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若干问题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若干问题论文,一书中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一书（李鹏程先生著，人民出版社1993 年4月第一版。以下凡引自该书的内容，只注页码），是国内研究毛泽东的又一部很有份量的学术专著。该书把毛泽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放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框架中“进行大视角的观照”，深刻分析了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批判、毛泽东的中国文化模式的形成、毛泽东“对中国新文化的全面铸造及其偏至”，提出并初步分析了毛泽东时代之后诸多深思的文化问题。书中的不少学术观点令人耳目一新，读后颇受启迪。但是，笔者感到，书中也有若干史实失真之处，个别提法和重要观点也还可以再商榷。此陈管见，与李鹏程先生讨论。
一、若干史实的辨正
1、1893年12月26日， “居住在贫瘠山村的农民毛顺生的妻子文其美生下了他们夫妇的第一个男孩，他就是毛泽东。”（第2页， 重点号为引用者所加，下同）严格地说，这一表述不够准确。其实，毛泽东的父母共生五个儿子，两个女儿。长子、次子和两个女儿都在襁褓中夭折，第三个儿子才是毛泽东。母亲怕这个儿子又不能成人，毛泽东出生后两个多月即被带到外祖母家——湘乡县四都唐家圫。唐家圫的后山有个龙潭圫，圫内清清的泉水四季不竭。在圫口有一块约两丈八尺高、两丈宽的巨石，人称观音石，石上建有“石观音”庙。毛泽东的母亲按照当地的习俗，烧香叩头，让儿子拜这块巨石为干娘。又因毛泽东实际排行第三，故给他取的乳名为“石三伢子”。另外，确切地说，毛泽东的母亲不叫“文其美”而是“文七妹”。她没有读过书，没有正式的学名。因在文家排行第七，家庭邻里都称她“七妹”。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她叫“文其美”，是音译之误。
2、“毛泽东出生后16年多的时间内一直生活在他的家乡农村， 生活在父母的身旁，”（第2页）“只是到了17岁那年（1910年）早秋， 他才第一次离开了从小养他的父母和他已十分熟悉的家乡，到50里以外的湘乡县的东山高级小学去读书”。（第2页）
如前所述，文七妹为了能把第三个儿子养大成人，不但按照当地习俗把毛泽东带到那块被认为能镇妖降福的巨石跟前，烧香叩头，拜为干娘，而且还让毛泽东认七舅（文七妹的同胞大哥，在同辈男孩中排行第七）母为“干妈”，因为七舅和七舅母儿女众多，被认为是好命人。认七舅母为“干妈”，意在托福。此后，毛泽东经常住在外祖母家，受到外祖母及舅舅、舅母的特殊厚爱和悉心教养，主要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在东山小学读书期间，又经常到外祖母家度假日。因此，毛泽东对外祖母家的感情很深，与舅家的表兄弟朝夕相处，关系融洽，情同手足。1920年9月，七舅病逝，毛泽东专程回乡送终。可见， 不能说毛泽东17岁时才第一次离开父母和家乡。
3、“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南京政府的九个总长中，只有两位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一个是稍有革命倾向的温和的立宪派，此外六人都是立宪派和旧官僚。”（第40—41页）
认为南京临时政府九个部的总长中只有两人是革命党人，一个是稍有革命倾向的温和的立宪派，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于1912年1月3日向各省代表会提出了国务院九部总长的人选名单，其中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内务总长宋教仁都是同盟会员，力图由革命党人掌握临时政府的重要权力。但这一名单遭到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反对。随后几经磋商，孙中山提出的新名单获得各省代表会的通过。其中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三人和各部次长都是同盟会员。
4、“《盛世危言》一书出版于毛泽东出生后的第二年（1894 年），是郑观应的社会变革思想的最杰出的代表作。”
《盛世危言》正式出版于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而不是1894年。该书成书并定名为《盛世危言》出版发行有一个过程。郑观应于1862年写成《救时揭要》一书，后经改写增订，定名为《易言》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由香港中华印书总局刊行，作者署名“杞忧生”。以后他又增补修订，取名《盛世危言》，于1893年正式刊行。该书的中心思想是主张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认为这才是富强之本。此书在当时影响极大，腾播朝野，各种翻刻版本达10万多册，清政府总理衙门就曾印行两千册，分发众大臣阅读。
另外，《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一书第91页说“1919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后”，应是1911年，可能是印刷错误。
二、关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项运动”
“‘大跃进’的思想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左右了全党，从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项运动普及全国。”（第8页）
