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一个逻辑与历史的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进程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浪潮正席卷全球大地，这是当今世界众所瞩目的大事，也是国内传媒热炒的问题。然而笔者以为，目前国内对全球化的讨论还是多谈现象，少论本质；只讲当前，少及历史；对经济一体化关注较多，对全球化背后所蕴涵的社会转型意义则重视不够。这与全球化对世界发展走向的巨大影响是极不相称的，特别是在人们对东南亚金融风暴心有余悸、对中国加入世贸心存疑虑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注意把握大趋势，从哲学与历史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本文仅就全球化本质特征及其逻辑与历史的进程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全球化”的定义及其本质特征
如果仅从字面上看，“全球化”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不明确的，它只表示某种发展趋势的全球性扩张。国内传媒通常是从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化的，其实这并不全面：从历史的角度看，当前世界的经济一体化趋势不过是几百年来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从逻辑的角度看，经济的一体化也必然促进价值观和制度文化的协同互动，加速社会系统的“自组织”过程，从而形成全方位的社会一体化趋势。因此，全球化是一种以经济为先导、以价值观为核心、以政治为辅成、以广义的文化为主体的社会合理化与一体化浪潮。
首先，人类的社会进步与社会变革，归根到底都是以经济为先导的，因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与最终决定力量。没有从石器到铁器的变革及由此引起的农业化浪潮，就不会有古代文明；没有蒸汽动力革命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浪潮，就不会有现代文明。如果说古代文明是以封闭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那么，体现现代文明的全球化浪潮则是以开放的、具有全球扩张能力的市场经济开其先河的。
其次，人类的一切社会实践、社会运动与社会变革又都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导向的，全球化也不例外。《共产党宣言》庄严宣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260页。）而“民主”、“法治”这些核心价值观自近代以来更是全世界人民追求自身解放的崇高理想与奋斗目标。在现代，它们已被《联合国宪章》所认同，并作为现代文明的“灵魂”深深地渗入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之中，成为全球化浪潮的核心力量。
再次，不管是价值观的演进、时代精神的嬗变，还是经济基础的变革，最终都需要政治制度的配套辅成，这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使然。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价值观，必然追求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治。没有制度上的民主化与法治化，市场经济及社会运作就无法在公正有序的状态下进行。尽管民主政治并不先行于市场经济，但却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与现代文明的根本保障。
又次，时代精神、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必然在“自组织”的作用下形成一个有机的社会文化系统。它包括体现核心价值观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架构、经济体制、司法运作、教育体系、新闻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模式及组织形式。因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是与经营自由、法规管理、司法独立、分权制衡、舆论监督等密切相关的。近现代以来，这种广义的文化已呈现出明显的趋同现象，充分体现了全球化博大的外延。
最后，上述诸要素的良性互动必然使全球化浪潮朝着合理化与一体化的方向推进。所谓“合理化”，从理论上说就是在实践中对真理不断认识、不断追求、不断接近的过程。从历史上看，合理化从来就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特别是在科学与理性精神高扬的现代社会，它更成了全球化活泼冲动的生命。所谓“一体化”，则是指人们在追求合理化这一目的时整合社会系统各要素，使之向优化模式看齐的方法手段。早在古代人们就认识到社会分裂、关卡林立、税制不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各异严重阻碍了经济交流与社会发展。近现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社会系统的“协同”要求及其“自组织”力量更是有力地推动经济一体化向社会一体化与合理化的方向迈进。可以说，合理化与一体化分别体现了全球化的内在本质和外部特征，二者密切相关，相辅相成：只有在合理化的感召下，一体化才会被诸多民族国家所接受；反之，只有在一体化的推动下，合理化才能冲破狭隘民族主义的框框而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因为对追求现代化、希望繁荣富强的任何国家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一切束缚发展的旧观念、旧模式终将被时代的浪潮所淘汰；所以，任何不愿自我淘汰的国家都应该认准时代潮流，以合理化为“舵”，以一体化为“桨”，坚决果断地汇入全球化浪潮之中，参与百舸争流，搏击潮峰浪尖！
二、全球化的理论前提与逻辑进程
种族不同、文化迥异的人类社会之所以会朝着全球一体化的方向迈进，是有其深刻的内在根源的，那就是人类共同的本质。无论是马斯洛的“人类需要层次论”，还是弗洛伊德的心理结构学说，或者是现代文化学所提出的“普同文化现象”，都是以人类本质属性的普遍性为前提的。尽管各民族在各自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但共同的本质属性却是超越种族与文化差异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人最有决定意义的本质属性：一方面，劳动造就了人本身；另一方面，劳动又使人成为社会的动物，并由此形成共同的心理基础。即使是不同民族的文化，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相似的文化结构或文化要素（即所谓的“文化公分母”或“文化常数”），这一点已被现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所证明。
