。尽管巴基斯坦国内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西方媒体一直唱衰中巴经济合作，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一直在稳步推进，并取得快速进展。“中巴经济走廊”的能源项目、港口建设、公路建设和铁路建设等项目持续推进。
5 关系治理的深化：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路径
“一带一路”建设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但因其建设过程面临政治、安全、法律和社会等方面的风险，中国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的过程外延到政治、安全和文化领域。当前，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主要风险是政治风险。应对沿线政治风险的主要方法是在结构维度上构建更加广泛、有序与和谐的关系框架，降低关系的无序、竞争和对抗程度;过程维度上，通过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公共产品的供给，形成对沿线国家观念的引导能力，实现沿线地区关系互动的正向引导。
5.1 框架设计：构建“一带一路”建设的关系互动模式
“一带一路”建设的关系治理应以区域层面的多边政治关系建构为总领，以国家间的双边政治关系建构为支撑，以次国家层面的政治关系建构为基础，构建更加广泛、有序与和谐的关系互动模式，降低关系的无序、竞争和对抗程度。从而降低“一带一路”沿线的政治风险，实现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与保护。
一是构建多边政治关系互动模式。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超越国家的个体性认知，重视国家的相互性关系。首先，针对区域面临的发展赤字、和平赤字和治理赤字问题设置相关议题(如“一带一路”峰会、亚信峰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等)，进行多边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等会谈，加强各方政治互信，实现区域层面的多边关系建构。其次，建立关系子群间[42]的政治合作关系，实现关系子群间的有序与和谐。再次，加强同域外第三方政治力量合作，实现超区域层面的多边政治关系建构。改善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整体政治环境，实现中国海外利益的有效拓展与保护。
一是“硬”物质，即经济领域的互联互通。通过政策沟通，实现发展战略对接和优势互补。加强设施联通，借鉴中国“道路通，百业兴”的经验，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建设，实现“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发展。提高贸易畅通度，改善营商环境，促进贸易与投资快速发展。扩大资金融通，突破“互联互通”的融资瓶颈。“互联互通”以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为出发点，结合世情，借鉴中国经验;以需求为导向，采用中国方案，满足“一带一路”建设最迫切、最真实的需求，达到促进全球经济快速良性发展的目的。
二是构建双边政治关系互动模式。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层次伙伴关系建构。首先，以关系紧密程度划分，深化同关系紧密的国家间的政治合作与外交往来，强化政治互信，实现中国海外利益的深入拓展和有效保护。其次，以稳定程度划分，加强同较稳定国家间的政治合作与外交往来，加强双边政治互信，减少中国海外利益在其国内可能遭受的各种风险。再次，以地缘远近划分，中国应优先加强同近邻间的政治合作与外交往来，加强双方的政治互信，减少对中国的战略担忧和安全焦虑，稳定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复次，探索同距离较远、稳定程度较差和关系较为疏远国家的政治合作与外交往来，传递善意，加强政治互信，为海外利益拓展与保护创造条件。
三是构建次国家政治关系互动模式。充分发挥公共外交的基础作用，加强沿线国家各级政府间的交流合作，建立更加紧密、友善的城市间关系，夯实沿线国家间的互信基础和沿线国家民众间的感情基础，实现沿线国家间更加紧密的政治关系网络的构建，为中国海外利益拓展与保护创造更好的政治环境。
5.2 资源投入与能力建设：加强“一带一路”的公共产品供给
提高关系治理效度的关键是实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观念结构的塑造。为此，应将中华文化中包容、情理兼顾和礼尚往来的互惠观念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关系治理之中，通过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公共产品的供给，形成对沿线国家世界观、利益观、文明观和安全观的四种引导能力，降低身份的摆动幅度，实现沿线地区关系互动的正向引导。
5.2.1 加强政治公共产品供给与世界观引导能力
政治公共产品供给主要指国际政治理念的提出与实践。在国际关系领域，各国不同的世界观(特别是国内精英的世界观)，直接导致制定的国家战略和实施的对外政策差异。当今的世界观主要以西方的“国”为思考尺度，强调“个体性”的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形成了国家间互为“敌友”关系的潜在假设。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国际社会频繁出现的“零和博弈”都是这一假设的不断验证。赵汀阳以中国的“天下体系”作为世界尺度和永恒尺度[43]43-49，对国家间关系的认知具有重大启发。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可以以“天下”理念世界观为指导，强调国际社会的“相互性”，世界的和平、发展和治理关乎每一个国家和全人类。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应加强伙伴关系网络构建。始终坚持正确的义利观，贯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观，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注射室是各个医院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医院中人流量相对较大的一个窗口[1]。注射室护士每天需接待不同疾病类型患者,日常护理工作中接触的最多的就是配药及注射时所使用的针头,一旦发生针刺伤则会导致受污染体液、血液通过血源接种到护理人员体内,如破伤风杆菌、乙型肝炎病毒等,均可通过该方式对注射室护士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危害[2]。为有效避免发生针刺伤等意外情况,本研究分析注射室护士发生针刺伤原因,并提出相应防护策略,现作以下报告:
5.2.2 加强经济公共产品供给与利益观引导能力
“一带一路”的提出与实施赋予海外利益更多的利他属性，“一带一路”以互利共赢为基本原则，突出了海外利益的互利载体功能[44]。秉持互利合作的原则，一是通过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提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匹配度、融合度，塑造沿线国家内部的偏好结构，促进沿线国家国内利益集团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配合与支持。二是中国主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家战略、发展愿景、总体规划等有效对接，寻求共建“一带一路”的合适切入点，加快沿线国家间的互联互通进程[45]。三是加强与沿线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区建设，重视经济合作领域的规则建构，夯实经济合作的关系基础，降低经济问题的政治化和政治环境不确定性导致的政治风险。四是推动世界经济平衡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多为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推动世界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举措。五是实现发展成果共享，惠及普通大众，“一带一路”建设是参与各国共同商议、共同建设的成果，理应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增加沿线国家民众的获得感，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社会的平衡充分发展。六是共走绿色发展之路[46]，“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实现在发展中保护，让发展促进保护，保护并改善沿线地区的自然环境，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5.2.3 加强文化公共产品供给与文明观引导能力
文化公共产品供给指文化理念的提出与实践。加强文化投入，提升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明观的引导能力，为政治互信创造认同条件。准确把握国际社会文化多样性现实和多元化发展形势，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47]。弘扬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推动知识和思想的交流传播与相互借鉴，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用中国智慧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中国方案，以人文交流和文化产业合作的方式，让沿线国家更加了解、接受、认同中国，创造政治互信的良好人文环境。