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并称为“三项运动”，这种提法是不准确的。总路线是指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总纲领，而不能说是一项单独的运动。众所周知，这里的总路线即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它是根据毛泽东的创议，由1958年5 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内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随后在宣传中又片面地强调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于是，盲目求快就压倒了一切。会议结束后，《人民日报》于5月29 日发表题为“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的社论，提出“总路线确定之后，全党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贯彻执行这条路线，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使总路线的灯塔照耀全国人民的一切工作。”“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总路线的思想指导下蓬勃兴起的。尽管当时曾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并称为“三面红旗”，但是，总路线与后两项运动的关系是指导纲领与具体实践的关系，而不是并列的三项实践运动。
三、关于少年毛泽东的文化性格
对少年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的判定，是该书的一个主要观点。该书指出，毛泽东“对中国文化传统和历史传统的理解与站在传统官方雅文化立场上的人们有根本的不同”，毛泽东在封建自然经济的贫脊山村中从家庭、学校和乡里邻人那里最初得到的文化教养中所形成的文化性格基调是：“反对传统的封建权威和传统的封建文化，而热爱民间俗文化。”（第84页）书中用以证明这种观点的论据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反抗私塾先生那种苛刻、粗暴、严厉的教学方式，“毛泽东在10岁时曾经逃学，但又不敢回家，抱着朦胧的目的进行过三天的流浪。”（第82页）二是毛泽东1936年对斯诺说过：“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
据毛泽东自己回忆，他10岁时确实逃过学，但是瞎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家里人找到了，这次逃学意味着什么呢？该书指出，毛泽东从少年时代接受文化活动的开始，“就形成了思想深处的二元文化结构：从客观上来说他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无意识的接受者；而从主观上来说他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有意识的否认者和批判者。……这一次逃学行为则标志着他对传统的儒家理论文化的背叛态度……这种反文化传统（实际是文化现状）的自我放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大约与他其后一生许多年每当面临个人文化危机境况的时候所采取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不无关系。”（第83页）
一个10岁的孩子，喜欢读那些故事情节很强、传奇色彩很浓的小说，而不喜欢读艰涩难懂的儒家经书，用逃学的方法来反抗私塾先生的呆板、苛刻、粗暴的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这是符合少年儿童身心发育规律的正常现象。旧社会的私塾让儿童读四书五经，大概主要能起到认字与锻炼记忆力（死记硬背地锻炼）的作用，而对于他们的智力开发，对他们了解社会人事、学习自然常识，所起的作用似乎不大。鲁迅就说过，他幼年在私塾读那些古书，并无多大好处，真正能帮助开窍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等，使他一生受益的不是经学而是杂学。鲁迅出生在书香世家，又在当时文化比较发达的绍兴读私塾，他对私塾时的读书生活尚且这样认识，何况处于偏僻山村的农家子弟毛泽东呢？10岁时的毛泽东之所以不喜欢读经书而爱看传奇小说，除了经书难懂，老师照本宣科，学生只能囫囵吞枣地死记硬背，枯燥无味外，还因为他正处在好奇心极强、天真顽皮，易受感染的年龄。他后来在《矛盾论》中说：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1 〕加上毛泽东记忆力过人，小说中的许多故事他都能背出来。在毛泽东的著作和谈话中，不但引用中国古典小说中故事人物的地方很多，而且引用儒家经典和历史典故的地方也很多，几乎是信手拈来，皆成文章。当他的读小说的兴趣爱好受到私塾先生的阻止或因此受到体罚时，逃学便是合符逻辑的结果。
把一个10岁孩子的逃学行动看作是对儒家理论文化的有意识的否认和批判，恐怕有拔高之嫌。
接下来的问题是，能否根据毛泽东的上述读书兴趣来认定他的文化性格基调是反对传统的封建文化而热爱民间俗文化呢？该书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使用了这几个概念：“传统的封建文化”、“封建雅文化”、“传统的官方雅文化”、“民间俗文化”等。依笔者的粗浅理解，书中在使用前三个概念时，意思基本相同，“官方雅文化”与“民间俗文化”只是相对而言的。从题材、形式上作些区分似乎可以，但是如果要从思想上、价值取向上把二者严格区分开来，那无异于“抽刀断水”。恩格斯说过，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时代的思想都是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思想。毛泽东爱读的那些中国古典小说与儒家经书的内容不同，但是它们所宣传的思想、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等，基本上没有超出三纲五常的内容。从这一点上说，这些古典小说又都属于“传统的封建文化”。李鹏程先生也指出：这些“俗文化中也不乏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封建礼教的说教”。是否可以这样说，民间俗文化与官方雅文化在核心思想、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另外，从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爱读的书来看，既有上述古典小说，又有《春秋左氏传》、《鉴纲易知录》（这是清朝康熙年间的吴乘权等三人对其他“卷帙太繁”的史书进行删繁就简编成的一部简明中国通史），到长沙读书以后，还很爱读《资治通鉴》、《春秋左氏传》、《读书方舆纪要》及《御批通鉴辑览》（这是根据乾隆皇帝御批而编写成的《资治通鉴》的删节本），还有古代文选、一些古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的作品。其中，他对《资治通鉴》和《左传》的兴趣终身不衰。据李锐先生统计，《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引用的成语典故和史实，属于《左传》的约有四十条。 〔2〕后来在革命战争年代，他言谈、撰述中经常举出《左传》中的例子。从他对《左传》内容的熟悉程度、分析详尽及引证次数之多可以看出，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确实对《左传》下过一番苦功夫。这些都是中国经、史中的代表作，似应属于“官方雅文化”范畴。由此看来，不能简单地说少年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基调是反对传统的封建文化或叫官方的雅文化，而热爱民间的俗文化。