共同的本质属性与心理基础又决定了人类社会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尽管世界上各民族的社会发展起步先后不一，进步快慢有别，但都必然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蒙昧到文明的进步过程。即使是落后民族在与先进民族接触的过程中，也会跳跃式地实现社会转型，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主流社会之中。因此，无论是斯大林总结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还是托夫勒创立的三次浪潮学说，或者是孔德、摩尔根、斯宾塞等人提出的形形色色的社会进化理论，都是以承认人类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为前提的。尽管各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人类共同的本质属性与心理基础却决定着大趋势的普遍性。既然特殊性与普遍性是无法割裂开来的，这就为全球一体化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
众所周知，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如果说实践的目的性，即人类对自我发展的追求是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的话，那么，由实践的社会性所导致的相互联系则成了社会进步的外在条件。对全球化来说，前者是它的主观因素，后者是它的客观基础。
首先，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均具有自我发展的心理需要，并由此产生了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与争强好胜的竞争精神。没有人类的欲望，就没有社会的发展，对真善美的追求自不必说，即使欲望以“恶”的形式出现，客观上也使社会充满活力。恩格斯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以来，正是人的恶劣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8页。）就欲望本身而言，它虽源于个体的心理需要，但如果表现在君主、权贵或思想精英身上，则转化为群体行为，或凝聚成阶级阶层的要求，甚至成为民族共识。众所周知，发展不平衡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个体发展的不平衡通常会导致社会成员的分化与个人的沉浮；而群体发展的不平衡则会造成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强大与弱小的差别，并直接改变着历史的面貌。在古代，大吞小、强并弱、优胜劣等现象就在强大的群体（民族、国家）追求自我发展的驱动下产生的。在近现代，民族国家追求自我发展同样成了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所不同的是，近代以西方殖民扩张为特征的全球化还处在强制推行的自发阶段；而在文明理性高扬的今天，全球化已进入了择善而从的自觉阶段。
其次，人类的自我发展又是离不开社会联系的。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人类社会也不例外。联系是事物和现象存在的基础，当然也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人类的社会性决定了人们必然生活在各种社会联系的网络之中。而联系无疑是个体及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在狼群中长大的“狼孩”虽有人的遗传基因，但却是一个白痴；原始森林中与世隔绝的土著部落也只能是一个停滞的群体。只有人与人、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的联系才能产生学习模仿、比较鉴别、取长补短，从而促进双边或多边的良性互动和文化传播。所以传播学派认为，全部人类文化史归根到底是文化传播、借用的历史，而联系则是传播的媒介。人类历史就是在“联系—传播”的过程中发展的：从原始群团发展成氏族部落，由部落联盟演变为民族国家，直到形成大国势力范围或地区文化圈，这就是一个通过联系由小到大、由地方性到地区性的文化传播与社会同化的过程。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国的建立、疆土的扩大及中华文化的传播也是一个这样的过程：从夏商周到清代，无论在民族同化、或者在疆土拓展、文化传播方面，均呈现出扩大化、地区化的明显趋势，中华文化的辐射甚至超出中国的疆界，扩展到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地区。在南亚的印度、西亚的阿拉伯、地中海的古罗马、奥斯曼，同样因联系、兼并、传播、同化而出现地区化的现象。尽管不能把这种古代的地区化看作全球化的先声，但它也预示着人类联系的扩大化与深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此，只要社会还在进步，只要联系还在加强，它必将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古代的地区联系也必将被现代的全球联系所取代。由此可见，全球化是社会发展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全球化浪潮的历史进程
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是我们把握事物的本质及规律的基本方法之一。人类实践的社会性、追求自我发展与相互联系的内在必然性，以及社会系统各要素相互作用的关联性，都向我们揭示了社会发展走向全球化既是一个逻辑的进程，也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进程。
综观历史，可以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性质演变与阶段特征：从纵的方面看，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一元化”、“多元化”、“全球化”三大阶段。这是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周期，也是一个“趋同”与“趋异”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过程，即由“同”向“异”分化（从“正题”到“反题”），再由“异”向“同”整合（从“反题”到“合题”）的螺旋上升。在趋同与趋异的矛盾运动中，同与异往往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总体的趋异往往伴随着局部的趋同；而全局的趋同也蕴涵着局部的趋异。分离是异化的起点，而联系是同化的动因。同异互化也体现了质量互变的辩证法：由同到异的量变是从“一元化”到“多元化”质变的必要准备；由异向同回归又是从“多元化”到“全球化”的量变的必然结果。而其中还交织着量变中的部分质变与质变中量的扩张。我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极其生动地展现了这个动态的过程。