5.2.4 加强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与安全观引导能力
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指安全理念的提出与实践。这需要加强安全资源投入，提升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观的引导能力，降低安全问题向政治领域的传导。研判地区安全格局和安全形势的变化，加强中国与域内国家和域外大国的安全合作。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构建沿线国家安全命运共同体。首先，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的领土和主权争端，管控争端双方可能发生的对抗、冲突甚至战争的安全风险，保持安全沟通机制的正常运行，提高争端双方行为的确定性，降低安全疑虑。其次，发挥中国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热点问题的解决，通过和平、合作的方式解决沿线地区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再次，通过嵌入“一带一路”沿线现存的安全结构，如利用上海合作组织、亚信峰会等安全机制的冲突管理、安全保障、信任构建功能，提高规则治理在维持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中的效度。
6 结语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期阶段实现了沿线国家经济关系的建构，经济关系的正面性和关系间的有序与和谐得到进一步加强，推动中国经济利益在沿线拓展。然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在沿线的经济利益面临经济、政治、安全、法律和社会等多维度的风险。其中，政治风险主要表现为域内外大国地缘战略博弈、域内地区大国的激烈竞争和域内弱小国家的不稳定，加剧了沿线国际行为体和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是最主要和急需解决的风险。政治风险加剧关系的负面性和关系的无序、竞争与对抗，使中国在沿线的经济利益容易遭受损失。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中国应将“一带一路”建设的关系治理范围由经济领域合作扩展到政治领域合作，加强政治合作关系的建构。因此，在结构维度上，“一带一路”建设的关系治理应以区域层面的多边政治关系建构为总领，以国家间的双边政治关系建构为支撑，以次国家层面的政治关系建构为基础，构建更加广泛、有序与和谐的关系互动模式。在过程维度上，提高关系治理效度的关键是实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观念结构的塑造。将中国文化中的包容、情理兼顾和礼尚往来的互惠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关系治理之中，通过加强对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公共产品的供给，形成对沿线国家世界观、利益观、文明观和安全观的四种引导能力，从而降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政治风险，实现中国海外利益的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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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based Governance and Protection of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 along the“Belt and Road” Route
XIAO Xi，SONG Guox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Relation-Based Governance and the expansion of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overseas interest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apparent.The expansion and protection of overseas interest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of international actors embedded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relations.Relationships have a close cause and effect relationship with overseas interest.Therefore，the two-sidedness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the structural state of the relationship determine the degree of expansion and protection of overseas interest;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the state actors build the mu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lationship and the overseas interest.Political risks such as political instability，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imperfect legal system exist in som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In addition，geostrategic game and great-power competition increase the uncertainty of behavior bodie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This intensifies the negativ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reduces the governance validity of the relationship，which damaged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So，in the structural dimension，a more extensive，orderly and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interaction model should be constructed to reduce the disorder，competition and confron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In the process dimension，by strengthening the supply capacity of public goods，it can form the guiding ability of the concept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so as to realize the positive guidanc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gions along the road and the road.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overseas interest，relation-based governance，political risk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5194(2019)01-0044-15
收稿日期： 2018-10-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专项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外交思想创新与战略布局研究”(16ZZD033)，项目负责人：肖晞。
作者简介： 肖晞(1976—)，女，博士，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宋国新(1989—)，男，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赵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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