四、关于毛泽东的文化历史观
这是该书论述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该书结论部分说：“毛泽东一般地并不像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粗糙地全盘批判历史传统，而是把文化的历史一分为二：反动的统治阶级的文化和进步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前一种就是所谓的朝廷文化、士大夫文化或曰精英文化，后一种就是所谓的稗野文化、乡里文化和市井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区分，就是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区分。毛泽东从他的人民性的立场出发，鄙弃雅文化而崇尚俗文化。……他总是以俗文化为主体，力图颠倒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雅文化与俗文化的主次地位，即以俗文化的立场、态度去改造和利用雅文化的资料成份。”（第375页）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第一，是否可以把毛泽东的文化历史观理解为雅、俗文化的两分法？第二，毛泽东是否鄙弃雅文化而崇尚俗文化，并力图颠倒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雅、俗文化的主次地位？
先说第一个问题。毛泽东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看法是“精华、糟粕两分法”而不是“雅、俗两分法”。在文化选择的问题上，他的一贯立场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化。他说过，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有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他（它）们代表着我们祖先所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化。正如中国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一样，中国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它必须也必然带着我们中华民族的特点。“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3〕这也是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重要条件。但是， 我们尊重自己的历史，并不是对祖先的文化遗产兼收并蓄，而是“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4〕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 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以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服务。
尽管毛泽东的思想、行为有时存在着矛盾，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会提出一些互相不协调的观点，但是，就现在掌握的资料看，毛泽东并没有把朝廷文化、士大夫文化、精英文化——雅文化看作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也没有把稗野文化、乡里文化、市井文化——俗文化看作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因为所谓雅文化和俗文化中，都有精华和糟粕。1960年12月，毛泽东在同两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对这一问题作过很好的说明：“应该充分地利用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候……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若干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5〕可见， 毛泽东的文化历史观是精华、糟粕两分法而不是雅、俗两分法。
再说第二个问题。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爱读什么书，从一个侧面具体体现了毛泽东的文化历史观。所以，看一看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第二个问题。
毛泽东确实曾多次表示，要同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但是，他又多次说过要继承文化遗产。他个人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有着非同寻常的嗜好。这些看起来似乎矛盾的言行，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的那种继承和超越传统文化的自信。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前期，把较多的时间用在了研读古典经籍上面。这同康有为、梁启超尤其是杨昌济的影响有关，同时也由于毛泽东自幼能背诵四书五经中的许多篇章，这时再去研读便十分顺手，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要救中国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直到五四运动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他仍认为“略通国学大要”是救国的必备条件之一。1915年6月25 日致湘生的信中说：“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源，……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6 〕同年9月6日，在致萧子升的长信中又说：“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7〕意思很清楚：要有精通中西学术的奇杰才能救中国， 其中首先要精通国学常识。怎样获得国学常识呢？毛泽东认为应从经、史、子、集中选出若干篇有代表性的篇章，由点及面地详加研究，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我国的经、史、子、 集浩如烟海， 仅收入《四库全书》的就达3460种。1916年2月29日，毛泽东致萧子升的另一封信中，开列了经、 史、子、集中必须阅览的77种书目，认为“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8〕