众所周知，人类是森林古猿在进化过程中异化的结果，但却以一元化的“同”为其社会历史的起点（“一元”本指宇宙初始的混沌状态，这里用来指人类社会初始的混同状态）。现代生命科学研究表明，人类有着共同的起源与共同的生理心理基础，所以才有共同的本质属性与相似的发展规律。全人类均起源于非洲的同一族群，因而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及原生文化，即群聚而居，搜集为生，打石为器，平等共享。这是人类的“群落史时代”，部落族群是该时代的主角，居住地就是他们的舞台。然而，“同”的起点也是“异”的开始。随着猿人散居到世界各地，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逐渐出现人种的分化。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民族开始形成；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民族国家陆续出现，世界历史从此进入了“多元化”的阶段。“多元”在这里指的是多民族的形成与文化的多样化。在这一阶段，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全球性趋异与区域性趋同之特征：一方面，新的民族在异化过程中不断形成，新的国家以民族为依托不断产生，新的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发展，真可谓“异彩纷呈”。另一方面，由于民族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地区性的强势民族及优势文化逐渐脱颖而出，并在战争兼并、民族融合、文化征服过程中推进本地区的“趋同化”，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各具特色的地区“单元”，汤因比把它们称之为“文明”，他认为历史上先后存在过二十六个这样的“文明”。由此可见，众多“文明”的形成既是全球“多元化”的反映，又是各地区局部“一元化”的结果。于是，继“群落史”时代之后，人类又进入了以大地区为舞台，以诸多“文明”为主角的“地区史”时代。在这个时代，由于全球性的优势经济与全球性的主流文化尚未出现，因此，“多元文明”处在相对平衡的状态之中。
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在西欧兴起。对于尚处在农牧时代的世界大部分地区来说，资本主义的出现无疑是一种新质的突破，而这支新生力量一诞生，即以它先进的生产力快速地进行量的扩张，“地区史”时代多元文明的相对平衡被打破了，世界性的优势经济与主流文化开始形成，并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而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开来，人类社会从此由“地区史”进入了以全球为舞台，以发达国家为导演的“全球史”时代，多元化的趋异开始向全球性的趋同转化：随着全球贸易、全球投资的兴起，过去那种闭塞的自然经济、民族经济逐渐被全球经济所取代；与此相伴的是发达国家的价值观日益向全球渗透，它们的制度模式、社会文化也同时在全球推广……在这个由“异”向“同”整合的大趋势中，尽管微观的“趋异”亦在同步进行，如专制一统逐渐被地方自治、信仰自由、个性解放所冲垮，但宏观的趋同是不可阻挡的，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的当代世界，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共识，再次获得迅猛发展的势头。
从横的方面剖析，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又可粗略地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史，它们同样呈现出与“一元化”、“多元化”、“全球化”相呼应的性质演变与阶段特征。
就经济的发展而言，它大致经历过搜集经济、自然经济及市场经济三大阶段，这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在石器时代，人们靠原始的狩猎和采集为生，经济活动只懂“搜集”，不懂“生产”。在铁器时代，农业生产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但落后的生产工具仍限制着人们的生产规模与活动范围，故形成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蒸汽、电气时代，能源动力革命和交通工具的进步导致了工业化的兴起，促进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这就决定了孤立闭塞的自然经济必将被全球流通的市场经济所淘汰的历史命运。
就政治的发展而言，则大致经历过原始公社制、集权君主制、及分权民主制三大阶段。在极端落后的蒙昧时代，既没有成文法，也不存在所谓的“政权”统治，社会成员平等，经济利益共享，氏族部落的生活秩序全靠自发的习惯规范维持。在等级压迫的野蛮时代，政权来自暴力强权，少数人垄断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社会政治本质上是一种以暴力为后盾的自上而下的威权统治。在理性觉醒的文明时代，政权的来源由无序的群雄逐鹿转向有序的民众选举，政治运作也相应地由威权统治转向法规管理，并日渐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全球模式。
就文化的发展而言，又可分为原生文化、民族文化、普同文化三大阶段。在原生文化阶段，由于社会原始，生存不易，人们的文化活动自发地为生存服务，如氏族组织与石器文化；其朴素的意识形态则以“祖谕”（如习惯法）、“神谕”（如问卜）为价值取向。在民族文化阶段，由于阶级已形成，国家已出现，统治阶级所控制的意识形态有意识地体现统治的需要，这就使文化带有浓厚的“权谕”色彩。但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又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征。在普同文化阶段，由于民主思想勃兴，理性精神觉醒，故主流价值观以“理喻”为导向，意识形态理性化、制度规则合理化有力地推动着文化的整合。不合时宜的民族文化将逐渐衰落，或日益被世界优势文化所同化。——这是一个严酷的现实！
四、与全球化相关的若干问题辨析
既然我们把“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即“合题”阶段）来看待，并承认它的进步性与必然性，那么，一些与此相关的问题便随之而来。