正因为毛泽东把精通国学视为救国奇杰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也由于他所受的教育和知识结构的缘故，他毕生爱读中国古书，即使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其兴趣也丝毫不减。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他的需要，买了一部比较齐全地收录了我国古典要籍的《四部备要》，还陆续添置了大字本的《二十四史》及其他古书。其中约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毛泽东不仅通读过，有些部分还不止读过一遍，而且在上面作了大量的圈画批注。在古典诗词方面，自《诗经》以下，我国历代诗词曲赋，他差不多都广泛阅读过。其中比较喜欢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元曲。他晚年外出时常带这类书籍。按照通常的理解，经、史、子、集和诗、词、曲、赋似应属于雅文化的范围。仅从这一点上看，似乎就不能笼统地说毛泽东鄙弃雅文化。孔孟之道恐怕算是中国古代雅文化的代表了。毛泽东对孔孟学说并不是完全否定的。1939年2月，他在致张闻天的信中集中评论了孔子的若干思想， 认为孔子的哲学体系是观念论，“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与拥护……。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9 〕在谈到孔子的“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时说：“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10〕对孔子的“知、仁、勇”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11〕1943年6月，党内有同志提出， 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的学说都是错误百出的。针对这种观点，毛泽东指出：“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孔孟有一部分真理。”“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12〕直到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还说，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至于全盘否定孔孟之道，那是毛泽东晚年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时候。
虽然毛泽东对孔孟学说和传统文化的其他问题的评价，有时表现出从主观需要的角度来随兴引申发挥的特征，但这并没有打断他的文化思想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应该说，科学地历史地评价前人的文化成果，承认其相对的真理性和特定时代的进步价值，这是毛泽东的文化历史观的基本内容。他努力建设的中国新文化是与新的政治、经济相适应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始倡导“古为今用，评为中用，”既反对全盘西化论，又反对中体西用论；始终把重点放在“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和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上；认为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对广大的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民群众而言，文化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普及。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毛泽东进行文化吸收和选择的最大的特点是反对教条主义，着眼于一个“用”字。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的思想、言行中积淀有大量的传统文化的（主要儒家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等，就认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也不能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他注重提倡人民大人的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就简言地认为他鄙弃雅文化而崇尚俗文化。
收稿日期 1995—03—14
注释：
〔1〕〔3〕〔4〕《毛泽东选集》1991年第2版，第一卷，第331， 第二卷，第534、708页。页。
〔2〕〔6〕〔7〕〔8〕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11、154、156页。
〔5〕转引自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第1版，第200页。
〔9〕〔10〕〔1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145、147、148页。
〔12〕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95—196页。