其一是全球化与西化的关系问题。不言而喻，全球化并不等同于西化。但这个问题要从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段来具体考察。在过去西方工业化兴起的时代，全球化是与殖民扩张相伴随的，它确实带有一些西化的色彩。因为在16世纪，东方地区大多尚处在农牧经济与专制政治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的确代表了新生产力与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事物总是变化着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它本身也在变，在产生否定它自身的异己力量。例如，自从资本主义进入机器工业时代以来，由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即对资本主义制度发出严重的挑战；西方资本主义对亚非拉的殖民统治，也促进了当地近代工业的产生及工业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而西方思想在亚非拉的传播，则唤醒了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意识，催发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殖民体系的掘墓人正是殖民主义本身。在现在，即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以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为动力的世界现代化进程更是超越了西化的狭隘范畴，而具有全人类的意义。因为，全球化的实质就是合理化，所以优化选择成了全球化的根本取向：哪种文化有优势，哪种模式合理，大家就向它学习，参与它并发展它，而不拘泥于它是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的。例如，80年代日本公司在世界各地称王称霸，西方即掀起一股学习日本企业文化的热潮；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新加坡模式又一度受到人们的赞赏。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不要争论姓“社”姓“资”，而要看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可见问题不在于贴谁家商标，而在于以优越性来取得别人的认同。况且过去的历史已经表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规律，后起国家可以通过采取正确的发展战略跳跃式地赶超先进国家，在万舟竞渡的情况下，西方岂能永远独领风骚？因此，展望未来，全球化的西方色彩必将日益消褪。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曾指出，信息化浪潮将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给社会带来根本变革，包括资本主义的政党制度、代议制度和权力结构都将被第三次浪潮冲垮，第三次浪潮不是资本主义的胜利，而是它的“政治陵墓”。不管托夫勒的预言是否正确，我们都可以断言，未来的全球化是真正属于全人类的！
其二是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现代化”这个词与“全球化”一样也是歧见甚多、莫衷一是的。如果我们把现代化理解为代表社会发展的最高水平，理解为对先进、合理、优越的追求，那么，体现时代潮流的全球化与现代化就是基本重合的，它们的历史起点也是大致同时的：16世纪资本主义的兴起既是“全球化”的序幕，也是“现代化”的先声。这是二者的联系。当然，全球化与现代化也有区别：一般说来，现代化是全球化的目的，全球化只是现代化的手段。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全球化则是相对于多元时代而言的。因此，全球化主要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代表着人类社会的某一阶段。我们无法预见千百年后它会不会过时，会不会出现不同的发展趋势，因为即使到了“否定之否定”阶段，事物的发展也不会终止。而现代化则与此不同，它是一个常新的概念，总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更新它的内容，即使千百年后，先进、合理、优越仍永远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其三是全球化与理想化的关系问题。应该承认，全球化并不是尽善尽美的社会发展模式，对具体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全球化虽然追求“世界大同”或“地球村”的理想，但却立足于冷酷的现实，因为缺乏现实基础的理想主义只会比现实主义更远离理想。在19世纪的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搞的“法郎吉”和欧文搞的“劳动公社”均以失败告终。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过去被理想化的计划经济最终也让位于有竞争、有破产、有失业的市场经济，但国民经济却比以前更强大，人民生活也更美好。由此可见，现实主义反而比理想主义更接近真正的理想，而这种接近，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当前全球化的推进方式也是这样，它不要求飞跃式的“一步到位”——从发展的眼光来看，社会进步也不应有“到位”的时候——因而在理论上坚持可能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原则，在实践上则脚踏实地地为可能性向现实转化创造条件，决不拔苗助长，急于收成，果实成熟一颗，方可摘取一颗。关于这一点，东南亚国家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过早开放资本市场、引发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反观欧盟一体化的每一项进展和关贸总协定（世贸）的每一个“回合”，都是经过长期酝酿、艰苦谈判、互相让步妥协才取得的，然而，每前进一步，也就向理想靠拢了一步。这就是全球化进程中理想与现实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了世界的两大潮流，全球化浪潮正在欧盟、东盟、WTO等一体化进程中蓬勃发展。 中国在东亚金融风暴后加入WTO的决心仍不动摇，这表明我们政府是有远见卓识的， 她必定能克服全球化的某些负面影响，把我们国家带向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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